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本文從清末新政的改革措施入手，具體考察這些變化對于儒家體制的沖擊，這種沖擊是逐步由外圍而核心的。如教育制度的變化使得儒家經(jīng)由科舉而建立起來的制度化的傳播途徑的喪失。而法律政治制度的變革則使儒家失去了作為合法性依據(jù)的地位，這樣，在新政的措施面前，無論是儒家自身存在的制度性保障還是國家的儒家化體制均遭受根本性的打擊。這樣旨在穩(wěn)定統(tǒng)治秩序的晚清改革走向了其動機的反面。

　　在甲午戰(zhàn)爭之后嚴酷的民族危機面前，在一部分中國人的內心深處已經(jīng)意識到了這樣一個問題，即必須在堅持自己的文化價值理想還是保存這個國家之間做出選擇。張之洞在那篇至今仍被廣泛討論的《勸學篇》中，就明確提出了保種和保教保國之間的關系，他認為：“保種必先保教，保教必先報國。”但在張之洞那里，國家、清王朝和儒家的文化價值之間是三位一體的，所以他說：“今日時局，惟以激發(fā)忠愛，求富強、尊朝廷、衛(wèi)社稷為第一義”。[1]在儒家成為政權合法性依據(jù)還未受到懷疑的張之洞那里，報國和報教之間顯然有著內在的一致性。

　　庚子事變后，在喪權辱國的恥辱和“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的進化論思維模式的影響之下，民族的生存即保種問題已成為中國人關注的首要問題。對于清政府的失望導致了民族主義的情緒日益高漲，在《清議報》等報刊的宣傳之下，近代國家的概念開始被一些人所接受和推廣，認識到國民并非皇帝的奴仆，而是國家之主人。國土也非皇帝之私產(chǎn)，而是國民之“公產(chǎn)”。而梁啟超則進一步提出，國家和朝廷不能混為一談。[2]這樣一來，便在理論上將忠君和忠于國家有效地區(qū)分開來。而這種思路的進一步發(fā)展就是激進主義者所持的民族主義立場，即以朝廷的非漢族身份來作為顛覆其統(tǒng)治合法性的依據(jù)。在鄒容的《革命軍》之后，排滿在青年學生中迅速傳播開來。以康有為的話來說：“談革命者，開口必攻滿洲”。[3]對于建立在漢族中心基礎上民族主義本身的合理性引發(fā)了康有為和章太炎之間的激烈爭論。[4]這種民族主義的觀念進一步成為革命的重要理由，種族革命成為社會革命的最大的凝聚點�！�1905年，同盟會在東京正式成立，國民革命更進一步有了統(tǒng)一的中心組織，并于是年11月26日，發(fā)刊《民報》，作為同盟會的喉舌。中山先生在發(fā)刊詞中正式揭載民族主義、民權主義與民生主義。[5]這是三民主義見諸文字的開始。而且前此又有香港《中國日報》及上�！短K報》作革命排滿的宣傳，使革命的意識深入人心，海內外對革命黨的看法，翻然改觀。革命的風潮，真是一日千里。至此外國政府也對對中國革命‘刮目相看’”[6]

　　在保種觀念的影響下，保教也要以保種為前提�！敖獭保ㄈ寮遥┧�體現(xiàn)的文化價值是否應該堅持，其衡量的標準就要看它是否符合保種的最終目的，否則一切都是可以而且是應該改變的。我們可以從當時的輿論界最富魅力的“意見領袖”（opinion leader）梁啟超對于“革”字的解釋來理清當時的思想邏輯�！靶旅褡釉�，革也者，天演界中不可逃避之公例也。凡物適于外境者存，不適于外境者滅。一存一滅之間，學者謂之淘汰。淘汰復有兩種：曰天然淘汰，曰人事淘汰。天然淘汰者，以始終不適之故，為外風潮所旋擊，自澌自斃而莫能救者也。人事淘汰者，深察我之有不適焉者，從而易之，使底于適，而因以自存者也。人事淘汰，即革之義也。外境界無時而不變，故人事淘汰無時而可停。其能早窺破于此風潮者，今日淘汰一部分焉，明日淘汰一部分焉，其進步能隨時與外境界相應，如是則不必改變，但改革可矣。而不然者，蟄處于一小天地之中不與大局相關系，時勢既奔軼絕塵，而我猶瞠乎其后，于是而甘自澌滅則亦已耳。若不甘者，則誠不可不急起直追，務使一化今日之地位，而求可以與他人之適于天演者并立。夫我既受數(shù)千年之積瘤，非從根底處掀而翻之，廓清而辭辟之，烏乎可哉？烏乎可哉？此所以Revolution之事業(yè)，為今日救中國之獨一無二之法門，不欲由此道而欲以圖存欲以圖強，是磨磚作鏡，炊沙為飯之類也。”[7]

　　盡管梁啟超本人一直主張用“變革”而非“革命”來翻譯Revolution，但無論如何，“變”已經(jīng)不僅僅是一種口號。中國的傳統(tǒng)的制度體系在這種在傳統(tǒng)社會向現(xiàn)代社會的轉化中，在抗拒和抵制中，發(fā)生著種種的解體，最終是與中國傳統(tǒng)的脫節(jié)。艾森斯塔德說：“現(xiàn)代化需要社會所有的主要領域產(chǎn)生持續(xù)變遷這一事實，意味著它必然因接踵而至的社會問題、各種群體間的分裂和沖突，以及抗拒、抵制變遷的運動，而包含諸種解體和脫節(jié)的過程�！盵8]

　　1，新政：儒家根本制度的退場

　　1900年8月14日，八國聯(lián)軍占領北京，慈禧太后和光緒皇帝從京城出逃，開始了所謂的“西狩”。路上的倉皇和艱辛沖決了清王朝統(tǒng)治者最后的心理屏障。意識到自己不再是世界秩序的維護者，他們所要面對的最現(xiàn)實的問題是能不能或如何能將他們的統(tǒng)治維持下去。而朝廷重臣和社會輿論也紛紛強烈呼吁“變法”。所以在1900年7月和8月連續(xù)發(fā)布詔書，提出要進行全面改革，希望社會各界踴躍提出建議。其中1901年1月29日發(fā)布的變法諭旨正式拉開了“新政”的序幕。

　　這道以光緒的名義發(fā)布的諭旨說：“世有萬古不易之常經(jīng)，無一成不變之治法。窮變通久見于大易，損益可知著于論語。蓋不易者三綱五常，而可變者令甲令乙。伊古以來，代有興革……播遷以來，皇太后宵肝焦勞，朕尤痛自剖責，深念近數(shù)十年積習相仍，因循粉飾，以成此大釁。現(xiàn)今議和，一切政事尤須切實整理，以期漸圖富強。懿訓以為，取外國之長，乃可補中國之短；
前事之長，乃可作后事之師。康逆之談新法，乃亂法也，非變法也……今者恭承慈命，一意振興。嚴禁新舊之名，渾融中外之跡。查中國之弊在于習氣太深，文法太密；
庸俗之吏多，豪杰之士少；
公事以文牘相往來，而毫無實際人才，以資格相限制，而日見消磨，誤國家者在一私字，禍國家者在一例字。至近之人學西法者，語言文字、制造器械而已。此西藝之皮毛，而非西政之本原也。居上寬，臨下簡，言必信，行必果。我往圣之遺訓，即西人富強之始基。中國不此之務，徒學其一言一行、一技一能，而佐以瞻徇情面，自私身家之積習；
舍其本原而不學，學其皮毛而不精，天下安能富強？……總之，法令必更，錮習必破，欲議振作，當議更張。著軍機大臣、大學士、六部九卿、出使各國大臣、各省督撫，各就現(xiàn)在情形，參酌中西政要，或取諸人，或求諸己，如何而國勢始興，如何而人才始出，如何而度支始裕，如何而武備始修，各舉所知，各抒所見，通限兩個月，祥悉奏議以聞�！盵9]為了推行新政，光緒二十七年三月（1901年4月）清廷設立了專門的機構“督辦政務處”來統(tǒng)籌安排有關新政的各項事宜。政務處由慶親王奕劻、李鴻章、榮祿、王文韶、昆岡、鹿傳霖等人組成。劉坤一、張之洞、袁世凱以地方總督的身份參與。在此后的五年中，政務處負責制定了新政的各項具體措施，掌管各動官員呈交的有關新政的奏章，并具體辦理官制、科舉等各種事務。

　　在改革詔書發(fā)布之后，清政府收到了許多各種各樣的建議，[10]其中以張之洞最為活躍，在慈禧和光緒回到北京之前，他致電西安行營軍機處，指出要救中國，只有變法一條路，而變法則只有“變西法”一條路。他說：“大抵今日環(huán)球各國大勢，孤則亡，同則存。故欲救中國殘局，惟有變西法一策……益必變西法，然后可令中國無仇視洋人之心；
必變西法，然后可令各國無仇視朝廷之心；
且必政事改用西法，教案乃能消弭，商約乃不受虧，使命條約乃能平恕，內地洋人乃不敢逞強生事；
必改用西法，中國吏治、財政積弊乃能掃除，學校乃有人才，練兵乃有實際，孔孟之道乃能久存，三皇五帝神明之胄乃能久延，且康黨、國會之逆黨亂民始能絕其煽惑之說，化其思亂之心……若不趁早大變西法，恐回鑾后，事變離奇，或有不及料者�！盵11]從后來的發(fā)展看，張之洞領銜的幾位大臣連續(xù)遞上的三份奏議，即通常所說的《江楚會奏變法三折》最受到朝廷的重視，因為這些奏議中的許多建議如改革教育、整頓吏治、振興實業(yè)等都被接受了，并付諸實施。

　　《江楚會奏變法三折》的提出經(jīng)過了仔細的準備，一方面，1901年3月張之洞給各督撫發(fā)出了函電，提出了自己對變法的主張，算是征求他們的意見。另一方面，張謇、湯壽潛、沈增植、鄭孝胥等紳商中的重要人物直接參與了奏議的起草，因此說他比較全面地代表了晚清社會中最具實力階層的利益和要求，其最重要的特點是既主張全面改革，又希望循序漸進。

　　在熟悉近代文獻的人看來，無論是諭旨還是張之洞奏折中的內容，這里并無多少新鮮之處。因為許多內容與戊戌變法中提出的許多主張并無明顯的進展。我之所以在這里不厭其繁地引述這道“新政動員令”，原因在于這里提出了關鍵性的原則與儒家制度化的解體原因至為密切。第一，這是幾千年來首次以皇帝的諭旨的形式提出要“取外國之長，乃可補中國之短”。這里蘊涵著兩方面的意思，其一是中國人的國家觀念開始由以文化認同作為依據(jù)、以中國為中心的天下觀轉變?yōu)橐缘赜蚝头N族為基準的現(xiàn)代民族國家觀念。其二是承認中國有許多需要向國外學習的地方。第二，認識到以洋務運動為代表的向西方學習，只是“皮毛”，而西方富強的根本在制度，所以必須要學習“西政”。因此“法令必更，錮習必破”。第三，因為清末新政的基本出發(fā)點就是如何修復和維護日益失去合法性依據(jù)的君主專制政體。這就決定了這只能是一次有限的變革，盡管新政開始涉及到了體制層面的變革，但是對于制度的核心，即與儒家觀念密切相關的以君權為核心的等級制度并無改變的愿望，“蓋不易者三綱五常，而可變者令甲令乙”。[12]

　　不過在晚清特殊的社會環(huán)境和大眾心理面前，新政的任何措施事實上都走向了其目的的反面�！按笞兏锏睦顺币呀�(jīng)滲透到中國人的生活之中，作為異族勢力的滿清王朝企圖竭盡全力左右這種變革，然而，反清的思潮、軍隊的渙散已在所難免。事實上，最后滅亡清朝的恰恰就是這些軍隊。政府在國外培訓的留學生，國內訓練的新軍隊，它所鼓勵的從事國內經(jīng)營的商人，各省組織的咨議局，所有這種種勢力都或早或晚地掉轉了矛頭，直指清王朝�！盵13]比方說我們看到皇帝的諭旨中依然認定儒家的原則是萬世不易的，卻又強調了具體的行為原則上卻需要做出根本性的變化，明確提出“禍國家者在一例字”，正是要破這一“例”，所以在實際運作中必然是挖空了儒家賴以存在的土壤，這使得儒學在“政制理念”上受到前所未有的沖擊。而將西方模式和傳統(tǒng)體制絕對對立起來的思維方式，導致了儒家未及做出合理的調整，便已無容身之所了。

　　本文當然無意對清末新政本身做過多的分析，而是試圖結合具體的制度變革過程，來分析制度化的儒家是如何隨著社會運行理念的變化和傳統(tǒng)政體的解體而逐步崩塌的，以此來闡明已經(jīng)制度化的儒家與傳統(tǒng)制度之間一榮俱榮、一損俱損的互存關系。

　　1（1）廢除科舉——儒家核心制度的解體

　　清末新政的開場戲就是以改革科舉為核心的教育制度改革。1901年7月26日，在張之洞和劉坤一變法三折的第一折便是：“籌議變通政治人才為先折”。其中提出了四條具體措施。即（1）“設文武學堂”，具體內容是建立由小學、中學、大學構成的現(xiàn)代教育體系，畢業(yè)后授予相應的功名；
（2）“酌改文科”，其內容是改革考試的內容，主要內容是實用性的科目，大大減少了四書五經(jīng)的比重。同時也是更為關鍵的是逐年減少科舉取士名額，擴大學生出身名額，將科舉和學堂合流，以十年為期廢除科舉制。[14]目標是“生員、舉人、進士皆出于學堂矣�！� [15]（3）“停罷武科”，改變軍事人才的培養(yǎng)模式。（4）“獎勵游學”。

　　這些措施在同年就看到了效果，清廷于1901年8月28日發(fā)布詔書，提出1902年開始，“嗣后鄉(xiāng)會試，頭場試中國政治史事論五篇，二場試各國政治藝學策五道，三場試四書義二篇，五經(jīng)義一片”。并特別指出，凡四書五經(jīng)義一律不準用八股文。1901年清廷又下詔，一是永遠停開武舉，二是重開經(jīng)濟特科，第三是要求“各省所有書院于省城均改設大學堂，各府及直隸州均設中學堂，各州縣均改設小學堂，并多設蒙養(yǎng)學堂�！盵16]

　　盡管動機不同，起碼在江浙一帶，辦學堂已經(jīng)成了名流紳士們最熱心的事，“仕宦中人，競言開學堂，不知學堂為何事也；
地方紳士，競言開學堂，則以學堂為利藪也；
士林中人，競言開學堂，只以學堂為糊口也。”[17]在這股興學之風的影響下，各種學堂紛紛建立起來。但是由于科舉不廢，(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學堂的發(fā)展還是受到種種制約，如每遇科舉之年，官立學堂便全都停課，教育秩序難以保證。[18]有些學堂則因為學生因科舉中式退學而致使學生流失嚴重。如山西大學堂中齋于1902年開辦時共招生200人，經(jīng)壬寅、癸卯兩屆科舉考試，中舉共70余人，均退學入仕，加上留學、生病等原因而退學，已經(jīng)所剩無幾。[19]即使是京師大學堂，已經(jīng)明確地規(guī)定學生預科畢業(yè)獎舉人，正科畢業(yè)獎進士，學生們依然難以抗拒科舉的吸引�！埃�1903年）3月為癸卯會師，先期乞假者十之一二。至四月間鄉(xiāng)試漸近，乞假去者蓋十之八九焉。暑假后人數(shù)廖落如晨星。迨9月中，各省次第放榜，獲雋者利速化，視講舍如籧廬，其失意者則氣甚餒，多無志于學，膠膠擾擾者先后殆九十，閱月而一星終矣。竭管學大臣、中外教習、管理諸員之心思才力，一歲之春秋兩試墮之于無形，顧謂學堂能與科舉兩存焉。”[20]因此科舉和學堂之間的矛盾越發(fā)受到關注。

　　因此1903年3月袁世凱和張之洞再度上奏強調要逐年遞減科舉中額的辦法。奏折說：“（今日各省于與設立學校一事），大率觀望遷延，否則敷衍塞責。……其患之深切著明，足以為學校之敵而阻礙之也，實莫甚于科舉。蓋學校所以培才，科舉所以掄才，使科舉與學校一貫，則學校不勸自進；
使學校與科舉分途，則學校終于有名無實。何者？利祿之途，眾所爭趨；
繁重之業(yè)，人所畏阻。學校之程期有定，必累年而后成材；
科舉之詭弊相仍，可僥幸而期獲售。雖廢去八股、試帖，改試策論、經(jīng)義，然文字終憑一日之長，空言究非實誼可比�！�…人見其得之易也，群相率而為剽竊抄襲之學，而不肯身入學堂，備歷艱苦。蓋謂入學堂亦不過為得科舉地耳。今不入學堂而能得科舉，……又孰肯舍近而圖遠，避易而求難�！�…請侍萬壽恩科（為紀念慈禧七十壽辰而特別舉行的考試，作者注）舉行后，將各項考試取中之額，……按年遞減。學政歲、科試，分兩科減盡；
鄉(xiāng)會試分三科減盡。即以科場遞減之額，酌量移作學堂取中之額，俾天下士才，舍學堂一途，別無進身之階，則學堂指顧而可以普興”[21]

　　但無所不在的危機感造就了近代中國人的激進心理，同時科舉和學堂由于其教育目的的根本不同，勢難并行不悖。1904年1月，張之洞、榮慶、張百熙等乘重新修訂學堂章程的時候，再度聯(lián)名上奏，要求遞減科舉和推廣學校。1905年日俄戰(zhàn)爭以日本的勝利而告終，進一步引起了中國人的震動。因此光緒三十一年（1905年）八月，袁世凱會同張之洞、岑春煊、端方等人指出現(xiàn)在的國家的形勢，比以前更為緊急，如果不停止科舉，那么士人的僥幸心理就不會改變。他們指出，人才的培養(yǎng)是個過程。“就目前而論，縱使科舉立停，學堂遍設，亦必需十數(shù)年之后，人才始盛；
如再遲至十年甫�？婆e，學堂有遷延之勢，人才非急切可求，又必須二十余年后，始得多士之用。”因此應該立即停止科舉，他們對于學堂和科舉的差別有了更為明確的認識�！扒以O立學堂者，并非專為儲才，乃以開通民志為主，使人人獲有普及之教育，具有普通之智能，上知效忠于國，下得自謀其生也。其才高者，固足以佐治理；
次者，亦不失為合格之國民。兵、農(nóng)、工、商，各完備其義務，而分任其事業(yè)；
婦人、孺子，亦不使閑處，而興教于家庭。無地不學，無人不學。以此致富奚不富？以此致強奚不強？……故欲補救時艱，必自推廣學校始；
而欲推廣學校，必先自停科舉始。”[22]

　　在權臣勢力日漲和內外危機的雙重影響之下。光緒三十一年八月初四（1905年9月2日）清廷接受袁世凱等人的奏請，正式下令，立即停止科舉。這樣延續(xù)一千多年的以儒家為標準的選官制度就此走向了末路，同時也意味著，儒家和權力的聯(lián)系的中斷。我們先來看一下，具有革命性意義的詔文是怎么說的：“方今時局多艱，儲才為急。朝廷以近日科舉每習空文，屢降明詔，飭令各省督撫，廣設學堂，將俾全國之人，咸趨實學，以備任使，用意至為深厚。前因管學大臣等議奏，已準將鄉(xiāng)、會試中額分三科遞減。茲據(jù)該督等奏稱：科舉不停，民間相率觀望，欲推廣學堂，必先�？婆e等語，所陳不為無見。著即自丙午科（1906年）為始，所有鄉(xiāng)、會試，一律停止；
各省歲、科考試，亦即停止。其以前舉、貢、生員，分別；
量予出路，及其余各條，均照所請辦理�！盵23]

　　在廢除科舉的同時，新的教學行政機構—學部和新的學堂管理辦法相繼推出。傳統(tǒng)的政治架構中，主管教育是禮部，教育的目的是“興行教化”和選拔官員。新式學堂其目的是開通民智和教育普及，因此需要有新的機構來管理。在中央舌立學部，各省裁撤儒家色彩濃厚的學政，改以提學使，統(tǒng)轄學務。對于府、州、縣學則形同廢置。而儒學教習，有大轉任學堂教師，有的充任蒙學教師，如果空缺也不再補充，任其自生自滅。

　　教育宗旨和教育體系也發(fā)生了變化， 1904年頒布的《奏定學堂章程》，即《癸卯學制》，提出了普及教育為目的的新教育觀，制定了從蒙養(yǎng)院、初等小學、高等小學、中學堂、高等學堂、大學堂直至通儒院的普通教育體系；
從初級師范學堂到優(yōu)級師范學堂的師范教育體系；
從初等農(nóng)工商實業(yè)學堂、中等農(nóng)工商實業(yè)學堂到高等農(nóng)工商實業(yè)學堂的實業(yè)教育體系，雖然這套體系幾乎完全是照搬日本的模式，但這畢竟標志著由以科舉為特征的舊教育體系向新教育體系的轉變。

　　但恰是這幾招，打著了制度化儒家的命門。因為科舉制度是制度化儒家的核心部分。正如前文已經(jīng)說明的，一方面，因為進入權力階層的科舉考試以儒家為基本內容，所以儒家和權力的關聯(lián)是通過科舉來實現(xiàn)的；
正如張之洞等人所說，科舉對于從事儒業(yè)的人來說是一條“利祿之途”，廢除了科舉，也就是切斷了儒家和權力之間的內在聯(lián)系。那么儒業(yè)之無人問津也就自然而然了。另一方面，由于學校制度和科舉制度實際上的一致性，所以科舉體制其實就是儒家的傳播體系，因此以廢除科舉、建立現(xiàn)代學堂的教育改革一方面使得原有的儒家傳播系統(tǒng)崩潰。因此雖然張之洞等人雖主張儒學教育和新式教育并重，但實際上“學堂…所學皆洋夷之學，孔孟之學俱棄之而不一講求�！盵24]按羅茲曼的說法：“科舉制度曾經(jīng)是聯(lián)系中國傳統(tǒng)的社會動力和政治動力的紐帶，是維護儒家學說在中國的正統(tǒng)地位的有效手段，……他構成了中國社會思想的模式。由于它被廢除，整個社會喪失了它特有的制度體系�！盵25]

　　1（2）從書院到新學堂：儒家傳播系統(tǒng)的中斷

　　科舉廢除和新的教育管理機構和規(guī)則出臺之后，由于規(guī)定學堂畢業(yè)特別的留學歸國人員可以獲得相應的功名，所以學堂和留學已經(jīng)成為新的上升性社會流動的主要途徑，在新的官員選拔制度沒有制定出來之前，的確如張之洞等人在要求廢除科舉的奏議中所希望的“俾天下士才，舍學堂一途，別無進身之階”。在這樣的形式下，興學和出洋留學成為一時之趨，這使得中國的近代學堂數(shù)量和入學人數(shù)有了迅速的增長，[26]當時的學部總務司編定的教育統(tǒng)計表可讓我們知道當時學堂飛速發(fā)展的狀況。

　　但這種變化對于制度化儒家來說卻不見得是一件好事。更確切地說由傳統(tǒng)教育向新教育的轉變對于儒家來說，一個最嚴重的后果是它使得已經(jīng)延續(xù)一千多年的儒家傳播系統(tǒng)由此而中斷。

　　我們知道在清末新政之前，中國并沒有完整的公共教育體系，也就是說教育的功能主要由家庭（家族負責）。其由禮部到學政和教諭[27]（儒學教官）教育機構的設置主要的功能就是組織科舉考試、舉行祭孔儀式來推行儒家教化。[28]即使是相對有一些獨立性的書院也逐漸演變?yōu)榭婆e“培訓班”，這在清代尤為明顯。[29]

　　但是在新的教育模式下，儒家很快便發(fā)現(xiàn)自己的容身之處已經(jīng)越來越狹窄。盡管在1903年的《重訂學堂章程折》中，張之洞等人提出“至于立學宗旨，無論何等學堂，均以忠孝為本，以中國經(jīng)史之學為基礎。俾學生心術壹歸于純正，而后以西學瀹其知識，練其藝能，務期他日成材，各適實用，以仰國家造就通才，慎防流弊之意”。[30]1906年學部又制訂了“忠君、尊孔、尚公、尚武、尚實”的教育宗旨，但正如張之洞自己所看到的：“近數(shù)年來，各省學堂建設日多，風氣囂張日甚。大率以不守圣教禮法為通才，以不遵朝廷制度為志士。即冠服一端，不論文武各學，皆仿效西式，短衣皮鞋，揚揚自詡……至于學堂以內，多藏非圣無法之書，公然演說，于讀經(jīng)講經(jīng)功課鐘點，擅自刪減。以及剪發(fā)膠須諸弊層出，實為隱憂”。[31]

　　學生之反抗精神當然原因很多，但儒學之不被人重視主要是因為新的新的教育制度和社會流動機制決定了作為上升性流動的主要標準是科學而非儒學。而儒家觀念的傳播的則日益失去了其合適的渠道。

　　下面我們將從1903年到1912年前后的教育宗旨的變化和課程安排為背景，來系統(tǒng)考察現(xiàn)代教育是如何將以經(jīng)學為基礎的儒家的知識擯棄出正常的知識傳播系統(tǒng)的。正是因為儒家和新教育系統(tǒng)之間的斷裂造成了儒家在現(xiàn)代中國人知識體系中的地位的日益降低，最終使儒家失去了他的基本的信仰的群體。

　　在光緒二十七年（1901），清廷頒布了“興學詔書”，提出“興學育才，實為當務之急”。并要求“除京師大學堂應切實整頓外，著各省所有書院，于省城均改設大學堂，各府廳直隸州均設中學堂，各州縣均設小學堂，并多設蒙養(yǎng)學堂�！盵32]1902年頒布了《欽定學堂章程》，建立學堂和國民通識教育體系。清末的教育改革顯然并不只是單純的將書院改為學堂，而是從教育宗旨到教育內容都發(fā)生了極其重大的變化，雖然一直要到1905年廢除科舉，這種變化才有了質變。

　　在1902年，頒布具有近代意義的《欽定學堂章程》的時候，當時科舉雖有所改革，但并沒有被廢除，所以對于儒家經(jīng)典的傳播還是主要的教育內容�！稓J定蒙學堂章程》第一章第一節(jié)規(guī)定：蒙學堂之宗旨，在培養(yǎng)兒童使有淺近之知識，并調護其身體。直接與儒學有關的課程有修身和讀經(jīng)。如規(guī)定的修身內容是：教以孝弟、忠信、禮義廉恥、敬長尊師、忠君愛國。

　　而從必需閱讀的儒家經(jīng)典來說，第一年是《孝經(jīng)》和《論語》；
第二年是《論語》和《孟子》；
第三年是《孟子》，第四年是《大學》和《中庸》。當時每周按十二天計算。修身和讀經(jīng)時間為所有課時的三分之一弱。（第三、第四年每周的修身課由每天一小時減為隔天一小時。）

　　《欽定小學堂章程》的第一章第一節(jié)規(guī)定：小學堂之宗旨，在授以道德知識及一切有益身體之事。小學也設修身和讀經(jīng)，尋常小學校的與儒家思想直接有關的課程。高等時間也大體占所有課時的三分之一。其中修身課以《曲禮》和朱子《小學》為依據(jù)。讀經(jīng)則是第一年讀《詩經(jīng)》，第二年《詩經(jīng)》和《禮記》；
第三年是《禮記》。高等小學堂的讀經(jīng)和修身時間有所減少。課程安排上，每周（12天）每三天中有一天是修身和讀經(jīng)兩小時課程，其他每天有一小時的讀經(jīng)課。課時占總課時的由蒙學堂的1/3減少至2/9。讀經(jīng)的內容則進一步深化，第一年是《爾雅》、《春秋·左傳》，第二年是《左傳》；
第三年是《公羊傳》、《谷梁傳》。

　　而在第二年頒布的《奏定初等小學章程》和《奏定高等小學章程》中，對于課程安排和讀經(jīng)的內容有了進一步的具體說明，所占課時也有所提高。

　　如當時的初等小學課程設立有：修身（每周2小時）、讀經(jīng)講經(jīng)（12）、中國文字（4）算術（6）、歷史（1）、地理（1）、格致（1）、體操（3）。每周共30小時，其中修身和讀經(jīng)占14小時。并規(guī)定：“現(xiàn)在定以《孝經(jīng)》《四書》《禮記》節(jié)本為初等小學必讀之經(jīng)，總共五年，每年除假期外以二百四十日計算。

　　第一年， 每日約讀四十字，共讀九千六百字；

　　第二年， 每日約讀六十字，共讀一萬四千四百字；

　　第三、 四年，每日約讀一百字，共讀四萬八千字；

　　第五年，每日約讀一百二十字，共讀二萬八千八百字。

　　總共五年，應讀十萬零一千八百字；
除《孝經(jīng)》（二千零十三字）、《四書》（五萬九千六百十七字）全讀外（共六萬一千六百字），《禮記》最切于倫常日用，亟宜先讀。惟全經(jīng)過于繁重，天資聰穎學生可讀江永《禮記約編》（約七萬八千字），其或資性平常，或以謀生為急，將來僅志于農(nóng)工商各項實業(yè)，無仕宦科名之望者，宜就《禮記約通》擇初學易解而人道所必應知者，節(jié)存四萬字以內，俾得粗通禮意而仍易于畢業(yè)�！盵33]

　　高等小學的課程有：修身（2）、讀經(jīng)講經(jīng)（14）、中國文學（8）、算術（3）、《中國歷史》（2）、地理（2）、格致（2）、《圖畫》（2）、《體操》（3）。每周36小時。(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并規(guī)定：“現(xiàn)在定以《詩經(jīng)》《書經(jīng)》《易經(jīng)》及《儀禮》之一篇為高等小學必讀之經(jīng)�？偣菜哪�。每年除假期外以二百四十日計算，每日約讀一百二十字，每年應讀二萬八千八百字，四年應共讀十一萬五千二百字。除《詩》（四萬零八百四十八字）《書》（二萬七千一百三十四字）《易》（二萬四千四百三十七字）全讀外（共九萬二千四百十七字），合《詩》《書》《易》共九萬六千八百五十四字，余暇甚多，易于畢業(yè)”。

　　《欽定中學堂章程》的第一章第一節(jié)規(guī)定：中學堂之設，使諸生于高等小學卒業(yè)后而加深其程度，增添其科目，俾肆力于普通學之高深者，為高等專門之始基。中學的課程設置有：修身、讀經(jīng)、算學、詞章、中外史學、中外輿地、外國文學、圖畫、博物、物理、化學、體操。但修身和讀經(jīng)所占的課時較之小學大大減少。中學分四年，頭兩年每周37小時，后兩年每周38小時。修身和讀經(jīng)的課時均為每周5小時，而外國文則占每周9小時。

　　次年頒布的《奏定中學堂章程》中對修身和讀經(jīng)有更具體的說明。讀經(jīng)時間也略有不同�！艾F(xiàn)在所定的讀經(jīng)講經(jīng)鐘點，計每星期讀經(jīng)六點鐘，挑背及講解三點鐘（間日背講一次），合計九點鐘；
另有溫經(jīng)鐘點，每日半點鐘，在自習時督課，不在表內。

　　因學生皆系高等小學畢業(yè)生，故應讀《春秋左傳》及《周禮》兩部，每日讀二百字，每年除假期外，以二百四十日計算，應讀四萬八千字，五年共讀二十四萬字。計《春秋左傳》（十九萬八千九百四十五字）、《周禮》全本（四萬九千五百一十六字），合共二十四萬八千四百六十一字。若用黃叔琳《周禮節(jié)訓本》（約二萬五千字）則合計不過二十一萬三千余字，尚有余力溫習。”

　　《欽定高等學堂章程》第一章第一節(jié)規(guī)定：高等學堂之設，使學生于中學卒業(yè)后欲入大學分科者，先于高等學堂修業(yè)三年，再行送入大學肄業(yè)。

　　在1903年頒布的《奏定高等學堂章程》中，將高等學堂的學科分為三類：“第一類學科為豫備入經(jīng)學科、政法科、文學科、商科等大學者治之；
第二類學科為豫備入格致科大學、工科大學、農(nóng)科大學者治之；
第三類學科為豫備入醫(yī)科者治之�！�

　　這三類學科中，人倫道德和經(jīng)學大義這兩門與儒家思想直接的課程作為公共課在每周36小時中占3小時，均低于外語課的課時量。人倫道德課主要內容是“摘講宋元明國朝諸儒學案”。經(jīng)學大義則第一年講《欽定詩義折中》《書經(jīng)傳說匯纂》《周易折中》。第二年講《欽定春秋傳說匯纂》；
第三年講《欽定周禮義疏》《儀禮義疏》《禮記義疏》。

　　《欽定京師大學堂章程》第一章第一節(jié)指出：京師大學堂[34]之設，所以激發(fā)忠愛開通智慧，振興實業(yè)；
謹遵此次諭旨，端正趨向，造就通才，為全學之綱領。在1903年頒布的《奏定大學堂章程》中指出；
大學分為八科：經(jīng)學科、政法科、文學科、醫(yī)科、格致科、農(nóng)科、工科和商科。其中經(jīng)學分十一門：周易學門、尚書學門、毛詩學門、春秋三傳學門、周禮學門、儀禮學門、禮記學門、論語學門、孟子學門、理學門。但考量其他七科的課程安排，我們并不能發(fā)現(xiàn)有專門的涉及儒家思想的訓練課程。即使是文學科中的中國文學門中，所關注的也是經(jīng)典的文法而非義理。

　　學生畢業(yè)之后的安排直接關系到教育體制是否由傳統(tǒng)的以培養(yǎng)官員為目的轉變?yōu)槁殬I(yè)培訓和科學、人文教育。1902年頒布的《欽定京師大學堂章程》第四章《學生出身》專門就由科舉向學堂轉變之后的學生學成之后的安排作了說明。“恭繹歷次諭旨，均有學生學成后賞給生員、舉人、進士明文。此次由臣奏準，大學堂預備速成兩科學生卒業(yè)后，分別賞給舉人進士�！倍�小學畢業(yè)則給予附生文憑，中學堂畢業(yè)給予貢生文憑，高等學堂畢業(yè)給予舉人，大學堂畢業(yè)生則“侯旨賞給”進士。

　　而已經(jīng)是進士的人員，則可以去京師大學堂的“仕學館”，三年畢業(yè)后“有教習考驗后，管學大臣復考如格，擇優(yōu)保獎，予以應升之階，或給予虛銜加級，或咨送京外各局所當差，統(tǒng)俟臨時量才酌議”。[35]

　　師范生由給予獎勵，師范四年畢業(yè)后，經(jīng)考核“如原系生員者準作貢生，原系貢生者準作舉人，原系舉人者準作進士。”[36]

　　1906年廢除科舉之后，新的學部成立，對教育宗旨作了重新的界定，這個新的教育宗旨分為兩類五條，第一類是“忠君”、“尊孔”；
第二類是“尚公”、“尚武”和“尚實”。而從《奏請宣示教育宗旨折》中對于這些條文的解釋中，可以看出明顯的時代特征和中體西用的色彩。如對于“忠君”就是要“使全國學生每飯不忘忠義，仰先烈而思天地高厚之恩，睹時局而滌風雨飄搖之懼。”這樣就會使在當時已經(jīng)不可收拾的“一切犯名干義之邪說皆無自而萌。”所謂“尊孔”則是要讓學生在儒學的熏陶之中，“以使國教愈崇，斯民心愈固。”[37]但是從尚公和尚武等條文雖然其解釋的依據(jù)依然是從儒家的經(jīng)典出發(fā)，但已經(jīng)明顯與傳統(tǒng)的儒家教育觀有一定的距離，而是更有著時代性，并帶有明顯的西方教育觀的影子。

　　1911年辛亥革命之后，儒家已經(jīng)不再作為統(tǒng)治合法性的依據(jù)，隨之，教育的目的發(fā)生了根本的變化，連帶著教育的制度和課程的設置也發(fā)生了根本性的變化。比如1911年蔡元培任教育總長發(fā)表了《對于教育方針之意見》就明顯是針對1906年的教育宗旨而發(fā)的。他說：“忠君與共和政體不合，尊孔與信教自由相違�！�1912年7月召開的臨時教育會議通過了新的教育宗旨是：“注重道德教育，以實利教育、軍國民教育輔之，更以美感教育完成其道德”。很顯然，新教育觀體現(xiàn)了蔡元培先生的教育思想。。

　　中華民國元年（1912年），教育部公布普通教育暫行辦法，改稱學堂為學校，令上海各書局將舊存教科圖書暫行修改應用，并令廢止讀經(jīng)，并禁各校用《大清會典律例》等。當年五月，又由教育部宣布普通教育暫行辦法，條文很多，對于學校和教科書特別提出：“（一）各項學堂改稱學校；
（二）各種教科書務合共和民國宗旨。前清學部宣布所頒及民間通行教科書中有崇清及舊時官制避諱抬頭字樣，應逐一更改。教員遇有書中有不合共和宗旨者，可隨時刪改，并指報教育司，或教育會，通知書局更正。（三）師范中�。▽W）一律廢止讀經(jīng)。”[38]

　　1912年9月頒布的《教育部公布小學校令》，在第一章《總綱》的第一條中指出：“小學校教育以留意兒童身心之發(fā)育，培養(yǎng)國民道德之基礎，并授以生活所必需之知識技能為宗旨�！痹�11月頒布的《教育部訂定小學校教則及課程表》中，與儒家有關聯(lián)的是修身、國文和歷史。在《教則》中對這幾門課的教育目的作了說明。

　　“第二條：修身要旨在涵養(yǎng)兒童之德性，導以實踐。初等小學校，宜就孝悌、親愛、信實、義勇、恭敬、勤儉、清潔諸得，擇其切近易行者授之；
漸及于對社會對國家之責任，以激發(fā)進取之志氣，養(yǎng)成愛群之精神。

　　高等小學校宜就前項擴充之。

　　對于女生尤須注意于貞淑之德，并使知自立之道。

　　教授修身，宜以嘉言懿行及諺辭等指導兒童，使知戒勉，兼演習禮儀；
又宜授以民國法制大意，俾具有國家觀念。”

　　1915年起，啟蒙教育又分為國民學校和高等小學校。但在教育宗旨和課程設置上并無大的變化，國民學校和高等小學校的修身課的內容與1912年的基本一致。唯一值得指出的是在1915年的課程設置中，均加上了“讀經(jīng)”課。如1916年1月頒布的《國民學校令實施細則》中指出：國民學校學生的“讀經(jīng)要旨，在遵照教育綱要，使兒童熏陶于圣賢之正理，兼以振發(fā)人民愛國之精神。宜按照學年程度講授孟子大義，務期平正明顯，切于實用，勿令兒童苦其繁難。”同時頒布的《高等小學校令實施細則》，指出“讀經(jīng)宜照教育綱要講授《論語》”。而在同年10月頒布的修正稿中，均刪除了有關讀經(jīng)的條目。

　　1912年9月，國民政府的教育部公布了中學校令，明確指出：“中學校以完足普通教育、造成健全國民為宗旨”。而在同年12月公布的實施細則中，對于傳統(tǒng)意義上與儒家有關的課程“修身”課作了如下規(guī)定：“修身要旨在養(yǎng)成道德上之思想情操，并勉以躬行實踐，完具國民之品格。修身宜授以道德要領，漸及對國家社會家族之責務，兼授倫理學大要，尤宜注意本國道德之特色�！逼湔n時均為每周1小時，在1913年教育部公布的中學校課程標準中，對四年中的修身課內容作了更具體的說明。第一學年，講授：“持躬處世，待人之道”。第二學年“對國家之責務，對社會之責任�！钡谌龑W年：“對家族及自己之責務，對人類及萬有之責務�！钡谒膶W年：“倫理學大要，本國道德之特色。”雖然很多內容與儒家思想關系密切，但是可以明確看出，在避免使用儒家的標識。但對于外國課則是一如既往的重視，中學四年，外語課則是每周6小時。

　　雖然當時另公布了針對女生的時刻表，但只是有一些小的差別，并不影響本文所要推導的結論。

　　1912年教育部公布了大學令，指出：“大學以教授高深學術、養(yǎng)成碩學閎才，應國家需要為宗旨�！�1913教育部公布了大學規(guī)程。規(guī)定大學分文科、理科、法科、商科、醫(yī)科、農(nóng)科、工科。原有的經(jīng)學科沒有了。有關儒家思想的研究和傳播我們可以在哲學門中的中國哲學類、國文類和中國史類中找到。當時列入課程表的儒家經(jīng)典有：列入中國哲學類中的《周易》《毛詩》《儀禮》《春秋·公、谷傳》《論語》《孟子》。列入國文類有爾雅學等。列入中國史類的有：《尚書》《春秋左傳》等。原來將大學畢業(yè)后繼續(xù)深造的機構稱為“通儒院”，這時也已經(jīng)改為“大學院”。學生從高等學校畢業(yè)授予相應的學位。

　　從上述教育宗旨和課時變化的情況，我們可以看出廢除科舉之后，儒家的價值觀和儒家經(jīng)典在現(xiàn)代教育體系中越來越找不著自己的位置，最終隨著民國建立——儒家制度的合法性的消失而失去了其存在的空間，大學以下的各級學校取消讀經(jīng)課，即使是大學里的有關儒家經(jīng)典的內容，也已經(jīng)是作為中國文學和中國歷史學的文獻，已經(jīng)完全“非經(jīng)學化”了，只是作為眾多知識中的一部分，只是眾多課程中的一門。由此，運行了一千多年以察舉、科舉等選舉制度為依托建立起來的儒家傳播體系，也終于因選官制度的廢除和新式教育的建立而宣告中斷。

　　雖然《劍橋中國晚清史》對于廢除科舉之后的教育內容是否有實際的變化持懷疑態(tài)度。[39]他所依據(jù)的理由主要是（1）由于難以找到合格的老師，如1909年，在教初等小學的教師中，有84%的人有傳統(tǒng)功名，他們難免會按傳統(tǒng)的舊課程上課。（2）幾乎所有私立學校均由紳士開辦。（3）制度中保留了盡量多的舊東西。如學堂畢業(yè)授予相應的功名和對于留學生的獎勵辦法都能明顯看待這種連續(xù)性。

　　我們不能否認這些理由的重要性，例如前面所列舉的新學堂的課程設置和課程內容，由于教師和資金的問題在具體的操作中可能出現(xiàn)的變樣。同樣，我們也必須正視習慣的力量，因為很多人依然是以科舉的心態(tài)來對待新教育的。這可以從眾多的學生鐘情于法政科中可以得到證明。[40]而且學校的課程設置也并不能適應社會的需要，以致于社會上更歡迎那些學徒而非學生。范原廉抱怨說：“近時內外交通，漸知凡百事物，莫不有學；
而振興實業(yè)，提倡教育之聲，亦常聞于遠邇。然按諸社會實際，則似學術知能之需要，仍未見殷切也。中小學校之畢業(yè)者，其受工場商店之信任，常遜于尋常之學徒。專門學科之畢業(yè)者，即學行優(yōu)長，而在社會中每苦無可就之職業(yè)。其足以容納群材，而又為世俗欣慕者，厥惟官吏之一途。以是學子之志于為官，幾同于流水之歸壑。”[41]但我們不能否認廢除科舉和建立新學堂所造就的是一種全新的教育體系[42]，

　　隨著模仿西方的教育制度的建立，從西方傳入的科學知識逐漸變成教育的核性內容，并形成了對中國近代思想影響巨大的“惟科學主義”，這使得以儒家為核心的人文知識被日益擠到邊緣性的位置。其實，當西學被冠之以“新學”的時候，我們已經(jīng)隱約能感覺到在新式知識分子那里，儒學已經(jīng)被視為“舊學”，已經(jīng)不適應時代的需要，因而難以承擔保國保種的任務。[43]而作為新學之代表的科學，已經(jīng)獲得了“無上的尊嚴”。胡適說：“近三十年來，有一個名詞在國內幾乎做到了無上尊嚴的地位，無論懂與不懂的人，無論守舊和維新的人，都不敢公然對他表示輕視或戲侮的態(tài)度。那個名詞就是‘科學’。這樣幾乎全國一致的崇信，究竟有無價值，那是另一問題。我們至少可以說，自從中國講變法維新以來，沒有一個自命為新人物的人敢公然毀謗‘科學’的�！盵44]

　　在這種氣氛的影響之下，(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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