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達的《新政革命與日本》（李仲賢的中譯本由江蘇人民出版社1998年出版）一書,出版以后引起不小的爭議,包括本人在內,對其觀念和材料方面的種種局限議論較多。不過,作者指出了以下的重要事實,即新政前后,中國的知識與制度體系截然兩分,此前為一套系統(tǒng),大致延續(xù)了千余年;此后為一套系統(tǒng),經過逐步的變動調整,一直延續(xù)至今。作者這樣來表述他的看法:

　　在1898年百日維新前夕,中國的思想和體制都刻板地遵從了中國人特有的源于中國古代的原理。僅僅12年后,到了1910年,中國人的思想和政府體制,由于外國的影響,已經起了根本性的變化。從最根本含義來說,這些變化是革命性的。在思想方面,中國的新舊名流(從高官到舊紳士、新工商業(yè)者與學生界),改變了語言和思想內涵,一些機構以至主要傳媒也藉此表達思想。在體制方面,他們按照外國模式,改變了中國長期以來建立的政府組織,改變了形成國家和社會的法律和制度。如果把1910年中國的思想和體制與1925年的、以至今天中國相比較,就會發(fā)現(xiàn)基本的連續(xù)性,它們同屬于相同的現(xiàn)實序列。另一方面,如果把1910年和1898年年初相比,人們發(fā)現(xiàn),在思想和體制兩大領域都明顯地彼此脫離,而且越離越遠。

　　也就是說,中國人百年以來的觀念世界與行為規(guī)范,與此前的幾乎完全兩樣,這一天翻地覆的巨變,不過是百年前形成基本框架,并一直運行到現(xiàn)在。今日中國人并非生活在三千年一以貫之的世界之中,而是生活在百年以來的知識與制度體系大變動所形成的觀念世界與行為規(guī)范的制約之下。任達認為,這樣的變動是以清政府和各級官紳為主導的具有根本性的革命,并且強調在此過程中日本影響的主動與積極一面。對于諸如此類的看法,意見當然難期一律,表達異見十分正常。但任達所陳述的知識與制度根本轉變的事實,卻是顯而易見,不宜輕易否定的。

　　不過,這一轉型的過程及其意義,遠比任達所描繪的更為復雜和深刻。因為它不僅涉及明治日本,還包括整個豐富多樣的“西方”;不僅發(fā)生在新政時期,而是持續(xù)了半個多世紀;不僅政府主導的那些領域出現(xiàn)了制度變化,全社會各個層面的各種制度體系,幾乎全都根本改觀;參與其事者不僅是清朝官紳和日本顧問,外國來華人士和中國知識人也大都介入其中。更為重要的是,這樣的革命性變動不是單純移植外國的知識與制度,今天中國人所存在于其中的知識與制度體系,雖然來源多在外國,因而與世界上其他國家大體相似,但還是有許多并非小異。這些千差萬別,不能簡單地用實際上未能擺脫西化的現(xiàn)代化理論來衡量和解釋。

　　今日中國人在正式場合用來表達其思維的一整套語匯和概念、形成近代中國思想歷史的各種學說、教學研究的學科分類,總之,由人們思維發(fā)生,獨立于人們思維而又制約著人們思維的知識系統(tǒng),與一個世紀以前中國人所擁有的那一套大相徑庭。如果放棄這些語匯、概念和知識,人們很難正式表達自己的意思。而習慣于這些體系的今人,要想進入變化之前的中國人的精神世界,也十分困難,即使經過專門訓練,還是常常容易發(fā)生格義附會的誤讀錯解。不僅如此,甚至要認識今日中國人的精神世界,盡管處于同一時代,但要分辨那些約定俗成、不言而喻、實際上各說各話的話語,如果不能從發(fā)生發(fā)展的淵源脈絡理解把握,也很難真正做到了解同情。近年來學人所批評的“倒放電影”和所主張的“去熟悉化”,①顯然都由此而生。

　　同樣,體現(xiàn)和規(guī)范今人的行為,維系社會有效運作的各種制度,與百年以前也是迥異。這些制度涉及政治、經濟、軍事、對外關系、教育、金融、司法、醫(yī)療、治安、社會組織、社會保障與救濟等各個方面,幾乎無所不包。除了少數(shù)“仍舊”或“全新”的制度外,多數(shù)情況是“古已有之”而“變化多端”甚至“面目全非”。這就導致今人既不易理解前人的種種行為方式和運作模式,又無法深究今日各種制度規(guī)定及其運行的來龍去脈,難以知其然亦知其所以然。結果,一種制度之下存在著多種行為樣式,甚至主要的樣式與制度本身的原意相去甚遠。有時觀念與制度之間發(fā)生離異,觀念層面的優(yōu)劣之爭并不影響制度層面出現(xiàn)一面倒的局面。如中西醫(yī)的是非優(yōu)劣,歷來爭論不已,至今只能說是各有高下,但醫(yī)療和醫(yī)院制度,幾乎完全按照西洋方式。

　　何以會出現(xiàn)上述情形重要原因之一,在于晚清民國的知識與制度轉型,并非由中國的社會文化歷史自然發(fā)生出來,而是近代中外沖突融合的產物。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說是外部世界移植到本土,并且改變中國基本面貌的產物。換言之,這是世界體系建構過程中,中國一步步被拖入世界體系的結果。今人爭議甚多的全球一體化,仍是這一過程的延續(xù)。

　　然而,事情如果只是如此簡單,也就不難認識。實際情形不僅復雜得多,而且潛移默化,令人習以為常。所謂“世界”,其實僅僅存在于觀念形態(tài),如果要落到實處,則幾乎可以斷定并不存在一個籠統(tǒng)的“世界”,而具體化為一個個不同的民族或國家。

　　更為重要的是,那個時期的所謂“世界”,并非所有不同民族和國家的集合,實際上主要是以同樣籠統(tǒng)的“西方”為藍本和基準。在“西方”人看來,“西方”只是存在于東亞人的觀念世界之中。認真考察,西方不但有歐美之別,歐洲內部還分為大陸和英倫三島,大陸部分又分成歷史文化各不相同的眾多國家。此外,本來是東亞一部分的日本,因為學習西方比較成功,脫亞入歐,似乎也進入了西方發(fā)達國家的行列,而逐漸成為西方世界的一部分。

　　如此一來,近代中國面臨的外部沖擊和影響,就知識系統(tǒng)而言,不僅“西學”,還有“東學”。而“西學”的基本憑借“西方”既然只存在于觀念世界,“西學”相應地也只有抽象意義。一旦從籠統(tǒng)的“學”或“文化”落實到具體的學科、學說,可以發(fā)現(xiàn),統(tǒng)一的西方或西學變得模糊不清甚至消失不見了,逐漸顯現(xiàn)出來的是由不同民族和國家的歷史文化淵源發(fā)生而來的獨立系統(tǒng)。各系統(tǒng)之間或許大同,但也有不少小異,這些小異對于各種學科或學說的核心主干部分也許影響不大,但對于邊緣或從屬部分則相當關鍵,往往導致不同系統(tǒng)的學科分界千差萬別,從而使得不同國度的不同流派關于學科的概念并不一致。來龍不一,去脈各異,不同國度的同一學科的內涵也就分別甚大。大者如“科學”,英法德含義不同,小者如政治學、社會學、人類學的分科與涵蓋,歐美分別不小,歐洲各國也不一致。至于社會文化研究,究竟是屬于社會學的領域還是人類學的范疇,不僅國與國之間存在差異,同一國度的不同學派也認識不一。上述錯綜復雜是在漸進過程中逐漸展開,因此對于親歷其事者或許不成問題,而后來者或外來人則難免莫名所以,無所適從。當由歐洲原創(chuàng)的人類知識隨著世界體系的擴張走向全球時,為了操作和應用的方便,不得不省去繁復,簡化約略,使得條理更加清晰。這樣一來,原有的淵源脈絡所滋生出來的糾葛被掩蓋,學科的分界變得清晰起來。將發(fā)源于歐洲的各種學科統(tǒng)一分界進行快刀斬亂麻式的后續(xù)加工,開始不過是有利于缺少學術傳統(tǒng)又是移民社會的美國人便于操作,后來由于美國的實力和地位迅速上升,對世界的影響不斷擴大,甚至成為霸主和中心,美式的分科成為不少后發(fā)展國家接受外來影響的主要模式�？墒�,在清晰和方便的同時,失去了淵源脈絡,但從定義出發(fā),一般而言也無大礙,仔細深究,尤其是還想弄清楚所以然,就不免模糊和籠統(tǒng)。因此,格義附會、似是而非的現(xiàn)象不僅多,而且亂,看似異口同聲,實則各唱各調的情況比比皆是。

　　西方壓力之下發(fā)生的知識與制度體系轉型,如果只是全盤西化式地移植,問題也就相對簡單�？墒�,中國的文化不僅歷史悠久,而且活力十足,一以貫之,始終活躍,其巨大張力所產生的延續(xù)性,對于近代的知識與制度轉型發(fā)生著重要的制約作用。清季民初,是中國固有學術向西式分科轉型的重要時期,眾多學人對此作了不同程度的努力,其中康有為、梁啟超、劉師培、章太炎、嚴復、宋恕、王國維等人在學術領域的影響尤為突出,而蔡元培等人則更多的是從教育的角度關注分科。他們借鑒來源不同的西學,以建立自己的體系,都希望在統(tǒng)一的整體框架下將各種新舊中西學術安置妥當,尤其是力圖將中西新舊學術打通對接。各人的體系分別相當大,反映了各自所依據的藍本以及對這些藍本的認識存在很大差異。加之在中國變動的同時,歐洲各國的學科體系也正在隨著社會分工的日益細化和知識分類的不斷增加,隨時新建、調整或重組,時間的接近加劇了空間移動的復雜性,這就進一步增加了中國人對于學術分科的理解與把握的難度,也導致了分科界限的模糊與錯亂。早在20世紀初,主講京師大學堂史學的陳黻宸比較中西學術時就認為:“夫彼族之所以強且智者亦以人各有學,學各有科,一理之存,源流畢貫,一事之具,顛末必詳。而我國固非無學也,然乃古古相承,遷流失實,一切但存形式,人鮮折衷,故有學而往往不能成科。即列而為科矣,亦但有科之名而究無科之義�！边@顯然是用進化論的眼光看待中西學術的結果,將近代等同于西方,以為西學的優(yōu)勢從來如此。

　　其實,整體而言,分科治學在西方也不過是19世紀以來,尤其是19世紀后半葉以來的事。由于各國的學術文化傳統(tǒng)不同,造成分科邊際的不確定性和不穩(wěn)定性,使得對西方本來就缺乏全面深入認識的的中國人更加難以把握這些泊來的抽象物。

　　上述難題,幾乎所有的后發(fā)展國家和民族都會共同面對。而中國還有其獨特的問題。在中國的近鄰,明治維新后日本率先走上了近代化道路,并通過一系列軍事、外交和政治活動向中國人展示了它的巨大成效,以至于新政期間,在朝野人士的鼓動下,中國主要是通過日本來學習西方。這樣的取徑,在具有留學歐洲背景的嚴復看來,不僅是舍近求遠,甚至會南轅北轍。他說:

　　吾聞學術之事,必求之初地而后得其真,自奮其耳目心思之力,以得之于兩間之見象者,上之上者也。其次則乞靈于簡策之所流傳,師友之所授業(yè)。然是二者,必資之其本用之文字無疑也。最下乃求之翻譯,其隔塵彌多,其去真滋遠。今夫科學術藝,吾國之所嘗譯者,至寥寥已。即日本之所勤苦而僅得者,亦非其所故有,此不必為吾鄰諱也。彼之去故就新,為時近三十年耳。今求泰西二三千年孳乳演迤之學術,于三十年勤苦僅得之日本,雖其盛有譯著,其名義可決其未安也,其考訂可卜其未密也。乃徒以近我之故,沛然率天下學者群而趨之,世有無知而不好學者如此者乎侏儒問徑天高于修人,以其逾己而遂信之。今之所為,何以異此。

　　嚴復的意見在一段時期內似乎不被普遍認同,但它提醒國人注意,日本化的西學,加入了許多東亞因素,而東學所帶有的濃厚的德國色彩,提醒人們進一步拋棄西學的籠統(tǒng)性,關注英國以外的其它歐洲文化系統(tǒng),并設法弄清不同系統(tǒng)之間的差異。

　　知道分別就會有所取舍。在大規(guī)模地接受東學之后,朝野人士對東學東制移植中土暴露出來的弊病逐漸有所認識,于是再度將目光轉向歐洲。從這時起,國人開始跳出西學的籠統(tǒng)觀念,不一定在不同系統(tǒng)之間作整體性選擇,而是考慮各個系統(tǒng)的具體部分可能各有長短,應當具體地予以了解和把握。民國以后,雖然留美學生漸多,知識人士還是知道,欲求高深學問,還是要去原創(chuàng)性的歐洲。只是后來北美與東歐的影響日益增強,將已有的復雜因素變得看似簡化。

　　在近代中國人的精神世界發(fā)生著翻天覆地的變化的同時,其行為規(guī)范也隨著涉及社會生活各個方面的各種制度的引進而悄然變更。西制進入中國并導致原有的各種制度發(fā)生變動,與西學的進程相近似,也經過了取法日本的階段。在此之前,這方面的

　　進展相當緩慢。新政時期,中國全面模仿日本,朝野上下,先后派出了為數(shù)眾多的官紳游歷,他們出發(fā)前以及抵達日本后,要集中聽講學習,有關方面為此還編制了具體的考察指南,指示考察的程序、步驟和做法。游歷們按圖索驥,將日本的各種制度一一照葫蘆畫瓢地搬來中國。當然,后來同樣有過再向歐美學習以調整偏差的經歷。

　　其間有些先見之明人士并不囿于一途,如孫中山對美國的代議制民主就不以為然,而傾心于瑞士的直接民主。

　　對于近代中國的知識與制度體系轉型,學界往往會用現(xiàn)代化的解釋框架來加以認識�，F(xiàn)代化的觀念,未必不能成為一種解釋模式。不過,現(xiàn)代與傳統(tǒng)、進步與落后之類的兩級范疇,最終實際上落實到了中西對立的概念之上,不僅是簡單地找變化,而且所找出的變化歸根結底都是西化。而轉型決非如此簡單,至少應該考慮到1)中國固有的知識與制度體系的淵源、變化與狀況。(2)外來知識與制度體系的具體形態(tài)及其進入中國的過程、樣式。(3)中國人如何接受外來的知識與制度,外來知識及制度如何與中國固有的知識及制度發(fā)生聯(lián)系。(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4)在上述過程中,本土與外來的知識和制度如何產生變異,形成怎樣的新形態(tài)。(5)這些變異對中國的發(fā)展所產生的制約性影響。

　　總之,希望通過這一大型研究計劃的展開,可以大體把握住中外知識與制度轉型之前的情形,外來知識與制度進入中國的過程,由此引起的變化、變化所造成的狀況以及

　　發(fā)展趨向。

　　二

　　知識與制度體系的全面變動,不僅改變了中國人的思維與行為,而且使得現(xiàn)在的中國人在面對過去時,自覺或不自覺地用現(xiàn)行思維行為方式去觀察判斷,如果沒有充分自覺,難免用后來外在的尺度去衡量,難以體察理解前人思維行為的本意真相。也就是說,外來的知識與制度體系進入之前,中國人已有自己的思維和行為方式。而在轉型之后,要想了解本來,反而變得相當困難。要做到不帶成見從無到有地去探究發(fā)生、發(fā)展和變化,首先必須對本來的情形有充分的了解同情。

　　知識與制度轉型的大背景是中西交匯,除了必須認識中國固有,對西的一面也要認真探究,而且不僅僅是一般性的了解,應當回到那一時期去,追尋各種知識與制度變化發(fā)展的淵源脈絡,以免受后來完善化體系化觀念的影響。關于此點,近代學人圍繞中國有無哲學的問題所展開的討論頗有啟示意義。1928年,張蔭麟撰文評馮友蘭《儒家對于婚喪祭禮之理論》,指出:“以現(xiàn)代自覺的統(tǒng)系比附古代斷片的思想,此乃近今治中國思想史者之通病。此種比附,實預斷一無法證明之大前提,即謂凡古人之思想皆有自覺的統(tǒng)系及一致的組織。然從思想發(fā)達之歷程觀之,此實極晚近之事也。

　　在不與原來之斷片思想沖突之范圍內,每可構成數(shù)多種統(tǒng)系。以統(tǒng)系化之方法治古代思想,適足以愈治而愈棼耳�！薄�5〕這里雖然講的是中國,實則西方也有類似情況。如歐美學者的社會學史,一般是將斯賓塞的《社會學》作為發(fā)端。其實這也是社會學家的倒述。嚴格說來,斯賓塞那本標名《社會學》的著作,更近似于今人所謂社會科學。而在幾乎所有歐美人撰寫的社會學史中找不到位置的甄克斯,在20世紀初年的中國人眼中,卻是西方代表性的社會學家,影響了眾多中國人對社會和社會學的認識。

　　當然,最為復雜的還是變動不居的階段。一個本來就沒有真正統(tǒng)一認識的外來概念(至多是約定俗成)進入中國,常常要經歷相當長的接受過程,而且接受者各自以其原有的知識進行判斷和理解。其間不同時期有不同的表述,同一時期的不同個人也會表述各異。而同一表述之下,有時各人的意思大相徑庭。一個學科同樣如此。西式近代分科因民族國家的傳統(tǒng)淵源而千差萬別,進入中國后,對應于中國固有學問的何種門類,開始往往五花八門,后來雖然逐漸統(tǒng)一,其實還是各說各話。等到中國的固有分類被外來替代(實則很難對應),或者說按照西式分類的觀念將中國的固有學問加以比附,卻又出現(xiàn)了用西式分類看待中國固有學術是否合適的問題。如哲學,開始一般對應到諸子,可是后來傅斯年卻提出古代中國無所謂哲學,連思想一詞也要慎用,因為概念不僅僅是符號,由此可以引起極大的誤解。比如用今天通行的美術概念去理解梁啟超在戊戌前所主張的工人讀制造美術書,只能是百思不得其解。而張蔭麟等人對胡適、馮友蘭等人中國哲學史研究的批評,主要也是針對后者用西洋現(xiàn)代系統(tǒng)化的哲學觀念去理解或解釋中國古代的精神世界,難免格義附會,似是而非,差之毫厘,失之千里。直至今日,中國學人仍然在為諸如此類的差異而感到困惑和困擾,而那些沒有困惑與困擾者,并不見得比他人更加清醒,或許剛好相反,從現(xiàn)有的知識來理解前人,已經將現(xiàn)實視為天經地義,從而失去了懷疑的自覺。如有的評論者指那些認為中國無哲學的論點是以西方為標準,殊不知中國非有哲學不可,同樣是一把西學的尺度。后來熊十力即批評西方人認為中國無哲學,不無矮化中國學術之意。了解近代學人何以會有上述觀念看法,以及他們彼此討論的具體語境,有助于理解問題本身。

　　中國古代已有現(xiàn)代西方的各種學術分科,除習慣于附會者外,當然有些匪夷所思。其實,連中國固有學術是否存在分類,學界尚有爭議。民國時宋育仁從學制改良和國學教育的角度,斷言“經史子集乃系書之分類,不得為學之分科;性理考據詞章為國學必要經歷之程,而非人才教育專門學科所立�！薄氨本┐髮W立經學�？�,外國學校有歷史分科,講求國學者,因此遂以經史子集四部之名分配為教科�？捉洖闅W美所無,而彼中大學五科有道科,以其教經為主課;日本大學立哲學,以孔經立為哲學教科。夫四部乃分布書類之名,非支配學科之目�！薄�7〕不過,古人治學,雖然不講分科,而重綜合,不等于學術沒有分別。經學、史學的名目,由來已久,諸子學也有數(shù)百年歷史,至于集部,實際是文學,只是古人的文章之學,與今日的文學概念不同。晚清那一代新進學人,努力將中國固有學問與西學對應,很少懷疑這種對應是否合適,因此附會之說不在少數(shù)。到了民國時期,不少人意識到簡單對應的牽強,但已不容易擺脫分科概念的控制。時至今日,分科教育和分科治學的現(xiàn)狀,早已將古代中國的學問肢解得七零八落,壁壘森嚴了。

　　考古的概念和考古學的分科,不僅在轉型過程中困擾著近代中國學人,即使在此之后,認識與理解仍然因人而異,令學人百思不得其解。直到上個世紀90年代,中國考古學界的新銳學人還在為中外考古學的發(fā)展趨向明顯兩歧而大惑不解。一般而言,歐美考古學的主導趨向是離開文獻,或者說是要補文獻的不足。章太炎對此有過整體性的評論,他指責“今人以為史跡渺茫,求之于史,不如求之于器”是“拾歐洲考古學者之唾余也。凡荒僻小國,素無史乘,歐洲人欲求之,不得不乞靈于古器。如史乘明白者,何必尋此迂道哉”中國“明明有史,且記述詳備”,可以器物補史乘之未備,而不宜以器物疑史乘,或作為訂史的主要憑據。所以中國考古學在很大程度上要承擔印證文獻記錄的使命。加之中國本有金石器物學傳統(tǒng),與考古學不無近似,因此,在相當長的時期內,考古一詞更多的是在考證古史的意義上理解和使用。所謂古史,固然也指上古歷史,但更主要的是歷代典籍對先民歷史的記載。這也就是具有留學背景的近代學人所批評的,中國舊式學人的研究重心在于古書而不是古史。由于這一取向較易與金石學傳統(tǒng)溝通聯(lián)系,所以金石學者一直在考古學界扮演重要角色。

　　1930年代在北平成立的考古學社,主導的取向就不一定是掘地,而1920年代在古史辨論戰(zhàn)中,李宗侗等一些學人主張由考古發(fā)現(xiàn)來解決問題,正是寄希望于掘地。其實,即使掘地,學人最有興趣的仍然是發(fā)現(xiàn)埋藏在地下的文獻。王國維著名的二重證據法,說到底所謂地下還是文獻,而不是用實物證文獻,更不是用實物重建歷史。直到1980年代重建考古學會,擔任顧問與擔任理事的學人取向依然有所不同。這種固有學術傳統(tǒng)的制約作用不僅發(fā)生在中國學人身上,深受中國學術熏染的域外學人也會近朱者赤。日本考古學大家梅原末治晚年甚至宣稱:東亞考古學應當是以器物為對象的學問,幾乎認同金石學的理念。更多地接受歐美現(xiàn)代考古學影響的李濟批評梅原末治開倒車,實則毋寧說梅原的轉向是由于對東亞的歷史文化和學術有了更加深刻的體驗,因而改變了單純以歐美考古學為準的的觀念。

　　近代中國的知識與制度轉型的復雜性,因為前述的東學背景而更加難以把握。日本長期以來一直受中國文化的影響,直到明治維新大見成效,特別是甲午戰(zhàn)爭、戊戌維新和新政之后,才開始乾坤顛倒。此后中國的知識概念大受日本的影響,用于正式學科的許多名詞,都是來自日本明治后的“新漢語”。此事已經引起海內外學人的長期關注。不過,所謂明治后的“新漢語”,并不一定是日本人的發(fā)明,盡管前人也察覺到其中有借用,有獨創(chuàng),有拼合,但最值得注意的卻是,這些新漢語中相當一部分本來源自中國。例如國民,十余年前日本學人已經注意到,1880年王韜等人著述中就出現(xiàn)了現(xiàn)代意義上的“國民”,與中國原有的國民含義大不相同。近來又有學人發(fā)現(xiàn),最早的中文期刊《察世俗每月統(tǒng)紀傳》中,已經出現(xiàn)了現(xiàn)代意義的“國民”一詞。

　　哲學一詞的出現(xiàn),同樣是中國先于日本,并且時間要早得多。當然,這些新名詞大都并非單純國人的貢獻,往往是來華外國人士為了翻譯上的用途,而和他們身后的中國助手一起逐漸發(fā)明出來。雖然在中國人的圈子當中并不流行,所以后來要從日本“逆輸入”,但如果以為要到19世紀末20世紀初才從日本引進,則不僅有時間先后之別,對于過程的理解也會大受影響。

　　諸如此類變化過程的復雜性,在制度方面也有明顯的體現(xiàn)。因為作為人與社會的行為規(guī)范,制度具有特獨的文化內涵,全以西人現(xiàn)代觀念對待,難免陷入科學與迷信、先進與落后、文明與野蠻的對應。這種建立在進化論基礎上的社會發(fā)展觀,不可避免地導向西方中心論。銀行取代錢莊票號,便是一個相當?shù)湫偷睦�證。認定前者在制度上優(yōu)于后者,顯然是以今日的眼光去回顧的結果。這種似乎合理的觀點,并不能解釋何以在長達半個世紀內銀行非但不能取代錢莊票號,甚至在與后者競爭時還處于下風。至少在當時中國人的實際生活中,銀行似乎不如錢莊票號來的方便,也不比后者更具誠信。后來銀行之所以能夠占據上風并且最終取代錢莊票號,與其說是因為銀行自身具有優(yōu)勢,不如說是隨著西方列強的全球擴張和世界化進程,中國社會日益被拖入其中,整體環(huán)境產生了有利于銀行的極大的變化,而錢莊票號又被清政府財政信用的不斷流失所拖累,直到金融危機爆發(fā),終于陷入萬劫不復的境地。

　　另一項東西差異明顯的制度是醫(yī)療。在進化論觀念的主導下,國人一度試圖在先進與落后的框架下安置所有的中國與西方,中學、中醫(yī)乃至國畫,都被看成是舊與錯的象征。而據現(xiàn)代學人的研究,中國的穩(wěn)婆與西方的助產士,二者在接生過程中所擔當?shù)慕巧�作用相去甚遠,前者的文化心理安撫功能在很大程度上彌補了醫(yī)療手段的不充分,使得產婦分娩時能夠減少痛苦,并且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后者科技水準的優(yōu)勢。晚清以來的教育變革同樣經歷過曲折,歷屆政府一直大力推行的國民教育,在實際

　　運行中遭遇重大障礙,而備受爭議的私塾教育,則到20世紀40年代仍然具有相當大的規(guī)模。清季對學堂的非議很容易被視為守舊,而民國時期倡行鄉(xiāng)村教育的知識人對于國民學校的批評,就不再是一個新舊的判語所能了斷。其中所包含的對于外來制度與國情現(xiàn)實的反省,值得后人深思。

　　一些制度變更,看似完全由西方移植引進,其實也并不那么簡單。三權分立的原則以及相關的制度建設,包括選舉的實施、機構的建置、程序的展開、甚至基本的理念,都不是原版復制, 引進之時固然有所選擇取舍,引進之后還要加以調整,尤其是在許多方面實際上利用了中國已有的基礎,或是不能不受固有條件的制約,因而在落實到中土的時侯,發(fā)生了種種變異。戊戌以來,民主的追求就是中國政治生活中的頭等大事,相關的制度在形式上也陸續(xù)建立,可是西方民主制的理念源于人性惡的原罪意識,而權力又是萬惡之源,性惡之人掌握權力,更加無惡不作,所以天下無所謂好的政治,只是壞的程度多少深淺而已,因此必須分權制衡,以防止掌權者為惡。中國的傳統(tǒng)卻是圣王觀,內圣可致外王。只要找到內圣,就應當賦予其充分的權力,使之可以放手行其外王之道。因為內圣致外王時能夠自律,約束太多,反而限制其發(fā)揮。而后來的行政機構多由衙門的科房演變而來,分立的三權,也往往被行政長官視為下屬。

　　這些都使得制度的移植和建設充滿變數(shù),不是主觀意愿所能控制。

　　典章制度研究本來就是中國史學的要項,只是近代史研究中往往有所忽視。涉及者主要也是依據章程條文,加以敷衍,而“寫在紙上的東西不一定就是現(xiàn)實的東西。研究制度史不能只看條文,必須考察條文在實際生活中作用�！雹僖簿褪钦f,應當注意章程條文與社會常情及變態(tài)的互動關系,這種考察制度淵源與實際運作及其反應的作法,適為近代制度沿革研究的上佳途徑。

　　一般而言,概念往往后出,研究中很難完全避免用后出外來的概念,因為經過近代的知識轉型,不使用這些概念,將不可避免地導致失語。不過,在迫不得已的情況下使用后出外來概念,并不等于全盤接受其所有語義,或完全按照其語義的規(guī)定來理解事物。反之,對于這些概念的局限或扭曲原義本相的潛在危險,必須具有充分的自覺,否則勢必南轅北轍。如按照現(xiàn)代法治社會的觀念來看待清代的律法及其實踐,將司法與行政分離,已經離題太遠,再強分刑法與民法,更加不著邊際。試圖在司法層面理解古代中國的社會常態(tài),恐怕也有不小的距離,倫理社會的諸多問題乃至糾紛,都不會提到法律的層面來解決。

　　近年來,知識史的研究也越來越引起國內外學人的關注。(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研究的方向雖然共通,但路徑不盡相同,見仁見智之下,也有一些值得共同注意的問題,其中之一,便是如何防止以今日之見揣度前人。要避免“倒放電影”和做到“去熟悉化”,對于今人而言其實是件極為困難的事,僅僅靠自覺遠遠不夠。因為習慣已成自然,錯解往往是在不經意之間。之所以造成這種局面,同樣是由于近代中國知識與制度體系的轉型。清季以來,以西式學堂取代舊式學校,不僅要分科教學,而且須以教科書為藍本,在模仿日本編制教科書的過程中,各種知識陸續(xù)按照西式系統(tǒng)初步被重新條理化。擔心這種情形可能存在某種危險傾向的學人,曾經從不同的角度予以提示,只是在中西乾坤顛倒的大勢所趨之下,他們的擔憂和呼吁,很容易被視為守舊衛(wèi)道而遭到攻擊。民國以后,整理國故興起,精神世界已經被西化的中國學人進一步認為固有的知識缺少條理系統(tǒng),因此要借助西方的系統(tǒng)將中國學問再度條理化。從胡適的《中國哲學史大綱》建立新的范式,中國的知識系統(tǒng)不僅在教科書的層面,而且在學術層面也逐漸被外化。清季開始的教育變革到這時產生了極其重要的效應,正是大批新式學堂培養(yǎng)起來的青年,成為外化的學術最終升上主流位置的決定性因素。守成的學人在失去政治依托之后,又被剝奪了學術的話語權。而今人對近代學術歷史的認識,卻往往是通過主流派后來寫成的歷史,有意無意間將后者的看法當成了史實本身。

　　制度體系的變異進一步強化了知識體系的西化。生長于今,所得知識又是由學校的教科書教育灌輸而來,現(xiàn)行的知識與制度體系已經成為今人思維與行為的理所應當。也就是說,今人已是按照西式分科和西式系統(tǒng)條理過了的知識進行思維,依據西式的制度體系規(guī)范行為,因而其思維行為與國際可以接軌,反而與此前的中國人不易溝通。這顯然是用進化論的觀念將人類文明和文化統(tǒng)一排列之后的結果�？墒�,中國并不因此就能夠成為理想中的西方,這種溝通一方面以犧牲文化傳統(tǒng)為代價,另一方面,則以對西方認識的籠統(tǒng)模糊和似是而非為憑借,因而往往與西方形同實異,或是向不同的西方各取所需,雜糅混淆。這既體現(xiàn)了傳統(tǒng)對現(xiàn)狀的制約,又反映了國人對域外的陌生。

　　民主、科學、革命等等概念,都是20世紀主導國人思維行為的重要語義,它們不僅僅是觀念,而且形成一整套的政治、法律、社會制度和行為方式。國人對這些約定俗成的概念的認識和解釋,肯定并不一致,與其來源地的含義也相去甚遠。在內圣外王觀念的制導下,近代中國的追尋民主相當長的一段時期是在尋求可以成為民之主的內圣。這個概念本身開始的含義就是民之主,后來又變成民主制推舉出來的首腦。

　　科學是另一個讓國人半是糊涂半明白的概念。什么是科學,在不同的西方有著不同的內涵外延,如果以必須由實驗驗證為標準,則數(shù)學也不宜稱之為科學。至于社會科學,尤其是人文學科能否稱之為科學,爭議更大。在這方面,近代中國受東學即日本的影響極大,背后則是德國學術的觀念。概念本身的差異,使得中國很容易泛科學化,從而令科學的意義反而不易把握。

　　研究近代中國的知識與制度體系轉型,還有更深一層的含義。晚清尤其是五四以來,以西洋系統(tǒng)條理本土材料,已成大勢所趨。今人所有的知識,幾乎都是被條理過的。近代學人已有比附西學的偏向,今人治學,更加喜歡追仿外國。這雖然是學風不振所致,其知識架構已被西化,則是深層原因。而外人治學,雖然有現(xiàn)代學術的整體優(yōu)勢,治中國學問,還是要揚長避短,其問題意識,也主要是來自本國,并非針對中國。

　　國人不查,舍己從人,既不能發(fā)揮所長,又容易誤讀錯解方法和問題。長此以往,國人不可避免地只能跟隨在歐美后面,亦步亦趨。學得越像,反而離中國歷史文化越遠。如果不能及時正本清源,找出理解中國固有的思維行為的門徑,則雖有自己就是中國人的自信,對于中國的認識,反到會出現(xiàn)依賴外國,卻不能真正了解中國的尷尬。

　　三

　　知識與制度體系轉型研究,理想的境界是能夠同時提供理解傳統(tǒng)、認識過程、了解現(xiàn)在和把握未來的鑰匙。其中理解傳統(tǒng)和認識過程至關重要,是了解現(xiàn)在和把握未來的基礎。知識與制度體系轉型,雖然導致今日中國與昔日中國的截然不同,在某種程度上甚至可以說造成了傳統(tǒng)的斷裂,但不一定意味著今日的一切比過去來得正確、進步、高明,也不是說傳統(tǒng)在今日不再發(fā)生作用。中國文化從古至今一以貫之,清季民國的知識與制度體系轉型,發(fā)生在這一文化系統(tǒng)持續(xù)活動的過程之中,中國固有的知識與制度,是國人認識和接受外來知識與制度并且加以內化的憑借。因此,近代中國人雖已開始接受西方的觀念和制度,但憑借并非西化之后,所理解的與當時的外國人和今天的中國人均有所不同。固有文化不僅制約著知識與制度體系變動的進程和趨向,而且影響著轉型后的樣態(tài)。不了解中國的固有文化,就很難確切把握轉型中的種種情形以及轉型后的種種面相,也就無從進入近代中國人面對知識與制度轉型時的精神世界,難以理解相應的各種行為。

　　清季民國的知識與制度體系轉型,發(fā)生在這一文化系統(tǒng)持續(xù)活動的過程之中,中國固有的知識與制度,是國人認識和接受外來知識與制度并且加以內化的憑借。因此,近代中國人雖已開始接受西方的觀念和制度,但憑借并非西化之后,所理解的與當時的外國人和今天的中國人均有所不同。固有文化不僅制約著知識與制度體系變動的進程和趨向,而且影響著轉型后的樣態(tài)。不了解中國的固有文化,就很難確切把握轉型中的種種情形以及轉型后的種種面相,也就無從進入近代中國人面對知識與制度轉型時的精神世界,難以理解相應的各種行為。

　　近年來,海內外學人對于近代中國的知識與制度體系轉型的研究興趣漸濃,做法與本計劃互有異同。就知識轉型而言,美國的艾爾曼教授從格致到科學的近著,日本的狹間直樹教授所主持的關于梁啟超與明治日本思想界關系的研究,意思與做法從努力的方向看有一致之處,都將概念、學說、思想視為整體,以傳播與接受并重,并且注意由西而東,從外入里地輸入引進、模仿移植、取舍調整的全過程和各方面。竊以為,這正是通過事實影響進入平行比較,從而進行比較研究的上佳課題,①對于學人的智慧與功力,也將是極大的考驗與挑戰(zhàn)。

　　由于近代中國的知識與制度體系轉型持續(xù)時間長,牽涉范圍廣,相關資料多,問題又極為復雜,非有長期專深系統(tǒng)的探究,不易體會把握。如果能以10至15年的時間,吸引一批學人,揣摩怎樣做的辦法,分門別類,潛心做出50本左右的專著(分成6批),近代中國的知識與制度轉型大致可見輪廓。這樣,今人對近人的理解,可以深入一大步,而不至于太多的格義附會,以今人之意揣度前人,甚至強古人以就我。同時可望逐漸形成日漸清晰的研究架構,以利于后人認識和進一步探究。要達成這樣的意愿,不能不仰仗海內外同行的共同努力。因為要以個人之力,兼通歐美、日本、中國三方面的歷史情事到具體入微,又對各種社會人文學科的概念、學說、淵源、流派有系統(tǒng)了解和總體把握,而且能夠在此基礎上,盡量做到重返歷史現(xiàn)場,的確難乎其難。

　　如有同好,又比較認同本計劃的基本目標和軌則,歡迎加入,共同研究,互相切磋,并將研究成果納入后續(xù)系列之中。

　　本項研究遵從大處著眼、小處著手的途轍,將宏觀作為探究的工具而不是表述的依托,讀者高明,自然能夠區(qū)分這些具體表述背后各自的“宏大框架”的當否高下。參與本叢書的各位作者,對此大義的領悟各有所長,或許不能盡相吻合。而他們的成果一旦獨立,讀者從中所領悟的也會因人而異,呈現(xiàn)出橫看成嶺側成峰的景象。但這并不改變研究的初衷,作為開端,自有其承上啟下的意義。首期叢書的出版,①與其說是要提供樣板,毋寧說是探索途徑,顯示一些方向性的輪廓,希望由此引起海內外同好的興趣,加入到這一潛力巨大的探索中來,循此方向,貢獻各自的智慧和功力,在提供具體研究成果的同時,使得研究路徑和方法日趨完善。即使本計劃完成之日,也不意味著相關研究的結束,而是向學人展現(xiàn)一片廣闊的研究領域。同時,同仁們努力追求的目標,又旨在提高思維的能力,而不僅僅是豐富思維的內容。

　　原載三聯(lián)書店“晚清民國的知識與制度體系轉型”叢書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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