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步未名湖畔，面對肅穆屹立的水塔，緘默無言的碧波，回想過往歲月留下的生命跡痕時，伴著眷念與美麗的追憶一起，常會勾起給內心帶來自我叩問的沉思。

　　令我毛骨悚然的“反右派”斗爭風暴剛剛過去。不少昔日系里熟悉的年青老師，自己班級一些好友和同學，于一夜之間，莫名其妙地變成了“反黨發(fā)社會主義”的右派分子，“敵我矛盾，內部處理”，遭批斗，戴“帽子”，或“下放勞動”，或“隨班改造”，或“發(fā)配邊陲”，或“銷聲匿跡”。我們這些剛剛沐浴了1956年“向科學進軍”旭風的天真幼稚的學生，一下子由興奮的峰巔，跌入冰冷的谷底。以后的路怎樣走？心里焦灼而彷徨。自己雖然繼續(xù)作追求入黨的夢，仍被當作班上的“積極分子”，但因出身不好，又被視為“個人奮斗”、“名利思想”嚴重，精神上總是處在被別人蹂躪和自己蹂躪自己的交相壓抑的“改造”之中，時刻小心翼翼地過日子，不敢再有什么高遠憧憬和更大的企望了。

　　1958年春夏之交，隨著“大躍進”熱潮的興起，學校里貫徹八大二次會議精神，開展向黨“交心”和“拔白旗，插紅旗”的運動。一股“學術大批判”的“熱風”也隨之刮來。一天早上，我主動把自己涉及“名利思想”和“個人奮斗”內容的日記摘錄，抄成一份大字報，貼在32齋4層樓梯走道的墻上，以表明與“舊我”決裂和向黨“交心”的心境�！芭�判資產積極學術權威”旋風中，一向為自己尊敬的老師游國恩、林庚、王瑤等先生，一下子成了被批判的對象�！段膶W評論》、《北京大學學報》上，發(fā)表了1955級和1956級學生撰寫的文章，批林庚的“盛唐氣象”理論，批王瑤《新文學史稿》的“剪刀加漿糊”；
大字報里批判游國恩的“楚辭女性中心說”，揭王力如何“擺譜”，外出開會回來，還在車站給系里打電話，要小汽車去接他，等等。我不會寫學術文章，也不甘“落伍”，寫了一篇雜文式的文字，題目叫《“布衣”萬歲》，譏諷林庚先生李白詩研究中所說的“布衣精神”，登在系里一份油印刊物上。那時的氣氛，年青學生成了插“紅旗”的代表。被拔“白旗”的老師們，只能沉默接受批判。他們的心境，他們精神上，學術良知上，被傷害的痛苦，是我們這些充當“工具”而不知的學子們所無法體味的。

　　快到放暑假時候，1955級文學專業(yè)的同學，出于“插紅旗”的驅使，開始動手集體編寫《中國文學史》。我被分在隋唐五代組。我的研究能力，自己心知肚明。1957年初，要作學年論文了。各位老師出了一堆題目，貼在我們住的32齋四層正對樓梯的白墻上。我喜歡唐詩，不知深淺，選了論《秋興八首》，指導老師，是馮鐘蕓先生。雖然經過認真點播，也囫圇吞棗翻閱了《杜詩鏡銓》，還把作品抄下來，貼在自己床頭，背誦得滾瓜爛熟，但就是不知道從何處下筆。這時候我似乎開始隱隱感到，很長時間里，沉溺于外國文學名著閱讀和新詩的瀏覽與涂鴉，疏于理論訓練，我的研究能力，是怎樣的低能和薄弱。由此我暗下決心改變這種現狀。這種“不可為外人道也”的私心，也許成了我接受編寫任務，毫無猶豫加入“插紅旗”舉動的一個內因。

　　一個月里，轟轟烈烈，日夜苦戰(zhàn)。在地學樓103階梯教室，爭論王維是否是代表封建地主階級利益的反現實主義詩人。在32齋四層長長走廊，研討《琵琶記》是否是鼓吹人性論和人道主義。《中國文學史》寫作中，絞盡腦汁怎樣貫徹以現實主義和反現實主義斗爭為主線、以民間文學為主流的原則。紅皮《文學史》出版后，聽取社會上批評意見，又“連續(xù)作戰(zhàn)”，進行四卷本黃皮《文學史》的修改寫作。文學史出版，收到接贈書后陳毅、康生復信時那種激動欣喜的心情等等。從1958年暑假，至1960年7月畢業(yè)，幾百個緊張紛爭的白天，通宵不眠的夜晚，我煎熬其中，至今尚記憶猶新。很長時間里我們沉醉于這段往事中。

　　為那場“風暴”，那些“成果”，我們55級獲得了不少榮譽。報刊上連篇累牘發(fā)表彰顯成績和經驗的文章。當時和后來成了出席作家代表大會的集體代表。我自己也出席學校表彰大會，接受陸平校長的接見。出席市委大樓舉行的表彰座談，得與市委領導揚述的見面，交談。直至今天，黃皮文學史這一“成果”，還被正面寫入一些歷史敘述，或嵌入記憶文字，加以肯定或贊許。而對于“負面”的反思，卻一直被我們所忽略了。當時的現實中，后來的日子里，我們1955級的多數人，更多的是享用那時候收獲的“榮譽”和“果實”，而忘記了我們所肯定或享用的“在戰(zhàn)斗里成長”榮耀，是以對多少老一代學者，對自己尊敬的老師，對整個學術研究尊嚴的傷害為代價的。

　　那些“成果”需要時間和見識更深入地去思考與梳理。單就當時我們那種激進思想與批判姿態(tài)，那種以權威理論為支撐的氣勢，那種對于歷史史實和歷史敘述的扭曲，那場“紅色風暴”對于高校學術大批判及集體編寫教材風氣推波助瀾的影響，對于科學研究本身實事求是學風的沖擊與損害，今天也需要客觀面對，冷靜思考，進行重新認識和深刻反思。

　　王瑤先生離世前后一些內心流露深深刺痛了我。它開啟了我對此問題思考的“縫隙”。

　　1989年夏天，那些緊張日子里，王瑤先生與師母，移至我家小住數周。一次，他老淚縱橫，對我們說：“1949年，我是騎著自行車，從清華大學趕到城里邊，歡迎解放軍進城的。怎么也沒有想到，四十年后的今天，我竟成了一個反革命的家屬�！鄙n白無力的撫慰之余，我為先生那時的絕望心境所震撼。作學生以來我第一次如此近距離的聽到了一個坦蕩正直而執(zhí)著追求進步的知識分子發(fā)自內心深處的痛苦和質疑。

　　是年冬，先生扶病，住進上海華東醫(yī)院。肺已無法呼吸，割開喉管，進行搶救。一天巴金到醫(yī)院來看病，行動不便，特讓女兒過來看望。11月27日，王先生讓我，女兒超冰和吳福輝一起，代表他，往家中拜望巴金，前去祝壽。這時先生已經失去說話能力了。他躺在病床，用顫抖的手，寫了一張紙條，內容是：“表示我專程來滬祝嘏，最近十年，巴金學術研究收獲頗大，其作者多為我學生一輩，如陳丹晨、張慧珠等，觀點雖深淺有別，但都是學術工作，不是大批判，這是迄今我引以為慰的。”淡淡文字里，我感受到兩位老人同命相連的深厚情誼，也聽到了先生自己對于以傷害學人心靈也戕害學術尊嚴的“大批判”的不滿。

　　先生逝世十五年之后，我聽到了，也讀到了1980年代一次前往香港訪問期間，王先生對一位北大畢業(yè)學生訪問的談話錄音，整理文字。在那里，離開了身處不便言說的社會環(huán)境，也沒有對外發(fā)表的精神壓力，談得非常坦率。他第一次點著“始作俑者”學生的名字，談起自己對1958年對他那些“剪刀加漿糊”之類“大批判”的深深憤懣之情。直言不諱的談吐中，使我想到了多少受過各種運動精神折磨和“大批判”沖擊的前輩學人們，他們內心深處所隱藏的從不向人訴說的傷痛。

　　1960年畢業(yè)前，我參加過系里組織的《中國現代文學史》編寫，后來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了內部征求意見本。王瑤先生應邀參加撰稿，并執(zhí)筆寫了“巴老曹”的部分。拿到印出的書后，見不少文字被修改了，他耐不住氣憤地說：“那些不是我寫的！” 1962年，系里黨的領導，對被批判的教授進行了“甄別”。對那些“甄別”，王先生始終抱有不滿與懷疑。他多次對我說，“那都是些輕描淡寫�！� 1962年，有的研究生專業(yè)考試，沒作充分準備，問題答得不好，先生和別的老師沒給高分，被向黨委告狀，說是對過去“大批判”的“反攻倒算”。先生當時內心里承受怎樣的冤枉和委屈，可想而知。我研究生入學初，先生看到我有急于發(fā)表文章的焦慮，曾對我說：“應該先打好基礎，不要急于去寫東西。將來，由文字變成鉛字，是很容易的�！薄拔母铩敝形覍懘笞謭螅瑓s把這些肯綮教誨的話，說成是鼓吹“成名成家”思想，進行批判。過去做過許多錯事，傻事，我們是有愧于自己老師一輩的！

　　寫至此，想起王瑤先生在生命留給他最后十一天的時候，給女兒超冰寫下的這樣一句話：“我苦于太清醒，分析了許多問題，自以為很深刻，但不必說，不如癡呆好！”先生晚年非常清醒。他帶著許多“不必說”，也不想說的話，于“無聲”的夜里，“無聲”地走了。

　　“文革”后，先生對于過去那些“大批判”及其他行為帶給他的傷害，幾乎是緘默不語，從不談及。他從沒有記恨學生那個年代里所做的一切。在我自己及其他學生們身上，他又傾注了很多關愛和心血。但是，這能夠成為我自己，我們集體，忘記往日過失的理由嗎？

　　1989年冬，那次代王先生去給巴金祝壽時，我臨時下車，購一個小鮮花藍，代表北大中文系師生，送給巴金老人。在花籃窄小的紅色綢幅上，祝壽文字前，我寫了這樣八個字：“民族良心 青年摯友”。這是我自己發(fā)自肺腑的心聲，也是歷史向今天，向未來，應該說出的“真話”。巴金已用他的心和筆啟示人們：有良知，有清醒，有勇氣，才會有反思。

　　牛漢先生將他的前輩，稱之為“老生代”，北島一輩詩人，稱為“新生代”。他自己一輩，則視為“中生代”。與牛漢先生比，我們這輩人，“不上不下”，“擠”在中間，只能算是“后中生代”了。巴金已經寫出了永攖人心的“老生代”的“懺悔錄”。牛漢一輩的“中生代”，也以許多帶血的文字，寫出了撕裂靈魂的真誠。我們這些“戰(zhàn)斗里成長”的“后中生代”們，該怎樣做呢？

　　集體失憶的時代氛圍，強勢思想的磨礪養(yǎng)成，似乎使我們的神經變得有些麻木。我們如今都已過了古稀之年�！苞L歌燕舞”的漫言，“自憐自賞”的絮語，“如煙往事”的溫馨，“娛悅心境”的自白，當然需要寫，也該留些屐痕。而“歷史反思”的文字，也應該寫。近時與陳丹晨兄談及此事時，得其復信中如是說：“這事無論怎樣，是我們應該做的。這是我們的歷史責任”；
但是，因為各人的處境，信念，現實認識和價值取向各異，“對于具體個人而言，只能是隨緣而發(fā)，不能強求的”，尤其是想到自己“年邁體衰多病，來日無多，能否在余生做點實際的反思，殊為可疑。故何敢苛求他人。”丹晨兄的肺腑之言，道出了我們共有的愿望：置身于歷史的過來者，面對歷史期待，大家還是想講的，也會去講的！

　　2007年12月7日寫畢， 時為“大雪”。

　　孫玉石：中文系1955級；
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前系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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