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正敏：伏爾泰的中國文化想象——以《中國孤兒》為中心
發(fā)布時間:2020-06-07 來源: 散文精選 點擊： 
摘要：以《趙氏孤兒》為靈感源泉的《中國孤兒》，借助一個全新的故事，表現(xiàn)了伏爾泰對中國文化的想象，熱情禮贊了中國文明的巨大魅力。而中國文化對伏爾泰之所以具有如此巨大的吸引力，乃是因為在伏爾泰的想象中，中國文化體現(xiàn)了他的啟蒙理想。他對中國文化的禮贊，實質(zhì)上是對自己的啟蒙理想捍衛(wèi)。
關(guān)鍵詞：
伏爾泰 《中國孤兒》 中國文化想象 啟蒙理想
1755年8月20日，伏爾泰一出中國題材的悲劇《中國孤兒》，在巴黎近郊著名的楓丹白露宮上演，演出獲得了巨大的成功，這部悲劇獲得了廣泛的好評，把本來已在歐洲持續(xù)了一段時間的中國文化熱，推向了新的高潮�！吨袊聝骸返某晒Γ狗鼱柼└裢馀d奮，其興奮的程度，甚至比當初《俄狄浦斯王》、《查伊爾》的成功更為強烈。這不僅是因為《中國孤兒》讓伏爾泰贏得了新的榮譽，鞏固了伏爾泰的聲名，更主要的是因為這出悲劇對伏爾泰來說，具有極為特殊的意義，它表達的是伏爾泰對他心目中的理想文明——以儒家思想為代表的中華文明的想象。在伏爾泰看來，對《中國孤兒》的肯定，不僅僅是對他個人的肯定，還是對他心愛的中華文化的肯定，進而是對他的啟蒙理想的認同。他當然會興奮異常。
《中國孤兒》并不完全是伏爾泰的創(chuàng)作，其靈感源泉實際上來源于中國著名的古典戲劇《趙氏孤兒》�！囤w氏孤兒》是第一部傳入法國的中國戲劇，伏爾泰最先是在巴黎的《法蘭西信使報》上讀到了該劇的劇情介紹，后來又在《中國通志》上讀到了這部戲的譯文。故事的情節(jié)深深地打動了他，他為劇中儒家文化熏陶下的中國人，面對強暴與野蠻時表現(xiàn)的大義凜然的氣質(zhì)，維護正義的果敢堅毅，與強權(quán)斗爭時的不屈精神所感動，于是決定把它改變成一部新劇目。但由于種種原因并他并沒能馬上著手，直到二十多年后的1755年，他的心愿才終于實現(xiàn)。
《中國孤兒》的創(chuàng)作靈感雖然來自于《趙氏孤兒》，實際上面貌已全然不同�！吨袊聝骸放灿昧恕囤w氏孤兒》里的某些情節(jié)，那就是作為故事生發(fā)原點的“搜孤救孤”事件。正是《趙氏孤兒》中圍繞這一事件所發(fā)生的那些故事，感動了伏爾泰，觸發(fā)了這位偉大思想家的靈感，因而他不忍舍棄。但所有其他的情節(jié)，卻都是伏爾泰自己的創(chuàng)造�！囤w氏孤兒》的時代背景是春秋時代的晉國，這時的中華文明正處于其輝煌的起點，在此背景之上講述的故事，是發(fā)生在中華文明的內(nèi)部。而現(xiàn)在，伏爾泰把它的故事背景加以重新設(shè)置，把中心情節(jié)發(fā)生的時代背景放置在宋元易代之際。這一重新設(shè)置具有關(guān)鍵意義，在伏爾泰看來，大宋王朝及其遺民代表的是人類的成熟文明，而成吉思汗的元朝代表的則是落后的野蠻文化。于是，宋元之間的沖突，實際上是人類普遍存在的文明與愚昧、正義與邪惡、理性與偏執(zhí)的沖突。這樣伏爾泰才便于講述自己的故事，并借故事這個能指帶出自己的所指——對中華文化的想象。
時代背景的重新設(shè)置，必然會帶來故事情節(jié)的重大改變。《趙氏孤兒》的情節(jié)緊張激烈，節(jié)奏緊促，扣人心弦，一切都圍繞孤兒的命運來展開�！吨袊聝骸穭t不同，在這個悲劇里，孤兒的命運只是故事生發(fā)的原點，在故事展開的過程中，伏爾泰實際上把情節(jié)的重心悄悄置換成對奚大美的爭奪上了。伏爾泰企圖借助這一故事重心的轉(zhuǎn)移，巧妙地將《趙氏孤兒》的復仇主題，轉(zhuǎn)換成了《中國孤兒》中，宋朝遺民代表的文明的儒家文化與元朝統(tǒng)治者代表的野蠻文化間的沖突。這一轉(zhuǎn)換是有效的（雖然不無邏輯上的裂縫），在楓丹白露演出的成功就是證明。伏爾泰正是以這樣的情節(jié)，讓他的人物在《中國孤兒》中展開表演，并以此來表現(xiàn)它對中國的文化想象。
我們注意到，《中國孤兒》的題目下有一個副題“孔子的五幕倫理學”，很明顯伏爾泰這是在告訴人們，它是在借這一戲劇，展示他向往的儒家文化的魅力。在《中國孤兒》中，盛悌正是伏爾泰心目中的孔子倫理學的完美的承載者，換句話說，也是儒家思想為代表的中國文化的承載者。盛悌并不是力挽狂瀾的人物，在王朝覆滅文明存亡絕續(xù)之際，他只是一個溫文爾雅的儒者，但伏爾泰筆下的這個儒者，卻仍不失為一個英雄。他毅然擔負起拯救宋室遺孤的責任，甚至不惜以自己的獨子換取太子的性命。但他這樣做主要并非是對皇帝的忠心，而首先是出于對弱者的同情和對生命的關(guān)懷。有意思的是，伏爾泰筆下的這個儒生，并不教條。他有節(jié)操，敢于為保護孤雛獻出自己的生命，甚至兒子的生命，但當他知道成吉思汗對妻子的感情后，反而盡力勸妻子活下來。伏爾泰通過盛悌這個人物，向他同時代的西方人展示他想象中的儒家文化，在他看來這種文化把維護正義看得高于一切，注重操守甚于生命，卻絕不流于迷信，決不偏執(zhí)。對照伏爾泰在《風俗論》所說，“似乎所有民族都迷信，只有中國的文人學士例外”[①]，這是非常有趣的。當然，事實是否如此，那要另當別論，我們只要別忘了，這只是伏爾泰對中國文化的一種想象就夠了。
如果說盛悌的身上體現(xiàn)了儒家文化剛性的一面的話，他的妻子奚大美卻體現(xiàn)了儒家文化柔的一面，——也許應(yīng)該說剛?cè)嵯酀囊幻娓‘�。她的柔一是體現(xiàn)在對丈夫的恭順，盡管她不同意丈夫的決定，以為那是徒勞無益之舉，卻并沒有阻止丈夫計劃的實施。再就是體現(xiàn)在對兒子的那一腔母愛上，當兒子面臨生命危險的時候，她以女性的柔弱之軀和母親的剛毅堅強，保護兒子。伏爾泰以這個人物，表現(xiàn)儒家文化的仁愛，這仁愛的深厚與博大。不僅如此，伏爾泰還通過她，展示中國文化的尊嚴感，對尊嚴的珍視，尤其是對自由的維護，這體現(xiàn)了奚大美的的一面。在她心目中的殺人不眨的野蠻人成吉思汗面前，她毫不畏懼，敢于大膽指責他。不僅如此，作為戰(zhàn)敗者，她毫不畏懼毫不委瑣，一如既往表現(xiàn)出對自己的文明的自信與自豪。成吉思汗見到她后舊情復萌，企圖用強權(quán)、利益，甚至丈夫的、皇室孤兒的生命脅迫她屈服，但她毫不退讓，甚至比丈夫表現(xiàn)得更勇敢更堅決更義無反顧。她對丈夫說：“我們要學習那些自由人的榜樣。要死要活都得自己作主張�！边@無異于一篇自由宣言。更為有意思的是，他們原先所做的是保護太子和拯救自己兒子的生命，而現(xiàn)在，當他們看到自由已經(jīng)徹底無望的時候，他們寧可帶著這兩個孩子一同就死。這樣，伏爾泰讓我們看到，在中國文化中，自由是最為珍貴的，它高于一切。這顯然打上了鮮明的啟蒙時代的色彩。
所以，伏爾泰正是通過盛悌和奚大美夫婦，展示了他想象中的中國文化——孔子的倫理道德觀。不要以為伏爾泰把中國文化等同于孔子的倫理是對中國文化的貶低，事實上這是伏爾泰對中國文化的最高評價。在他的《風俗論》——這部名著最初是寫給他的情婦夏特萊伯爵夫人的——中，伏爾泰說中國“完善了倫理學，而倫理學是首要的科學”。[②]正是借助于盛悌和奚大美這兩個人物，伏爾泰極力贊美了他想象中的中國文化。在伏爾泰看來，他們淋漓盡致地展示了中國文明的魅力，展示文明在野蠻面前的內(nèi)在力量，她頑強的生命力。以至于橫行天下戰(zhàn)無不勝的成吉思汗，最后竟然在他們面前甘拜下風，“打了敗仗的人民來統(tǒng)治打了勝仗的君王了”。
至于成吉思汗，則是伏爾泰政治理想的實踐者，他心目中理想的政治人物——開明君主。在《中國孤兒》中，成吉思汗雖是君王，卻以野蠻人的形象出現(xiàn)。他千方百計找到宋朝皇室的遺孤，目的是為了斬草除根。但他竟出人意料地被他的俘虜?shù)牡滦兴袆�，在他們的人格面前低下頭來，最后不僅不再殺太子、饒恕了盛悌夫婦，而且還“全盤中化”，實行大宋朝的法律，表現(xiàn)了巨大的胸襟和氣度。通過這個人物，伏爾泰展示了儒家文化的魅力，以至于戰(zhàn)場上的勝利者，竟心甘情愿承認文化上的失敗，自覺地向被征服者的文化投降。當然，伏爾泰盡管把成吉思汗當成野蠻人來表現(xiàn)，實際上還是把他作為中國文化的一分子的，是中國政治文化不斷涌現(xiàn)的（別忘了，這是在伏爾泰的想象中）開明君主的代表。在他看來，正是這些開明君主，維護了這個文化，守護了這個文明。
可是，盡管《中國孤兒》表現(xiàn)出了伏爾泰對中國文化的想象，并且在楓丹白露的演出也獲得了成功，說明他對《趙氏孤兒》的改寫、情節(jié)的挪用，以及在此基礎(chǔ)上的再創(chuàng)造，效果是好的。但別忘了，按后現(xiàn)代主義的說法，所有的文本內(nèi)部都存在自我否定，自我的分裂，自我反詰和邏輯上無法彌合的裂縫。后現(xiàn)代主義者們的說法否固然有些極端，但就《中國孤兒》來說，也的確存在這種情況。比如我們在前面說的，伏爾泰在故事發(fā)展進程中，對故事重心的悄悄置換。再就是成吉思汗對奚大美的態(tài)度，過于西方化了，不像視生命如草芥的東方專制君主，倒更像西方文學中的騎士。奚大美也不太像東方儒家文化熏陶下的淑女，卻更像法國宮廷里的貴族命婦。奚大美決心為了自由而慷慨赴死的壯舉，以及她對丈夫說的那番話，更使她成了伏爾泰本人啟蒙理想的傳聲筒。
伏爾泰這樣做固然有為了讓西方讀者接受的考慮，但主要是因為伏爾泰對中國文化的了解并不深，是對中國文化的誤讀造成的。正是對中國文化的這種誤讀，使他筆下儒家文化熏陶下的中國人，有了更多的西方氣質(zhì)。伏爾泰對中國文化的誤讀，在《風俗論》也可以找到證明，而且表現(xiàn)得非常明顯。在《風俗論》中他總是盡一切可能贊美中國文化，表達他對中國文化的仰慕。以致出現(xiàn)這樣的情況，在某些時候，他不得不談到中國文化的缺點，每當出現(xiàn)這種情況時，他總是曲意回護，有時干脆強詞奪理。比如在《序言》中，他不得不承認中國在科學上遠遠落后于西方，“中國人今天跟200年前的我們和古稀老人、古羅馬人一樣都是并不高明的物理學家”（話說得委婉之極），可接著他話題一轉(zhuǎn)，“但是他們完善了倫理學，倫理學是首要的科學”，顯然是狡辯。說到秦始皇的焚書坑儒，伏爾泰這樣說：“一個名叫始皇帝的暴君確曾下令焚燒一切書籍，但這個荒唐而野蠻的命令卻警告人們把書籍小心保存起來�！盵③]明目張膽地強詞奪理�？梢�，伏爾泰對中國文化愛的深摯。但應(yīng)當承認，這也是一種偏見，這種偏見明顯地違背了伏爾泰堅守的理性原則。因而，可以說《中國孤兒》的產(chǎn)生，以及它所呈現(xiàn)的面貌，正是伏爾泰對中國文化誤讀與想象的結(jié)果。
問題是伏爾泰為什么對中國文化如此情有獨鐘？為什么他不惜違背一向堅持的理性原則，在想象中極力美化中國文化，甚至為此犧牲故事情節(jié)的合理性，不惜故意歪曲歷史事實？
這一點其實并不難找到答案。只要看看他在《中國孤兒》里所描述的中國形象，具有什么特點就行了。因為這些特點，肯定是他所喜歡的中國文化的那些方面。前邊的分析已經(jīng)指出，在伏爾泰的想象中，中國文化熱愛自由，堅持正義，仁厚博愛，寬容而不迷信，它具有巨大的包容性而絕不偏執(zhí)。這些恰是伏爾泰的啟蒙理想，恰是伏爾泰理想的歐洲或更恰當?shù)卣f是理想的法國文化。當然，這種理想形象的理想的方面恰是現(xiàn)實的西方文化所匱乏的。因而可以說，伏爾泰在展開他的中國文化想象的時候，是把中國文化與歐洲文化進行一種潛在的對照，在這種對照中，伏爾泰把他渴望而他以為歐洲又不具有的，都賦予他想象中的中國。這樣我們也就明白了，伏爾泰之所以熱愛中國，乃是因為他想象中的中國是他啟蒙理想的承載者。他對中國文化的維護，實際上就是他對自己的啟蒙理想的維護。換句話說，他真正摯愛的，乃是他的啟蒙理想。伏爾泰在《中國孤兒》中讓戰(zhàn)場上戰(zhàn)敗的中國，在文化上成了最終的勝利者，正是他的啟蒙理想的反應(yīng)：文明必將戰(zhàn)勝野蠻，理性必將戰(zhàn)勝愚昧，公正最終會獲得維護，人類的尊嚴必得伸張�？傊祟惖倪M步不可避免，文明是不可戰(zhàn)勝的。
這很容易讓人想到他的啟蒙戰(zhàn)友、思想上的對手盧梭的觀點，讓我們感到，這些都是沖著盧梭來的。事實上也的確是這樣。從《中國孤兒》產(chǎn)生的現(xiàn)實因素來說，它就是伏爾泰與盧梭論戰(zhàn)的結(jié)果。1750年，盧梭憑一篇征文的獲獎一舉成名，在這篇征文里，盧梭以中國作為一個例證，證明科學對人類的危害，文明的無用。他說：“在亞洲就有一個廣闊無垠的國家，在那里文藝是為人尊崇、擺在國家的第一位。如果科學可以純化風俗，如果它能教導人們?yōu)樽鎳餮绻芄奈枞藗冊鲩L勇氣，那么中國人民就應(yīng)當是聰明的、自由的而且不可征服的。然而，如果沒有一種邪惡未曾統(tǒng)治過他們，如果沒有一種罪行他們不曾熟悉，如果無論大臣們的見識或者法律所號稱的睿智或者那個廣大帝國的眾多居民都不能保障他們免于愚昧而粗野的韃靼人的羈軛的話，那么他們的文人學士又有什么用呢？他們所堆砌的那些榮譽又能得出什么結(jié)果呢？結(jié)果不就是住滿了奴隸和為非作歹的人嗎？”。[④]1755年，盧梭把自己的新著《論人類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礎(chǔ)》贈給伏爾泰，在這本書里，盧梭對人類文明的攻擊變本加厲。伏爾泰沒有對這本書作評論，而是以《中國孤兒》的公演來回應(yīng)。我們已經(jīng)看到，在伏爾泰斯的故事里，中國盡管戰(zhàn)場上失敗了，但她的文明的魅力卻強大得足以使他的征服者匍匐在地，文明戰(zhàn)勝了野蠻，進步乃是歷史的必然。文明會為人類贏得尊嚴，而且更重要的，她是不可戰(zhàn)勝的。這些都恰與盧梭的觀點針鋒相對。這樣，借助于《中國孤兒》對中國文化的想象，伏爾泰回擊了盧梭，維護了他心愛的中國文明。
在《中國孤兒》首演10天后，即1755年8月30日，伏爾泰給盧梭寫了一封信，信中有這樣幾句：“先生，我收到了你反對人類的新著，我感謝你。沒有人會動用如此心力來教唆人類返回動物狀態(tài)。讀尊著，使人渴慕四腳爬行。謝天謝地，我遺忘這種習慣已經(jīng)六十多年了。”[⑤]從此，兩人徹底決裂。由此可見，伏爾泰對中國文明的維護，實際上還是為了捍衛(wèi)他的啟蒙理想。這才是伏爾泰創(chuàng)作《中國孤兒》的最根本原因。
耐人尋味的是，自近代以來，為伏爾泰摯愛的中國文明，卻在他深為不滿的西方文明的強力攻勢下，呈現(xiàn)出越來越深重的危機。而在當代，以骨子里的西方化為實質(zhì)的全球化趨勢已不可避免，伏爾泰若天堂有知，該作何感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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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伏爾泰：《風俗論》上冊，梁守鏘譯，第28頁，北京商務(wù)印書館，1995年版。
[②] 同上，第76頁。
[③] 同上第209頁。
[④] 轉(zhuǎn)引自戴金波：《伏爾泰》，第110頁，沈陽遼海出版社，1998年版。
[⑤] 轉(zhuǎn)引自朱學勤：《道德理想國的覆滅》，第23頁，上海三聯(lián)書店，2003年版。
此文將發(fā)表在2008年6月號《中國學研究》上。作者授權(quán)天益網(wǎng)絡(luò)首發(f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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