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瑪麗安妮·韋伯的《馬克斯·韋伯傳》中文版問世。細讀瑪麗安妮·韋伯筆下對韋伯同時代的學者、社會活動家、政治家、文學家極其富有洞察力的描述，似乎見到了那個時代德國知識分子的學說及其生活。自己當時正在讀《韋伯論大學》一書，書中許多細節(jié)也涉及韋伯與其周圍的學者的關系，心血來潮寫下這篇文章。

　　一個世紀前，韋伯的名著《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問世的那個時代，其他德國學者也通過各自學術研究探索過資本主義精神起源問題，這也是當時歐洲知識分子關心的問題。圍繞資本主義精神起源問題，當時學術界大致有兩種對立的觀點：一種是贊同韋伯的觀點，認為新教倫理，即禁欲主義是資本主義精神的原動力，簡稱“禁欲說”；
另一種觀點則認為，文藝復興運動的人文精神把人們從神學下解放出來，才是近代資本主義的源頭，人稱“解放說”。拙文簡要地介紹與馬克斯·韋伯同時代的三位德國學者——特洛爾奇、路約·布倫塔諾、宋巴特在這個課題上的建樹及其與韋伯相異的觀點。特洛爾奇雖屬于“禁欲說”派，具體的論述中也有不少與韋伯相異的見解；
而路約·布倫塔諾、宋巴特則持相反的“解放說”觀點。對路約·布倫塔諾國內(nèi)學人大概頗為陌生，宋巴特和特洛爾奇的學說在中國雖有一般的介紹，大家對他們的著述也并不熟悉。

　　一

　　歷史學家特洛爾奇（Ernst Troltsch,1865—1923）是韋伯在海德堡大學任教時的同事。他早年之所以熱衷于古代、中世紀教會歷史研究，也是為了搞清楚近代資本主義精神的起源問題。關心、承認宗教改革的歷史作用這一點上，他與韋伯氏同道，但是，最后的結(jié)論還是與韋伯很大的差異。根本的問題在于：他認為啟蒙主義才是與傳統(tǒng)的神學支配下的統(tǒng)治觀念根本上對立的，才算真正的資本主義精神。他強調(diào)文化的功能，認為文化的變革不會僅僅局限在文化領域內(nèi)部，會影響所有的社會領域。從文化的角度來看，近代歐洲的開始源于啟蒙主義的興起。這一觀點不僅與主張文藝復興運動是近代歐洲的開始的觀點相異，而且與同樣肯定宗教改革對近代資本主義精神產(chǎn)生的韋伯的觀點也不一致。因為韋伯把宗教改革作為近代歐洲開始的標志。所以，同屬于“禁欲派”的特洛爾奇關于資本主義精神起源的觀點，還是與韋伯很大的差異。

　　在1906年發(fā)表的題為《近代世界形成中新教的意義》演講中，特洛爾奇表示：新教的作用于意義在于：促成了宗教個人主義并把這個人主義引入了世俗生活之中。但是不能過分強調(diào)宗教改革的作用，社會、政治、經(jīng)濟、科學、藝術各個領域近代取得的成就幾乎都與新教的宗教家、圣職者沒有任何關系。近代資本主義精神的源頭有幾個：部分是中世紀的延續(xù)；
部分是源自文藝復興運動、特別是與新教倫理結(jié)合起來的人文主義；
部分是舊教在新教興起或興起之后，與新教同時進步過程中產(chǎn)生的。當然，盡管他認為不能過分強調(diào)新教的作用，但是，他又指出，對于近代歐洲資本主義的形成來說，新教的作用和意義是毋庸置疑的。與文藝復興運動相比較，還是宗教改革運動的作用大，更為重要。他按時期把新教分成三個歷史階段。即宗教改革運動時期、路德派和加爾文派形成的舊的新教時期、啟蒙運動后的新的新教時期。他對路德派和加爾文派進行了具體區(qū)分和分析。與韋伯不同，他認為加爾文派教教義并沒有直接孕育出資本主義制度或資本主義精神，對產(chǎn)生資本主義及其精神只是意外的收獲。教義要求信徒在現(xiàn)世中又不為現(xiàn)世所惑，在禁欲下不倦地勤懇地勞動。勞動的盈利也不是為了享樂，而是為了增加、擴大勞動生產(chǎn)作出新的積累。但是，他又認為，資本主義一開始就內(nèi)含著與這種加爾文派教義完全相反的現(xiàn)世的資本主義倫理也在不斷強化，整個社會追求財物、人欲橫流而不是為了上帝的禁欲，除了個人主義外，沒有任何內(nèi)涵與加爾文派宗教精神、與其他任何新教倫理有什么聯(lián)系。以后他在《社會理論》中對基督教繼續(xù)深入研究，把宗教團體分成“教會”、“宗派”和“神秘派”三種類型。教會一般是保守的，卻相對地肯定世俗，要求人們以超世俗的信仰服從世俗社會的權威和統(tǒng)治秩序。宗派取對國家、社會世俗生活不關心的態(tài)度，或忍受或敵對，對物質(zhì)與權威有禁欲的傾向。重視宗教團體內(nèi)部的法則。而神秘派則強調(diào)宗教內(nèi)面的體驗。教會把禁欲作為道德手段；
宗派把禁欲作為放棄世俗生活的原理、以圣經(jīng)為法規(guī)，因此無視團體內(nèi)部的寬容精神；
神秘派注重個人人格救濟，內(nèi)心的寬容、良心自由成為主要的追求。路德派與加爾文派都處于教會與宗派之間，后者對禁欲參與現(xiàn)世生活取更加積極的態(tài)度。特洛爾奇這三種分類的闡釋與韋伯的宗教社會學研究有很大的不同。韋伯根據(jù)對現(xiàn)世社會影響的程度來判別“教會”還是“宗派”，神秘主義只是作為宗教團體的一種手段來處理的。

　　特洛爾奇看來，宗教改革與文藝復興運動之間雖然有親和關系，但是根本上是對立的，所以他強調(diào)對立的一面。他認為文藝復興強調(diào)的是個人自由要從權威支配下解放出來，也就是從宗教的禁欲主義下解放出來，是反對宗教禁欲的；
宗教改革只是承認世俗生活的現(xiàn)實下要求人們實施更加嚴格和徹底的禁欲道德原則，只是把這樣的限制從修道院搬到了世俗社會。文藝復興運動提倡的是造就普遍的有人文主義修養(yǎng)的人；
宗教改革運動培養(yǎng)目標是專門的職業(yè)人。但是，他并不認為文藝復興運動對資本主義精神產(chǎn)生所起的作用大于宗教改革運動，指出文藝復興運動也有本身的局限，這種人文主義教養(yǎng)只能在非常笑的社會階層中實施，是貴族式的、不可能有問完全的獨立性要依附教會與宮廷，因此依然是保守的。所以，根本上文藝復興運動不可能產(chǎn)生新的社會秩序，只能在絕對主義國家中，為宮廷和王權發(fā)揮作用。相對而言，專門的職業(yè)人的培養(yǎng)只能限定在能夠發(fā)揮責任倫理與個人良心的領域里，對新的制度產(chǎn)生有強化功能。特洛爾奇認為文藝復興承擔了啟蒙的前奏；
宗教改革形成了市民追求禁欲、勤勞生活方式的源頭。真正的資本主義精神的產(chǎn)生，要等待這兩個運動與啟蒙主義的歷史匯合。

　　特洛爾奇晚年的一些學術觀點與早先在海德堡大學時代的見解發(fā)生很多變化，逐漸與韋伯觀點拉開更大距離，乃至個人關系惡化，雖然雙方都對對方的研究業(yè)績表示敬意，最后還是因為觀點對立而絕交。除了對基督教的分析中對“宗派”、“教會”的解釋與韋伯有差異外，對17世紀后的啟蒙主義認識，雙方也有很多差異。特洛爾奇把這些差異作為是“政治的、原理上的差異”。雖然特洛爾奇最后也堅持宗教改革比文藝復興的人文精神對資本主義精神的產(chǎn)生有更大的作用與影響，但是他認為是宗教改革偶然與文藝復興運動的配合、呼應，才使得啟蒙主義、歐洲近代資本主義興起。相對而言，韋伯忽更加重視資本主義形成過程中的宗教的作用，視文藝復興運動的人文精神的影響力，認為那還包含了一點封建的要素，只是在政治家與君主的政策中體出來，并沒有對市民階層產(chǎn)生影響。啟蒙主義的樂觀的預測也只是影響了18世紀末至19世紀初的王室、政治家與文學家；
卻是新教倫理孕育了產(chǎn)業(yè)社會的中產(chǎn)階級。即使關于宗教改革，兩者的觀點也有差別：韋伯只認為加爾文派禁欲精神；
而特洛爾奇承認路德派也具有禁欲精神。其次，雖然特洛爾奇認為宗教改革與文藝復興的人文精神合流產(chǎn)生啟蒙主義，但是，后者的“解放” 逐漸侵蝕了前者的“禁欲”，對啟蒙主義影響力增大；
而韋伯始終認為新教內(nèi)部世俗化過程為啟蒙主義登場作了鋪墊。再次，關于資本主義的“寬容”觀念的來源，韋伯認為來自加爾文派的教義；
特洛爾奇正相反，認為正是放棄了中世紀的超自然主義的傾向、擺脫了神學的素福束縛，才有啟蒙主義的“寬容”精神。第四，特洛爾奇認為轉(zhuǎn)向世俗追求物質(zhì)的資本主義文化是頹廢文化，期待新時代的禁欲主義出現(xiàn)；
而韋伯卻認為，工商業(yè)發(fā)達美國因為宗教禁欲精神才激發(fā)起人們積極的競爭精神。

　　二

　　布倫塔諾（Lujo Brentano,1844—1931）與施莫勒（Gustav von Schmoller）一起創(chuàng)立了德國社會政策學會，是位提倡社會改良主義的歷史學家、社會學家。他的關于資本主義精神起源的“解放”說，與韋伯的“禁欲”說完全對立的。他明確主張資本主義精神源頭是文藝復興運動，是源于文藝復興運動將人們從超自然的彼岸“解放”出來。他在《清教主義與資本主義》一文中說，人們普遍認為資本主義精神就是追去最大利潤，韋伯卻以為其中如果少了為了貨幣而追求貨幣的一種倫理色彩的生活觀念的話，就不是資本主義精神。布倫塔諾以中世紀意大利為事例來說明：那里的資本主義已經(jīng)極大規(guī)模地發(fā)展，但是市民社會中尚未出現(xiàn)把盈利神圣化到具有倫理色彩的生活觀念。他指出，韋伯自己也不承認當今還存在那種神圣的資本主義精神。另外，在《近代資本主義精神起源》論文中，他提出近代資本主義只是古代貨幣經(jīng)濟復活，只是一種量的發(fā)展。人生來有一種超越他人、支配他人的本能欲望。近代資本主義精神只是以使貨幣不斷增殖的欲望來取代中世紀封建制度下人們對土地無限制占有的追求。正是基督教教義把商業(yè)及其盈利的欲望看成罪惡的根源。但是這種教義與人的本能是矛盾的。十字軍戰(zhàn)爭后，商業(yè)以前所未有速度發(fā)展，才使得教會對商業(yè)的態(tài)度發(fā)生變化——追求無限制的利潤必然要使人們從傳統(tǒng)的基督教教義中解放出來。解放是宗教改革的結(jié)果。雖然布倫塔諾并不認為清教徒積極參與資本主義發(fā)展，只把這種中產(chǎn)階級的參與看作出于他們小市民庸俗本性。不僅不具有推進資本主義精神形成的作用，還起相反阻礙作用。但是，在這種觀點背后，也意味著他把小市民、手工業(yè)者也歸入資產(chǎn)階級里面去了。

　　與韋伯的資本主義精神來源論對立的另一學者是宋巴特（Werner Sombart，也有漢譯為松巴特或桑巴特的），也是第一位把“資本主義”這個詞作為專有名詞傳遍世界的學者，也是第一個專門研究資本主義的學者。中國學人對他比較熟悉。他的著作《現(xiàn)代資本主義》、《資本主義的將來》、《德意志的社會主義》等早在20世紀30年代就被翻譯成中譯本，由商務印書館出版。近年來《奢侈與資本主義》、《美國為什么沒有社會主義》的中譯本相繼出版。松巴特的資本主義研究業(yè)績博大浩瀚，限于篇幅這里只介紹他的關于宗教與資本主義精神起源關系的觀點。在宗教領域，他與韋伯的見解完全是對立的，他認為清教禁欲主義正是與資本主義精神對立的。應為資本主義是現(xiàn)實的、世俗的，人們失去現(xiàn)實生活中的快樂與幸福，只會憎恨資本主義的到來和進步。而且，人們積極參與了宗教活動只會對經(jīng)濟活動取消極冷漠的態(tài)度。宗教改革運動只是強化了人們內(nèi)在的精神生活，促進了人們的內(nèi)心體驗的精神生活。宋巴特的視角轉(zhuǎn)向猶太教與天主教的教義，在《猶太人與經(jīng)濟生活》一書里，他明確否定韋伯的新教倫理起源說：“在細考韋伯的論述后，發(fā)現(xiàn)新教禁欲倫理精神是來自猶太教”�！斑@種精神在猶太教中更為明顯”，所以猶太民族才是最具有近代資本主義精神的群體。總之，他把猶太教作為清教的先驅(qū)，認為猶太教教義中包含著理性主義，而理性主義即是資本主義精神。從這樣推理出發(fā)，結(jié)論是資本主義精神源于猶太教。

　　另一方面，他認為資本主義精神的來源是多元的，基督教（舊教）對資本主義精神產(chǎn)生也有很大影響。舊教教義對意大利的資本主義誕生產(chǎn)生過重大影響，羅馬教廷的財政政策、租稅制度支持資本主義發(fā)展。羅馬教廷的這種政策事受了托馬斯·阿奎那的神學理論影響。阿奎那為了調(diào)和法律與福音的矛盾，提出的宗教的法律倫理：這種法律倫理是為了使得人生普遍趨于合理，所以應該由這種神圣永恒的教義來支配世界、自然、宇宙，來制約人的情感與欲望。對上帝敬畏的人，才能使得人生合理。這種倫理觀對資本主義發(fā)展有促進作用，也為亞當·斯密繼承。

　　宋巴特的論點遭到布倫塔諾與韋伯的反駁。布倫塔諾特地寫了《猶太民族與資本主義》一文，批評宋巴特隨意解釋史料，指出猶太民族本來并不是宋巴特所說的“商業(yè)民族”，而是“農(nóng)耕民族”，所以也不是本來就擁有資本主義精神的民族，不過是哪里資本主義繁榮，他們就遷居到那里，哪里資本主義衰退，他們就離開那地方而已。韋伯也發(fā)起反擊，指出，猶太教教義中存在“對內(nèi)道德”、“對外道德”雙重倫理標準，在經(jīng)濟領域從事投機等非理性的事業(yè)正是這種對立的二元倫理標準的結(jié)果。猶太民族經(jīng)濟領域中的“技巧”只是他們在幾個世紀實踐中習得的結(jié)果，與猶太教教義沒有關系。那是“賤民資本主義”，并非理性的資本主義。近代資本主義制造業(yè)大企業(yè)的創(chuàng)始人中，沒有一個猶太人。即使出現(xiàn)制造業(yè)的猶太人企業(yè)家，那也只是晚近的事情。虔誠的猶太民族恪守傳統(tǒng)信仰，對一切革新的厭惡的態(tài)度，與任何其他自然形成的民族相比毫不遜色。

　　此外，后來的研究者們都指出，宋巴特的“資本主義精神”這一概念，與韋伯的同一概念也有很大出入。韋伯概念中的主體不僅包括企業(yè)經(jīng)營者（資本家），也包括受雇用的工薪階層。認為兩者出于同一社會形態(tài)，具有共同心態(tài)、追求。而宋巴特的資本主義精神主體只限定于資本家。他認為也包括受雇用的工薪階層具有獨資的心態(tài)、追求，所以，另一方面，他也關心無產(chǎn)階級與社會主義運動，有諸多關于社會主義的著述，我們也不以為奇了。

　　順便提一下，宋巴特雖然著作等身，長年在沒有頒布學位權的地方大學與商學院任教。韋伯因為健康原因離開海德堡大學時，宋巴特作為韋伯教授職位的后繼者的希望，因為普魯士教育部人事制度不合理，最終不能如愿以償。韋伯盡管與宋巴特學術觀點對立，在許多場合為宋巴特的這一遭遇鳴不平，批評當局的人事制度，反映了韋伯的人格高尚。

　�。玻埃埃赌暝�月24日于孤寂齋

　�。ì旣惏材荨ろf伯《馬克斯·韋伯傳》，閻克文等譯，江蘇人民出版社，2005年；
宋巴特《社會主義與社會運動》，劉侃之譯，商務印書館，1930年，《現(xiàn)代資本主義》，季子譯，商務印書館，1930年，《德意志社會主義》，楊樹人譯，商務印書館，1935年，《資本主義的將來》，張任譯，商務印書館，1935年，《經(jīng)濟學解》，王毓瑚譯，商務印書館，1939年，《奢侈與資本主義》，王燕平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為什么美國沒有社會主義》，賴海榕譯，社科文獻出版社，2003年；
特洛爾奇《基督教理論與現(xiàn)代》，朱雁冰譯，華夏出版社，200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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