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引 子　　

　　1966年6月16日，《人民日報》發(fā)表重要社論〈放手發(fā)動群眾　徹底打倒反革命黑幫〉，向全國宣告「南京大學革命學生、職工和教師，揪出了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反革命份子匡亞明，這是一件大快人心的事」。緊接著這篇社論的，是新華社長篇電訊〈革命師生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大鬧無產(chǎn)階級文化革命　南京大學揪出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反革命份子匡亞明　江蘇省委決定撤銷匡亞明一切職務，受到熱烈擁護〉，該電訊報導了6月12日南京大學批斗匡亞明的情況，并對所謂「六二事件」做出了簡要說明1：　　

　　6月1日以前，南京大學廣大師生響應了黨中央和毛主席的號召，積極投入這場文化大革命的斗爭。6月1日晚，中央人民廣播電臺廣播了北京大學七位同志的第一張大字報的消息后，進一步激起了南京大學廣大師生的革命熱情。正在進行勞動建校的南京大學溧陽分校的革命師生，2日下午貼出大字報。他們一致聲援北大革命師生的正義斗爭，同時對匡亞明領導文化大革命的錯誤態(tài)度，提出了嚴肅的批評�！　�

　　匡亞明以卑鄙毒辣的陰謀手段，鎮(zhèn)壓校內(nèi)的革命群眾運動，走上了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反革命道路。

　　中共江蘇省委及時發(fā)現(xiàn)了這一嚴重事件，立即派人進行檢查，發(fā)動南京大學黨組織中的革命派和廣大革命師生，徹底揭發(fā)了匡亞明的反革命罪行�，F(xiàn)在，南京大學廣大革命師生，更高地舉起毛澤東思想偉大旗幟，進一步揭發(fā)和批判匡亞明的反革命罪行，橫掃一切牛鬼蛇神，決心把無產(chǎn)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

　　霎時間，地處東南一隅的南京大學成為舉國關注的焦點，南大黨委書記兼校長匡亞明成為路人皆知的「牛鬼蛇神」。

　　事隔十三年以后，中共南京大學委員會于1979年2月19日作出了〈關于「六．二」事件的平反決定〉，該文件指出2：
　　

　　1966年6月13日《新華日報》和6月16日《人民日報》，公開點名批判了我校黨委第一書記兼校長匡亞明同志，說他是「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反革命份子」，「資產(chǎn)階級代表人物」，誣稱6月2日發(fā)生在溧陽分校的事件為反革命事件。把分校的一些干部打成「資產(chǎn)積極�；逝伞埂ⅰ负趲汀�。這純屬誣蔑、歪曲。為此，校黨委決定：對因「六．二」事件受迫害的康貽寬、徐�；�、秦向陽、胡福明等同志以及其他干部和群眾，一律予以平反，恢復名譽�！　�

　　對同一個歷史事件，為甚么人們的理解和評述會有如此巨大的反差？在這兩種截然不同的歷史文本背后，隱藏著一個怎樣的真實故事？要回答這些問題，我們就必須回到1966年初夏的歷史現(xiàn)場。

　　二　溧陽分校的大字報 　　

　　當年的南京大學溧陽分校位于寧杭公路邊，距離南京市大約九十公里，原來是溧陽縣屬下的一個果園，占地面積約為1,320畝�！噶�二事件」發(fā)生的時候，溧陽分校正處于籌建階段，在這里參加建校勞動的是南京大學文、史、哲三系的五百多位師生�！　� 溧陽分校的創(chuàng)辦是毛澤東「教育革命」思想的產(chǎn)物。早在1961年7月，毛澤東曾經(jīng)致信江西「共產(chǎn)主義勞動大學」，認為該�！赴牍ぐ胱x，勤工儉學」的辦學模式很好，希望全國學習他們的經(jīng)驗3。后來毛澤東又發(fā)表了一系列關于「教育革命」的談話和批示，主要內(nèi)容包括減少課堂教學，加強社會實踐，學習「抗大」經(jīng)驗，縮短大學學制等。他認為：「要改造文科大學，要學生下去搞工業(yè)、農(nóng)業(yè)、商業(yè)。……大學如果是五年的話，在下面搞三年。教員也要下去，一面工作，一面教。哲學、文學、歷史，不可以在下面教嗎？一定要在大洋樓里教嗎？」4 　　

　　為了貫徹毛澤東的上述指示，南京大學黨委在中央高教部和江蘇省委的支持下，于1966年1月17日作出了〈關于建立溧陽分校的決定〉，提出將文、史、哲三系遷往溧陽果園，打通合并組建「大文科」，實行「半農(nóng)半讀」的構想。此外還擬定了建設溧陽分校的八點具體方案5。在全校宣講該〈決定〉的大會上，匡亞明還提出要讓南京大學溧陽分校成為全國高教戰(zhàn)線的一面旗幟，與工業(yè)戰(zhàn)線的大慶、農(nóng)業(yè)戰(zhàn)線的大寨并駕齊驅(qū)�！　�

　　1966年2月底，文科三系師生在匡亞明的率領下，打著紅旗，背著行李，花了三天時間徒步行軍抵達溧陽果園。起初因為沒有校舍，師生們分散居住在當?shù)乩相l(xiāng)家中。初步安頓下來以后，學校領導計劃集中3、4、5三個月的時間建設一批「干打壘」6房屋，先讓學生集中居住下來，然后再陸續(xù)建一些教室和辦公用房，進行半工半讀教改實踐。一些親歷者為我們描述了他們此后三個月的勞動、生活和學習情況�！　�

　　一位當年的政治系學生回憶說7：　　

　　建房子沒有石頭，我們就到深山里去開采，每天勞動十個小時。拉黃沙，拉石子，這些都是我們學生自己干�！�…勞動的時間太長，就沒有時間學習了，課都不能上，唯一的學習就是每天早上聽聽廣播、看看報紙，吃完早飯以后馬上就要勞動。　　勞動太累了，我們班有個男同學累得暈倒在地。把他送到校醫(yī)院后，其他同學都很羨慕他：他可以不用勞動了，而我們還得繼續(xù)勞動。

　　除了勞動辛苦以外，日常生活似乎也不大令人滿意。一位當年的歷史系學生回憶說8：　　

　　當時大家最感到頭疼的是缺水。當?shù)赜幸粋�小水庫，我們就用水庫的水。這個水庫原來供應當?shù)貛资畱衾相l(xiāng)的用水，問題并不太大，但是我們一下子去了五百多人，用水就顯得有點緊張了。地質(zhì)系有一個找水專家叫做蕭楠森，匡亞明就請他去找水，可是忙活了幾天，就是找不到新的水源。因此盛夏來臨的時候，大家開始擔心缺水的日子不好過�！�…還有一個就是蚊子。那比南京的蚊子厲害多了。誰愿意呆在農(nóng)村受蚊蟲叮咬呢！因此都想回到南京去。　　

　　另外，那些畢業(yè)班的學生還對自己即將到來的畢業(yè)分配問題憂心忡忡9�！　�

　　由此可見，許多學生對創(chuàng)辦溧陽分校是存在抵觸情緒的。這種抵觸情緒與其說是針對匡亞明個人的，倒不如說是針對毛澤東的「教育革命」思想的。但是在當時的輿論壓力下，學生們并不敢將自己的不滿堂而皇之地表露出來，他們必須等待合適的時機�！　� 「六二事件」的直接導火索是北大第一張大字報的公開發(fā)表。溧陽分校的廣大師生是在6月2日早晨的新聞廣播中知道這個消息的。當天下午，分校學生周冠華、陳云綺、鄭立業(yè)、王鐘元、吳相喬等人貼出了第一張大字報。接著，二年級學生蔡瓊、潘玉玲、李為華、施銳琴、王秀英、鮑玉花、周慧等人又聯(lián)名貼出了〈十問匡校長〉的大字報10。在他們的影響下，其他學生也紛紛貼出自己的大字報。一時間大字報鋪天蓋地而來，造成一股很大的聲勢。　　

　　由于當年那些大字報沒有保存下來，所以我們在這里無法向讀者展現(xiàn)那些大字報的原始風貌。不過通過新華社電訊的簡要介紹和一些當事人的回憶，那些大字報的大致內(nèi)容還是清楚的：第一是對北大師生的「革命行動」表示聲援；
第二是集中火力批判匡亞明為一位工人來信所寫的「按語」；
第三是指責匡亞明搞溧陽分校的目的是將南大師生下放到農(nóng)村去，與正在轟轟烈烈開展的「文化大革命」運動隔離開來，用建校勞動沖擊革命大批判。今天回過頭來看這些大字報內(nèi)容，第一條屬于政治表態(tài)性質(zhì)，無須深究；
第二條事出有因，本文在稍后還要作出分析說明；
第三條則完全不顧溧陽分校籌建的背景和初衷，明顯帶有「誅心」之論的味道�？飦喢鲗Α噶�二事件」的過激反應顯然與此有重要關聯(lián)。

　　三　匡亞明的「反擊」　　 　　

　　今天的人們在談到匡亞明的時候，常常會以一種贊譽的口吻提到他的多重身份──革命家、教育家、學問家。但是許多人并沒有意識到在四十多年前，這些不同身份以及由此形成的精神氣質(zhì)有時是會發(fā)生激烈沖突的。「六二事件」爆發(fā)前后，匡亞明的困惑和苦惱恐怕是局外人難以理解和想象的�！　�

　　作為一個長期從事教育工作、具有濃厚知識份子氣質(zhì)的大學校長，匡亞明有一整套鮮明獨特的辦學思想。擇要說來：第一，他主張依靠知識份子辦學。第二，他認為高校應該加強科研工作。第三，他主張盡一起可能改善辦學條件。第四，他雖然沒有公開否定「又紅又�！沟目谔枺�但是他強調(diào)「紅」必須體現(xiàn)在努力掌握現(xiàn)代科學文化知識上。由此可見，如果沒有外界因素的干擾，匡亞明無疑會成為一位杰出的教育家和學問家。但是另一方面，作為黨的高級干部，匡亞明又不得不隨時緊跟偉大領袖的戰(zhàn)略部署，搞一些與上述教育思想無關甚至沖突的舉措。前文所述到溧陽農(nóng)村去辦分校，就是他身上「黨性」戰(zhàn)勝「個性」的具體表現(xiàn)�！�

　　〈五一六通知〉發(fā)布前后，匡亞明的困惑和苦惱有增無已。在5月7日江蘇省委召集的在寧高校黨委書記會議上，他雖然知道了「文化大革命不是學術批判而是政治斗爭」，但是「政治斗爭」的確切含義是甚么？斗爭的對象是誰？斗爭究竟如何開展？中央和省委并沒有給出明確的答案。由于缺乏「通天」的渠道，加上個人政治嗅覺遲鈍，匡亞明和絕大多數(shù)中國人一樣，根本不可能從毛澤東那些含義晦澀的言談話語中窺見他發(fā)動「文化大革命」的目的是為了打倒劉少奇�！　�

　　為了有所動作同時又不致引起太大麻煩，他在5月11日的全�？傊�書記會議上提出了南京大學開展「文化大革命」的三個步驟：第一是批判「三家村」；
第二是開展群眾性的「滅資興無」自我教育運動；
第三是深入進行學校教學改革。按照一般的理解，他的這個決定是比較穩(wěn)妥的：「三家村」是中央已經(jīng)定性的「三反份子」，把他們作為批判對象應該沒有甚么疑問；
開展群眾性的自我教育運動，可以看作是對毛澤東倡導的「斗私批修」、「思想改造」主張的一個積極呼應；
而深入進行教學改革，則是積極貫徹毛澤東「教育革命」思想的重要舉措，是本來意義上的「文化革命」的一項重要內(nèi)容�！　�

　　〈五一六通知〉正式下達以后，匡還根據(jù)江蘇省委的部署，從溧陽分校各年級抽調(diào)了十幾個能寫文章的學生組成「大批判組」，準備寫文章批判「三家村」和江蘇省委拋出來的幾個本省「反動學術權威」，其中包括南大教授陳嘉、陳瘦竹，省社科院研究員孫叔平，省教育廳廳長吳天石，省委宣傳部副部長陶白等人。

　　由上述內(nèi)容可以看出，匡亞明主觀上對上級的號召是亦步亦趨的。大概唯一可以指責的，就是前文提到的那個「按語」。那還是在〈五一六通知〉正式下達前，南京的一位青年工人致信南大黨委，批評該校中文系編著的《左聯(lián)時期無產(chǎn)階級革命文學》一書。匡亞明對這封來信顯然是有看法的，但是在當時的政治氛圍下他又不便對之公開否定，于是他在指示溧陽分校政治處印發(fā)這封來信的同時，親自撰寫了一個「編者按」，一方面指出在群眾性的自我教育運動中，「學生可以批評教員，青年人可以批評老年人，群眾可以批評任何干部和領導」，另一方面又強調(diào)批評「要堅持擺事實講道理，……弄清大是大非問題，盡可能避免在小是小非問題上糾纏不清」11。這個「編者按」的確與彭真主持起草的〈二月提綱〉如出一轍。不過這個事件只能說明匡亞明由于消息閉塞，未能及時掌握中央高層內(nèi)部斗爭的最新動向，而不能看作是對偉大領袖的質(zhì)疑和挑戰(zhàn)。

　　因此在匡亞明自己看來，他所做的一切無論在無產(chǎn)階級「黨性」還是在個人「良知」方面都是無可厚非的。因而大字報中那些斷章取義、肆意歪曲、無限上綱的「誅心」之論無疑激怒了他。長期以來形成的「階級斗爭」思維定勢和1957年的「反右」斗爭經(jīng)驗，使他錯誤地理解了〈五一六通知〉中所謂「政治斗爭」的具體含義。他執(zhí)著地認為，他匡亞明就是「黨的領導」化身；
對他的任何批評指責就是對黨的領導權威的蔑視和挑戰(zhàn)。

　　此外在這里值得一提的，是不久前毛澤東的一次與南京大學和前南大黨委書記陳毅人有關的談話。毛澤東在1965年11月視察各地工作時曾經(jīng)說過12：　　你們這里有個南京大學的黨委書記，1957年大鳴大放時嚇昏了，現(xiàn)在到那里去了？（答：下放幾年后，現(xiàn)在圖書館工作。）這些人，要看他的變化怎樣。當時黨內(nèi)就是不布置，只對黨委書記打招呼。但像清華有個黨委書記就不能打招呼，他和右派的人搞到一起去了。總支書記、黨員、團員都不講，讓右派進攻，讓它混戰(zhàn)一場。一個學校左派可能是百分之二十左右，中間派占大多數(shù)，右派極少數(shù)，但讓他們鬧起來，也會猖狂一時。以后遇到備戰(zhàn)、形勢變化、運動等緊要關頭，都要注意讓敵人暴露一下。這叫「誘敵深入」嘛！　　 此時此刻回想起毛澤東的上述談話，不能不促使匡亞明將「六二事件」看作一次對他個人的黨性和忠誠的嚴峻考驗。如果他對學生的胡鬧行為聽之任之，就有可能重蹈陳毅人的覆轍。因此他必須立刻組織有效的反擊！　　一位親歷者為我們生動地描繪了匡亞明獲悉「六二事件」后趕往溧陽分校時的殺氣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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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突然地，我在大字報的現(xiàn)場看到了匡校長。

　　匡校長看到我，沖我擺擺手，我就過去了�！　�

　　匡校長問我：同學，你見過右派嗎？　　

　　我說我見過，我們系就有一個，到現(xiàn)在還沒有分配，一個月就拿十八塊錢。　　

　　匡校長說：我告訴你，我在吉林大學，寫我大字報的人都是右派！大概有兩三千吧，這些人寫我大字報，都是右派！ 　　

　　我一聽，哎呀，因為我也在批匡校長的大字報上簽名了。這下惹了大禍了�！　�

　　當天匡亞明就在分校召開了黨總支擴大會和全體黨員大會，把學生們貼出的大字報說成是「毒箭」，布置立即組織反擊，并告誡大家「不能手軟」。6月3日上午匡亞明再次召集黨總支擴大會議，要大家「跟蹤追擊」，召開「討論會」批斗有關學生和教師。6月3日下午回到南京，他又立即召開黨委常委會，通報了「六二事件」以及處理經(jīng)過，得意地宣稱「粉碎了一次六小時的政變」。他還命令溧陽分校負責人對被斗的師生要「扭住不放」。據(jù)統(tǒng)計，在6月2日至5日四天的時間里，在溧陽分校遭到批斗的多達七十人，包括學生六十四人、教師四人、工人二人。其中黨員九人、團員二十二人。四個團總支書記除一人不在家外，三個全被斗了14。

　　關于匡亞明組織「反擊」的具體情形，一位親歷者回憶說15：
　　

　　當時宣布全校停止勞動，召開批判大會。那個時候大多數(shù)學生還是跟著學校領導的，立即把我們這幾個貼大字報的人孤立起來了。

　　首先批判幾個教師，包括政治系的林××、中文系的胡××、外語系的蘇××等人。這些老師當時三十多歲，而我們都是一些年輕學生，所以匡校長認為貼大字報是他們策動的。老師批斗完了，就開始批斗學生干部。第一個被批判的是南京大學學生會主席、中文系的胡才基，他的年齡比較大，是調(diào)干生，老共產(chǎn)黨員。第二個受到批判的是中文系的孫家正，他是中文系的團支書。此外還有政治系的學生朱英才等人……�！　�

　　這是我第一次感覺到批判大會聲勢浩大，殘酷恐怖。所謂批斗會的模式，就是一旦哪個人被確定為批斗對象，立刻就發(fā)動群眾起來，不管真的假的，統(tǒng)統(tǒng)的往你身上扣，上綱上線，甚至要侮辱你的人格，你根本沒有分辯的余地。批斗者使用的都是「階級分析」的觀點，平時的各種言行表現(xiàn)，包括個人之間某些極為私秘的問題，統(tǒng)統(tǒng)被揭發(fā)出來，使人有一種被剝光衣服、赤身裸體的感覺。　　

　　看到平時我們尊敬的老師被學生圍在中間批斗，甚至于有的人開始動手，我們當時站在后面就感到恐怖�！　�

　　另一個親歷者回憶說16：
　　

　　學校召開黨總支擴大會議和全體黨員大會之后，我那個黨員老鄉(xiāng)糾集了我們班八個出身最好的同學，寫了一張大字報──〈這是為甚么〉。這是當年「反右」運動時《人民日報》上一篇文章的標題。我們原來寫大字報的人都知道自己犯了錯誤，就蔫了，八個寫反擊大字報的同學就很開心，沒寫大字報的同學則比較輕松，他們可以看熱鬧。

　　到了夜里12點，緊急集合。剛剛被任命為我們年級黨支部書記的Q老師（原黨支部書記借故離開分校），就到我們這邊召集全體同學開會。他一來就給我們發(fā)表演講，說我們這里出了反黨反社會主義的事件，和1957年差不多。他還叫寫了大字報的人站到右邊來，沒寫大字報的都站到左邊去。這樣我們無形中就變成右派了。　　然后，他要寫大字報的人回去反省，準備做檢查。這時已經(jīng)下半夜了，我們寫大字報的同學都不敢睡覺，坐在宿舍里學習和寫檢查。溧陽分校的蚊子又多，遭到蚊蟲叮咬，很是受罪。那些沒有寫大字報的同學這時就貼反擊的大字報，那些想入團、入黨的同學更積極，他們就犧牲我們了。他們把我們蚊帳的門口都貼上了大字報，我們即使想睡覺也沒有辦法，因為不敢把他們的大字報撕掉。所以那天晚上，我們整夜都在學習分校發(fā)給我們的學習材料，一方面還要寫檢討。　　

　　以上對「右派」學生、教師的處理辦法是否出于匡亞明的直接授意，現(xiàn)在已經(jīng)無從查考。不過即使不是出于他的直接授意，匡亞明作為學校的最高領導依然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很多親歷者都公道地指出，匡亞明和分校負責人對「反擊」目標的確定帶有很強的主觀臆斷成分，「反擊」的方式方法又過于殘酷，這不但造成了被批斗者的怨恨，而且使得一些旁觀者的感情天平發(fā)生了向不利于匡的一端傾斜。

　　四　江蘇省委的介入 　　

　　當造反學生與匡亞明形成對峙的時候，江蘇省委的介入無疑舉足輕重。但是這種介入多少顯得有些姍姍來遲。究其原因，如果說匡亞明未能及時了解毛澤東發(fā)動「文化大革命」的初衷，那么江蘇省委的主要負責人也高明不到哪里去�！噶�二事件」發(fā)生以后，江蘇省委并不知道應該如何應對。不過他們也派了人去溧陽分校，密切注視事態(tài)的發(fā)展。據(jù)一位當年在溧陽分校政治處工作的教師回憶17：　　

　　在5月25日前后，省委派了一個姓楊的干部作為聯(lián)絡員來到溧陽分校。「六二事件」爆發(fā)以后，這位楊聯(lián)絡員就鬼鬼祟祟地到處摸情況，然后再跑到幾里路以外的地方給省里打電話，說南大的校長組織對學生進行批斗了。但是這個情況反映到了省里，省里面有底嗎？要把匡亞明搞掉，我估計省里面一開始也沒有底。

　　這位老師的說法不是沒有來由的。按照一般的分析，既然北大揪出了陸平，那么南大當然可以對等地揪出匡亞明。但是「大革命」時期入黨的老革命匡亞明，行政六級干部，其資歷和聲望又豈是「一二九」運動中參加革命的陸平可以相比的？如果沒有上級黨組織的支持，江蘇省委宣布打倒匡亞明，他匡亞明會買賬嗎？關于此前匡亞明與江蘇省委的關系，我們在南大師生中聽過許多與以下描述大同小異的說法18：　　

　　匡的個性比較強，干革命的資歷也比較老，行政級別比江渭清他們都高，所以對于省委這些人呢他就不太理睬。省委叫他去開會，他不能不去，去了以后又對會議沒有多大興趣，他就帶一本英文的《資本論》去看，不過一旦中央作出「倒匡」的決定，江蘇省委負責人會毫不遲疑地貫徹執(zhí)行。當時在中央負責處理這些問題的是康生。他接到江蘇省委的報告以后迅速做出批示：匡亞明鎮(zhèn)壓學生運動是錯誤的，必須立即停職反省，接受群眾批判。于是江蘇省委于6月6日召開常委會議，決定撤銷匡亞明的一切職務。6月8日，江蘇省委向南京大學派出聯(lián)絡組。在此背景下，溧陽分校的斗爭形勢迅速出現(xiàn)逆轉(zhuǎn)。　　

　　一位親歷者回憶說19：　　

　　到了6月5、6日的樣子，溧陽分校二把手徐�；�突然找我們寫大字報的人去開會。他向我們傳達了匡校長的指示，說你們寫大字報初衷是好的，是積極參加文化大革命，就是把矛頭搞錯了。匡校長和南大黨委，還有溧陽分校總支，都覺得你們還是我們的階級兄弟，還是我們的同志�！　�

　　哎喲，聽了這話，下面哭聲一片，大家都很感動。當時就有人表態(tài)，說匡校長太寬厚了，我們對不起他。實際上后來才知道，匡亞明到省里去匯報「六二事件」及處理經(jīng)過，省里匯報到了中央，康生聽了特別惱火，批評了匡校長，說他整人整得不對。所以匡很快找到了徐�；�，下達為我們平反的處理意見，說我們是好人犯錯誤，學校里不予追究了，所有問題「一風吹」。

　　那天中午食堂還加餐。大家好幾天都沒有心情吃飯了，這次算放開了，感到?jīng)]有事了，我一口氣吃了三大碗飯。然后又繼續(xù)勞動。大概到6月7、8日的樣子，我們正在建筑工地篩沙子�！　�

　　忽然來了兩個人，問：你們誰寫大字報了？　　

　　我們不認識他們，就沒有理睬。

　　他們說：看樣子你們是寫大字報的，看起來沒精打采的樣子�！　�

　　我問他們是哪來的？ 　　

　　他們說是江蘇省委宣傳部的。　　

　　我問他們來干甚么？ 　　

　　他們說：你們寫大字報是對的，你們受委屈了。

　　我說：你們胡說八道甚么東西呀，匡校長都說我們不是右派了，我們都解放了，我們要好好干活，你不要和我們啰嗦�！　�

　　另一位親歷者回憶說20：　　

　　我們寫大字報的幾個人都認為自己犯了錯誤了，都感覺對不起黨。實際上江蘇省委已經(jīng)在調(diào)查這個事情了。本來省委已經(jīng)提出文化革命的斗爭對象了，本來的斗爭對象是吳天石、孫叔平、陶白、葉子銘這些人，想不到匡亞明為鎮(zhèn)壓學生跳出來了，江蘇省立刻抓住不放，派省委宣傳部領導率領的調(diào)查組進入學校，而我們呢還不知道。　　

　　6月8號晚上，學校廣播站突然播放《東方紅》歌曲，讓全體學生到大操場集合。

　　我們集合以后，省委宣傳部副部長戴××在會上向全體學生宣布：明天你們就看不到匡校長和分校的其他干部了，因為他們犯了錯誤被調(diào)走了。他還說：同學們你們貼匡亞明的大字報是對的！你們的行動是革命行動！你們不是反黨先鋒，而是革命先鋒！ 　　聽完這個話以后，我們都激動得哭了。當時孫家正帶領我們高呼口號，心里面激動啊！而批斗過我們的那些同學都呆住了。但是，那幾個被批判的、被拳打腳踢的老師還不敢動�！　�

　　然而省委的介入也誘發(fā)了一些新問題。一位親歷者告訴我們21：　　

　　省委調(diào)查組在大會上宣布支持我們，下面是歡聲雷動。　　

　　突然有人提出：「我們寫大字報的人是革命急先鋒，那些整我們的人是甚么？」當時大家認為被整了，心里不平衡，所以有點想報復原來整我們的人。　　

　　省委的人就講：大家參加文化大革命，搞大批判，主要矛頭要對準匡亞明，批判〈二月提綱〉。同學們互相之間不要再糾纏了。

　　但是他們的這些話沒有多少人聽。分校實際上陷于一種無政府狀態(tài)。　　

　　大概到了9號，南京大學黨委常委、組織部長從南京來到溧陽分校。小轎車一進分校的大門，大家就把他圍起來了。他向我們傳達省委的指示：第一，匡亞明就是北大的陸平。第二，南大黨委不等于北大黨委，你們不要把南大黨委和北大黨委等同了。第三，溧陽分校的同學要堅守溧陽，一面搞文化大革命，一面繼續(xù)勞動建校，那個時候溧陽分校嚴重缺水，挖井又挖不出水來，大家洗澡也漸漸困難。晚上蚊子又多，大家覺得這個夏天怎么過呀！不知道誰說了一句：「我們要求回校干革命�！惯@個提議立即得到大家的響應。馬上就有人坐在小轎車的頂上，大家就要求回校�！　�

　　組織部長說：不能回去，你們要在分校進行文化大革命。

　　大家七嘴八舌地說：匡亞明又不在這個地方，我們要回南大去鬧革命。還有人說：怕甚么，我們自己走回去。我們學習紅軍長征，兩萬五千里�！　�

　　組織部長見控制不住局勢了，想溜。同學不讓他走，叫他打電話反映學生的要求�！　�

　　最后，江蘇省委從南京軍區(qū)借了幾十輛軍用卡車，把我們在溧陽的所有南大師生都接回南京。

　　與此同時，毛澤東在6月10日和12日又發(fā)表談話。聽到傳達以后，江渭清從華東局回到南京，貫徹執(zhí)行毛澤東的最新指示22。等到溧陽分校師生返校的時候，這邊早已做好了準備，不但留在南大本部的所有理科學生被組織起來夾道歡迎溧陽分校師生「勝利凱旋」，許多其他在寧單位也敲鑼打鼓來到南大，對溧陽分校師生「倒匡」表示聲援。一位當年的溧陽分校學生回憶起那個激動人心的歡迎場面，依然抑制不住興奮的心情23：　　我們乘坐的汽車開到漢口路的路口，整個南大沸騰了！理科的學生早已等候在那里，一看到我們，又是敲鑼打鼓，又是歡呼雀躍，大家一起握手擁抱�！　�

　　我們以一種英雄凱旋式的姿態(tài)，受到火一般熱情的夾道歡迎，所以那個心情啊就特別激動！當時那個情形啊，真是人山人海！我們都激動的哭了。

　　12日下午，南京大學舉行萬人大會聲討匡亞明的罪行。除了南大師生以外，參加大會的還有南京各大專院校推派的大批代表。大會的第一項內(nèi)容，就是宣布中共江蘇省委關于撤銷匡亞明的一切職務的決定。這一決定宣布以后，全場熱烈歡騰，長時間地熱烈鼓掌歡呼：「中國共產(chǎn)黨萬歲！」「毛主席萬歲！萬萬歲！」緊接著，分校師生代表胡才基等人在臺上以極其憤怒的心情，揭發(fā)了匡亞明鎮(zhèn)壓革命群眾運動、破壞無產(chǎn)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反黨反社會主義的罪行。校本部學生代表陳季平在大會上發(fā)言，對遭到匡亞明打擊的師生表示親切的慰問。分校學生唐力行、王世泰、楊家玉、張秋良等紛紛表示：省委撤銷匡亞明一切職務的決定，是對南大的無產(chǎn)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大撐腰。參加大會的各大專院校師生熱烈擁護中共江蘇省委的決定，堅決支持南京大學革命師生的斗爭24。

　　此后事態(tài)的發(fā)展，在江渭清的回憶錄中有簡略的描述25：
　

　　《新華日報》從6月13日起，除錯誤地公開報導撤銷匡亞明同志黨內(nèi)外一切職務之外，還錯誤地開始了對省委宣傳部副部長陶白、錢靜人，省哲學社會科學研究所所長孫叔平等同志的點名批判。當時，曾有二十萬人涌到南京大學「聲援」，校園里除大字報之外，(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還扯起了廣播喇叭，操場上搭起了臺子，一些人登臺講演，展開所謂「大辯論」。

　　一位教師回憶了后來學生斗爭匡亞明的情況26：　　

　　當時在南大大操場批斗了匡亞明，我印象當中中文系的學生胡才基等人是批斗的主力，他們起來揭露匡亞明的「叛徒」問題。就這樣開始了對匡亞明進行武斗，戴高帽子，游街，潑墨水，有的學生還讓匡「坐飛機」�！　�

　　為了加強對運動的領導，江蘇省委于6月15日向南大派出了由汪冰石任隊長，梁輯卿、杜方平、吳大勝、林克任副隊長的工作隊27。7月4日，省委又改派彭沖為南京大學工作隊隊長兼任南京大學黨委書記。同日，省委工作隊和南大黨委發(fā)出〈關于改組溧陽分校黨總支委員會的通知〉，趙復華、胡才基等人被任命為溧陽分校黨總支負責人28�！　�

　　至此，南大學生的「倒匡」運動似乎取得了決定性的勝利。五　「倒匡」事件的歷史反思　　南京大學的「倒匡」事件無疑標志著南京地區(qū)「文化大革命」的開端。

　　南大「倒匡」事件是一系列錯綜復雜的歷史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介入事件的學生、教師和江蘇省委的主要負責人，在「六二事件」爆發(fā)前都與匡亞明有著各種各樣的矛盾。但是客觀地講，他們之間的矛盾并非你死我活的矛盾。就造反的學生而言，最初令他們感到不滿的無非是艱苦的建校勞動和閉塞的鄉(xiāng)村文化生活，他們的最基本訴求無非就是盡早離開農(nóng)村回到城市。這至多表明毛澤東時代長期的理想主義和禁欲主義的道德說教實際上收效甚微。就匡亞明而言，他積極貫徹毛澤東的「教育革命」思想，無非是希望培養(yǎng)出一批「又紅又�！沟娜瞬�。這與此前許多教育家提出的「生活即教育，社會即學�！顾枷朐谀撤N程度上是相互契合的，似乎也沒有多少值得指責的地方。那么，這樣一些今天看來似乎沒有多大錯誤的想法，為甚么在當時會發(fā)生如此嚴重的沖突？這樣一些原本善良的人們，為甚么最后會走到暴力對抗的邊緣？是甚么因素使他們之間的矛盾不斷發(fā)展激化，最終給大家?guī)�來了深重的災難？ 　　

　　從某種意義上講，造反學生和匡亞明都是極「左」觀念的受害者。一位當年的造反學生在接受我們訪談時，并不諱言自己那一代人是「吃狼奶長大的」，他們從小學到大學所受到的教育，是「不忘舊社會的苦，和敵人作堅決的斗爭。對同志像春天般的溫暖，對敵人像嚴冬一樣殘酷無情。不講人情，斗爭哲學」之類的信條。另一位當年參與鎮(zhèn)壓學生的黨員教師則十分強調(diào)「反右運動」對學校當局和他個人的深刻影響，當大字報鋪天蓋地襲來的時候，他們的第一個反應就是「右派份子向黨進攻」。聯(lián)系到當年的特殊語境，我們似乎沒有理由懷疑上述言說的真實性。它們的確折射出那個時代的奇特影像。如果考慮到這一點，矛盾雙方的那些過火言行就不難理解了──那些言行在當時是「革命性」的外在表現(xiàn)。

　　然而，我們在這里要提出的問題是：極「左」觀念難道是「六二事件」成因的唯一解釋嗎？在「倒匡」學生與匡亞明的思想深處，有沒有其他值得檢討的東西？造反學生在高壓狀態(tài)下的犬儒主義傾向，以及后來在自在狀態(tài)下的暴民主義傾向，是否都反映出他們的人格缺損？匡亞明固執(zhí)地把自己看作「政治正確」的化身，絲毫不能容忍任何不同意見，這是否意味著在他身上「民主」觀念的淡漠和封建家長制作風的根深蒂固？此外，江蘇省委對于籌建溧陽分校以及南大黨委的其他各項工作負有領導責任，但是當工作中出現(xiàn)問題的時候，省委主要負責人不是勇于承擔責任，而是見風使舵，大玩「丟車保帥」的把戲，其「黨性」和「人格」難道沒有令人質(zhì)疑的地方嗎？　　

　　最后須要指出的是，從后來的事態(tài)發(fā)展看，參與演出「六二事件」的有關各方都不是最后的贏家：匡亞明雖然在「六二事件」之后的幾天里依靠高壓手段制服了造反學生，但是江蘇省委介入后，他在南大的統(tǒng)治迅速土崩瓦解，個人遭到批斗和長期監(jiān)禁；
江蘇省委玩弄「丟車保帥」的把戲也只能自保于一時，8月以后群眾運動的洶涌波濤迅速將舊省委吞沒，省委主要負責人也遭到了滅頂之災；
南大的學生造反派盡管在「文革」前期的「造反」、「奪權」運動中風光一時，但是到1968年3月江蘇省實現(xiàn)「大聯(lián)合」之后他們立刻遭到唾棄，在「清隊」、「一打三反」、「深挖五一六」運動中受到批斗、監(jiān)禁，許多人因不堪凌辱而自殺。由此可見，當基本的政治倫理喪失以后，政治就變成了一場危險的賭博游戲。如果一個社會容忍了對少數(shù)人權利的踐踏，那么其他社會成員權利的喪失，就只是時間問題�！　�

　　在南大校史資料中，我們看到了如下一組令人觸目驚心的數(shù)據(jù)：「文革」爆發(fā)時，全校有教職工2,784人，學生5,911人，共8,695人。「文革」期間立案審查的533人，面上審查的100人，計633人，占全校總?cè)藬?shù)的7.3%（不包括清查「五一六」期間受審查的800多人）。當時有教授70人，副教授35人，計105人。除一人因病住醫(yī)院于1968年病逝未受沖擊外，104人都不同程度地受到審查和沖擊，絕大多數(shù)被抄家、掛牌、關「牛棚」，不少人被扣上「特務」、「叛徒」、「反動學術權威」等帽子。全校被定為「敵我矛盾」的132人。審查中，不堪凌辱、自殺身亡的27人�！肝母铩菇Y束后，南大共清理、銷毀各種檢舉揭發(fā)材料重量達3,219斤29。　　就全國的情況而言，南京大學的「文革」還不算是十分慘烈的……

　　注釋

　　1、10、14、24 《人民日報》，1966年6月16日。

　　2〈關于「六．二」事件的平反決定〉，載《南大百年實錄──南京大學史料選》，下卷（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2），頁590-591。

　　3毛澤東：〈給江西共產(chǎn)主義勞動大學的一封信〉，載《毛澤東文集》，第八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頁282。

　　4毛澤東：〈改造學校教育讓學生接觸社會〉（1965年12月21日），載《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十一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頁493。

　　5〈南京大學黨委關于建立溧陽分校的決定〉，載《南大百年實錄》，下卷，頁96-97。

　　6「干打壘」是一種用毛竹、稻草、泥土和石棉瓦搭成的簡陋房屋。

　　7、15、20、23 筆者與J先生的訪談記錄，2006年3月10日。

　　8、13、16、18、19、21 筆者與C先生的訪談記錄，2006年3月1日。

　　9、17、26 筆者與G先生的訪談記錄，2006年3月9日。

　　11王德滋主編：《南京大學百年史》（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2），頁376。

　　12毛澤東：〈在一次視察各地工作時的講話〉（1965年11月），載宋永毅主編：《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光盤（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2）。

　　22、25 江渭清：《七十年征程──江渭清回憶錄》（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96），頁515；
516-17。

　　27〈省委南京大學文化革命工作隊、南大黨委聯(lián)合通知（第一號）〉，載《南大百年實錄》，下卷，頁235。

　　28〈工作隊、黨委關于改組溧陽分校黨總支委員會的通知〉，載《南大百年實錄》，下卷，頁237。

　　29〈南京大學落實政策工作總結〉，載《南大百年實錄》，下卷，頁602-603。

　　來源：
《二十一世紀》(http://www.cuhk.edu.hk/ics/21c)　《二十一世紀》網(wǎng)絡版第五十四期　2006年9月30日

　　作者授權天益發(fā)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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