劉軍寧先生的《中國，你需要一場文藝復興！》在《南方周末》發(fā)表后，在讀者群體中引起較大的反響。曾經(jīng)有幾個朋友當面問我對此事是什么看法？我說只在網(wǎng)路上看到了這篇文章的標題，首先對于標題就不認同，所以只好不再看文章的內(nèi)容。

　　話雖這么說，由于是同事的關系，我還是開始留意這件事情。今天在《選擇周刊》第115期看到軍寧先生的新文章《制度決定，還是觀念先行？》，開頭一段話便吸引了我的注意力：“中國是需要一場作為新人文運動的文藝復興，還是需要憲政民主？很多人認為，中國現(xiàn)在的問題是制度問題，不是文化觀念問題。提出文藝復興作為解決方案是對中國問題的誤診。我的看法則是，中國既需要作為新人文運動的、中國意義上的文藝復興，也需要由自由的個體構成的憲政民主。兩者之間，不是一個或此或彼的選擇。不僅如此，沒有借助于文藝形式的新人文運動的先導，沒有精神上挺立起來的個人，憲政民主就無法在中國扎根，而不論中國人多么需要它。”

　　表面上看，這番話頗有道理，仔細想一想問題就出來了：所謂“新人文運動的、中國意義上的文藝復興”，不就是“借助于文藝形式的新人文運動的先導”來提倡“精神上挺立起來的個人”嗎？稍有常識的人都應該知道，具備了“文藝形式”的文藝作品，更多的是私人性的精神表達。只要公共權力不制造一個接一個的文字獄，而且不再實施新聞出版方面的審查管制，具備高度的精神自由和創(chuàng)作能力的人，終究會創(chuàng)作出表現(xiàn)“精神上挺立起來的個人”的健康作品的。而中國歷史上一次接一次的文化運動和政治運動，迄今為止卻從來沒有創(chuàng)造出過一部像古希臘悲劇那樣表現(xiàn)“自由的個人的動作的表現(xiàn)”（語出黑格爾《美學》）的文藝作品。這樣的文藝作品，無論是發(fā)動或參與文化運動的胡適、魯迅、田漢、曹禺，還是發(fā)動或參與政治運動的陳獨秀、孫中山、毛澤東、江青，都是創(chuàng)作不出來的。

　　從另一方面來說，所謂的“由自由的個體構成的憲政民主”，其實是由“自由的個體”在公共領域里共同建設出來的可供操作的“憲政民主”的制度和程式。歐美國家一次接一次的憲政民主運動，已經(jīng)在公共領域中結(jié)出了普世性的既切實可行又行之有效的制度成果。1911的辛亥革命，也曾經(jīng)為中國社會帶來過在整個亞洲都是獨一無二的憲政民主的中華民國。只可惜這個還沒有走向成熟的中華民國，先是被孫中山的“聯(lián)俄、聯(lián)共、扶助農(nóng)工”的國民黨，借助于蘇俄的先進武器推翻打倒；
接下來又被借著“民主”反“民主”、借著“科學”反“科學”、借著“文化”反“文化”的陳獨秀以及他所創(chuàng)造的那個黨，更進一步地推翻打倒。

　　至于軍寧先生接下來表白的“有不少朋友說，在今天的中國提倡文藝復興，是在重復20世紀初新文化運動所犯的文化決定論的錯誤，有‘藉思想、文化以解決問題’的嫌疑。而我提出中國需要文藝復興，正是吸取了新文化運動全盤否定傳統(tǒng)的教訓。”更是對于并不久遠的中國歷史的嚴重誤讀。陳獨秀在“5．4”運動期間，已經(jīng)在高喊凌駕于法律程式之外的“直接行動”。孫中山及其國民黨的北伐勝利，依靠的其實就是來自蘇俄的先進武器。毛澤東的“新中國”，更是“槍桿子里面出政權”的結(jié)果�！�20世紀初新文化運動所犯的文化決定論”，到底是從何說起呢？！

　　作為一個單位的同事，我對軍寧先生提倡文藝復興的苦心和無奈還是有所理解的。然而，就我自己來說，我所要堅守的是這樣的觀念：在政教分離的現(xiàn)代文明社會里，信仰和不信仰某種宗教或某種理論，完全是一個人的私人選擇。在公共領域和公共社會中逐步建立起切實監(jiān)管公共權力的憲政民主制度，才是每一位公共知識份子的歷史使命之所在。在公共領域里，人們能夠做的只能是有形的可供操作的制度程序化的硬性的東西，而不是私人的無形的精神文化層面上的軟性的東西。在歐美國家的憲政民主制度已經(jīng)完全成熟而且顛撲不破的情況下，觀念問題其實已經(jīng)簡約化為敢不敢于挺身而出說真話的問題。利用一個接一個的典型案例來放大和推動公開監(jiān)管公共權力特別是最高權力的民主訓練，比起空講難以捉摸的文化觀念要切實可行而且行之有效。就像是在已經(jīng)挖好許多游泳池的情況下，最需要的是勇敢地打開被列為少數(shù)人的特權禁區(qū)的游泳池，號召全體公民去下水游泳；
而不是煞有介事地憑空講什么“會游泳的個人”或者“精神上挺立起來的個人”。中國人已經(jīng)繞了5,000年的“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于人”的道德教化的圈子，一個肯于和敢于承擔責任的現(xiàn)代公民，再也不需要避實就虛地繞這種自欺欺人的文化圈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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