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國涌：“文章報國”：百年回首《大公報》
發(fā)布時間:2020-06-06 來源: 散文精選 點擊： 
一、“矮人國”里的“巨無霸”
1958年，毛澤東對當時的《人民日報》總編輯吳冷西說，“張季鸞這些人辦報很有一些辦法。我們報紙有自己的傳統(tǒng)，要保持和發(fā)揚優(yōu)良傳統(tǒng)，但別人的報紙，如解放前的《大公報》，也有他們的好經(jīng)驗，我們一定要把對我們有益的東西學過來�！�
《大公報》有什么“好經(jīng)驗”？留下了一個什么樣的傳統(tǒng)？1931年5月，胡適為《大公報》一萬號紀念刊撰文說，大公報之成為“中國最好的報紙”，“不過是因為他在這幾年之中做到了兩項最低限度的報紙職務：第一是登載確實的消息，第二是發(fā)表負責任的評論�！币痪湓捑蜏蚀_抓住了《大公報》的命脈。
自1902年6月17 日英斂之在天津租界創(chuàng)辦《大公報》，中經(jīng)1926年張季鸞、胡政之、吳鼎昌三人聯(lián)手開創(chuàng)《大公報》新局面，提出“四不”方針，為百年報業(yè)開辟出一條“新路徑”，到1941年5月獲得世界性的榮譽，《大公報》把中國民間報紙“文人論政”的傳統(tǒng)推向了峰巔，成為“矮人國”里的“巨無霸”（胡適語）、輿論界的“一根柱石”（范旭東語）。美國密蘇里大學新聞學院頒發(fā)的獎狀中說：
“在中國遭遇國內外嚴重局勢之長時期中，《大公報》對于國內新聞與國際新聞之報道，始終充實而精粹，其勇敢而鋒利之社評影響于國內輿論者至巨。該報自于1902年創(chuàng)辦以來，始終能堅守自由進步之政策；
在長期作報期間，始終能堅執(zhí)其積極性新聞之傳統(tǒng)；
雖曾遇經(jīng)濟上之困難，機會上之不便以及外來之威脅，仍能增其威望�！３制渲袊鴪蠹堉凶钍芫粗刈罡粏⒌弦饬x及編輯最為精粹之特出地位。《大公報》自創(chuàng)辦以來之奮斗史，已在中國新聞史上放一異彩，迄無可以頡頑者�！�
“中國報紙獲得國際榮譽獎章只此一家，只此一次�！� 張季鸞面對巨大的榮譽，發(fā)表了《本社同人的聲明》社評 ：
“中國報原則是文人論政的機關，不是實業(yè)機關……以本報為例，假若本報尚有渺小的價值，就在于雖按著商業(yè)經(jīng)營，而仍能保持文人論政的本來面目�！�
在一個“大動蕩的時代”，《大公報》始終“保持文人論政的本來面目”，力圖“用輿論的力量糾正這個時代的錯誤、黑暗與罪惡”，不斷地“發(fā)表負責任的評論”，這是王韜、梁啟超以來文人辦報的傳統(tǒng)，也是《大公報》的傳統(tǒng)，是新記《大公報》風靡亂世中國幾十年的關鍵，在整個百年言論史上還沒有另一家報紙曾經(jīng)攀上這樣的高度。百年回首，我們依然為此感到驕傲、激動、悲傷，甚至沮喪。
二、前無古人的“四不”
一百年前，英斂之初創(chuàng)《大公報》，以“開風氣，牖民智”的宗旨，標揭“大公”的旗幟，在腐朽、黑暗的皇朝末世以無黨無偏、直言敢諫而著稱。熊少豪在《五十來年北方報紙之事略》中指出“《大公報》創(chuàng)辦之始，宗旨純正，言論激切，一時聲譽雀起，惜鋒芒太露，致遭官府之忌，而惹政客之注意，
卒為某黨所收買，坐是營業(yè)日散，銷路日減�！钡� “敢言” 的精神長久地被人們所記誦。
“辦報非難，持久斯難，而百折不移卒能發(fā)揚光大者，斯尤難之難也�！痹谥袊鴪髽I(yè)史上能歷經(jīng)風云變幻、幾度易主堅持下來并發(fā)揚光大，影響了幾個時代的應首推《大公報》。1926年9月1日，《大公報》中斷了一年之后終于續(xù)刊，發(fā)表由張季鸞執(zhí)筆的《本社同人之旨趣》（署名“新記公司大公報記者”），提出前無古人的“四不”方針：
“第一不黨。黨非可鄙之辭。各國皆有黨，亦皆有黨報。不黨云者，特聲明本社對于中國各黨閥排戲，一切無聯(lián)帶關系已耳。惟不黨非中立之意，亦非敵視黨系之謂。今者土崩瓦解，國且不國，吾人安有中立袖手之余地？而各黨系皆中國之人，吾人既不黨，故原則上等視各黨，純以公民之地位發(fā)表意見，此外無成見，無背景。凡其行為利于國者，吾人擁護之；
其害國者，糾彈之。勉附清議之末，以彰是非之公，區(qū)區(qū)之愿，在于是矣。
第二不賣。欲言論獨立，貴經(jīng)濟自存。故吾人聲明不以言論作交易。換言之，不受一切帶有政治性質之金錢補助，且不接受政治方面之入股投資是也。是以吾人之言論，或不免囿于知識及感情，而斷不為金錢所左右。本社之于全國人士，除同胞關系一點外，一切等于白紙，惟愿賴社會公眾之同情，使之繼續(xù)成長發(fā)達而已。
第三不私。本社同人，除愿忠于報紙固有之職務外，并無私圖。易言之，對于報紙并無私用，愿向全國開放，使為公眾喉舌。
第四不盲。不盲者，非自詡其明，乃自勉之詞。夫隨聲附和，是謂盲從；
一知半解，是為盲信；
感情所動，不事詳求，是謂盲動；
評詆激烈，昧于事實，是謂盲爭。吾人誠不明，而不愿自陷于盲�！�
在風雨如晦、雞鳴不已的年頭，在邵飄萍、林白水慘遭殺害之后不久，有了這樣的“四不”承諾，人們才有可能了解“確實的消息”，讀到“負責任的評論”，這是不幸之中的一幸，是一個多災多難的民族呈現(xiàn)出的亮色。也正是因為這樣，《大公報》才迅速從地方報紙“變成一個全國的輿論機關”（胡適）。自近代報紙產(chǎn)生以來，無論上海的《申報》、《時報》、《新聞報》，還是北京的《晨報》等都沒有像《大公報》那樣持久、深刻地影響了中國。《大公報》作為同人經(jīng)營的民間報紙，總經(jīng)理兼副總編輯胡政之常說，他們是“文人論政”、“為民請命”，言論始終是它的生命線，從張季鸞到王蕓生，兩代執(zhí)筆政的都是具有獨立品格的知識分子，它的言論之所以享譽海內外是因為：
“一是‘公’，指動機無私，評述問題竭力將‘我’撇開，盡到客觀的探討。二是‘誠’，指誠意，盡研究之功，諳利害得失之數(shù)，而發(fā)誠心為國的言論。三是勇，指勇于發(fā)表，包含‘不畏強權’與‘不媚時尚’兩義。重視對政治的言責，與對社會扶助匡道的責任�！�
《大公報》的作為，實際上就是中國報紙要成為“第四種權力”的一次卓有成效的嘗試。今天我們重讀那些激動過一個時代的評論，仍然會被他們的無私、誠意和勇氣所感染，在他們看來這是“現(xiàn)代報紙應盡之職務”，體現(xiàn)了他們“服務社會”的志趣，用他們自己的話說，就是“深懷文章報國之志”，而沒有個人私利的追求，張季鸞《無我與無私》一文說得很清楚 “根本上說，報紙是公眾的，不是‘我’的。譬如發(fā)表一主張，當然是為主張而主張，不要夾雜上自己的名譽心或利害心。而且要力避自己的好惡愛憎，不任自己的感情支配主張�！彼粌H身體力行而且直接影響了后來的大公報人，而今《季鸞文存》、《蕓生文存》早已成為傳世的經(jīng)典。
三、從張季鸞到王蕓生
張季鸞的三“罵”，他對屠殺青年的抗議，對國民黨“以黨治國”的明確反對這些就不必說了�！熬拧ひ话恕� 之后，他發(fā)表《望軍政各方大覺悟》社評疾言厲色——“國家今日受此奇辱，人民遭此奇劫，凡過去現(xiàn)在政治上負責之人，雖自責亦無法謝國人！”1932年5月5日，國民黨當局被迫與日本簽定上海停戰(zhàn)協(xié)定，兩天后《大公報》發(fā)表的《愿國民清夜自問》社評直接指出“皆上層社會之罪”，“今執(zhí)政之人，固昔年從事革命者，其能凜然反省，與民眾共同奮斗，幸也。不然，惟有望大多數(shù)民眾之自為。……真正救國大業(yè)，最后必由民眾自己完成之。至于現(xiàn)在社會優(yōu)越地位之人，不從速努力，必盡遭淘汰無疑耳。”
1944年以后王蕓生開始在重慶《大公報》嚴厲批評時政，12月4日即日寇占領獨山前一天，他發(fā)表社評強烈批評國民黨政府，反對“以空間換時間”，主張徹底革新政治，一、“凡國人皆曰可去的人盡量去之……容納黨外人參加國務及政策……”；
二、“在民主統(tǒng)一團結抗戰(zhàn)的大原則上宣布黨派問題解決了”；
三、“宣布與熱誠助我的盟邦更進一步合作”。同時呼吁蔣介石親自到貴陽督戰(zhàn)。在12月22日的社評《晁錯與馬謖》中，他提出“除權相”、“戮敗將”的主張，矛頭直指孔祥熙、何應欽。
二十多年間，《大公報》從來沒有放棄輿論監(jiān)督的自覺，保持了“文人論政”的本來面目。即使是1935年12月起天津《大公報》發(fā)表青年范長江轟動一時的旅行通訊“中國的西北角”，女記者彭子岡為桂林《大公報》寫的通訊“重慶百箋”，都生動地披露了社會黑暗、官場黑幕等。早在1930年4月11日、6月6日和1931年3月12日，《大公報》就客觀報道了紅軍的消息，并配發(fā)短評贊美紅軍紀律嚴明。1945年9月2日，《大公報》記者采訪米蘇里號日本投降簽字儀式的報道也與其他報紙不一樣。儀式結束，雖然籠罩在勝利的狂熱氣氛之中，國民黨政府軍令部長徐永昌卻“語氣沉重”、感慨地對記者說，“今天無論是投降的日本還是受降的各國，都應該懺悔。”
1945年11月22日，復刊不久的上�！洞蠊珗蟆啡鐚崍蟮懒死罱∥�、金仲華、周建人、徐伯昕、馬敘倫、唐弢、許廣平、傅雷等知識分子簽署的文化界宣言，要求即日廢止新聞檢查制度，禁止一切非法沒收取締書刊行為，恢復言論出版的完全自由。1948年7月8日，國民黨悍然查封有二十年歷史的民間報紙南京《新民報》，10日，上�！洞蠊珗蟆钒l(fā)表了王蕓生執(zhí)筆的《由新民報�？劤霭娣ā飞缭u。隨后又發(fā)表毛健吾、曹聚仁、胡道靜等24位新聞界、文化界、法學界人士的《反對政府違憲摧殘新聞自由，并為南京新民報被停刊抗議》。在整個20世紀40年代后期的大動蕩中，《大公報》對那些侵犯人權、魚肉人民的惡劣行徑，幾乎都進行了報道，并公開表明了自己的態(tài)度（如《莫失盡人心》和《為江浙人民呼吁》等評論）。
四、“獨立的人格”與“獨立的發(fā)言權”
這樣的言論、報道決定了不僅常常會得罪權貴、朝廷，而且也遭到過共產(chǎn)黨的猛烈批判。
1930年，《大公報》因為客觀報道中原大戰(zhàn)，不見容于南、北軍閥，在蔣介石的南方被扣（因為4月7日曾全文刊出馮、閻系將領鹿鐘麟領銜勸蔣介石下野的通電，其中有“論者謂善言為先生說完，惡行為先生作盡”之句），在閻錫山控制的平津受到“警告”�！洞蠊珗蟆窞榇嗽�4月24日公開發(fā)表啟事，公布“警告”內容，并聲明：“本報絕不變其獨立公正之立場，決無受任何方面賄賂津貼之情事。地方政令雖愿遵守，至于官廳諒解于否，只有聽其自然�！钡诙煊职l(fā)表社評《訴之公眾》，再次強調“不賣”的主旨，一時名聲大震，不到半年，發(fā)行量就由3萬上升到5萬。
1935年12月3日，張季鸞發(fā)表社評《勿自促國家之分裂》，對宋哲元進行了毫不客氣的批評，激怒了這位手握大權的平津頭號人物，遭到停郵處分。南京、上海報界紛紛發(fā)表評論聲援，到12月12日才解除。
1943年2月，王蕓生發(fā)表催人淚下的《看重慶，念中原》社評，蔣介石勃然大怒，下令《大公報》停刊三日。
1946年6月23日，“下關慘案”中《大公報》記者高集遭毆打受傷。
1947年，《大公報》重慶版8名記者及家屬、上海版記者唐振常、駐廣州特派記者陳凡先后被捕。
這是《大公報》堅持“文人論政”，報道“確實的消息”，發(fā)表“負責任的評論”的必然結局，最后連王蕓生也因發(fā)表同情學生運動的社評，1947年12月30日的國民黨《中央日報》社論對他破口大罵。1948年7月，連續(xù)發(fā)表《在野黨的特權》、《王蕓生之第三查》等社論罵王蕓生是“新華社的應聲蟲”。
桂林《大公報》向貪污宣戰(zhàn)，當局幾次來報館抓人，徐鑄成說文章是他寫的，如果要抓就抓他。
李純青發(fā)表一篇言論激烈的文章，國民黨當局要追究責任，胡政之說：“他是我們的人，文章在我們報紙上刊載，一概由我負責�！笔潞笠痪湓捯矝]告訴本人。
這就是《大公報》坦然直面權勢的表現(xiàn)。
《大公報》長期堅持國家中心論，在外敵入侵、民族生死存亡的關頭，它的選擇已永遠載入民族抗戰(zhàn)的史冊。從1931年，天津《大公報》作出“明恥教戰(zhàn)”的決策，長篇連載王蕓生編著的《六十年來中國與日本》，到1937年12月14日，上海淪為“孤島”，《大公報》拒絕送檢，斷然�？瑫r發(fā)表擲地有聲的兩篇評論《暫別上海讀者》、《不投降論》：“我們是中國人，辦的是中國報，一不投降，二不受辱�！�
從張季鸞在武漢《大公報》發(fā)表的一系列震撼人心、影響至深的社評，到1941年12月13日香港淪陷前夕，《大公報》與讀者悲壯告別，以“ 留取丹心照汗青”相許。胡政之甚至說，我們要吃下砒霜毒死老虎，以報國仇。
王蕓生說過，“我作為一份民間報紙的發(fā)言人，要保持自己獨立的人格，我才有獨立的發(fā)言權，我才有資格說真話，對國民黨才能嬉笑怒罵。同時，待國共雙方都必須一樣，是我一貫的原則。” 《大公報》對國共重慶談判雖然充滿希望，王蕓生寫過《毛澤東先生來了》等熱情洋溢的社評，(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稱之為“大團圓”、“大喜事”，但談判結果一公布，其態(tài)度就變得非常冷靜——“檢讀一過，思緒起落，雖百感交集，卻一時難以言說，是滿意或失望，只覺得有極大的希望，而不必輕下斷語�！�1945年10月25日，他發(fā)表《為交通著急》， 11月20日，又發(fā)表《質中共》社評。第二天，《新華日報》發(fā)表社論《與大公報論國是》，予以嚴厲駁斥。1946年4月16日，《大公報》發(fā)表《可恥的長春之戰(zhàn)》，以第三者的立場批評共產(chǎn)黨，《新華日報》則針鋒相對發(fā)表了《可恥的大公報社論》。
同時我們也不能忽略，在國民黨嚴酷的新聞檢查制度下，《大公報》的版面上長期堅持“不用‘共匪’、‘匪軍’字樣，只用‘共黨’‘共軍’，它承認共產(chǎn)黨是國民黨的反對黨，而不是‘土匪’。”比如派曹谷冰到蘇聯(lián)采訪，派范長江去西北采訪都是當年罕見的舉措。
作為具有全國影響的大報，無論是堅持批評當局，還是批評革命黨的立場，甚至在國民黨敗局已定的1948年仍重申“自由主義者的信念”，提出“第三條道路”。這些完全都是它獨立的選擇。既是大公報人又是中共地下黨員的李純青回憶，“第一，不論新聞采訪或評論，我不知道有一事一字來自大公報以外的指示、暗示或操縱，所有一切宣傳，幾乎全是大公報工作人員主動創(chuàng)作、獨立思考的。我問大公報舊同事，皆如此說�！眳嵌Σx開大公報后“便不再過問大公報的方針及人事經(jīng)營”�！暗诙⒋蠊珗髢葲]有一個國民黨組織，并且絕不允許國民黨員在報社內部活動。……錄用新人必須無黨無派�！蠊珗蠓Q為無黨無派的報紙并不是偽裝，不但言論獨立，組織也名副其實。大公報內雖有地下共產(chǎn)黨員，也沒有組織�！�
1943年胡政之公布的《大公報》社訓雖然只有“不私”、“不盲”兩條，但并不表示他放棄了“不黨”、“不賣”的追求，他們一貫不接受政治津貼，保持經(jīng)濟獨立，“文章報國”是他們始終如一的理想。就算胡政之最為人垢病的兩個“污點”，——官方牌價購買20萬美圓外匯、被逼去國民大會簽到也無法遮掩《大公報》“文人論政”的熠熠光芒。
五、“星期論文”的創(chuàng)舉
作為《大公報》重要言論特色的還有由社外學者執(zhí)筆的“星期論文”，有人說它與社評、新聞通訊、新聞標題共同構成了《大公報》的“四大特色”，這是《大公報》所獨創(chuàng)，1934年1月1日，《大公報》登出《本報特別啟事》，每星期天請社外名家擔任撰述。張季鸞提出這個設想，一是減輕寫社評的負擔，二是加強與文化教育界的聯(lián)系。從那一天起直到1949年5月，15年間即使炮火連天，敵機轟炸之下也沒有間斷過，共計發(fā)表了750篇，作者多達200多人。
最初擔任撰述只有丁文江、胡適、翁文灝、陳振先、梁漱溟、傅斯年、楊振聲、蔣廷黻等8人。此后，任鴻雋、張奚若、吳景超、梁實秋、馬君武、何廉、吳其昌、陳衡哲、竺可楨、太虛、范旭東、蔣百里、邵力子、穆藕初、孫科、陳立夫、雷海宗、郭沫若、茅盾、老舍、費孝通、蔡尚思等不斷加入。以大學教授及各界名流為主，還包括個別軍政顯要，左中右各色人等兼收并蓄（這一點和《大公報》編輯、記者的情況相似，以無黨派的自由知識分子為主，同時兼容并包，不少左派記者都在《大公報》成名）。第一篇是胡適當年1月7日發(fā)表的《報紙文字應該完全用白話》。1934年到1935年丁文江、張奚若、胡適等就獨裁與民主問題進行論戰(zhàn)，其中有些文章也作為“星期論文”出現(xiàn)。
1944年10月8日，《大公報》發(fā)表拉斯基的《對于中國勝利展望的一些感想》，從這一天開始向來請本國學者執(zhí)筆的“星期論文”將“公開于世界學者”。接著，發(fā)表了四位英國學者的論文，還翻譯了一位日本人的論文。這是《大公報》準備“走向世界輿論舞臺的嘗試”。
值得一提的還有知識分子群體聯(lián)名發(fā)表的文章，1942年5月17日，伍啟元、李樹青、沈來秋、林良桐、張德昌、費孝通、楊西孟、鮑覺民、戴世光……這些來自西南聯(lián)大的經(jīng)濟學和社會學教授聯(lián)名發(fā)表了《我們對當前物價問題的意見》；
1944年5月16日，楊西孟、戴世光、李樹青、鮑覺民、伍啟元等聯(lián)署發(fā)表《我們對于物價問題的再度呼吁》（未作“星期論文”刊出）；
1945年5月20日，“星期論文”再度發(fā)表戴世光、鮑覺民、費孝通、伍啟元、楊西孟聯(lián)名的《現(xiàn)階段的物價及經(jīng)濟問題》，提出“消除‘既得利益’集團的權勢”；
1945年2月24日，傅斯年、任鴻雋、王云五、宗白華、儲安平、吳世昌、陳銘德、趙超構等20人發(fā)表《我們對于雅爾塔秘密協(xié)定的抗議》；
1946年1月6日，沙學俊、初大告、任美鍔、唐崇禮、干鋒、呂復、蔣孟引、朱伯康、吳斐丹、程式等十位無黨派教授聯(lián)名發(fā)表《論今日國是》，提出九點政治主張，要求“國民黨還政（包括軍權）于民”，“共產(chǎn)黨還軍（包括治權）于國”，“實行民主政治和國家統(tǒng)一”，“實現(xiàn)和平，開始建國”。這些言論矛頭直指權勢集團，就政治、經(jīng)濟、外交等重大問題表達了他們獨立的看法，并不一定代表《大公報》的立場，卻是《大公報》文人辦報的理想所在，報紙以言論為重，總編輯主要就是抓言論，自己也筆耕不輟，張季鸞彌留之際還不斷與王蕓生討論評論的寫作。
胡政之在1936年說過，“報館比學院更了解社會，接觸實際，超然公正，洞察全局。這樣才能把報紙辦成社會向導、輿論權威。”“我們向來主張學術自由，在政治允許范圍之內，各種學派都可百家并存，各抒己見，相互探討；
為了民族復興，求同存異。我們的社評和《星期論文》，就是這樣，并不都順從當局的意圖。正由于我們不是政府機關，不食祿領俸，客觀公正，可以發(fā)揮自由思想�！�
這番話不僅是胡政之個人的觀點，也是《大公報》始終堅守的信念，——客觀公正，超然獨立，思想自由，學術自由，百家并存，各抒己見，等。實際上就是追求言論、新聞自由，以實現(xiàn)他們“文章報國之志”。
1935年吳鼎昌入閣做官，公開辭去《大公報》社長一職，離開《大公報》。1941年9月6張季鸞在重慶辭世。整個抗戰(zhàn)期間，即使在極為惡劣的戰(zhàn)爭環(huán)境下《大公報》還到處開花，先后在武漢、重慶、香港、桂林四地出版，桂林版發(fā)行量最高達6萬多份，重慶版的發(fā)行量9萬多份。抗戰(zhàn)勝利后，《大公報》最盛期同時在上海、重慶、天津、香港四地出版，發(fā)行量達20萬份，這個數(shù)字今天看來也許不算什么，在半個多世紀之前卻差不多是中國報紙所達到的最高記錄。
1949年4月14日，胡政之在上海黯然謝世。作為《大公報》第二代執(zhí)筆政者，王蕓生1948年11月初悄悄離開上海。1949年2月，天津《大公報》改名《進步日報》，6月17日，上海《大公報》發(fā)表《新生宣言》，標志著新記《大公報》時代的正式結束。1957年在《光明日報》的儲安平、《文匯報》的徐鑄成都成為右派之后，王蕓生僅僅因為毛澤東一言才逃過一劫，1980年 5月30日他在北京病逝。
眾所周知，《大公報》的成功離不開胡政之的經(jīng)營、張季鸞與王蕓生的文章，還有吳鼎昌的資本，但正如老大公報人郭根所說“這固然是成功的因素，但并非全部。我覺得《大公報》的成功，大部在于中層干部的健全。以全國報館來說，沒有一家擁有像《大公報》那樣素質高的中堅分子，無論是內勤與外勤�！痹诿箞髽I(yè)史的人物中我們看到了無數(shù)大公報人的身影，不管他們最后走上了什么路，卻都作出了各自獨特的貢獻——徐鑄成、張琴南、范長江、孟秋江、曹谷冰、金誠夫、李子寬、徐盈、彭子岡、肖乾、楊剛、王文彬、張高峰……這是一串長長的名單。今天或者明天，我們都不該忘記他們。
時光流逝，這些曾以“文章報國”的大公報人如今大都已離開人世（其中不少人是以自殺方式結束自己寶貴生命的，如楊剛、范長江、孟秋江等），《大公報》也早已只剩下香港一家。在遙遠的南國繁華喧囂之中，回望百年，透過整整一個世紀的塵埃，英斂之時代、張季鸞和胡政之他們的時代都已定格在發(fā)黃的歷史畫卷中，但誰也無法抹去這些先人的足跡，無論是悲是喜，是歌是泣，都讓后人神往不已。
2002年5月杭州
�。ㄊ杖� 傅國涌《文人的底氣》，云南人民出版社2007年1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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