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2007年2月11日，“烏有之鄉(xiāng)”書店邀請楊鵬先生，與盧周來、楊帆等就“改革以來的‘原罪’問題討論會”進行辯論。本文是楊鵬先生發(fā)言的整理稿。

　　原罪問題：從馮侖到胡德平

　　私有企業(yè)有“原罪”的說法，是萬通房地產公司的董事長馮侖最早提出的。后來這個提法被好事者宣傳開來，似乎給私有企業(yè)給出了一個形象定位，這個定位就是，從事私有企業(yè)那幫人的發(fā)家史，就是從罪惡中走出來的。更廣泛地說，有錢人，富人就是有“原罪”的。這是一些人關于中國私有企業(yè)的“罪惡出生論”。

　　馮侖提出“原罪”說，與他自己的學識結構不無關系。他畢業(yè)于中央黨校，曾在中央黨校當老師，還在中宣部等部門任過職，他還翻譯過一本書，叫做《狂飆突進——馬克思的心路歷程》，馬克思主義文化對他的影響是深遠的。馬克思說過：“資本來到世間，從頭到腳，每個毛孔都流著血和骯臟的東西�！卑瘩R克思的資本出生論，資本是從罪惡中出生的。馮侖提出“原罪”說，與他在黨校教馬列主義，有知識結構上的延續(xù)性。當馮侖提出“原罪”說，著眼的目標是清楚的，他希望自己和其他私有企業(yè)家強化道德倫理，提高商業(yè)道德意識，追求陽光下的利潤，創(chuàng)建一個健康公正的中國經濟。

　　馮侖被稱為企業(yè)家中的思想家，從我與他的接觸看，我感到他比常人要聰明許多倍，是一位超常聰明的人，而且有責任心，有擔當，講義氣。他提出“原罪”說，也表現(xiàn)了他的反省能力與社會責任心。馮侖有企業(yè)家與學者的雙重特質，特殊的歷史變化，阻隔了他的官學之路，他不得已下了海，但這正好成就了他。商業(yè)有成，文字上也增加了深度與實感。他的學者思想背景，有馬克思主義的東西。我個人認為，馮侖是優(yōu)秀的企業(yè)家，也是優(yōu)秀的知識分子。但是，在我看來，他的這兩個“優(yōu)秀”并沒有完全打通，并沒有完全統(tǒng)一起來。他的“原罪”說，正是這種沒有打通的表現(xiàn)之一。他提出“原罪”說，也許只是一時靈感，他并沒有想到這個概念可能引發(fā)的種種社會輿論和政治結果。憑馮侖的聰明，我相信他會有更新的“原罪”說，遲早他會將企業(yè)家與知識分子兩個社會角色打通的。馮侖也許沒有料想到，他的“原罪”說引發(fā)了另外一種聲音，刺激了一種潛在的政治取向，有人開始強調要對私有企業(yè)家的“原罪”進行追究和清算。絕大多數(shù)企業(yè)家們忙于生意，忙于做事，沒時間來關心理論爭論和輿論風向后面的“原罪”概念的酵母作用，甚至有些人覺得這些概念爭論很無聊。但是，民意與國家政策，越來越受輿論風向的影響，企業(yè)家的事業(yè)環(huán)境在企業(yè)家群體逐漸被理論界和輿論界一些人妖魔化的過程中，悄然開始惡化，成為不少企業(yè)家倒霉的背景因素，這一定與馮侖提出“原罪”說的初衷偏移了。你們“烏有之鄉(xiāng)”，就是強烈要求追究和清算企業(yè)家的“原罪”和“第一桶金”的理論和輿論大本營。公共輿論時代到來了，民意與輿論，輿論與政策，政策與國家走向，國家走向與企業(yè)經營大氣候的變化，它們之間的關系愈來愈緊密。面對這種新時代，中國企業(yè)家似乎還沒有醒過來，還很不適應。

　　2006年11月17日，胡德平在接受南方周末記者采訪時說，民營經濟的誕生非但沒有“原罪”，而且應該早生十年，二十年�，F(xiàn)在要來追究和清算“原罪”和“第一桶金”，就等于是對改革開放的巨大成績的否定。報道出來后，引發(fā)了大討論，胡德平受到不少網(wǎng)民的批評甚至謾罵。冼巖寫了一篇文章，叫做《資本家統(tǒng)戰(zhàn)了胡德平》，對胡德平造成了很大傷害。這事最后鬧到中央統(tǒng)戰(zhàn)部部長劉延東出面說，政府不會主動擴大“原罪”的論爭。據(jù)說，胡德平認為記者的報道有不全面不準確的地方。無論報道的句子是否準確，報道的大意不會有大偏差。大體來說，胡德平認為，如果要從政治上來推動對“原罪”的討論及隨之而來的對“第一桶金”的追究，是不妥當?shù)�。當然，有不少左翼學者和不少網(wǎng)民并不同意胡德平先生這樣的看法。有人說，胡德平自己不慎惹火燒身，但其實，胡德平是一位思想開放并有強烈責任心的人，他身為中國工商聯(lián)黨組書記和統(tǒng)戰(zhàn)部副部長，他直面甚囂塵上的“原罪”討論，表達自己明確的立場和態(tài)度，是富有責任心的表現(xiàn)。剛才有朋友罵胡德平傻，我倒因為胡德平這種“傻”而更尊重他。這樣的“傻”多一些，中國社會的進步就會快一些好一些。

　　從馮侖提出“原罪”這個說法到胡德平談“原罪”問題，“原罪”問題討論逐漸演化成了一個公共事件，這背后，有一個輿情演化和政治風向問題，值得大家研究。

　　 “原罪”問題的太極圖

　　今天，“烏有之鄉(xiāng)”組織關于“原罪”問題的討論，我看你們還是希望繼續(xù)擴大“原罪”的論爭�！盀跤兄�鄉(xiāng)”的范景剛先生約我時，說討論會的題目是“中國暴富階層的原罪問題討論”，是與盧周來和楊帆兩位來辯論。我對范景剛說，“原罪”議題，已成為一個熱點問題，應當討論。但“烏有之鄉(xiāng)”設定這樣的題目，傾向性過于明顯，我不能參加。如果將題目改得中性一點，我可以參加。范景剛說可以調整一下題目，這就是今天的題目，“改革以來原罪問題的討論”。盧周來和楊帆兩位，從私人交情上說，是我多年的朋友，但從公共領域的立場和觀點來說，我們的差別很大，甚至在許多問題上是完全矛盾的。

　　在討論之前，我先說明一下自己的態(tài)度，我知道在“原罪”問題討論上，會有兩種絕然不同的觀點，一種認為私有企業(yè)家、或者有錢人，都是從罪惡中走出來的，因此應對他們進行追究和清算。另一種觀點認為，私有企業(yè)不是有罪，而是有功，因此不能談原罪，不能煽動對資本的仇視，這是對中國的破壞。當然，還會有各種游離在兩者之間的各種中間觀點。發(fā)言表達，應有一個標準。我進入討論的參照系，就是太極圖。研究老子多年，老子思想對我影響很深，我認為，太極圖很偉大。什么是社會的“真理”，它不是一條直線，而是太極圖中陰陽互動的這條S線。這條S線，孔子認為圣人可以識別出來，因此可以“執(zhí)其兩端而用其中”，這是孔子的庸之道。老子認為，這條S線沒有任何人可以識別出來，只有不加干預，開放各種力量的搏弈和互動，這條S線才會自動呈現(xiàn)出來，自動引導社會向和諧運行，這是老子的“沖氣以為和”的“和”或者“中”的哲學。

　　在這個問題上，我相信老子比孔子更偉大，因為老子知道自己的無知，知道人的認識的有限性，而孔子自以為是，以為自己是先知圣人，自以為可以看清S線，代“道”說話，由他來平衡社會。在太極圖的參照系下，我們今天各種觀念的表達，無論是盧周來還是楊帆，無論是楊帆還是楊鵬，我們任何人都不代表絕對真理，我們都不能代表“道”，我們都踩不準那條S線，我們所表達的觀點，都只會落在太極圖的每個點上，都只是互動形成那條真理S線的一點力量而已，而不能代表那條S線。我們的各種觀點在自由開放的背景下形成搏弈，有更多人的言論和表達的充分自由，那么那條真正的社會真理的S線，才可能在中國社會中呈現(xiàn)出來。我愿意以太極圖心理去思考“原罪”問題，以自己的參與去互動，去促成那條“原罪”問題S線自動呈現(xiàn)出來。在這樣的前提下，請大家耐心一點，聽聽不同的看法。左翼有朋友們心理上常有一種道德優(yōu)越感，在今天這個特定的場合，我想說的是，不要以為別人與你觀點不一樣，就是壞人。我來這兒，是來陳述自己的真實想法，與大家分享一些體驗，不是來辯論或吵架的。我希望讓大家了解不同的想法，讓大家了解，這個世界上，還有人會有不同的想法，而且這些想法并非沒有道德的基礎。

　　我想從五個方面談談我對“原罪”問題的看法，一是從宗教方面，二是從法律方面，三是從道德方面，四是從經濟方面，五是從文化心理方面。

　　宗教層面的“原罪”問題

　　從宗教層面看“原罪”問題，大家會說，別扯遠了，扯宗教干什么？有什么現(xiàn)實意義？但我認為，“原罪”本身就是一個宗教概念，有它特定的宗教內涵。我們用了這個概念，而不了解這個概念的內涵，是不行的。而且，從宗教層面看“原罪”，對理解今天中國的“原罪”問題，極有價值。什么是“原罪”，我們可以來細分析一下，大家不會覺得沒有收獲。

　　《圣經》“創(chuàng)世紀”中說：上帝按自己的形象創(chuàng)造了人類始祖亞當，并建立了伊甸園，讓亞當生活其中。神對亞當說：“園中各樣樹上的果子，你可以隨意吃。只是分別善惡樹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鄙系圻�從亞當身上取下一條肋骨，創(chuàng)造了人類始祖夏娃，她是亞當“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妒ソ洝飞险f：“當時夫妻二人，赤身露體，并不羞恥�！�

　　伊甸園中的蛇誘惑夏娃說：“你們不一定死，因為神知道，你們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們便如神一樣，知道善惡�！毕耐奘芰送富�，知道吃那果子“能使人有智慧”，就摘下來吃了，而且勸亞當也吃了，結果“他們兩人的眼睛就明亮了，才知道自己是赤身露體，便拿無花果樹的葉子，為自己編作裙子。”這就是《圣經》上說的人類的“原罪”。“原罪”是什么？就是吃了能使人知道善惡，使人智慧，使人具有神那樣的智慧的“禁果”，因此違背了神的話。

　　大家注意研究，第一條，神好像對亞當沒有講真話，因為他說吃了分別善惡樹的上果子，就必定死。但實際上亞當并沒有因此而死。第二條，亞當、夏娃吃了禁果，才知道羞恥，才知道要有“隱私”。“隱私”的原義，就是把私處隱藏起來。誰說了真話？誰給了人類始祖分別善與惡的智慧呢？誰使人像神一樣呢？可憐的，是那條被咒咀的蛇。按這個宗教意義來說，人的“原罪”，就是因為有了智慧，知道了分別善與惡，知道了羞恥。那么，中國私有企業(yè)的發(fā)展，正是這樣開始的。改革開放以前，只有“公”沒有“私”，每個人在現(xiàn)實的“書記上帝”面前，都是赤身露體的，不知道羞恥，不知道要弄點無花果樹上的葉子，編成裙子，來把自己的私處擋一擋。年青人可能不知道，改革開放以前，個人的一切都要交出去，要寫思想?yún)R報，甚至是夫妻床頭上的私房話都要坦白。這不是造謠，別說別人，偉大的林副統(tǒng)帥，向各位中央大員們寫過一個條子，證明自己的夫人與自己結婚時，是處女。真是赤身露體，不知羞恥！我這樣說林彪，不是出于對他個人的評價，而是對“沒有裙子來擋私處”的社會的說明，我對林彪作為天才戰(zhàn)將的才能是尊重的。

　　按這樣的宗教概念，那么私有企業(yè)家是有“原罪”的，安徽、四川那些搞承包制的農民是有“原罪”的，這個“原罪”就是他們吃了公有制的禁果，知道了羞恥，知道了善惡，有了智慧，編了裙子來擋自己的私處。他們違背了當時那個時代的政治意識形態(tài)的話。如果說為了生存而突破惡法，要走出人格尊嚴的蒙昧狀態(tài)，追求自由選擇與獨立自主是“原罪”，那么他們真的是有了“原罪”，他們聽了那個說了真話而被咒咀的蛇的話，走出了伊甸園。公有制伊甸園可能是美的，赤身露體，不知羞恥，無知而愚蠢地其樂也融融，但是，他們自由選擇地吃了禁果，眼睛明亮了，知道了羞恥，他們不愿再回去了，他們開始了一個全新的世界：獨立自主，發(fā)明創(chuàng)造，自由競爭，市場交換，人人都要用自己做的裙子來擋住自己的私處。這樣的“原罪”，犯了也就犯了，用胡德平的話來說，如果早犯十年，二十年，有生存的能力，有獨立的精神，有自由的尊嚴的人就更多了。當然，中國還有許多人想回到伊甸園，繼續(xù)過那種沒有自我意識，不擔當自由，赤身露體，不知羞恥的生活。當然，還有一些人，他們希望民眾傻乎乎地回到伊甸園，以便他們可以成為民眾的“上帝”。

　　我這樣解釋《圣經》的故事，是一種曲解。因為這個故事本來想說明的，是如果人想當上帝，沒有對神的敬畏，人的命運就很苦，很危險。當一個自由人，當然是很苦的，很危險的。我引用了《圣經》的故事，并以這樣的語言來解釋，并不是說明我不尊重《圣經》，也不是說明我不信上帝。這是因為談“原罪”，所以只好從它的來源來談。而且，我這么曲解，是因為我對上帝有自己的理解，我不認為上帝要人類無知無識，要人類處于蒙昧狀態(tài)，要人類過動物一樣的生活。我認為人類的自由、獨立與尊嚴，正是因為人是按上帝的形象造的，正是因為人的生命氣息來源于神，正是神的力量在人身上的表現(xiàn)。

　　法律層面的“原罪”

　　從法律層面討論“原罪”問題，最起碼可以從四個角度來看。

　　第一是罪名。法律是講究概念明確的。我不是學法律的，查了法典，沒有發(fā)現(xiàn)“原罪”這個罪名。也就是說，就現(xiàn)有的法律來說，“原罪”這個罪名，在法律上不成立。按法理說，一個在法律上根本不存在的罪名，就沒有必要再論什么罪了。從法律上說，罪刑法定，無法則無罪�！霸�罪”無法，所以就沒有“原罪”。那些要求追究“原罪”的朋友，(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你們要做的第一件是，是將“原罪”寫入刑法。如果寫不進去，就沒有原罪，也談不上什么追究和清算原罪的問題。從法律上說，追究“原罪”，完全是子虛烏有，無稽之談。

　　第二是有罪推定與無罪推定問題。任何人，在沒有被司法機關證明有罪之前，都只能按無罪推定原則對待，都是一個正常的公民�！霸�罪”的說法，基于有罪推定，先肯定私有企業(yè)家有原罪，然后再去追究。那些要追究和清算“原罪”的朋友，你們想做這事，就首先要改變我們基本的無罪推定法律原則，先變成有罪推定，回到我們傳統(tǒng)的君主社會的儒家法律傳統(tǒng)上來，緣心定罪。

　　第三是追訴期。退一萬步說（當然，法律上不存在什么退一萬步這樣的說法），如果有“原罪”這個罪名，也還有個追訴期問題。法律規(guī)定，1、法定最高刑為不滿5年有期徒刑的，追訴時效的期限為5年；
2、法定最高刑為5年以上不滿10年有期徒刑的，追訴時效期限為10年；
3、法定最高刑為10年以上有期徒刑的，追訴時效的期限為15年；

4、法定最高刑為無期徒刑、死刑的，追訴時效的期限為20年。如果20年以后認為必須追訴的，報請最高人民檢察院核準后，仍然可以追訴。非公有制經濟已占GDP的60%、稅收的60%、出口的80%和城鎮(zhèn)就業(yè)的75%。要追究和清算“原罪”的朋友，你們準備從什么時候清算起哩？有沒有計劃？你們什么時候報請最高人民檢察院核準呢？

　　第四是經濟犯罪的“罪”的歷史標準的變化問題。大家知道，改革之前，私人經商本就是罪。割資本主義尾巴，投機倒把罪。多少私人企業(yè)被收歸公有，多少為生存而掙扎的小商人小手工業(yè)者被關進大牢甚至丟掉性命。過去的法律上確定這些罪名，按今天的意識來說，本身就是最大的罪惡。按照改革前及改革前期的一些政治、政策和法律，今天絕大多數(shù)的工商業(yè)者都是罪犯，都應關進牢里。今天在自己的承包地上從事自由生產的小農，都是罪犯。要追究和清算“原罪”的朋友們，是不是要把今天擁有承包土的小農，要把今天擁有自己私產的所有人，都送進監(jiān)獄呢？按過去的標準，私有財產就是罪惡，那么今天絕大多算人都是罪人。我也會被當成罪人，因為我雖然不是富人，但我也有自己的私人住房。要追究和清算“原罪”的朋友們，你們準備按那年的“罪”的標準來定罪哩，按誰的“罪”的標準來定罪呢？你們研究過沒有？講清楚道理沒有？我還得嚴肅地說一句，你們又是什么人，有什么資格來給中國的大多數(shù)人定罪呢？

　　在這個意義上，我同意胡德平的觀點，“如果不考慮歷史的環(huán)境條件，一味用法律、用憲法大帽子扣下來，非常嚇人，但不能服人。法律應是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相互作用的產物�！焙�德平還說：“你說改革開放當時就那么合法？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實行家庭聯(lián)產責任制，引進外資符合當時的憲法嗎？這不是違反當時的法律嗎？”這句話我可以解讀為，中國企業(yè)的發(fā)展，就是在不斷違反“惡法”的情況下發(fā)展起來的。如果不是惡法滿天，為什么還要改革開放？惡法不是法，惡法就應該改，就應該被沖破。依惡法給人定罪，本身就是一種罪惡行為。

　　法律層面，我講了四條，還應該有很多條。但最重要的，是罪刑法定，無法即無罪。法中無“原罪”，也因此無“原罪”罪。大家可能說，你般出法律來來否定“原罪”，這是較真。如何判斷“原罪”問題，涉及幾百萬企業(yè)家和幾億職工的命運，涉及就業(yè)、稅收和國家穩(wěn)定，涉及國家走向和國家命運，能不較真嗎？

　　道德層面的“原罪”問題

　　改革的過程，是無數(shù)的權利從“公”的盤子中分到了“私”手上，從“官”的盤子中分到“民”手上，這個大方向沒有錯，是“權利”從“權力”手中分散到了更多人手上，這是權利回歸的歷史運動，這是還天下于天下人的正義的運動。從人的生存發(fā)展，從人的自由尊嚴，從人格的平等，從人創(chuàng)造力的釋放，從每個人都需要編裙子來擋私處的角度來，從“官”壟斷控制了太多的社會資源的歷史階段看，“化公為私”沒有錯。對我來說，“公”就意識著“官”，是否“化公為私”，就是信官還是信民的問題。一些人仍然在強調公有制伊甸園，那是政客們的伊甸園，在那樣的伊甸園中，有生存享受，有尊嚴和自由的只是少數(shù)人，少數(shù)控制公共財產支配他人命運的官僚而已。有人開玩笑說，那是“公共資源壟斷經營肥利歸已沒有責任公司”。

　　從經濟層面看，一定要“化公為私”，但是，“化公為私”一定要公平進行。道德是什么？不就是公正的感覺嗎？不就是權利要與義務對等，權力要與責任平衡的內在律令嗎？公正與平衡的原則，這是從神來的，是從天道秩序中來的，表現(xiàn)在人心之中，這是人心之中的法。將人民公社控制的土地“化公為私”到農戶，變成農戶的承包地，這樣的“化公為私”是正義的，是把農民被剝奪的權利歸還給農民。但是，如果“化公為私”過程不公平，這就是不道德的，不正義的。今天一些人強調“原罪”問題，要求清算“原罪”，更多是出于道德義憤。所謂道德義憤，就是認為我們大家的共同財產，被少數(shù)人瓜分了。這個共同財產，就是名為公有，實際上被官控制的財產。也就是說，公共財產在市場化、私有化進程中，沒有公平地分配到全民。沒有分到公共財產的人，就因此而有道德義憤，當然也應該有道德義憤。

　　什么是腐��？腐敗不是“化公為私”，而是沒有公平地“化公為私”，就是一些人把公共資源分到少數(shù)特權者手中。這個過程中，誰具有決定權呢，當然是掌控公共資源的那些腐敗官員。學術界說，這是“權力資本化”，這是“以權謀私”。吳敬璉先生說，中國是權貴資本主義。吳思先生說，這是官家主義。這些觀點，對大家來說都變成常識了。大家看看，都是“權”在作怪，“官”在作怪。因此，說有“原罪”，那么“原罪”的根子就在腐敗的官員身上，在腐敗的公共制度身上，而受益的官和與官勾結的商，官用暴力來壟斷資源，交給壟斷公司經營，官商勾結的特權群體，就是“原罪”的主體。

　　在這個意義上，不僅是“原罪”，還有眼皮子底下的無數(shù)“現(xiàn)罪”。我們應當明白，將社會財富集中由官僚來處理的制度，就是罪的根源。如果這樣的制度不改，那就不僅是“原罪”問題，也不僅是“現(xiàn)罪”問題，還會是“將罪”問題。我們要求追究清算“原罪”的朋友們，為什么不將矛頭指向不斷“化公共資源為官商之私”的制度溫床呢？

　　沒有“公平的化公為私”，就消除不了少數(shù)特權者對公共財富的掠奪和霸占。

　　僅有道德義憤是不夠的，從解決問題的角度看，應當建立一個監(jiān)督制約“公務員”的政治制度。腐敗的“公務員”，從來不參加生產活動，不生產財富，他們是財富生產者身上的寄生蟲，而搶奪公共財富的盜賊。那些靠官場而不靠市場致富的人，他們將公共權力拿到市場上來買，收益歸自己和自己的權力靠山，他們是幫兇�！白羁珊弈切┒旧呙瞳F，吃盡了我們的血肉�！� 2006年11月10日，高輝清等三人在《改革內參》發(fā)表《2004年我國租金價值5萬多億》一文，認為由于資金、土地、勞動力等要素大體是由行政力量決定和配置，由此形成了市場配置體系與行政配置體系的雙軌，形成了巨大的租金空間。該文對進出口許可證差價、土地差價，資金差價等項目的租金空間進行了核算，結論是利率差為6526.9億元，地價差為5285億元，壟斷行業(yè)租金2125億元，國有企業(yè)應當未交稅金3717.7億元等。全部租金為56952.9億元，占當年國內生產總值現(xiàn)價比重的35.64%，相當于1.8個財政。這什么意思？這是說，2004年，有5萬多億元的特權收益，被各部蓋紅章給蓋了分了，這筆錢沒有進入國庫，而被壟斷官商利益集團給分了。這就是每年“不公平的化公為私”的大體資金數(shù)目。國有壟斷企業(yè)及圍繞它們的私利群體，是吞食全民財富的最大的黑洞。

　　腐敗的公務員之所以有條件腐敗，就是因為他們躲在一個腐敗公務員可以搶奪社會財富的制度背后，就因為他們蓋下紅章把公共資源給分了，分給了壟斷官商。我更看重的，不是具體的個人，而是那些貪官惡商所依附的特權制度和特權文化。集權必帶來特權，特權必帶來腐化，腐化必敗化整個社會和人心。第一步必須是“公正的化公為私”，第二步必須是公正合法的私權的保護制度，第三步才會有公正透明神圣的公共制度。合法的私權不清楚，我們就沒有公正的公權。

　　要變集權制為民主制，變人治為法治，反對那些反對民主的人，反對那些反對法治的人，這才是我們的道德義憤應當集中的目標，這才是真正結束“不公正的化公為私”的命運的辦法呀。因此我勸那些要追究和清算“原罪”的朋友，先把問題想明白，先找到問題的癥結，大家一起來改革不斷制造出腐敗的那種特權制度，弄清過去罪惡的真相，從而杜絕今天的罪惡，杜絕未來的罪惡。

　　經濟層面的“原罪”問題

　　今天討論的題目是“改革以來的原罪問題”，沒有討論改革以前的“原罪”問題，題目就有傾向性。就在你們這兒，有人說過，改革前是“創(chuàng)樂園”，改革以來是“失樂園”。我實在不明白，改革前創(chuàng)了誰的樂，改革后誰失了樂，這是什么人的“樂”的標準呀！

　　改革三十年，有幾條是不可否認的，一中國經濟的持續(xù)發(fā)展，絕大多數(shù)民眾的物質生活水平的持續(xù)提高，國家綜合國力的持續(xù)提高。二是中國社會日趨開放，民眾的自由選擇空間日趨增大。這些事實，都是在有些人所說的“原罪”的過程中不斷實現(xiàn)的。一些人所說的“原罪”，與經濟發(fā)展的現(xiàn)象，難道沒有一點正相當關系嗎？按一些人的說法，改革前不存在“原罪”，但那可是一個貧困交加的中國，沒有“原罪”與人民貧困，相道沒有正相當關系嗎？

　　與改革前相比，中國社會的職業(yè)結構有什么變化呢？改革前，有政治家，有官僚，有科技人員，有工人，有農民，有知識分子，這些人群，現(xiàn)在仍然存在。但是，改革前沒有商人，沒有企業(yè)家，而現(xiàn)在有充滿活力的商人和企業(yè)家。這么一比較，從職業(yè)結構看，中國社會改革以來的根本變化，就是出現(xiàn)了商人或企業(yè)家群體。這是新的因素，這是最大的不同因素，這新的因素的出現(xiàn)和發(fā)展，正好與中國經濟的持續(xù)發(fā)展相伴相生。我們從中不會發(fā)現(xiàn)一點企業(yè)家和商人的出現(xiàn)與中國的發(fā)展的關系嗎？難道企業(yè)家和商人就都是小偷嗎？一個國家能夠靠你偷我我偷你來實現(xiàn)經濟總量的持續(xù)增長嗎？改革前有電視機嗎？有洗衣機嗎？有電腦嗎？有手機嗎？有小汽車滿街跑嗎（少數(shù)官家倒是有）？有琳瑯滿目的服裝，有鱗次節(jié)比的樓房嗎？有每天成千上萬艘貨船把資源拉到中國的各大沿海碼頭嗎？這些財富是從那兒來的，是有些人所說的從“原罪”來的？是偷出來的嗎？難道不都是從企業(yè)和公司里生產出來的？難道企業(yè)和公司的負責人不是企業(yè)家嗎？這一切全新創(chuàng)造出來的財富背后，企業(yè)家難道不是核心推動力嗎？改革近三十年來，中國經濟年平均增長9.6%，總量翻了十幾番，2006年突破了20萬億，這就是中國有產者階層產生的基礎，這是從財富生產和發(fā)展中產生出來的。從整體上看，有產者階層的財富是偷來的嗎？誰能把不到2萬億的GDP偷成20萬億的GDP？真有這樣的“小偷盜賊”，我倒希望這樣的“小偷盜賊”多一些呢。

　　那些夸大其詞，千方百計要通過“原罪”來給企業(yè)家群體定罪的人，他們也是直接間接靠企業(yè)供養(yǎng)的，他們怎么不想想財富是從那里來的？這個世道真是怪，花錢的人反而以為自己比出錢的人道德高尚，花錢的人倒要給出錢的人拖上“原罪”的審判席。

　　中國改革以來成長起來的企業(yè)家、商人，他們是財富生產的組織者，他們組合專業(yè)人員和廣大職工，創(chuàng)造了物質財富，創(chuàng)造了稅收，創(chuàng)造了就業(yè)，創(chuàng)造了國力，他們是中國生產力的寶貴力量，是國家的無價財寶，這些事實，為什么一些人就睜眼瞎看不見呢？前一前段《大國崛起》的片子很熱鬧，但我發(fā)現(xiàn)，這個片子雖然總體不錯，但就是要點不清晰，不清晰在那兒？就在沒有講清一切大國崛起的背后，就是財富生產和控制力量的崛起，就是工商業(yè)和工商業(yè)者的崛起。這個片子，說到底還是官本位。國家的真正力量，不在花錢的吃稅的官僚身上，而在上稅的工商業(yè)者身上。什么是聰明的官，就是不破壞工商業(yè)發(fā)展的官。官場又不生產財富，怎么可能是力量之源呢？它不去破壞力量之源，就謝天謝地了。大國崛起里那些浮上歷史的偉大政治家，不過中工商業(yè)大海打出的浪花，海大則浪高。

　　歷史發(fā)展到今天，國家的真正力量，不在一些道德謾罵者飛濺的口水中，不在政府的文件套話中，而在企業(yè)創(chuàng)造財富的力量中。財富的成長與積累，使愈來愈多的人將飯票捏在了自己手中，使愈來愈多的人更有自由更有尊嚴。貧賤夫妻百事哀，貧窮國家更是百事哀，企業(yè)家、商人和專業(yè)知識分子是轉變中國貧窮命運的核心力量。(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看不到這樣的歷史變遷，看不到工商界崛起的歷史宿命，一些人讀了幾本雜書，在網(wǎng)上發(fā)幾篇亂七八糟的狗屁文章，就以為自己了不起，就自以為可以代表“人民”，自以為自己可以成為中國工商界的道德審判官，他們極力要將少數(shù)壞商人的非法謀利的現(xiàn)象，強加到絕大多數(shù)在巨大壓力下勤奮勞動生產財富和稅收的企業(yè)家和專業(yè)知識分子身上，從籠而統(tǒng)之地罵企業(yè)家到籠而統(tǒng)之地罵精英，自稱是“人民”和“平民”的代表，殊不知真正的“人民”和“平民”，正是那些在企業(yè)里勤奮工作的人，正是那些在專業(yè)上積極努力的人，不是那些天天不干實活，只管罵別人不道德的寄生蟲。他們罵企業(yè)家為罪犯，罵專業(yè)知識分子為幫兇，我從中沒有看到任何正當性，我從他們的道德狂妄癥后面，只看到一種權力妄想癥。一些人經商賺不了錢，搞科研沒成果，寫書寫不好，當官當不了，干活不好好干，極度不滿現(xiàn)實又不努力學習上進，極度不滿現(xiàn)實又不努力來實實際際地推進中國的民主法治事業(yè)，極度不滿現(xiàn)實又不頂著壓力參與中國民眾的依法維權事業(yè)，只夢想著天下大亂混水摸魚，以虛幻的道德感支撐自己的狂妄，每天除了發(fā)泄還是發(fā)泄， 網(wǎng)上發(fā)泄，小會上發(fā)泄，就憑這點德行，就憑這點本事，就想來否定改革開放的成績，就想來否定中國企業(yè)家和專業(yè)知識分子們的功績，就想來主宰工商界的命運？就想來掌控中國的未來？憑什么？做夢去吧！面對今天中國那些懷念改革前的時代，懷念毛式社會主義，否認鄧小平、否認企業(yè)家和專業(yè)知識分子社會價值的狂人、昏人們，我真要多問幾個“你們憑什么？”。

　　任何一種職業(yè)領域，都有好人與壞人。企業(yè)家群體如此，工人、農民、官員群體也如此。人絕不會因為貧窮，就一定公德高尚。人絕不會因富裕，就一定公德墜落。有不法的富人，也有不法的窮人，財富不是衡量是否有道德和是否守法的標準。一切不法者，都應受到法律的制裁，無論他是官還是商，是窮還是富。那些從不反省自己的缺陷與無能，只會罵別人不道德的人，我看才是真正不道德的。

　　什么是道德？我看有三個基點，一個基點是生產的道德，這是最核心的，經濟發(fā)展是最大的道德，不生產不貢獻者何來道德優(yōu)越感？能否創(chuàng)造知識，能否創(chuàng)造財富，能否創(chuàng)造就業(yè)，能否創(chuàng)造稅收，這些才應該是衡量道德的善惡是非的核心標準。第二個基點是公平分配的道德，分配的道德就應該是按貢獻取酬，過去叫按勞分配。總不能說你干活比別人差，水平比別人差，你還是與別人拿同樣多的收益吧。真這樣做，這就是懶漢無懶哲學，是另一種形式的不公平。第三個基點是慈善的道德。因各種原因生產能力弱的人，因各種原因失去生產能力的，應享有生存的保障。一個社會，不能讓人餓死凍死。生產者交稅來養(yǎng)政府，基中一個任務，就是委托政府把交來的稅收的一部分轉移給貧困的家庭貧困的人。在這個意義上，上稅就等于承擔一種慈善的道德�，F(xiàn)在稅收都快達到4萬億了，為什么還有人饑寒交迫，責任在轉移支付不夠，責任在用于轉移支付的稅收的比例太低。這個責任在誰呢？低收入家庭的福利和社會保障問題，就在稅收的分配環(huán)節(jié)上。我勸勸那些天天叫著要追究和清算企業(yè)“原罪”的人，如果你們真想中國社會和諧進步，如果你們真關心貧困家庭的生活保障問題，先清理一下稅收，讓更大比例的稅收分配到窮人頭上來。有這么大的稅收量，中國不應該有人餓死凍死，不應該有人上不起學，不應該缺少基本的醫(yī)療保障的。分配不公的根源，不在企業(yè)界內部，而公共領域，在稅收收支缺少民主，缺少民主公共財政。

　　在這個意義上，我認同胡德平民營企業(yè)功大于過的說法，民營企業(yè)不容易，它們是走著地雷陣過來的，無數(shù)人已經被惡法的地雷炸死了。中國社會真有病怪，有的人在生產，有的人在埋地雷，而那些埋地雷的人，居然還有一種道德光環(huán)和道德優(yōu)越感，這是那是那家那門的道德？

　　文化傳統(tǒng)層面的“原罪”問題

　　中國政治文化傳統(tǒng)中，有一個很有鼓動性的概念，叫做“鋤強扶弱”。為什么中國歷史上工商業(yè)發(fā)展不起來？暴民來了要搶，暴官來了也要搶。暴民和暴官，都只關心分配，只關心財富控制，不關心財富生產。有人在生產財富，有人在搶奪財富，搶奪財富的力量占有上風，就沒人愿意搞生產了，就沒人愿意投資積累了。不斷的“鋤強扶弱”，結果不斷把最有生產性的力量給摧毀了，最后只剩下散弱的百姓和特權的官僚�！端疂G》里面那群強盜，他們的替天行道，就是搶東西。貪官污吏橫行霸道，本質就是搶東西。他們都不搞生產，不跑 市場，不搞科研，他們只是打翻人搶東西。但是奇怪了，他們無一例外都打著“替天行道，鋤強扶弱”的旗號，而且還頗有道德自信！這是“原罪”觀念產生另一個因素，中國傳統(tǒng)的鋤強扶弱的因素。富者就是強者，強者就是豪強，豪強就是壞人，一切個人財富的積累，都以罪惡為基礎。這是一個丑惡的文化傳統(tǒng)心理，這個觀點，武克鋼先生在《中國呼喚工商文明》的文章中有清晰的表達。

　　我不是富人，但我并不嫉妒比我有錢的人，他們做生意掙錢的本事比我大。大家最恨的房地產商當然比我有錢，為什么？我不過出版了幾本書，寫了幾篇文章，人家可是蓋了這么多房子，實實在在的貢獻，我無權嫉妒別人。而且，人家承受到各種壓力比我大多了，我承擔的實際責任比人家小多了，我得承認自己做生意上的無能。把房地產商抓了，分他們幾套房子我自己住，我覺得這不道德。我憑什么？如果房地產商違背了法律（違背了良法），自然有司法部門來處理他們。如果司法部門不處理違背良法而暴富的房地產商，那是司法部門的失職，問題出在公共領域，那我當然會對失職的官員有意見。公共領域，就是我們大家的領域，我也有份。但私人領域，人家的私產，那是人家自己的權利，我無權無份，不能動人家的。所以我認為，我們今天要否定那種“鋤強扶弱”的說法，那是搶劫犯的說詞。我們今天需要的是“保強扶弱”，只有這樣我們中國才有真正的進步希望。財富不積累起來，就形不成投資，不保強就沒有生產力，就沒有競爭力。不扶弱，那么財富發(fā)展就失去了意義，財富就不能造福于底層的人，中華民族大家庭就不能共同進步。

　　中國歷史上，無數(shù)綠林強盜和貪官污吏，他們借“鋤強扶弱”的說法，結果他們自己在暴力搶劫中變成了真正真的“強權”，在他們的刀前面，一切老實的生產者都變成了真正的弱者。吳思先生說的“暴力者集團”控制了“生產者集團”，這就是中國社會的最大痛處。翻翻中國的古代正史，二十四史，你能看到多少生產者的蹤影？你能看到的，就是搶劫者，不是朝廷的搶劫者，就是綠林的搶劫者。社會財富的生產者，社會的真正支撐者，正史都不記載，這是一個什么樣的文化傳統(tǒng)？還自許為博大精深，我看是玩人的、搶劫的文化的“博大精深”。我們需要的，是一個財富的創(chuàng)造者和生產者至高無上的健康文化，是一個尊重人尊重創(chuàng)造尊重生產同時又講究共同發(fā)展共同富裕的文化。共同富裕，只能通過民主政治制衡、民主財政約束、依法轉移支付的手段來實現(xiàn)，絕不能走暴力搶劫的邪惡之路。我明確我的態(tài)度，我是堅決而和平的維新者，是不怕壓力的改革者，我反對任何形式的暴力革命。為什么這樣，因為我知道暴力革命發(fā)展不了科研，暴力革命提高不了經濟效率，暴力革命發(fā)展不了生產力，暴力革命建立不了法治中國。今天搞規(guī)模的暴力革命，無非是會把一批窮兇極惡的、沒有專業(yè)能力的財富掠奪者推向歷史舞臺，把中國拖回黑暗貧窮的世界里去。

　　哲學層面的“原罪”問題

　　討論“原罪”問題，我感到還有一個更深的層面需要研究，這就是社會等級問題。談“原罪”討論現(xiàn)象，就不得不談社會等級問題。其實，說千道萬，許多人強烈要求對民營企業(yè)的“原罪”和“第一桶金”進行追查，原因就在于中國社會的兩極分化，而兩級分化的下層對上層的不滿。錢少的對錢多的不滿，權小的對權大的不滿，名小的對名大的不滿。當然，說兩極分化太過于簡單了，中國社會應當是多級分化。水往低處流，人往高處走，人對比自己位置高的人常會有不滿或不服的心理，這是大實話。

　　毛澤東說“糞土當年萬戶侯”。萬戶侯算大官了，但家有田幾十畝的富民孩子毛澤東把萬戶侯比做糞土，他本事大，所以不服氣嘛。為什么左翼朋友們多少都有點毛澤東情結，就因為他們都感到自己本事大，但在社會中卻被邊緣了，在社會中的等級太低了，所以不滿，所以不服，他們都怪這個社會不公平，所以就對“原罪”大講特講，把上層（只敢講商不敢講官）講臭，巴不得講到把比自己有錢有勢的人都拉下馬來，然后自己上去。

　　其實，人類任何一個歷史階段，任何一個國家，都處于等級社會之中。人不能僅靠自己活著，人要組織起來才能從事生產或者戰(zhàn)爭。而組織就必然需要領導級別，所以在這個意義上，任何社會都是有等級的。沒有等級，組織就無法運行。

　　這兒有人說，毛澤東時代是平等的，真是這樣嗎？在那個時代，是你給書記交思想?yún)R報還是書記給你交思想?yún)R報？是你向毛主席敬禮還是毛主席向你敬禮。毛主席可以批評你，你可以批評毛主席嗎？農民與工人平等嗎？我這樣說，是說其實任何社會，都是等級社會。毛時代搞供給制，人人有一小份，經濟兩極分化不明顯（當然不包括農民，農民最慘），經濟分配相對平等，這是事實。但是，這種經濟分配上的平均化，卻是以政治權利極度不平等為代價的。政治權力是高度等級制的。毛主席隨便說句話，就是最高指示，馬上全國人民被組織起來學習，人格精神上高度不平等，所以也是一個不平等的社會。

　　社會與社會的差別，不在于有沒有等級，而在于等級是按照什么樣的原則形成的，而在于這樣的原則是否有助于社會共同利益發(fā)展。

　　秦以來的君主社會，皇權等級是由戰(zhàn)爭和血緣繼承帶來的，開國皇帝打天下坐天下，他的血緣后代就繼承大統(tǒng)。官僚等級則是通過軍功和科舉來實現(xiàn)。而且，由于皇位靠血緣繼承，在極封閉的小圈子中選擇，后代君王沒有經過競賽過程，所以一代不如一代，最后就完了。君主等級社會形成的原則是，血緣繼承和考試等級，而血緣素質的衰敗就拖垮了考試等級，因為唯有天才才能使用人才，人才只能使用庸才，庸才只能使用蠢才。注意，更重要的是，這些主導性的等級的形成，不是靠生產競賽，而是靠暴力競賽和統(tǒng)治知識競賽。這樣的競爭有個什么缺點呢？就是對生產發(fā)展沒有幫助。經濟上倒也有自由競爭，但是由于對私有產權保護不重視，公權力無所不入，朝廷官吏容易侵入經濟領域，所以經濟上很難成長起大企業(yè)來。

　　現(xiàn)代西方社會也一樣有等級。經濟上保護私有產權，同時開放自由競爭，用法治來保障這些原則，使公權力不敢輕易入侵經濟領域，這樣就使經濟領域精英匯聚，無論出生在那個階層，最有創(chuàng)造力的人總能有上升通道。經濟領域是高度競爭的，高度鼓勵精英主義的，這在美國表現(xiàn)最為突出。因此其經濟等級的形成基礎，主要在創(chuàng)造力和生產力上。政治等級的形成原則，就是各政黨候選人的選票競賽。要想得到更多的選票，就得回應大多數(shù)人，所以這是一場“讓人民滿意”的競賽規(guī)則，這使得公共領域難以形成體制性的特權與腐化�？梢哉f任何一個領域，都難以封閉形成壟斷特權，都必須面臨競爭壓力，因此難以腐敗墜落。

　　可以這樣說，有兩種大體的等級形成原則，一種是暴力的、封閉的、特權的，一種是和平的、競爭的、開放的，前者對社會生產的發(fā)展和人民能力的提高，有負面的破壞作用，后者對社會生產的發(fā)展和人民能力的持續(xù)提高，有正面的促進作用。前者是特權壟斷等級原則，后者機會均等前提下的等級原則。或者說，一種是特權等級原則，一種是自然等級原則。

　　民眾不會不講條件地反對等級，而是反對特權等級。以權謀私而形成的社會經濟等級，是邪惡的不公正的等級，這是民眾最痛恨的，也是許多人要求追查“原罪”的原因。中國存在無數(shù)機會不均等的弊病。什么叫機會不均等，就是賽場規(guī)則不公平，賽跑時不是一條起跑線，但卻跑向一條終點線。特權幾乎覆蓋在中國的所有領域，從特權中產生出一大批暴富者。這些暴富者未必是非法的，因為我們的法律中就充滿著各種特權的規(guī)定。不準民間辦銀行，國有銀行就成了金融特權者。不準民間進入石油行業(yè)，石油行業(yè)就成了特權者。不把土地所有權還給農民，控制土地的官僚們就成了特權者。大型工程不按公開公平透明的方式招標，控制發(fā)標的官僚和官商就成了特權者。前段時間，導演賈樟柯在報紙上抨擊娛樂大片是“法西斯細菌”，為什么他這么說？主要理由有兩個：一是電影局規(guī)定，電影要進影院，必須是35毫米膠片或者是高清拍攝才能進影院，而成本較低的DV拍的不能進影院，這樣就把拍攝成本的門檻抬高了，這就減少了無數(shù)青年導演的出頭機會。(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這是故意制造壟斷，這是有意壓制公平競爭的惡法。二是電影局用行政權力幫助毫無思想的娛樂大片如《滿城盡戴黃金甲》壟斷電影院線，或安排黃金時間，甚至規(guī)定其他片子不能同時上映。這就是電影管理上的特權壟斷與腐敗，邪惡！特權壟斷與腐敗真是無處不在，政治權力的不平等，造成了經濟權利的不平等。吳敬璉說兩極分化的根源在壟斷與腐敗上，他是對的。

　　我們承認等級的必要性，但不承認特權等級的必要性，而只承認自然等級的必要性。比賽當然要分出個名次來，但比賽過程的規(guī)則必須是公平的。解決不合理的兩極分化的辦法，不是去追那些法律上不存在的“原罪”，而是要打破特權壟斷，開放中國各個領域的競爭。同時，民眾對自然等級，即在公平競爭中形成的等級，比創(chuàng)造比貢獻比勤奮比聰明而形成的等級，是承認的，因為這樣的自然競爭，有助于社會生產力的發(fā)展，有助于整體生活水平的提高。一個公正的社會，就是保護自然等級的社會，這樣才能保護中國的生產力量和競爭力量，一個公正的社會，就是打破了特權壟斷等級的社會，這樣才能釋放中國民眾的創(chuàng)造力量。我奉勁對“原罪”問題過分熱心的朋友們，請你們抬眼看看，看看那兒存在封閉、壟斷與特權，就去和平抗爭，依法抗爭，抗爭出一個公開透明、機會均等、自然等級的中國。

　　其實，幾千年的歷史告訴我們，社會沖蕩的本質，是精英之間的沖突，是底層精英與上層精神間的沖突。為什么這樣說？老子有言，“天降甘露，民莫之令而自均�！边@說的是降雨，其實，天降人才也是如此。社會是分等級的，越高的等級，人愈少。但有趣的是，上天降人才，不是按照等級來降的，不是因為等級高的家庭，人才就會多。人才是按照人口數(shù)量基數(shù)分均降下來的。底層人口多，因此天生人才的總數(shù)量也多，這些生在底層社會的人才，有天然的沖力要上升到更高的社會階層去。如果是一個各領域開放競爭的社會，來自底層的大量人才就會較順利地上升到應到的高層面，如果是一個封閉壟斷的社會，來自底層的人才就難以建設性的手段上升到應到的位置，這樣造反和動蕩的力量就有了。大家想想，任何時代，卷入造反的人都是少數(shù)。例如，共產黨革命成功時，百萬雄師過大江，不過百萬。加上其他參與的人，也不過幾百萬，但當時中國的人口可是四億左右，人數(shù)不到百分之一。所以，與其說是人民戰(zhàn)爭，不如說是沒有合理出路的底層精英的造反戰(zhàn)爭。所以，上升機會的封閉與壟斷，機會的不均等，必導致底層精神與上層精英的沖突，本質上是精英沖突，但精英們會把可憐的百姓們卷進去犧牲。結果不過是新精英替換舊精英，百姓還是百姓。這樣想來，我們可以明白，一切封閉與壟斷，一切壓制公開競爭的做法，一切人為阻止底層精英上升的做法，都是愚蠢而不負責的，這在任務領域都如此。繁榮來自競爭，和諧來自競爭，要消除大家所關心的“原罪”問題，就必須清除壟斷。當然，大家會明白，歷史上的一切專制制度，就是最大的壟斷制度。

　　我就“原罪”講了這些，一定有許多人不愿意聽，一定有許多人聽了不舒服。這些朋友往往是看到了邪惡的現(xiàn)象，但找不準病根，找不準解決問題的路徑。說到底，就幾句話，生產財富的能力，是中國最重要的能力，中國發(fā)展的希望，就在這種能力之上，因此一個走向富強的中國，就一定是一個促進生產財富的能力成長的中國。要使絕大多數(shù)人的生產能力得以提高，財富的分配，要與財富的生產統(tǒng)一起來考慮，公平的分配，一定是有助于生產力提高的分配，破壞生產，這是最大的罪，這應該成為我們衡量一切善惡是非的標準。你們這個地方，是天天有人吶喊正義與善的地方，今天到這兒來，我總想著先哲老子的一句話：“正復為奇，善復為妖。”深刻�。≈袊鴼v史多次證明，總有人以正義和善的口號來改造社會，結果造成的只是奇邪與妖孽，傷害了百姓破壞了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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