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現(xiàn)代中國處在"古今"（傳統(tǒng)與現(xiàn)代化）"中外"（東西方文明）矛盾的焦點上，原本存在著時空差距的問題同時出現(xiàn)在當下的中國，因而對中國政治的研究必須考慮綜合性的和歷史性的因素，而不是"單一的"或"純粹的"理論研究。這意味著方法有時比理論更重要，因為徹底貫徹某種理論往往在遭遇困境時難以調轉航向。我們處在全球化的時代，全球化的文化多樣性具有"透視主義"的特征，不同文化的世界觀不僅是透視性的，而且是開放的，由此而形成無限的文化多樣性。世界性的視野要求將中國或任何一個國家置于世界性的背景下，在其與所有國家之間的關系或關聯(lián)中把握文化或文明的普遍性與特殊性，堅持一種世界性背景下的多元化立場。

　　[關鍵詞]中國學；
政治；
方法論；
世界性

　　在某種意義上說，正如中國的西學是中國學者研究西方的學科一樣，漢學之為漢學是一門外國學者研究中國的綜合性學科。就此而論，80年前中國學者們曾經焦慮于"漢學的中心在巴黎或東京而不在北平"的問題，顯然是對"漢學"的誤解。對他們來說，問題的關鍵其實并不是"漢學的中心在哪里"，而是"國學的中心在哪里".雖然如此，實際上有許多中國學者或直接或間接地參與了"漢學"的研究，相比之下，西方學者參與中國"西學"的研究卻不多見。從"世界范圍"的角度研究中國政治，不僅對中國而言具有重要的理論意義和現(xiàn)實意義，而且對世界而言亦具有重要的理論意義和現(xiàn)實意義。

　　處在改革開放中的中國或許是當今世界上發(fā)展最快、變化最大、問題最多、矛盾最復雜的國家，筆者以"古、今、中、外"時空交錯形容之。所謂"古、今、中、外"，形容的是當代中國所處的時空交錯的復雜背景，其中包括傳統(tǒng)文化與現(xiàn)代化的矛盾、中國文明與西方文明之間的碰撞、普遍性與特殊性的問題、全球化與文化多樣性之間的協(xié)調等等。中國的所有問題如果不置于這一復雜的背景下，很難得到合理的解釋和說明。

　　就本文的主題而言，筆者有意沒有使用容易使人聯(lián)想到"西化"或"美國化"的"全球化"，而是用了"世界性".其實，不僅外國的中國學對中國政治的研究應該置于世界性視野中，中國人自己對中國政治的研究也應該如此。

　　一

　　中國自20世紀初的五四運動以來，就糾纏于傳統(tǒng)文化與現(xiàn)代化之間的矛盾之中，幾乎所有的問題都與此相關。有時人們認為中國的所有一切都在傳統(tǒng)的束縛之下，有時人們認為中國實際上已經全盤西化了。這兩種相互矛盾的論斷都有根據(jù)，但也都有其局限。

　　世界上恐怕沒有哪個民族像中國人這樣反傳統(tǒng)反得如此激進，以至于在歷史上形成了某種文化傳承的"斷裂".這一點與近代西方通過啟蒙走上現(xiàn)代化之路的方式類似，但不同之處是，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斷裂"不是自覺自愿的結果，而是在外力沖擊下造成的。因此，中國人始終面臨著傳統(tǒng)文化的繼承問題。當代中國的政治制度不完全是自身變革的產物，在很大程度上是從西方借鑒來的。由于失去了原本賴以生存的社會環(huán)境和制度保證，傳統(tǒng)文化究竟能否現(xiàn)代化以及有沒有必要現(xiàn)代化就成了問題。

　　毫無疑問，任何文明的精華都滲透到了社會生活之中，否則就不成其為文明的精華。但是另一方面，保存在文獻典籍之中的精華與滲透到社會生活中的東西畢竟是有區(qū)別的，這就是文化傳承的重要意義之所在。中國問題的復雜性在于，自20世紀初"打倒孔家店"、白話文運動以來，記述文獻典籍的文言文被束之高閣，所有語言統(tǒng)一于白話，而中國人的教育基本上是西化的，這就造成了文化傳承的"斷裂".當然，中國人的教育無論如何西化，都是在不成文的世俗文化背景下展開的。于是就形成兩種截然相反的批評：在外國人的眼中，中國人筆挺的西裝下面依然是長袍馬褂；
而在某些中國學者的眼中，中國人正在變成"香蕉人"——外黃里白，身體是中國的，思想則是西方的。

　　因此，對中國社會現(xiàn)實的研究，不能不考慮文獻典籍之"大文化"的"缺失"，這不僅因為文獻典籍是中國文化的精華，而且因為傳承文獻典籍之"大文化"歷來是中國知識分子的歷史使命。正如陳寅恪為王國維寫的挽詞所說"，凡一種文化值衰落之時，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因為那是他們的生命所在。對中國來說，傳統(tǒng)文化與現(xiàn)代化之間的矛盾，主要體現(xiàn)為古代文獻典籍記載的傳統(tǒng)與西化之間的矛盾。雖然對老百姓來說這并不是什么問題，但對知識分子來說卻不一樣，他們人數(shù)相對來說比較少，對中國發(fā)展的進程卻具有重要的作用。中國的最高領導層與知識分子之間在繼承和發(fā)揚傳統(tǒng)文化這個問題上存在著某種共識，都曾經對東亞的現(xiàn)代化經驗感興趣，因為同樣面臨著亞洲文化現(xiàn)代化的問題�，F(xiàn)在困擾中國學者的與其說是理論問題，不如說是實踐問題，即：究竟能否找到某種制度上的保障，使傳統(tǒng)文化走上現(xiàn)代化的道路。研究中國的政治問題如果不考慮到這一維度，對某些現(xiàn)象是很難解釋清楚的，例如，繼承傳統(tǒng)與建設現(xiàn)代化為什么會同時成為國家意識形態(tài)關注的重要理論問題。

　　從某種意義上說，上述"古今之爭"乃根源于"中外之爭"，這就是中國文明與西方文明之間的碰撞。

　　傳統(tǒng)文化與現(xiàn)代化之間的矛盾，同中國文明與西方文明之間的碰撞密切相關。如果說傳統(tǒng)文化與現(xiàn)代化之間的矛盾是時間（歷史）"斷裂"的結果，那么可以說中國文明與西方文明之間的碰撞則是空間上的遭遇。如果中國不是在西方帝國主義列強逼迫下被動地打開了國門，或許中國自己也會走上現(xiàn)代化的道路，不過那可能是一個非常緩慢的過程。然而歷史事實是，中國的現(xiàn)代化之路并不完全是自覺自愿的選擇。中國現(xiàn)行的政治法律制度至少在形式上是西方式的：從辛亥革命、中華民國到中華人民共和國，封建專制制度迅速崩潰，中國人從西方借來了憲法、政治法律制度、民主與法制，當然這一切都被"中國化"了。中國不是一張白紙，再激烈的社會變革也是在中國的傳統(tǒng)"底色"之上描繪出來的。于是，傳統(tǒng)文化的現(xiàn)代化問題與東西方文明融合的問題就交織在一起，形成了非常復雜的局面。

　　在這里存在著某種互為因果的問題：外來的壓迫（東西方的碰撞）造成了傳統(tǒng)的斷裂，而傳統(tǒng)的斷裂則為東西方的迅速融合提供了可能性。在西方文明的沖擊下中國的文化傳承出現(xiàn)了斷裂，而作為文獻典籍的傳統(tǒng)文化的缺失使得西方思想得以迅速產生廣泛的影響。但是，也正是由于這一缺失，使得中國的現(xiàn)代化進程似乎缺少了一個重要的維度。我們不僅在現(xiàn)代化方面需要"補課"，而且在繼承傳統(tǒng)文化方面同樣需要"補課"，盡管兩者有時可能是矛盾的。

　　因此，研究現(xiàn)代中國的政治問題必須對此有足夠的思想準備。當我們對有些自相矛盾的問題感到困惑不解的時候，不妨試著分析一下它們的出現(xiàn)是否根源于不同時空關系之間的交錯。

　　二

　　在某種意義上說，正是因為"古、今、中、外"的時空交錯，使得原本存在著時空差距的問題突然間一下子同時出現(xiàn)了。當我們分析中國的社會、經濟、政治、文化等等的"結構"時，往往偏重"共時性"的結構分析，而忽略了許多"歷時性"的問題由于時空的"錯亂"而具有了"共時性".中國的市場經濟試圖通過幾十年的時間來達到西方經過幾百年而達到的成果，這自然而然就使得原本應該在幾百年間逐漸暴露出來的問題集中體現(xiàn)在這幾十年中，解決這個矛盾的方法往往會激化另一個矛盾，所以針對同樣的事實而引發(fā)出截然相反的評價就不足為奇了。例如，在發(fā)展工業(yè)的同時必須考慮環(huán)境保護的問題，在現(xiàn)代化尚未完成時就遭遇后現(xiàn)代的詰難，前面剛剛有人鼓吹啟蒙，后面就有人開始批評啟蒙了。

　　現(xiàn)代化之路是西方人開辟的，其理論基礎是西方思想。當然，任何西方思想都需要"中國化"才能發(fā)揮作用，但是西方思想的"中國化"是一個過程。1978年以后，中國打開了與世隔絕多年的國門，幾十年、幾百年甚至上千年的西方思想一下子涌了進來，原本歷時性的不同的理論學說同時擺在了國人面前，由此而出現(xiàn)原本風馬牛不相及的東西現(xiàn)在彼此相關的現(xiàn)象并不奇怪。然而當中國試圖快速跟上西方發(fā)展的步伐的時候，它來不及細嚼慢咽，許多理論學說剛剛開始流行就過時了，甚至在還來不及產生影響之前就失效了，并且存在著有些相互矛盾的理論同時被用來解釋和說明現(xiàn)實的尷尬局面。也正是因為情況復雜，對中國改革開放的前景進行理論上的預測，成功率很低。

　　如前所述，由于原本存在著時空差距的東西現(xiàn)在匯集在一起，使得種種本來不構成矛盾或最初并非矛盾的問題一下子集中暴露了出來，這就使得現(xiàn)代中國政治的復雜程度超出了人們的想象。如果從理論上預測中國改革開放的結局，按常規(guī)早就應該崩盤許多次了，在許多人的眼中現(xiàn)在亦是危機四伏，而實際上其運行卻仍然生機勃勃，這種現(xiàn)象可能使很多人包括中國人自己都百思不得其解。筆者以為，對中國政治的研究必須考慮綜合性的和歷史性的因素，任何"單一的"或"純粹的"理論研究都會遭遇困境。

　　人們包括中國人自己經常感到困惑的是，隨便拿出一個問題來分析似乎都會導致中國社會的崩潰，然而中國卻屢屢在荊棘叢生的險境中創(chuàng)造著發(fā)展的奇跡。在某種意義上說，是其自身中的矛盾化解了矛盾。

　　一個現(xiàn)代化的社會具有復雜精密的組織結構和運行機制，其中任何一個環(huán)節(jié)出了問題都可能影響整個系統(tǒng)，并且導致連鎖性的反應。然而當我們研究中國政治的時候，需要時刻牢記的是，她正在走向現(xiàn)代化，但還不是一個現(xiàn)代化的國家，至少在某些方面還不是一個現(xiàn)代化的國家。所以，在現(xiàn)代化社會中有可能引發(fā)危機的因素，不一定對中國產生同樣的效應。不恰當?shù)卣f，現(xiàn)代化程度還不夠高這一點恰恰幫了中國的忙。不要忘記，中國從1966年到1976年，曾經有10年的時間處在動亂之中，基本上處在無政府狀態(tài)。這種狀態(tài)之所以能夠持續(xù)這么長的時間，一方面是因為統(tǒng)一的意識形態(tài)的作用，另一方面是因為中國畢竟是農業(yè)國，靠的不是精密復雜的國家機器的運行機制和規(guī)則，而是維系于土地的習慣。雖然改革開放近30年了，但中國的現(xiàn)代化進程再快，也不可能畢其功于一役，更何況它的發(fā)展是很不平衡的。

　　面對如此復雜的局面，中國的改革家們采取了一種似乎與現(xiàn)代化格格不入的方式——"摸著石頭過河"，這意味著方法比理論更重要。它不相信對每一個問題都可以也應該采取統(tǒng)一的解決辦法，從而體現(xiàn)了某種專注于行的實踐智慧。這就使中國的改革表現(xiàn)出了足夠的靈活性，隨時進行著自我調整，而不至于因為徹底貫徹某種理論在遭遇困境時難以調轉航向。人們有時候帶有貶義地稱之為"實用主義"，但是必須承認的是，這種"中國模式"迄今為止行之有效，它很多次使中國的改革繞過險灘，并且往往使基于某種理論的預測失效。

　　毫無疑問，現(xiàn)代經濟學、社會學等社會科學越來越依賴于數(shù)學的精確性，經濟學家們，甚至政治家們都習慣于用數(shù)字說話，對一個國家的評價體現(xiàn)在以GDP 為核心的一系列數(shù)字上。然而，這一套對中國似乎失效了。按照GDP ，按照經濟增長速度，中國已經躋身于世界前列，但按照中國的人口、人口素質和資源等等，它又是一個典型的發(fā)展中國家。這種自相矛盾之處比比皆是，以至于黃宗智先生稱之為"悖論社會".[1]這里所說的"悖論"，其主要含義不僅指個別違背理論預期的現(xiàn)象，更指的是那些相互矛盾、有此無彼的現(xiàn)象同時共存。這是按照西方形式主義信念的"理論邏輯"無法解釋的一種"實踐邏輯"。而喬舒亞·庫珀雷默先生則以"北京共識"來說明"中國模式"。[2]

　　中國改革開放的核心是"創(chuàng)新"，即以靈活的創(chuàng)新精神解決復雜多變的問題。其實，創(chuàng)新不僅僅是應對復雜局面的方法，也是中國未來發(fā)展的基本原則。近年來，中國最高領導層講得最多的是"創(chuàng)新"，他們將中國未來的發(fā)展方向確定為"創(chuàng)新型國家".中國不是資源型國家，它地大物不博。雖然中國是世界上引進外資最多的國家，但它不希望過分依賴外國資本，不希望過分依賴國外的先進技術，為了自主地可持續(xù)地長期發(fā)展，它所能采取的最根本的方法就是創(chuàng)新。

　　中國的經濟建設發(fā)展速度非常快，造成了理論滯后的難題。21世紀的前20年被中國領導人看作是對中國經濟建設和發(fā)展至關重要的"戰(zhàn)略機遇期""，摸著石頭過河"畢竟是權宜之計，義無反顧地踏上現(xiàn)代化之路的中國急需與"中國模式"相適應的理論。

　　三

　　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任何國家包括中國的自身事務都不僅僅是一個國家自己的事，而是世界性的問題。中國是一個大國，因而中國的變化對世界具有重要的影響。西方許多人對中國的高速發(fā)展懷有戒心，認為中國的崛起將對世界構成威脅，他們考慮問題的思路是究竟"接觸"還是"孤立"中國。與此相反，中國人試圖向世界證明中國的發(fā)展不會對任何人構成威脅，(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它是"和平的崛起"，甚至避諱說"崛起"這兩個字。正如喬舒亞。

　　庫珀·雷默所說，這兩種觀點都是成問題的。[2]（P1）遏制和孤立中國所造成的危害并不比想象中的中國崛起所造成的危害小，而中國的崛起即使是和平的崛起也不可避免地對世界產生深刻的影響。世界改變了中國，中國也在改變著世界。

　　我們處在全球化的時代，面對著諸如全球化與文化多樣性、普遍化與特殊性之間的矛盾。研究中國政治，必須將其置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進行分析。

　　全球化對當今世界產生了深刻的影響，這些影響有正面的，也有負面的。對待全球化的態(tài)度一般地可以分為贊同和反對兩種觀點。贊同的觀點認為，全球化將消除民族國家之間的界限，使我們的世界整體性地走向繁榮昌盛，世界和平翹首可望。而反對的觀點則認為，全球化必然在經濟一體化的過程中使不同的文化在趨同中失去自我，因而是資本主義殖民的進一步世界化。即使對全球化持肯定態(tài)度的吉登斯也意識到："全球化并不以公平的方式發(fā)展，而且它所帶來的結果絕對不是完全良性的。對許多生活在歐洲和北美洲以外的人來說，全球化似乎就是西化或者美國化，因為美國現(xiàn)在是唯一的超級大國，在全球秩序中占據(jù)主導的經濟、文化和軍事位置。在全球化的最顯而易見的文化體現(xiàn)中，許多都是美國的，如可口可樂、麥當勞和美國有線新聞等"，因而"今天的全球化只是一定程度的西化".[3]就此而論，以西化或者美國化為表現(xiàn)形式的全球化，對于發(fā)展中國家和弱勢民族文化形成了強大的壓力，從而造成了全球化的世界主義與本土化的民族主義之間的矛盾。

　　世紀之交，中國最流行的話語是"跨世紀"和"與國際接軌"。不過迄今為止，"與國際接軌"從來不是西方被中國化，而始終是中國被西方化。

　　現(xiàn)在，我們在許多方面與世界是同步的：從流行時尚、娛樂信息到新聞，瞬間便從世界的各個角落傳遞給了我們，因而在獲得信息方面沒有人再具有壟斷的權威。這看起來似乎越來越公平，但是如果考慮到媒體的集中與壟斷等因素，全球化很可能會造成強勢文化越來越強，而弱勢文化越來越弱，直到被強者所吞噬的結果。的確，我們在接受西方文化教育方面越來越沒有障礙，但對于自己的傳統(tǒng)文化卻難以消化了。我們的思維方式已經現(xiàn)代化了，越是現(xiàn)代化，與傳統(tǒng)中國文化的思維方式的距離就越遠。當一個中國人能夠說一口流利的英語，卻讀不懂儒、釋、道的經典的時候，我們又依據(jù)什么說他是中國人呢？這就是中國人的文化認同問題。中國需要利用全球化發(fā)展經濟，卻不希望因此而失去自己的文化身份，因而傳統(tǒng)文化始終是對抗西化或美國化的一張王牌。

　　迄今為止，文化全球化的問題受到了人們普遍的關注，相對于文化趨同的觀點，越來越多的人主張全球化應該是文化的多樣化。全球化的進程不是文化的同質化而是文化的多樣化，這已經成了世界性的共識，聯(lián)合國教科文組織的第二份《世界文化報告》的主題就是全球化背景下的文化多樣性問題。[4]

　　從某種意義上說，全球化的文化多樣性具有"透視主義"的特征。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各個民族文化超越了狹隘的地域性限制和自我中心主義，通過相互之間的碰撞、交往、交流、融會，形成了新型的多樣性文化。每一種文化都將意識到，它眼中的世界并不是世界的全部，甚至不是世界的一部分，而是從它的視界所看到的世界，從另一種文化的立場看世界會產生不同的結果。即使把通過所有文化的立場所見之世界的"碎片"綜合拼裝成一個整體，也不可能形成完整統(tǒng)一的世界形象，因為各個文化的世界觀不僅是透視性的，而且是開放性的，由此而形成無限的文化多樣性。

　　因此，任何一種中國學的研究毫無疑問都具有為研究者所在國服務的性質，不過它畢竟是在外國學者與中國乃至中國學者之間發(fā)生的，應該通過"與現(xiàn)代中國進行學術對話為主要研究方法"來克服其局限。更重要的是，我們不能僅僅從研究者和被研究者兩個方面考慮問題，還必須將其置于世界范圍之內，在多元因素中確定其研究的意義。

　　傳統(tǒng)的"漢學"所研究的對象在很大程度上是一個"想象的中國"，現(xiàn)代"中國學"研究試圖克服其局限，突出了與當代中國在學術上的"對話"與交流。不過歸根結底"，中國學"視野下的中國，與中國人自己眼中的中國肯定是有區(qū)別的。其實，如果沒有區(qū)別，"中國學"就沒有存在的必要了。

　　兩者之間的區(qū)別并不意味著有一方是準確的而另一方是不準確的，借用現(xiàn)代解釋學的概念，它們是"視界融合"的關系。

　　四

　　最后——或許應該最先——需要討論的問題是，一種如日本學者加加美光行提倡的關于當代中國研究的"統(tǒng)一的世界共通的方法論（disci2pline ）"[5]究竟是否可能？在我看來，中國學者與國外學者在研究中國的方法和視點等方面的確存在著差別，不過中國學者對中國的研究能否歸屬于"中國學"則是值得探討的問題。所謂"中國學"，主要指外國學者對中國的研究，因而"中國學"不可避免地帶有日本的中國學、歐洲的中國學或者美國的中國學的傾向，它的立場在海外。且不說歐美的漢學研究，即使像日本這樣曾經受到中國文化影響的國家，其文化也并不是中國文化而是日本文化，中國文化的影響都經過了日本文化的篩選和過濾，正如中國文化受到了西方文化的影響，但中國文化并不是西方文化一樣。恰恰因為這一點，日本的中國學或歐洲的中國學才是可能的。然而，區(qū)別海外的中國學研究與中國學者對中國的研究，并不是要將它們對立起來，而是試圖建立更開闊的視野——世界性的視野，這應該成為構筑現(xiàn)代中國學的一般方法論。通常，海外的漢學或中國學認為他們是按照中國的方式研究中國文化，而中國學者亦以中國的學術為標準看待海外的漢學或中國學，其實雙方都存在著誤解。實際上，現(xiàn)代中國學的理論視野既不應該是中國的，也不應該是日本的、歐洲的或美國的，而應該是世界性的。

　　我想加加美光行先生所力圖構建的"統(tǒng)一的世界共通的方法論"應該作如是解，這與溝口雄三先生的觀點有異曲同工之處。

　　溝口雄三先生針對日本的中國學研究提出了"沒有中國的中國學"的批評。一方面，日本以往的中國學研究不關心同時代的中國，當然也沒有與同時代的中國的對話，它所關注的是古代的中國，所以是"沒有中國的中國學".而另一方面，在這種關注中或以中國為標準，或以西方為立場，所以也是"沒有日本的中國學".溝口雄三既反對"沒有中國的中國學"，也反對"沒有日本的中國學"即沒有立場的研究，他把站在日本的立場而不是中國或西方的立場研究中國，看作是日本中國學應該做的工作。[6]溝口雄三的方法論原則是值得我們借鑒的，這實際上涉及海外的中國學研究以及中國對海外的中國學研究所持的立場或理論視野的問題。

　　雖然我們說過中國學是外國人研究中國的學問，所以中國人研究中國不是中國學，但是相對于研究的立場和方法而言，我們應該提倡"世界性的中國學".海外的中國學研究并非只是單純的中國研究，必須置于世界性的范圍來思考。同樣，中國學者研究中國也不應該僅僅將眼光局限在中國，而應該有世界性的視野。所謂世界性的視野，不是說僅僅以西方為標準的研究，那是西方的標準而不是世界性的標準。世界性的視野是將中國或任何一個國家置于世界性的范圍，在其與所有國家之間的關系或關聯(lián)中把握文化或文明的普遍性與特殊性，換言之，它應該是一種世界性背景下的多元化立場。

　　因此，當代中國學研究，尤其是政治研究，從"橫向"來說，應該放棄以西方或以美國為標準的研究方式，而采取真正意義上的全球化研究方式；
從"縱向"來說，則需要歷史的視野，即將現(xiàn)代中國置于歷史的長河中加以研究。當然，這兩方面可以是重合的：不論是研究現(xiàn)代中國的政治現(xiàn)實，還是研究古代的中國文化，都應該置于世界性的背景下去研究。因為中國的歷史并不是獨立于世界歷史之外的單一的過程，世界影響著中國，中國也影響著世界。

　　[參考文獻]

　　[1]參見黃宗智。認識中國——走向從實踐出發(fā)的社會科學[J ].中國社會科學，2005，（1）.

　　[2]喬舒亞·庫珀·雷默。北京共識[A ].中國與全球化：華盛頓共識還是北京共識[C].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5.

　　[3]吉登斯.失控的世界[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10-11.

　　[4]聯(lián)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文化報告——文化的多樣性、沖突與多元共存[Z].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2.

　　[5]參見加加美光行。ICCS 國際學術研討會宗旨[A].愛知大學國際中國學研究中心（ICCS ）1激蕩中的世界與中國——面向現(xiàn)代中國學的構筑[C].2004.

　　[6]參見溝口雄三，汪暉。沒有中國的中國學[J ].讀書，1994，（4）.

　　[作者簡介]張志偉（1956-），北京人，哲學博士，中國人民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研究方向為西方哲學。

　　來源：《中國人民大學學報》2006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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