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終于大膽地向二姐講起當年在“五反”運動中，我為了怕被懷疑，為了怕被上級處分，采取了回避態(tài)度，無力保全她一家，至今心有內疚。為了取得二姐的原諒，我向她講了在頭一年(1951)“反霸運動”中的兩個事故……

　　我的堂姐，在加拿大已定居十余年，去年90高齡了。堂姐是我幺叔的二女，長我7歲，我喊她二姐，幾十年來她始終把我當作親弟弟，情深似海，但我心里卻隱藏了一件對不住她的事，那是在建國初期一次政治運動中的事。

　　上世紀的1952年4月，我經歷了既是轟轟烈烈，更是驚濤駭浪的縣級機關的“三反運動”之后，被調任城區(qū)稅務所任所長，接著上級又通知我率領全所的稽管人員(約十余人)去參加即將在全城區(qū)工商界開展的“五反運動”。工作隊是從各單位抽調來的，連同稅務所的人員共約五十余人組成，由縣委組織部長領導。我被分在城區(qū)最大、戶數(shù)也最多的山貨土產業(yè)組任組長，另外還有三位干部(公安二人，縣委一人)共4人組成工作小組，領導該行業(yè)開展學習。

　　二姐家住城里，經營茶葉收購，也屬我“分管”的行業(yè)。我知道她家并不富裕，沒有多少資本。當時姐夫在重慶一個茶莊當?shù)陠T，每年春茶上市，茶莊老板給二姐夫一部分資金讓他寄回家，由二姐在家代茶莊收購茶葉。茶葉是由農民一家一戶自行種植，采摘后簡單加工經太陽曬干而成的，零星而分散，一斤兩斤的，多的3至5斤而已。收購之后還要雇請幾個婦女勞動力為之選擇、分級、去雜質，然后打包運去重慶交貨。二姐家只是每年從其收購茶葉數(shù)量和加工付出而獲得手續(xù)費。收購茶葉是有季節(jié)性的，每年的4至9月才有此項收入，其余時間，門面都是關閉的，從不出售茶葉，也沒有經營其他業(yè)務。

　　二姐家門口常年擺一個小桌，桌上有一個像裝奶粉一樣大的玻璃瓶，瓶內裝有做甜酒(醪糟)用的曲藥出售。這種曲藥是二姐夫家的祖?zhèn)餍∈止に嚕�很有名氣，城鄉(xiāng)許多人都要到他家里買。他家還有一種傳統(tǒng)習慣，曲藥的配方和做法不傳給兒女，只傳給媳婦，二姐嫁到他家去以后，被婆母看中，就把秘方和做法傳授給了她。這種曲藥只能在每年的三伏天做，自行去田間土坎采擷草藥曬干磨成粉，按一定的比例均衡地撒在蒸好的糯米上，還要加適量的蜂蜜，予以搗揉，最后用手擰成比豌豆大、胡豆小的顆粒，陰干后即成。每年要做幾十斤，藏入缸內，可以售一年。

　　這是一樁小本生意，每家每戶做甜酒，都要來買1角或2角錢的曲藥，每天可賣1至2元錢。此外，還有鄉(xiāng)區(qū)的工商戶來批發(fā)半斤或一斤，這樣就有幾元錢的收入。二姐家每年就靠收購茶葉的手續(xù)費和賣曲藥的所得維持簡單的生活。實際上二姐家就是一個小工商戶，生活既不富裕但也不特別困難。

　　“五反運動”聲勢浩大、轟轟烈烈。通過學習文件，自行交代，檢舉揭發(fā)，群眾評議，補交稅款，最后劃分違法類型戶等過程，歷時3個月才結束。那時沒有實行回避制度，許多人連這個名稱都不知道。我在這個行業(yè)搞運動，很快全行業(yè)的人都知道我和二姐家的關系，眼睛總是盯著我，同工作組的三個干部更不例外。為了回避，我自覺地采取了幾個措施，譬如，我不參加有二姐在場的那個組的討論、揭發(fā)和評議，在聽取匯報時有關二姐家的問題我不參言和表態(tài)，在運動期間不去二姐家，在途中遇見二姐時也不打招呼，以免有人懷疑我維護她家。盡管如此，仍有閑言碎語，仍有人向工作隊反映我有徇私舞弊的嫌疑，我經受了工作隊的檢查，才算過了關。這些都不為外人所知。

　　群眾評議的結果，二姐家要補稅款約數(shù)百萬元(當時幣制未改革，改制后為數(shù)百元)，這個數(shù)目也讓我吃驚。我心中分析，很有可能把代購關系評為購銷關系，把收益額擴大成銷售額，不然為什么補那么多的稅款？這在小縣城就算較大戶了。如果按補繳金額劃分違法戶類型，二姐家就是“違法戶”了。

　　為了補繳稅款，二姐家費了很大力氣，把家中僅有的一點小資本傾囊倒出，能值錢的東西都清出來賣掉了，還向親友們借貸，重慶茶莊的關系也斷了，姐夫去另一家小商店任店員，工資也不高，想盡了一切辦法，經一個多月的努力才把稅款基本還清。

　　運動后期，討論決定違法類型戶，根據(jù)黨的政策，劃分四個類型：嚴重違法戶、違法戶、基本守法戶、守法戶。要求要兩頭小，中間大。按理說，二姐家稅款已基本還清，劃入基本守法戶是恰當?shù)�。討論時我起了一定作用，決定劃入此類上報批準公布。

　　運動結束后，二姐家一貧如洗了，僅剩下空房一座，前為門面，后為住房，一家七口，生活很困難。二姐有智慧，有計謀，自行做咸菜生意，不怕苦，不怕累，經常背著咸菜去趕40公里外的鄉(xiāng)場。后來城里成立合作商店時，僅憑二姐原有的小學畢業(yè)文化程度，能寫會算，任了會計職務。就這樣，二姐一家靠簡單的生計過日子。1956年二姐的大兒子考上北京大學，由二姐撫養(yǎng)的大姐的遺女也同時考上了云南大學，1962年二兒子也考上了北京大學，主要都靠公費完成他們的學業(yè)。到1970年代，三兒子也參加了工作，小女兒也考上了大學。到1980年代小女兒研究生畢業(yè)后，二姐一家才松了擔子，過上了愉快的生活。1990年代二姐被二兒子接去加拿大定居，現(xiàn)享受了該國的國民待遇，全民的公費醫(yī)療和優(yōu)厚的養(yǎng)老金，已經老有所養(yǎng)，老有所樂了。

　　現(xiàn)在，二姐家的大兒子在2005年被選為中科院院士，二兒子在加拿大任研究員，兩個兒子都是著名的科學家。小女兒是四川某大學的教授，三兒子是石油部門的中層管理干部。一家成才，聞名縣內。

　　今年春節(jié)全家回來，聚會在成都。清明時節(jié)，二姐又回原籍掃墓，我才與她相聚。這一次，我終于大膽地向二姐講起當年在“五反”運動中，我為了怕被懷疑，為了怕被上級處分，采取了回避態(tài)度，無力保全她一家，至今心有內疚。為了取得二姐的原諒，我向她講了在頭一年(1951)“反霸運動”中的兩個事故：一個是一位知識分子寫了一封信給縣委，為他父親說情。結果被農會抓回去同他父親一起槍斃了，在知識界中引起了震動。另一個是川黔(現(xiàn)渝黔)交界邊上的一個鄉(xiāng)，有一個地主，解放前十余年就與地下黨接觸，成了黨的朋友，六個子女成了地下黨員，他家成了黨的活動據(jù)點和交通站。他本人為革命做了很多工作，許多黨的同志受過他的保護，還有的長期隱蔽在他的家中。解放后他積極參加征糧剿匪，成為開明紳士，出席縣各代會。在士匪暴動時，家被匪燒，小女兒被殺害�？梢哉f他家的人、財、物都獻給了革命。但他卻在剿匪結束后的“反霸運動”中被鄉(xiāng)農會槍斃了。那時曾在他家受他保護、資助、隱蔽過的許多黨員同志解放后都成了縣、地、省的領導人，沒有一人站出來為他說一句公道話，喊“刀下留人”。直到1990年代初，地區(qū)才為他平了反，追認他為“黨的老朋友”。這是一件令人悲嘆的事件(見《涪陵黨史通訊》1992年第四期)。

　　我對二姐說出以上真實故事，是想說明在當時各種運動中，在強大的政治壓力下，很多人不敢講真話，不實事求是，因此造成了數(shù)萬件的冤假錯案的極大惡果，數(shù)千萬人受到傷害。

　　二姐聽了我內疚的歉意后，她說：“弟弟，我們都是政治運動的受害者……幸虧我們都還活著，這就是我們最大的幸福�！�

　　現(xiàn)在，將近30年中國沒有再搞政治運動了，這是人民的幸福，也是國家的幸福。（南方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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