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紀以來思想史研究的根本困境是什么呢？這是世紀之交思想史研究值得反思的基本問題。從中國哲學史這一具體的思想史研究領域看，人們普遍地對已有的哲學史著作感到不滿，同時又迫切地需要較為完善的哲學史著作，但恰恰又很難提供這樣的著作。近十多年來，中國哲學史的歷史書寫已經(jīng)明顯淡出，取而代之的是對中國哲學史的合法性問題以及如何重寫哲學史的論辯，這一論辯的產(chǎn)生就是以哲學史的傳統(tǒng)書寫方式的困境意識為動力的。哲學史甚至整個思想史研究，在今日都面臨著自身的位置與意義的重新定位這一根本性問題。在尋求這種新的定位之前，必須追問的是：二十世紀以來的思想史研究，究竟遭遇到了什么樣的困境？無論是在國內(nèi)，還是在海外，人們普遍強調(diào)，近代以來的哲學史觀、思想史觀，更本質(zhì)地說是，近代以來的那種根植于基督教的線性歷史觀，應對思想史研究的當前困境負責。這無疑是正確的。然而，更深一層的問題卻未被思及：近代的歷史觀，尤其是近代的哲學史觀、思想史觀，究竟給思想史研究帶來了什么？當我們把思想史的困境歸結(jié)為這種“觀”時，這本身又意味著什么？

　　我認為，歷史與思想的雙重退隱，才是思想史研究面臨著的根本困境所在。在更為寬廣的背景中，可以說，這一困境與現(xiàn)代性的總體背景有關。我曾提出一個觀點：現(xiàn)代的世界觀放逐了世界，歷史觀遮蔽了歷史，以至于個人失去了他的真正居所——這正是中國現(xiàn)代危機特性的根本要點所在。這個觀察的獲得，既來源于個人對于時代、對于近百年來的歷史過程及其歷史效果遺存的深切感受，也建基于對思想史研究現(xiàn)狀的深層次理解。

　　在什么意義上說現(xiàn)代的思想史研究成了放逐歷史的方式呢？二十世紀初期，章太炎曾有這樣一個說法“以論理代實在”。

在思想史研究的層面上，這句話可以詮釋為以邏輯法則替代歷史過程，這里所說的邏輯法則是廣義的，它對應著理論化的既成觀念、范疇化的現(xiàn)成框架以及種種不變的形式與規(guī)律等。當人們把思想史研究的困境歸結(jié)為種種所謂的“觀”（哲學史觀、思想史觀、歷史觀）的時候，這實際上已經(jīng)道出某種關鍵性的實情：思想史的研究已經(jīng)成為在特定的“觀”的指引下的研究過程，因此，它指向的便是在某個具體的位置獲得的某種“觀點”，也就是基于某種特定視角的觀看。問題是，當這種“觀”主導著思想史研究時，究竟是“觀”指引我們走向思想的歷史或歷史的思想呢，還是在思想的歷史或歷史的思想中，我們發(fā)現(xiàn)的卻僅僅是我們?nèi)�入其中的種種已成的“觀”？無疑，我們所謂的種種“觀”，似乎更多地指向上述意義上的“邏輯法則”，通過它，深刻的思想與豐富的歷史，可以被歸約到某種特定的“觀”中，從而確立某些固定化的“觀念”。

　　將“觀”固定化的是不變的“主張”——也即“主義”。二十世紀初期的“問題”與“主義”之爭，對思想史研究來說，并非是一個無關緊要的事件。思想史研究究竟是應把自身皈依于某種主義話語，還是朝向問題開放自身，這樣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在二十世紀三十年代以后，卻獲得了一個簡單化的處理。至此，特定的“觀”在思想史研究過程中的分量得到了進一步的強化，在思想史研究展開之前它事實上就進入“思想史”，并把自身表述為作為一種文化象征體系的“意底牢結(jié)”。但二十世紀后期，正統(tǒng)的“意底牢結(jié)”雖然式微，歷史似乎進入到一個諸種主義、理論紛爭的時代，但一個同樣的實情是，主義（自由主義、科學主義、多元主義、現(xiàn)代主義、后現(xiàn)代主義等等）對思想史的介入仍然先于、大于真正意義上的問題對思想史的介入。思想史的研究總是被引入到某種現(xiàn)成的理論框架中去，對理論框架、形式規(guī)律以及研究方法等的迷戀，已經(jīng)成為一種“文化風俗”，以至于在用理論框架去展開思想史的研究時，思想史研究變成了論證某些理論觀念的方式，以及為此而發(fā)掘某種論證“材料”的過程，而“材料”總是經(jīng)過加工處理后可以被強行塞進某種論證框架中去的東西。侯外廬的巨著《中國思想通史》的成就雖然不可低估，但它將整個中國思想的發(fā)展過程客觀上變成了論證某種先在的框架與觀念的材料，則是無可置疑的，因此，在這部巨著的內(nèi)在結(jié)構(gòu)中，整個中國古代思想的歷史都成了過渡到某一思想觀念體系的環(huán)節(jié)。與此相關的是，生動活潑的歷史過程蛻變成中性的“史料”，它本身既無價值，也無意義，價值與意義被看作是研究者疊加進去的東西。研究者自身成了思想史的意義與價值的發(fā)源地。這一吊詭的現(xiàn)象關聯(lián)著如下的后果，學習歷史的思想、傾聽思想的歷史的活動，似乎就是去傾聽、學習研究者本人業(yè)已接受的種種現(xiàn)代觀念。在這種情況下，我們通過思想史作品進入的并不是歷史的思想與思想的歷史，而是被遣送到我們的“當前”。思想史的意義本來就在于，通過思想的歷史與歷史的思想，克服由于局限在“當前”而產(chǎn)生的“近視”。但現(xiàn)在的情況是，思想史通過構(gòu)造一個理論化的“過去”而把我們引向與當前的觀念的單一關聯(lián)，以至于，思想史不再是思想的歷史，而成了當前可以運用的材料的歷史或者歷史的材料。于是，歷史的退隱已經(jīng)不可避免。

　　這樣，現(xiàn)有的思想史研究不是把我們導向思想及其歷史，而是把我們不自覺地引入重重包裹著研究者的現(xiàn)代歷史觀念。

在被各種歷史敘述所充斥、所包裹起來的現(xiàn)代，在歷史觀一度成為正當性源泉的現(xiàn)代，真實的歷史卻在歷史觀中被放逐了。說到底，就是抽象的理念、觀念成了歷史實在的替代者，歷史觀對歷史的放逐，乃是使存在“脫歷史”或“非歷史化”，轉(zhuǎn)而依賴于某種特定現(xiàn)成的歷史的敘述。于是，這就有了如下的吊詭現(xiàn)象：以文學作品的閱讀為例，一方面，個人對文學作品的感知理解，是文學史觀給出的，人們所理解的文學作品僅僅是文學史（其實僅僅是某種文學史觀）發(fā)展過程中的環(huán)節(jié)，換言之，人們失去了對文學的活潑的、生動的感知，由生活的態(tài)度主導的文學閱讀被歷史觀主導的閱讀所替代；
另一方面，文學史觀主導的文學閱讀恰恰隱匿了歷史，而成為指引閱讀的個人進入某種現(xiàn)成理論框架中去的方式。這個現(xiàn)象表明，歷史觀以及廣義的對歷史過程有種種要求的“理論”對歷史的放逐導致的后果只能是，歷史的感覺與意識只能來自并且只能是某種特定的歷史敘述，由此，人們只能通過歷史觀而介入歷史理解。人們依賴于特定的歷史觀而把握思想的歷史，已經(jīng)成為一種文化生態(tài)，正如，在現(xiàn)代，歷史觀教育替代古代的歷史教育一樣。歷史觀似乎把我們拋向了“歷史”，但在種種歷史觀中耳濡目染的我們又恰恰遠離了真實的歷史過程。以至于錢穆若干年前所說的話至今依然有效：“此一百年來，乃為我國人急需歷史知識而又最缺乏歷史知識之時代�！� 特定歷史觀主導下的思想史研究，導致了真正的歷史意識與歷史知識的匱乏，歷史的維度已經(jīng)被歷史觀的維度替代而成為研究的基礎。例如，把中國哲學史理解為按照某種現(xiàn)成的既定圓圈運行的過程時，它在一定程度上就不再是容納歷史而成了拒絕歷史的方式。

　　在這種情況下，思想史研究恰恰斬斷了研究者與歷史過程的真實的關聯(lián)。由于思想史的研究變成了以史料印證觀念的過程，所以，對歷史的傾聽、學習以及與歷史建立生動關聯(lián)的活動，已經(jīng)不再是歷史研究的興趣，歷史成了歷史“科學”按照既定規(guī)則與目標加以處理的知識對象，而不是理解與處理當下與未來人類存在狀況的資糧。就文化傳統(tǒng)方面看，現(xiàn)有的思想史研究框架承接了清代的考據(jù)傳統(tǒng)，這個傳統(tǒng)著眼于對文本資料的史料的與文字的辯證，它更多地注重考據(jù)而不是詮釋。然而，清代的考據(jù)之學中孕育著的形而上的關懷在現(xiàn)代的思想史研究中又被清洗掉了。根據(jù)清代考據(jù)學，文本自身就是一個有待展開的形上義理世界（“道”），而考據(jù)就是把這個世界敞開的方式（從文字通向義理）。因此，考據(jù)學者對文本所包含著的敬意就很難為現(xiàn)代思想史學者所能理解。相反，現(xiàn)代的思想史研究卻為科學主義支配下的客觀主義研究范式所主導，它把客觀的本文的原意作為追求的目標，甚至把思想還原為特定時代條件的產(chǎn)物。這樣，思想就被作了凝固化的理解，正是以這樣的方式，古代的思想就被隔絕于研究者所置身的現(xiàn)時代，換言之，通過客觀主義的研究范式，古代與現(xiàn)代作為兩個不同的時代被彼此懸擱起來。與此相關的是，立足于當代的關懷就成了思想史研究的多余物。正是“當下（當代）的不在場”使得思想史的研究陷入到客觀性的幻象中。當然，新近有人鼓吹的相對主義詮釋學的理路，乃是幻象的另一極端，它把思想史研究完全置換為現(xiàn)代的詮釋者通過古典思想家在述說現(xiàn)代的流行之見。這種以當代排擠歷史的做法，從另一個方面消解了思想史研究歷史性。

　　可見，思想史研究的歷史性的退隱在于，“歷史的思想”變成“觀念的材料”，以及由此而來的，“思想的歷史”失去了與當代以及未來人類處境的溝通。而在真正的歷史性中，歷史的思想本身就是活的思想，它構(gòu)筑在思想的歷史與當前的融通之中。只要失去了這種融通的可能性，無論是多么“客觀地”重建了思想歷史的復雜性，思想史的寫作與閱讀的意義何在，就還是懸而未決的問題。

　　思想史研究的思想性不在于理論的建構(gòu)及其所使用的概念與框架的新穎性。理論本來是思想的產(chǎn)物，但它一旦現(xiàn)成化后，便成了遮蔽思想的方式。在今日的思想史研究中，理論更多地關聯(lián)著的是那種觀念前導、框架先行的態(tài)度，這種態(tài)度拒絕發(fā)現(xiàn)與創(chuàng)造，它所建構(gòu)的僅僅是一個靜態(tài)的風景。而所有即將到達靜態(tài)的風景，都建筑在論證理性之上，論證理性總是為某種現(xiàn)成者尋求存在根據(jù)及其合法性，而不是對新的可能性的探索，并且最終總是不可避免地依賴信仰的態(tài)度，而不是思想的過程，因此，它永遠是思想的敵人。只要思想史研究喪失了批判探究的態(tài)度，而是去試圖論證現(xiàn)有的觀念，那么，它就為廣義的“意底牢結(jié)”困擾著。思想史研究者面臨著眾多隱蔽著的“意底牢結(jié)”。例如，現(xiàn)代關于儒佛關系的討論中，就蘊含著一種現(xiàn)代的“意底牢結(jié)”。

只要這一“意底牢結(jié)”沒有從根本上被加以探究，建立在這種基礎上的思想史研究就必然走向歧路。又如，當代關于儒家思想的宗教性的討論就未曾思考，儒學與宗教的關系這一論題究竟在什么語境中才被提出的，在什么語境中才是有意義。事實上，把宗教放置在一種文化的最精微最核心之處的做法，出自歐洲文化傳統(tǒng)，把它泛化并以之說明中國思想，才有以信仰為中心的儒教以及儒家的宗教性等等這些表達，這些本身就是西方現(xiàn)代知識譜系在現(xiàn)代中國確立以后的語境中才能提出的問題，但是卻被不加思考地前置到中國古典思想史的研究中去。這樣一來，中國思想的歷史就被作了與歐洲思想傳統(tǒng)的同一性理解，以至于遠離了中國思想傳統(tǒng)的原初特性。在這種情況下，有深度的思想史研究者就必須追問，把儒學確立為宗教這一做法，其真正確立的究竟是什么？它能為我們的現(xiàn)在以及未來提供什么？可見，種種流行的現(xiàn)成觀念，已經(jīng)構(gòu)成強有力的“意底牢結(jié)”，而思想史研究始終面臨著“解‘意底牢結(jié)’”的處境。在某種意義上，思想的深度在某種意義上對應著自覺地“解‘意底牢結(jié)’”的深度。這是因為，只有這樣，思想史研究才能把我們從已有的流行性“成見”中解放出來，敞開新的視界，也只有以這樣的方式，思想史的研究本身才真正進入發(fā)生著的思想的境域中。

　　把現(xiàn)代的知識體系、學科框架等強硬地套在古代思想世界中，而不能導出有意義的內(nèi)容，無異于拒絕思想史的歷史性。而思想史研究的思想性正是一個與思想史的歷史性密切相關的概念。而思想的深度就在于它能容納歷史的深度。思想史研究的深度不在于它把思想與歷史的經(jīng)驗范疇化、理論化的方式與程度，而恰恰在于它在多大程度上容納真實的歷史，換言之，它的深度就在于，每一論說后面有多大程度上的歷史傳統(tǒng)的深厚支撐。因為，真正的思想史研究本身就是一個開啟著那以“日用而不知”的方式作用著我們的傳統(tǒng)的過程，通過這種開啟，思想史的研究者與閱讀者得以自覺地確立與過去的積極關聯(lián)，從而把當下轉(zhuǎn)換為根據(jù)過去（歷史的思想與思想的歷史）重新打開的當下，或者說把思想與歷史收納到當前的生活中。所以，思想史研究其實是把過去的歷史（思想的歷史）活化的方式，所以，通過思想史研究，歷史便不再僅僅是既往生活世界的實際，它意味著后者在當代生活中發(fā)生作用的方式。就此而言，思想史研究的深度在于它能夠為真實歷史理解開辟多少空間，同時也在于，它為理解當下自由空間的開辟提供多少東西。事實上，在中國思想傳統(tǒng)中，具有思想深度的歷史詮釋同時也是一種歷史性的詮釋。作為一種“通古今之變”（司馬遷《史記•太史公自序》）、“合往古來今而成純”（王夫之《船山全書》第十冊《讀通鑒論》卷三，岳麓書社1996年版，第138頁）的活動，它的實質(zhì)就是不斷深植到思想文化的歷史性精神之中，將之與當下以及未來的存在境況不斷連接起來的詮釋活動及其過程。伽達默爾曾經(jīng)用“視界的融合”（fusion of horizons）來表述這樣一種過程。

　　必須指出，基于上述要求的思想史研究，本身并不先天地拒絕理論。毋寧說，它所拒絕的是這樣的理論，這種理論本身由于以一種完成的形態(tài)，去規(guī)約歷史、遮蔽思想，同時由于它產(chǎn)生于那種思辨性的興趣，因而它不能再展示一條道路。反過來說，思想史研究中建立或運用的理論，在其真實的層面上，本身就意味著一條通向歷史與思想的道路。中國古代思想不言“理論”，而說“道理”，其故也正在這里�！袄碚摗蹦耸菍τ凇袄怼敝�論說，“理論”是講出來的；
而“道理”所道說之“理”本身就是一條道路，道路固然可以道說，但畢竟需要通過行走方可成為坦途。就此而言，容納了歷史與思想的言說，其所說者，乃是一種方向，一條道路。而在當代那具有一時轟動效應的自名為“中國思想史”的著作中，卻找不到這樣的道路，如此一來，無論它對思想的歷史的圖景刻畫得多么細致與復雜，它都不能表明其自身對于當下的個人所具有的意義。只要脫離了這個意義上的道路，思想史研究對思想史的表象，就會不自覺地拒絕歷史與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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