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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于一般讀者來說，這大概是一個非常陌生的名字。

　　事實上，我對劉明樾教授同樣非常陌生。我在曲阜師范大學(xué)學(xué)習工作20年，對這位本系的前輩卻幾乎一無所知。由于時間的力量，年輕人當然很少有人知道他。那么，年長的先生們呢？當我到處詢問關(guān)于劉明樾教授的情況時，才發(fā)現(xiàn)那些與他一起工作過的同事原來對他同樣所知甚少。人們只知道他有些“反動言論”，知道他在文革中受過批判，知道他經(jīng)不住批判而跑掉了，很長時間找不到下落……至于其他，則很少知道。最后，我只有讓我的學(xué)生李鈞到有關(guān)部門查他的檔案，才知道了他的一些基本情況：

　　劉明樾，又名劉榮光，生于1902年，原籍吉林永吉，家庭住址北京，出身“自由職業(yè)者”，成分“教員”，1949年參加工作，從50年代中期開始，任曲阜師范學(xué)院中文系教授，社會兼職有山東省政協(xié)委員、山東省民盟常委等。1966年開始被批斗，1970年被定為“反革命”，但最后沒有戴反革命分子帽子，文件上寫的是：“實屬反革命性質(zhì)，不戴反革命分子帽子”。劉明樾于1972年退休，退休后一直住在北京。1979年平反冤假錯案時，曲阜師范學(xué)院向省里送交了《關(guān)于恢復(fù)劉明樾教授政治待遇的申請報告》，報告很快得到了批復(fù)，但仍然留了一個尾巴：“反革命性質(zhì)”改為“犯有嚴重的政治錯誤”�！�…

　　注意劉明樾的詩，更是純屬偶然。從曲阜師大到吉林大學(xué)，因為搬家，也因為我的書房從30平米變成了14平米，我不得不用相當長的時間把一捆捆、一箱箱的書刊進行重新整理，以便分門別類地裝箱或上架。就在重新收拾這些東西的時候，一份打印材料引起了我的注意：《劉明樾辯論材料》。印發(fā)時間是“一九六六年九月二十五日”，――正是這個時間引起了我注意。

　　材料的的第一頁說明了印發(fā)的背景：1966年9月2日，曲阜師范學(xué)院毛澤東主義紅衛(wèi)兵在北京接受毛澤東接見之后，順路抄了劉明樾教授在北京的家�？磥�，劉明樾已有準備，大量材料在紅衛(wèi)兵到來之前匆匆銷毀，紙灰狼籍沒有來得及打掃，被紅衛(wèi)兵拍照了作為劉明樾銷毀罪證的證明。但是，不知是出于什么考慮，劉明樾沒有銷毀他的詩稿。也許是想銷毀而沒有來得及，也許是有點難以割舍，因為從他的詩中可以看到：“煙能耗吾財，酒能傷我身，惟有一卷詩，時時皆可親�！睂υ娗樯钊绱�，不到萬不得已，大概真不忍心銷毀自己的詩稿。無論出于什么原因，這些詩稿留下來了，而且被查抄了出來，成為劉明樾“反革命”的罪證。

　　真應(yīng)該感謝當年的紅衛(wèi)兵――他們從劉明樾的詩稿中選出一部分打印成冊，供“革命師生”批判，才使這樣的作品得以保留下來，讓我們能夠在30多年后通過閱讀而了解當年中國知識分子的一些內(nèi)心秘密，看到一個知識分子的清醒、由清醒而產(chǎn)生的痛苦、痛苦中的思考和呻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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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早就習慣于主流文學(xué)史的歷史敘述：鮮艷的五星紅旗在天安門城樓上升起，中國知識分子與全國人民一樣，迎來了一個光輝燦爛的新時代。他們歡欣鼓舞，放聲歌唱，并且自覺接受教育和改造……在這種敘述中，歷史沒有不同的聲音，知識分子沒有不同的感受。然而，劉明越教授的詩告訴我們：曾經(jīng)有過另一種聲音，雖然沒有發(fā)表的空間，卻記下了一些知識分子不同于主流的精神感受。面對學(xué)習和改造，面對社會的變化和知識分子的生存狀態(tài)，他們的心情并不愉快，也沒有放聲歌唱的豪情。

　　1950年10月，劉明樾寫下了《赴試》一詩：

　　行年五十尚稱童，萬卷羅胸愧此生。

　　來赴秋闈為建設(shè)，夙將敝屏視功名。

　　秋風凄厲吹人冷，佳菊燦爛照眼明。

　　如果孫山真落第，煙波看我一舟橫。

　　我無法知道劉先生當年參加的是怎樣一場考試，但不難看出，這場考試顯然與使用有關(guān)。詩的注釋中說：“童：童生也，昔時，應(yīng)童子試者稱童生，尚未入學(xué)也，我今年五十尤應(yīng)童子試，有感方之�！边@里記錄的是一個知識分子的感受：沒有解放感，沒有陽光下的幸福感，更沒有通過接受新思想而獲得新生的喜悅。

　　如果說1950年的劉明樾對未來生存方式還抱有“煙波照我一舟橫”的傳統(tǒng)隱士幻想的話，到了1958年，這種幻想已經(jīng)破滅。因為新時代一個突出的特點就是把每一個人都編入體制，使知識分子不再有“歸隱”的可能。所以，在他的詩中，知識分子的清高、孤傲和由此而來的瀟灑開始為痛苦的呻吟所取代。當主人公的自豪感全面覆蓋文壇的時候，劉明樾反復(fù)哀嘆自己“生不逢辰”，抒寫著“只為五斗米，來作折腰人”的無奈。當高音喇叭反復(fù)高唱“東方紅，太陽升”的時候，在劉明樾的筆下，卻是：“長夜何漫漫，思之一愴神”（《烈日下，冒暑赴校，途中有作》）。

　　1958年，在紅旗招展凱歌震天的“大躍進”高潮中，在“新民歌”齊聲高唱“三面紅旗”和它帶來的“美好生活”的時候，劉明樾寫下了這樣的句子：

　　躍進有動力，其名惟曰逼。

　　既侵政治權(quán)，復(fù)掌經(jīng)濟基。

　　人身無保障，誰能免苦役？

　　大鬼發(fā)號令，小鬼施鞭笞。

　　茍有一言危，懲罰傾刻至。

　　重者入鼎鑊，輕者斷衣食。

　　亦有坐監(jiān)牢，亦有流荒鄙。

　　殺一以儆百，無人敢再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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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誰為此亟？有力在控制。

　　不按指示行，轉(zhuǎn)眼株連及。

　　天高不可攀，地厚無處匿。

　　凄慘鐵幕后，千載難見日。

　　既成釜中魚，亦如鍋上蟻。

　　哀哀此蒸民，牛馬竟蕩世！

　　這些句子顯示著詩思的銳利，是我們在既有的同類文字中很少見到的。不少人都曾為當代中國知識分子的人格而嘆息，因為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里（尤其是在大躍進運動中），他們那些不光彩的行為的確令人無法為之辯護，面對苦難而高唱贊歌，吹牛撒謊而毫不臉紅，全然失掉了起碼的良知�？疾�1958年中國文壇的聲音，以詩歌的形式為人民鼓與呼的竟然是戎馬一生的彭大元帥，而我們的詩人卻閉著眼睛高唱“小高爐”和“大食堂”的贊歌。凡有良知的知識分子都應(yīng)該承認，這是一種無法洗雪的恥辱。然而，劉明樾的詩卻使我們看到，中國知識分子并非都是如此。即使在1958年大躍進的社會背景之下，他們也并非萬眾一心地追潮逐浪、隨風狂奔。他們之中仍然存在清醒者，面對時代的錯誤和人民的真實命運而進行過思考，有過嘆息也有過呼號。雖然言論自由已經(jīng)失去，他們的聲音得不到傳播，但在他們的筆記本上，在日記中，在書信中，卻寫下了他們的真誠，證實著知識分子的生命存在。這些文字告訴我們，即使在那樣的年代里，真正的知識分子也沒有喪失自己的本性。他們的聲音被扼殺了，但是，他們是被扼殺者，而不是自我迷失者。他們的精神失蹤是“他殺”而不是“自殺”。

　　面對那個時代的知識分子，我認為有必要區(qū)分“迷失者”、“無奈者”和“守望者”三個不同的群體。因為我們無論如何都無法把郭沫若、馮友蘭和顧準燴到同一口鍋里。所謂“當代中國知識分子”并不是一個同質(zhì)的整體，但由于自由言論空間的欠缺，一些聲音得不到傳播，歷史留下的是嚴重的殘缺。在此基礎(chǔ)上形成的歷史敘述當然是不可靠的。但是，在當前關(guān)于知識分子的反思中，一些人卻往往以這種歷史敘述作為基礎(chǔ)，進行著簡單的重新評價。似乎中國知識分子真的曾經(jīng)一致地做出了某種選擇，今天所要做的只不過是對他們的這種選擇進行重新認識和評價。比如，過去說中國知識分子的那種共同選擇是追求進步，無尚光榮；
現(xiàn)在說是精神迷失，時代局限。在這種目光之下，迷失是整體的迷失，狂熱是整體的狂熱，局限也是整體的局限，大家彼此彼此，失誤人人有份。面對劉明樾的詩，我再次感覺到這種言說的不公正。因為當代中國并非沒有清醒的聲音，被封上嘴巴的人們沒有義務(wù)承擔“迷失”的責任。同時，我認為學(xué)界應(yīng)該警惕，不要在舊的遮蔽之上再蓋一層新的遮蔽，不要在舊泥沙之上澆灌一層新的混凝土。當一些基本的歷史事實沒有清楚的時候，學(xué)者應(yīng)該警惕這樣的“重寫”。因為這種做法不僅在再評價的同時完成了某種歷史確認，把殘缺的歷史誤認為完整的歷史，在無意中為虛假的歷史其進行了認證。而且把一部分人的選擇解釋為“集體”的選擇和“時代”的選擇，使一部分文壇痞棍和末流文人成為“知識分子”的合法代表，使真正的知識分子為他們的無恥或無知承擔全部責任。

　　必須注意：雖然當代中國知識分子的確大面積地喪失了知識分子的本性，成為“文化人”或“腦力勞動者”，但畢竟不是全部。在“大多數(shù)”成為主流意識形態(tài)的傳聲筒而不再是知識分子的時候，真正的知識分子并未消失。他們雖然發(fā)不出聲音，卻沒有喪失自己的立場，也沒有停止自己的思考。當真正的知識分子被迫處于無聲狀態(tài)的時候，那些借助高音喇叭傳播的聲音不能代表知識分子的聲音。當真正的知識分子被迫退場的時候，那些丟掉知識分子本性而活躍于文壇的人不能代表知識分子。在沒有言論自由的空間里，主流的聲音可以通過權(quán)力而扼殺另一種聲音，但是，它無權(quán)代替另一種聲音簽署歷史記錄的最后文本。

　　在沒有言論自由的空間里，可信的歷史敘述只能是由主流的聲音和那些被封鎖了的聲音共同構(gòu)成的。因此，歷史沒有理由忽視這種聲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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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當代知識分子中，精神堅守者的情況很不相同。他們有的因為偶然的機會而發(fā)出了聲音，比如1957年大鳴大放中的一些右派，他們的言論大多已經(jīng)載入史冊，因而不會永久埋沒；
有的則因為特殊的地位和影響而比較容易被發(fā)現(xiàn)，比如陳寅恪，只要是他寫下的文字，終有一天會重見天日。然而，還有另一種情況，他們是默默生活著的知識分子，沒有自己的集團，沒有既有的特殊地位和聲望，也沒有引人注目的舉動。他們保持著獨立的人格和自由的思想，決不追隨時代的浪花泡沫而人云亦云，但是，他們的聲音在當時得不到傳播，他們的思考只能寫在黑暗之中，遺留在某個角落。然而，歷史沒有理由忽視他們的聲音，后來者需要傾聽他們的言說。那么，從黑暗的深處打撈出他們的聲音，應(yīng)該是學(xué)者的神圣職責。

　　這項工作顯然是迫切的，事實上，應(yīng)該是“搶救”。因為隨著時間的推移，一代當事人正在陸續(xù)離開我們。他們的聲音很容易在日記和書信中默默地存在若干年之后，又默默地永遠消失。中國人經(jīng)歷了一段充滿荒謬、血腥和罪惡的歷史，承受了太多太多的苦難。這一切都需要永遠地記住，需要不斷地反思。責任者也不應(yīng)該逃避歷史的追問。但是，時間是一種可怕的力量，在遮蔽與遺忘之中，它可以消滅證據(jù)，掩蓋真相。當作為歷史見證的一代人消失之后，歷史的真相何處尋找？只能依靠文字材料。但是，這種文字材料寫下來的本來就很少。一些人直到現(xiàn)在也不愿意把幾十年前自己不同于主流的思想形諸文字。即使當時寫下來的，也往往難以保存下來。

　　在當年的險惡環(huán)境中，很多人都有把筆記本用塑料紙包起來埋藏的經(jīng)歷，但能夠保存到最后的實在不多。也有人在危急的時刻（比如進學(xué)習班，比如被捕）把一些文字委托給親人或朋友收藏，卻往往是被親人和朋友悄悄銷毀的居多。

　　從這個意義上說，應(yīng)該感謝當年“供批判用”的那些印刷品，也應(yīng)該感謝公安機關(guān)那些“反革命言論”和“惡攻罪”的卷宗。如果沒有這些抄家抄出而印刷了供批判用的文字材料和公安機關(guān)保存的案卷，后人也許將要永遠無法知道當代中國曾經(jīng)存在的另一種聲音。正因為這樣，我曾更多地寄希望于公安機關(guān)的案卷。然而，最近才知道，關(guān)于這類材料，公安機關(guān)保存的已經(jīng)不多。因為各種因思想和言論而判刑的“現(xiàn)行反革命”大都在70年代末已經(jīng)平反，平反時往往同時當面銷毀材料。而在當時，獲得平反者大都深怕銷毀不盡。一些重要的思想成果就這樣永遠消失了。

　　另一方面是，許多千方百計保留下來的東西最后往往也被悄悄銷毀了。甚至直到文革結(jié)束之后，這樣的文字也仍然繼續(xù)被悄悄銷毀。在80年代，我曾接觸過這樣的事：一位先生去世之后，他的夫人和兒女清理他的遺物，首先燒掉了他的日記。我不知道那些本子里面究竟寫了些什么，但我知道，那是一個知識分子在艱難環(huán)境中心驚膽戰(zhàn)地寫下來，并費盡苦心保存了幾十年的東西。它最終在夫人和子女的手里被付之一炬，原因是他們從中看到了其中的“反動思想”，深怕有損先生的“進步”形象，更怕影響自己的“政治前途”。這種事在我們的生活中大概并不少見。一些家屬在寫紀念文章的時候，總在努力地證明自己的先人如何與領(lǐng)袖的思想一致，如何自覺改造思想，甚至不惜為此而編造謊言，也是我們所常見的。一旦獨立的思想意味著危險，誰能保證它不被親人銷毀呢？

　　正因為這樣，那些能夠保留到今天的，就更加值得珍惜。

　　正是由于這樣一種想法，我萌生了一個強烈的念頭：尋找劉明樾，尋找劉明樾的遺著。我打聽到了劉先生當年在北京的住址：西單絨線胡同100號。但是，這里早已不是民居，沒有人知道這里曾經(jīng)住過一位姓劉的教授，甚至當?shù)嘏沙鏊�也不知道曾�?jīng)有過這樣一位居民。

　　我知道劉先生已經(jīng)去世，但劉先生有六個女兒，該不會全都離開大陸漂流異國吧？不會全都遠離人文社會科學(xué)吧？文章寫到這里，我仍然存有一個夢想，希望劉先生的女兒們能夠看到這篇文字，希望她們中的某一位，能夠保留著父親的某個筆記本……

　　原載《隨筆》2005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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