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百年以來，中國女性的婚姻權利經歷了三大變遷。中國傳統(tǒng)社會流行的是包辦婚姻、所謂“父母之命，媒妁之言”；
家庭成為女性婚姻權利的桎梏。在毛澤東時代，強大的組織和單位取代了家庭，成為制約女性婚姻自主的主要因素。進入后毛澤東時代的改革時期，金錢漸漸成為主導女性婚姻的重要因素。從階段演變來看，女性婚姻由家庭包辦、組織干預發(fā)展到了市場買賣。所以，中國婦女在婚姻權利方面所折射出來的貧困現(xiàn)象，深刻反映她們所處的不公平、不公正和不幸福的地位。

　　一、從傳統(tǒng)社會到民國時期婦女的婚姻權利

　　在傳統(tǒng)中國，女性婚姻權利的主要剝奪者和侵犯者是家庭勢力，各種有形的法律和無形的禮教對婦女的婚姻權利實行了全面性限制。概言之，傳統(tǒng)社會里，中國婦女的婚姻必須遵循父母之命、媒妁之言；
離婚必須等待丈夫的休書；
再婚幾乎犯了天條，成為不守禮節(jié)、不守婦道的眾矢之的，其核心價值和精神就是男尊女卑，父權、夫權、甚至公婆權高于一切。[1]于是，傳統(tǒng)婚姻對女性而言有如下特點：

　　第一，婚姻與女性的個人幸福、感情需求沒有關系�！抖Y記·昏義》中說，“昏禮者，將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廟，而下以繼后世也”。這清楚地說明傳統(tǒng)婚姻主要以祭祀祖先和繁衍后代為目的，幾乎不考慮個人的感情需要，因此兩性之愛自然不是傳統(tǒng)社會對婚姻的本質要求，也不是婚姻得以建立和解除的依據。而且，夫妻的親密感情可能妨礙他們對大家庭承擔更多的義務，因此，鼓勵夫婦不即不離，講究一定的禮儀才是上策。于是，“舉案齊眉”、“相敬如賓”就成為傳統(tǒng)社會極力倡導的婚姻關系模式，旨在提倡妻子對丈夫的單向恭敬，而不是夫妻之間的互相尊重，更不是妻子對丈夫可以實行權利索取[2]。

　　第二，傳統(tǒng)婚姻是以等級制度為前提。家庭中的“夫為妻綱”是“君為臣綱”的基礎，丈夫對妻子的統(tǒng)治由其天賦性別所決定，并受到法律保護。“三從四德”、“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是女性必須服從的天條。東漢“女圣人”班昭在《女誡》中說：“（女人）事夫如事天，與孝子事父，忠臣事君同也”，封建禮教通過婚姻關系和家庭關系，使女性徹底淪為男性的奴隸，世代沿襲[3]。傳統(tǒng)社會主要是通過婚姻和家庭的機制來完成對婦女的約束和牽制，婦女的生存天地只在婚姻家庭里，女性無法在社會上自立，生活上不得不依賴于男性。

妻子只能安于持家育兒的本分。丈夫對妻子則有支配、管教、休棄和監(jiān)護權。男尊女卑的封建禮教還確立了以婦女的卑屈退讓來緩解夫妻沖突的原則，并以此維持家庭團結與和諧，保證和強化丈夫的主宰地位[4]。

　　第三，傳統(tǒng)女性沒有再婚自由。早在西周時期，中國的禮制就出現(xiàn)了反對婦女再嫁的言論，如《禮記·郊特性》篇：“一與夫齊，終身不改，故夫死不再嫁”[5]。西漢武帝之后，儒學所提倡的道德、禮法逐漸確立了統(tǒng)治地位，班昭在《女誡》中明示，“男有再娶之意，女無再適之文”[6]，以女性的名義對女性再婚權利實行限制。民國時期，國民政府制定的《中國民國民法典》在婦女再婚問題上終于廢止了關于妻子再婚必須服完夫喪的規(guī)定，命婦不得再婚的荒謬制度也隨著封建等級制的廢除而不復存在，但仍然承認納妾的合法化，實質上就是強調夫妻間地位不完全平等。但是，真正控制婦女婚姻的不是法律法規(guī)，而是宗族和家庭的傳統(tǒng)勢力，這些社會力量嚴重限制了婦女再婚的權利[7]。

　　第四，婦女必須節(jié)制性欲、嚴守婦道。兩漢時的統(tǒng)治者開始大力旌表守節(jié)孀婦，漢宣帝就曾于公元前58年給穎川一帶的“貞婦順女”獎勵布帛[8]。宋代的程朱理學極力主張“存天理、滅人欲”，維護封建綱常、摧殘人性需要。在婚姻家庭制度方面，它蔑視婦女的權益，甚至提出，“餓死事小，失節(jié)事大”。《宋史》之后，所謂“列女”幾乎全都是保持貞操、不事二夫的節(jié)婦。于是就出現(xiàn)了許多為了立志守節(jié)、為了避免不堪凌辱，與壓迫者同歸于盡的悲劇�？傊�，修史者認為婦女唯一值得旌表的品行就是堅守節(jié)操，其他的才能都是不值一提的。《列女傳》成了地地道道的“烈女傳”。其實，利用禮教限制女性性欲、強制婦女守節(jié)，正是男性為了名正言順地壓迫女性的陰謀。因為從生理而言，男性的性能力是有限的，而女性的性欲卻遠遠強于男性；
如果聽任女性內心無羞恥、外在無禮教地自由發(fā)展其性欲，那么男性為主導的社會結構將立即受到威脅。于是，哪些男性衛(wèi)道士就設計了眾多的守節(jié)戒律、貞潔天條，利用社會和道德的力量來抑制女性生理的欲念，并達到控制女性、壓迫女性的目的。

　　民國時期情況開始出現(xiàn)變化。一位叫“二維”的作者在《申報·自由談》上指出，由于父親的阻止，導致她在初中二年級時輟學，父親的理由是“你們女子是無能的，你不見女人都是依靠男人過活的嗎？”對此，這位作者激昂地呼吁：“姐妹們，為了后來的妹妹們，我們得撕毀這陳腐的舊社會制度！[9]”另一位女性作者提到，她無法忍受父親的暴躁、專斷，繼母的虐待和刁毒，所以，“恨不能在肋下生了兩個翅膀，飛出這黑暗、腐敗，不自由的囚籠，到社會上去自立，呼吸些新鮮的自由空氣”[10]。

　　二、中共革命時期的女性婚姻權利

　　民國時期，一些經過各種痛苦經歷，最終沖破封建家庭牢籠的“新女性”，最向往的是中共高舉的解放婦女的旗號。殊不知，她們投奔革命固然脫離了“家庭牢籠”，卻陷入了更難掙脫的“組織陷阱”[11]，中共當時所實施的家庭、婚姻政策有下列四大特點與原則：

　　第一，中共一貫將革命的利益置于女性的利益之上，并始終將“革命主體”貧農的利益置于女性的利益之上。一方面，中共認為婚姻家庭是革命的累贅；
但另一方面也深刻體會到，沒有女人的軍隊缺乏戰(zhàn)斗力和向心力。為了廣泛動員農民們參加隨時可能犧牲生命的中共軍隊，中共除了以“打土豪、分田地”的口號作為誘惑之外，還需要對女性的身體實行合理與有效的分配[12]。1931年，毛澤東在江西瑞金建立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的第二年，中共中央執(zhí)行委員會頒布了《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婚姻條例》，1934年4 月8 日中執(zhí)委又頒布了《婚姻法》，其基本要義是以革命的力量和名義把老婆送上貧苦農民的炕頭，達到通過革命分配土地和女人的雙重目的。例如，《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婚姻條例》第一條提出：“廢除一切封建的包辦、強迫和買賣的婚姻制度”，其目的是以解放婦女為名，提供無錢貧農尋找老婆的機會為實，因為有能力、有財力包辦、強迫和買賣婚姻的男人多數是有錢人，一旦杜絕了他們“胡作非為”的機會，貧農得到老婆的機會就自然增加了；
第二條規(guī)定：“實行一夫一妻，禁止一夫多妻”，其直接后果是有錢人無法獨占多個老婆，導致更多的貧農有機會找到老婆；
第9條規(guī)定：“男女一方堅決要求離婚的，即行離婚”[13]，這為革命的農民廉價獲得已離婚的女人提供了機會。革命無法生產女人滿足窮人的需要，只能將女人從富人手中解放出來再送到窮人手中。對此毛澤東在“興國調查”中有所記述：“中農貧農從前無老婆的，多數有了老婆，沒有的很少了。[14]”美國記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認為：“新婚姻法帶來了一個有趣的結果，就是姑娘的價錢倒便宜了。那個農業(yè)勞動模范老李到我的窯洞來談新社會的情況時對我說，他‘鬧革命倒弄到一個老婆，只花了20元，我從來不敢想我會娶得上老婆’”�？墒牵�革命是如何使姑娘的價錢便宜了呢？當斯特朗問到這個問題時，老李回答：“她爹知道我現(xiàn)在有地了”，“現(xiàn)在女人不喜歡就可以離婚，所以大伙兒就不愿出那么多錢了�！盵15]這一對話展示的內涵十分豐富，它表明革命允許離婚的直接后果是導致女人的流向與土地的流向一致，從富人手中流到了窮人手中，而且導致女人的價格貶值，這就是共產黨將革命后的新婚姻稱做“民主主義的婚姻”的原因[16]。

　　第二，中共解放婦女的動機是急功近利的，缺乏政治誠意與法律的一致性，具有明顯的雙重標準。中共當時所主張的自主婚姻其實是一面雙刃劍，因為婚姻自由必須伴隨著離婚自由的理念，如果婚姻是一座“圍城”，那么，自由出城與自由進城具有同等重要的意義。[17]中共在1931年的《婚姻法》中規(guī)定，“男女一方堅決離婚的，即行離婚”，體現(xiàn)了離婚絕對自由的理念與原則。但是，翻身作主的男性貧農們忽然發(fā)覺，自己身邊的老婆正受惠于離婚自由，“革命”的家庭正在走向分崩離析。例如，張懷萬在他撰寫的1930年報告中提及，“一般農民（對離婚絕對自由）大生恐懼”，有的是出于傳統(tǒng)觀念而心生不滿，更多的則是擔心失去老婆和勞動力，“革命革割革絕，老婆都革掉了”，因此他們“采取完全反對的態(tài)度”，有的地方出現(xiàn)成年男子起來反抗的危機苗頭[18]。甚至一些原與紅軍士兵訂了婚的女子，“現(xiàn)在多廢了約”[19]。在當時的根據地，婦女靠紡織所賺的錢有時超過男人的種地所得，于是婦女憑借經濟實力，敢于提出離婚[20]。浦安修在1945年指出，“在貧農階層，女方提出離婚的多，這對于貧農情緒是個打擊”，“雖然都由于感情不好離婚，其中也有一部分是女方存在著嫌其貧窮而提出者（感情也有其一定條件）”[21]�？梢�，中共革命解放婦女完全是功利的、自私的，女人、婚姻和家庭成了一種工具，旨在為革命服務、為革命的貧農與革命干部服務。婦女在中國革命中與其說是作為革命主體來行動，毋寧說是作為革命的目標和戰(zhàn)利品而在場的。男人們在解放婦女中解放自身，然后讓婦女為他們的解放而奮斗獻身[22]。

　　面對革命主力軍農民的不滿，中共開始修改《婚姻法》。先是從“離婚的絕對自由”退回到“離婚自由”。即在《婚姻法》中的離婚自由原則下列舉了離婚條件，由此可見共產黨在策略上對農民的讓步。如閩西第一次工農兵代表大會通過的《婚姻法》規(guī)定了11條離婚條件，包括“1 、夫婦間有一方患殘廢、癲狂或暗疾，經調查實在的；
2、 婦女如有受翁姑丈夫壓迫情形，經鄉(xiāng)蘇維埃證實的�！�…”另外，1940年《晉冀魯豫邊區(qū)婚姻暫行條例》也規(guī)定了9項離婚條件，同時規(guī)定夫妻感情惡劣至不能同居者，任何一方才可訴諸離婚。為了照顧離婚后革命的男性貧農之利益，在湘贛省的《婚姻條例》中規(guī)定：“中農及中農以下的老婆，實行離婚之后，在未結婚之前，其間的生活，男子概不負責，離婚時只能帶本人的土地及衣物”[23]。閩西蘇區(qū)《婚姻法》規(guī)定的離婚條件中有一條是，“反動豪紳妻妾要求離婚者”，即行離婚[24]，階級偏好十分明顯。

　　除了法律轉型，中共還動員輿論力量實行口號的轉型，這個轉變就是不再講“婚姻自由”，而是代之以“家庭和睦”。斯特朗曾記述道：“婦女運動的領袖蔡暢對我說，‘我們在農村地區(qū)的口號不再是婚姻自由和婦女平等，而是拯救嬰兒和家庭和睦了。我們犯了一個錯誤，把女權強調到不適當的程度，結果引起了農民的反感。男女之間的矛盾削弱了反對日寇和地主的共同斗爭’”[25]。浦安修分析了農民和婦女的關系，認為“婦女運動的口號須依靠農民的覺悟程度來提出”[26]。必須指出，口號的轉變對邊區(qū)政府、法院的調解和判決產生了直接影響[27]。

　　中共解放婦女的階級性和選擇性是十分明顯的，對窮人和富人的婚姻實行公開的雙重標準，對窮人老婆的離婚自由實行法律限制與經濟歧視。同時，對于離婚自由的修正，也表明中共為了鞏固與男性貧農的聯(lián)盟，而放棄了對所有婦女的解放。畢竟，面臨革命的生力軍――農民，中共的選擇只能是放棄女人，由此可見中共解放婦女并無誠意，解放婦女是手段，滿足貧農才是目的，貧農的利益始終高于婦女。

　　第三，為了革命，婦女的結婚和離婚必須服從革命，婦女的自主婚姻和離婚具有鮮明的黨性。中共執(zhí)政前的婚姻法普遍認同一個原則與法令：“男女因政治意見不和或階級地位不同的，準予離婚”。《晉察冀婚姻條例》中第10條離婚條件的第一款就規(guī)定，有“充當漢奸或有危害抗戰(zhàn)行為者”，另一方得訴請離婚。這種將婚姻與政治緊密相連的政治性離婚條款一直延續(xù)到毛澤東統(tǒng)治中國時期[28]，因為革命的立法者堅決認定，世上沒有無緣無故的愛與無緣無故的恨，革命與政治必須指導和控制婚姻。同時，為了應付婦女對于自身解放的過度索求，中共黨內通過女性代表提出，“只有求得社會解放和民族解放，婦女才能得到解放”[29]。中共這個說法所強調的是，婦女解放必須服從革命的利益，而革命是由男性主導的，所以，女性最終必須服從男性革命者、領導者的意志，必須先犧牲女性、再解放男性，最后才能解放女性自己。例如，當時的中共解放區(qū)提倡放足、放胸和剪發(fā)，其中一個革命的功利目的是剪發(fā)以后，(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婦女就不需要金銀首飾了，于是，革命就動員婦女將耳環(huán)、手圈等“封建”裝飾品送給蘇維埃銀行去造幣。同樣，鼓勵婦女放足的一大政治目的是為了更多的女人從事戶外勞動，從而促使更多的男人沒有借口留守家中、逼使他們參加紅軍。例如，中共勝利縣委的報告中稱，小足婦女不勞動�？磕腥损B(yǎng)活，“所以阻止男人當紅軍，也就是這些小足婆最厲害”。婦女的放腳運動一旦與擴大紅軍、參加革命相聯(lián)系，便由反封建的象征意義走向了功利的政治動機，并從和平動員變?yōu)檎�治強迫了。放足、放胸、剪發(fā)之后的婦女為革命直接提供了有效的勞動力。1940年代中共根據地普遍提倡婦女參加開荒、修灘、造婦女林和武裝操練，其中一大原因在于根據地的精壯男勞力大都被征入軍隊，婦女承擔了后方大部分的生產任務。而且，由此還能將婦女從家庭中“劫持到戶外，以保證其始終處于革命的運籌之內”，“革命真正關心的是婦女的身體躲開了家庭的屏障，個別地分散地裸露在革命的監(jiān)視之下”[30]，接受革命的全面監(jiān)督。中共其實并不真正關心婦女素質和婦女地位的提高，更不希望婦女在家庭之外建立獨立的女性力量和公共領域，向中共爭取應有的權益。

　　第四，為了革命的名義，中共可以任意要求婦女多生或少生，完全無視婦女自身的自由選擇。革命可以解放婦女，當然也可以支配婦女的身體和強奸婦女的意志。中共不僅干預黨員和民眾的結婚、離婚、放足、放胸和剪發(fā)，而且還干預女性的生育，并使中共的家庭和生育政策涂上了深深的功利色彩。1942年，中共根據地的人口由于各種戰(zhàn)爭、疾病，導致華北、華中解放區(qū)的人口從1億減為4,500萬，消失了一半以上的人口[31]。這時，女性的生育與否和生育多少，已不再是女性的個人選擇及家庭意愿，而是涉及到亡黨、亡軍的大問題。于是，在1940年代，中共大力提倡多生多育，為革命而生、為革命而育。但是，為了達到多生、多育的目的，必須在道德上限制性亂、在醫(yī)學上加強教育。中共在“關于我們的婚姻條例”中，將“嚴肅的男女關系”作為條例的基本精神，闡明嚴防性亂的理由在于“培育健康優(yōu)良的下一代”，同時申明“結婚生育小孩是男女當事人自己的事情，也是社會的事情”。浦安修對性亂的后果的認識是，“造成花柳病盛行，生殖率降低……”[32]。中共嚴禁、懲治通奸、性亂、誘奸的真正目的似乎不再是維護道德和秩序，而是因為混亂的性行為容易導致性病蔓延，致使女方不能生育，或生育質量差，導致嬰兒死亡率高和帶有先天性疾病，而且以上婚外性行為并不以生育為目的，背離了生育是制造革命后代這一崇高的目的[33]。而且，中共的婚姻法中剝奪了“不能人道者”的結婚權利和允許男女一方因為對方“不能人道者”而自由離婚，原因之一就是這樣的婚姻無法生產革命所急需的后代。

　　這樣，在中共革命的事業(yè)中，婦女始終只是一種工具。革命可以隨意改變離婚的標準，革命可以肆意阻止結婚或強制結婚、革命更可以任意鼓勵或限制生育，婦女解放與婦女權益似乎成了革命的裝飾品、附屬品和殉葬品，“爭取婦女權利這項事業(yè)在婦女自身中間就沒有得到優(yōu)先考慮。在革命期間，她們主要適應本階級的需要而沒有適應她們作為女性的需要”[34]。中共的革命性質決定了其打著反封建的旗號，卻實行封建女權的實質。民國時期的封建觀念與文化不可能在中共的革命中得到實質摧毀，因為中共在執(zhí)政前所推行的婚姻政策，充其量只是變換了一個旗號、改變了一些包裝，而實質的內容仍然是千百年中國傳統(tǒng)社會所盛行的男尊女卑，只不過中共革命將女人的服從主體由父親、丈夫、婆婆，轉變成中共、組織和革命，并將家庭壓迫轉型到組織強制、由私領域壓迫轉型到公共領域的歧視、由觀念倫理歧視轉型到法律法規(guī)限制，并由此為中共執(zhí)政后的毛澤東時代繼續(xù)使用革命的名義和行政的力量縮小女性的私人空間和自主選擇，提供了政治傳統(tǒng)和法律制度的基礎。

　　三、毛澤東時代受制于革命強制的女性婚姻權利

　　中共執(zhí)政以后，它對女性的結婚、離婚和生育等私領域進行了全方位、多層次、寬范圍的控制與干預。[35]

　　1949年以后，中共以1950年通過的《婚姻法》為標志，對中國傳統(tǒng)的婚姻制度進行了一場革命，并產生了令人困惑的雙重效應：一方面，這場以革命名義的婚姻改革，具有反封建壓迫和爭取婚姻自由的進步性；
另一方面，1950年《婚姻法》所規(guī)定的婚姻自由，導致大批中共干部“以革命的名義”拋棄了所謂“包辦婚姻”，另結新歡，從而造成相當多的中共干部強迫“黃臉婆”妻子離婚、強制革命隊伍中年輕女子與之結婚，甚至普遍重婚，對眾多女子的生活產生了嚴重而又惡劣的影響。[36]可以說，毛澤東的革命使傳統(tǒng)女性解脫了家庭束縛，擺脫了夫權、父權和婆權的壓迫，但卻是前門拒狼、后門進虎，因為中共以革命的名義，制造了一系列看不見的觀念和看得見的機構，為女性婚姻制造了形式上解放、實際上壓迫的新枷鎖。[37]

　　當時，中共以組織和革命的名義，強迫眾多年輕、貌美、有文化的女性與干部結婚，有特定的歷史原因。中共執(zhí)政前，由于忙于各類戰(zhàn)爭，中共干部和軍人沒有時間和條件結婚；
更重要的是，中共將黨員的婚姻視為革命事業(yè)的一部分，而不是個人的私事。時至國共第二次內戰(zhàn)，中共繼續(xù)強力干預黨員干部的婚姻，不僅在政治上實行高壓，而且在經濟上實施限制。這樣，由于長期的戰(zhàn)爭和人為的限制導致大量中共干部成了“王老五”，并為1950年代革命組織強制婦女與軍人及干部結婚提供了理由和背景。

　　必須指出，中共阻止黨員成婚的一大動機是家庭往往成為隱藏個人隱私的堡壘，對抗革命的監(jiān)視與監(jiān)督。中共最樂于宣揚“革命的利益高于一切”，于是為革命干預家庭隱私創(chuàng)造了合法性，毛澤東時代那種單位、組織全方位介入家庭、婚姻和戀愛的模式，其實肇始于中共奪取政權前的革命時期。[38]

　　當時普遍出現(xiàn)的各種逼婚現(xiàn)象，是對中共一貫提倡的男女平等、婚姻自主的極大諷刺。其一，一些中共干部濫用職權，利誘或變相實施強迫婚姻。1950年春，河北省懷來縣發(fā)生了縣長、秘書追求女學生的事件。該事件涉及公安局、教育局等部門，他們動用公權力軟硬兼施，試圖迫使兩名女學生就范，促成她們與領導的婚事，“終至物議紛紛，風雨滿城。在干部間、群眾間均造成極不良影響”[39]，最終卻因官官相護，不了了之。這一事件向社會各界發(fā)出了一個可怕的信號：男性干部可以胡作非為，漂亮女性必須放棄反抗。同時，很多地方還實行赤裸裸的暴力逼婚。例如，河北省河間縣原縣公安股長劉國義曾因生活作風問題受到當眾警告處分，1949年因嫖女人再次受到處分，被降為股員。1950年春，他多次向離婚婦女李秀英及其家長提親，均遭拒絕，于是，劉國義便派民兵把李秀英母親和叔叔抓起來，拷打逼婚。鑒于這類事件民憤極大，河北省河間縣法院不得不公開判處劉國義有期徒刑7年；
中共滄縣地委也開除了劉國義黨籍。[40]但這種事前縱容、事后懲罰的方法，并沒有在制度上解決中共干部結婚難的問題，故河北全省仍然出現(xiàn)干部逼婚事件。[41]

　　其二，重婚現(xiàn)象普遍出現(xiàn)。一批進城或南下的中共干部一夫多妻的封建觀念根深蒂固，他們在保持與原配婚姻的狀態(tài)下又與其他女性結婚。例如，湖北省委組織部長劉子厚是河北省任縣人，他給湖北省民政廳去函，請求幫助他解決遺留婚姻問題，稱“余早歲在家曾娶孫氏并生有一子，后在革命隊伍經組織批準已另行結婚，當時并曾經說明與孫氏脫離關系，惟因環(huán)境隔絕未能履行離婚手續(xù)，現(xiàn)在全國勝利，交通暢達，理合及早報請解決以維女權而彰道德”。這就是中共一貫的兩面手法，一方面，喜新厭舊、實行重婚，嚴重侵犯原配的權益；
另一方面卻聲稱自己這種無恥無法之行為是為了維護女權、彰顯道德。由于劉子厚位高權重，湖北省民政廳致函河北省民政廳，要求早日解決，而河北省民政廳則表示立即辦理[42]。整個過程完全沒有考慮原配的意愿和利益，這是當時中共侵犯女性權益、行政干預離婚的典型惡例。

　　其三，阻止離婚女性再婚。雖然1950年的婚姻法確認了《中華蘇維�；橐龇ā泛汀稌x察冀婚姻法》的一大原則，即“婚姻絕對自由”，但還是發(fā)生了像1932年一樣的悲劇，即對要求婚姻自由的婦女大量虐殺。據不完全統(tǒng)計，各地婦女在1950年婚姻法公布后，因要求婚姻自由而自殺或被殺的，中南區(qū)一年有1萬多人，山東省一年有1,245人[43]。按照法律規(guī)定，男女離婚之后都有再婚的權利。可是，當時一些中共離婚干部在離婚后繼續(xù)干涉前妻的私生活，要求女方離婚不離家，為自己照顧老家的老幼或守貞節(jié)，不得改嫁。有意思的是，中共將執(zhí)政前的婚姻大都戴上“封建婚姻”的帽子，為那些在執(zhí)政后喜新厭舊或喜新不厭舊的“革命干部”提供輿論支持和法律根據。這又是中共功利主義與歧視女性的一種典型表現(xiàn)。需要思考的是，到底封建婚姻與革命婚姻存在什么本質的區(qū)別，中共革命與封建主義又有什么根本不同？

　　中共干預女性婚姻的潛在動機是，“婦女解放”必須服從共產黨領導的、從屬于階級解放和民族解放的革命大業(yè)之需要[44]。

毛澤東時代不僅對女性婚姻、家庭和生育進行干預，而且以“解放婦女”為名，強調男女的義務平等，而不是男女權利平等，要求男人能做的，女人也能做；
鼓勵女性走出家庭的真正含義在于，女人應該與男人一樣，參加工作，為民族解放、階級解放盡義務、作貢獻，這種男女義務平等的提出與傳統(tǒng)的重義務、輕權利，以及中共的平均主義單位制一脈相承[45]。

　　中共為女性提供就業(yè)機會，不是為了增加她們的個人權利、提升自由意識，而是為了發(fā)展生產，顯示社會主義的優(yōu)越性[46]，并藉提高女性的社會和生產技能，創(chuàng)造更多的社會財富[47]。中共所提倡的“婦女解放”，其實質就是女性“邁出小家之門，和男人一樣為國家盡義務所獲得的相同的認可”[48]。但是這不但沒有提高女性的個人權利，而且將她們的權利放置于革命事業(yè)的制約之下，導致她們的個人空間和私人領域比傳統(tǒng)社會的家庭婦女更加縮小，“解放”婦女的后果實際上制造了一根新的枷鎖，將女性的義務與革命的義務綁在了一起。[49]

　　四、后毛澤東時代的金錢強制

　　如果說傳統(tǒng)社會的婚姻主要受家庭的干預，毛澤東時代的婚姻主要受組織的控制，那么后毛澤東時代的女性婚姻主要受金錢、市場和財產的主導。[50]

　　傳統(tǒng)社會主要流行“包辦婚姻”，家長往往出于利益考慮包辦和強迫子女的婚姻行為。這一特點到后毛澤東時代，演化成了買賣婚姻，這種以金錢、財物作為婚姻關系成立的條件，嚴重侵犯了婚姻以愛情為基礎的原則，違背了婚姻自由的精神，給當事人造成了沉重的精神負擔和經濟負擔，并由此制造了許多婚姻悲劇。[51]目前，買賣婚姻的現(xiàn)象越演越烈。從農村的情況看，特別是偏遠落后的農村，男性未婚的比例相對女性來說較高，也就是說，已達婚齡的男性多于女性。社會學家與人口學家認為，這是個別地區(qū)形成買賣婦女的一個重要原因[52]。

　　現(xiàn)階段，中國的買賣婚姻出現(xiàn)以下特點：其一，要價越來越高，且呈逐年遞增趨勢，由過去的幾百元、幾千元發(fā)展到1萬至5、6萬之多；
其二，要價形式越來越多，且花樣翻新，除正常的訂婚禮金外，禮物由過去的小禮，如蔬菜、布匹、自行車、縫紉機、電視機等日用品發(fā)展到“三金一冒煙”（即金戒指、金項鏈、金耳環(huán)、摩托車）等高檔消費品，有些地方還要手機；
其三，由城鎮(zhèn)到農村，由富裕地區(qū)到貧困地區(qū)，禮金呈階梯狀向上攀升。一般是城鎮(zhèn)低于農村，富裕地區(qū)低于落后地區(qū)，越是貧困落后地區(qū)、缺乏經濟來源的地方，要價越高[53]，婚姻的買賣性質越明顯；
其四，買賣婚姻與拐賣婦女密切聯(lián)系。例如，男性陳某花了5千元人民幣從人販子處購買了一個老婆楊某，由于楊某不肯就范，陳某又以2萬元的高價，將楊某轉賣給他人[54]。

　　買賣婚姻彰顯了一個令人困擾的問題，買賣女人的價格提高了，但女性的價值是否同步提升了呢？與包辦婚姻相比，買賣婚姻從家庭無價包辦轉型到市場有價交易，而且，從家庭的強迫指令轉型到相對的自我、自主的選擇；
但是，從現(xiàn)代的價值觀和道德觀來看，買賣婚姻貶低了女性的人格，表現(xiàn)了對女性的壓迫、剝削甚至蔑視，是一種陳腐、野蠻、骯臟的社會陋習[55]。

　　在財產方面，現(xiàn)行法規(guī)侵害了離異婦女的合法權益。2001年，遼寧省婦聯(lián)就農村婦女婚姻家庭權益等問題，采取問卷、走訪、座談、抽樣、查閱信訪案件等形式，對全省7個市的16個縣（區(qū)）所轄103個鄉(xiāng)鎮(zhèn)的5千多名農村婦女進行了調查。(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結果表明，多數離異婦女喪失了土地承包權。目前，農村普遍實行家庭聯(lián)產承包責任制，簽訂合同時均以男方為主，一簽就是30年不變。離婚后，女方得不到應得的份額，回到娘家亦失去了原有的土地，合法權益得不到保護。同時，離異婦女的住房權益得不到保護�；橐鲫P系存續(xù)期間所建住房，法院大多判決給男方。另外，夫妻共同財產分割不公平。離婚時，男方往往采取種種手段，轉移、隱匿夫妻共同財產，使女方遭受損失[56]。

　　有關調查表明，約50%的婦女在離婚中未能得到自己應有的財產份額。特別是富人離婚時因女方沒有掌握家庭財產權，難于舉證而權益?zhèn)涫芮趾Φ默F(xiàn)象尤為突出。在城市，由于福利分房多以男方為主，離婚后婦女往往只能住條件差或暫借的房子，因此而無處棲身的女性為數不少。海南省調查反映，住房得不到合理解決的占離婚婦女總數的40%。陜西省法院審理的離婚案件中，有70%的婦女住房困難；
在農村，多數離婚婦女無房可住，許多婦女拖兒帶女、流落街頭或寄居娘家，處境悲慘。婦女離婚后，因住男方單位的房子又被強行同居者為數不少。不少男子以看孩子為名，騷擾女方，干涉再婚。在海南省，離婚婦女中受前夫騷擾的高達55%。各地普遍反映，離婚后有近70%的婦女承擔了撫養(yǎng)孩子的義務。這些婦女往往因無法了解對方收入底細而得不到應有的撫養(yǎng)費，在農村則幾乎一點也得不到。尤其是那些已下崗、無業(yè)及外出經商者，撫養(yǎng)費更難索取[57]。

　　這樣，離婚女性往往面臨經濟危機。盡管《婚姻法》對有權請求經濟幫助主體的規(guī)定沒有性別之分，但請求經濟幫助的主要是女方。調查顯示，離婚時女性要求經濟幫助的，哈爾濱最高，占被調查案件總數的91%；
北京次之，占90.8%；
廈門最低，也占71.43%。其原因主要有二：一是女性無業(yè)或從事低收入職業(yè)者遠多于男性，離婚后面臨生活困境具有必然性；
二是住房狀況男性明顯好于女性，離婚時大多數房屋或者所有權歸男方，或租住男方單位之房，或租住男方父母之房，即使是雙方共有的房屋，也大多是從男方單位購買的福利房，致使女方很難分得房屋的所有權，甚至得不到居住權，使其在離婚時面臨居住困難。從上述三地的調查可以看出，沒有住房、沒有收入或沒有固定收入、身患疾病、子女上學是請求經濟幫助的四大主要原因。以北京為例，請求經濟幫助的首要原因是無房居住，占52.6%；
其次為無業(yè)，占25%，加上失業(yè)的9.2%，因無工作而致生活困難的占34.2%；
再次是由于患病，占22.4%，居第三位。調查顯示，女性在中老年時期普遍體弱多病，在債務負擔的調查項中，女方因治病而負債的占7.9%，而男方則無一例因病負債的。第四位是因子女上學而請求幫助的占10.5%。住房、醫(yī)療、教育是當今普通中國家庭的主要消費支出，且所占比重較大，完整家庭尚可應付，若離婚時一方患病在身，或單方撫養(yǎng)子女供其上學，或無房居住的，生活的貧困程度可想而知，若不依照法律給予一定的救濟，將使貧困一方的合法權益得不到保護，權利平等難以實現(xiàn)。[58]

　　在這種情況下，中國的一些地區(qū)普遍流行“搭伙”，即個人離婚或喪偶后與異性同居的事實婚姻，雙方不承擔責任，各取所需，合不來就“散伙”。這實際上屬于為了生存而作性交易。有調查者采訪了一位45歲的張姓女工，她10年前因家庭暴力離婚，長年受精神、肉體的雙重折磨而患上輕度精神病，但能正常表達且非常健談，訪談中不時卷起衣袖展示身上的傷疤。她說，剛離婚時每月不到300元的工資，房子歸她，女兒判給男方；
可男方根本不管孩子，沒幾天就把孩子送回來了；
他還隔幾天就回來鬧一次，跟我搶房子，我不讓他住，他就打我。后來我認識了老周頭，就搬到老周頭家跟他搭伙過，把房子讓給前夫�！八�老婆死了十多年了，我給他做飯，又陪他睡覺，他有時還給我錢花呢”。張某的言談透漏出這樣的信息：經濟資源的獲得伴隨著其他方面的付出，如“做飯”、“陪睡覺”，這種出賣勞力和性的方式不是平等的互惠互利，而是經濟資源與性資源之間的不平等交換。我們不能完全否認“搭伙”雙方感情因素的存在，但張某最初選擇“搭伙”的目的是為了保障單親家庭的基本生活，出于無奈才選擇這種獲取經濟資源的方式。張某說：“老周頭生氣了也打我，但他不下死手，還給我地方住，我挺知足的”。按常理，互惠交換是先受惠，后回報；
而在“搭伙”中，女方往往是先付出，后受惠[59]。

　　很顯然，在市場經濟時代，家庭和單位的控制明顯弱化，但市場和金錢牢牢控制和主導了女性的婚姻，經濟地位決定一切。[60]

　　中國婦女婚姻權利的貧困歷經民國時代、毛時代和后毛時代，盡管形式不同，但她們遭受壓迫和排斥的實質始終未變，特別是農村女性的性別劣勢仍難改變。[61]婦女婚姻權利的貧困必然影響婦女人權的貧困，并深刻影響女性走向真正的解放、自由與獨立。

　　【注釋】

　　[1]Rubie S. Watson and Particia B. Ebrey, Marriage and Inequality in Chinese Society (Los Anglo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1).

　　[2]徐安琪，“夫妻伙伴關系：中國城鄉(xiāng)的異同及其原因”，《中國人口科學》1998年第4期。

　　[3]佚名，“給性別平等一個支點——談《婚姻法》與婦女解放”，“中國網”，http://www.china.com.cn/chinese/funv/75343.htm，2003年10月5日。

　　[4]出處同上。

　　[5]《禮記集說》，影印本，149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

　　[6]范曄，《后漢書·列女傳》所引《女誡》，2790頁，北京，中華書局，1965年版。

　　[]佚名，“淺論中國古代婦女再婚問題的演變”，引自“北京離婚網”，http://www.010148.net/ll/1649.html，2003年11月1日。

　　[87]班固，《漢書·宣帝紀》（北京：中華書局，1962年），頁264。

　　[9]二維，“我的永遠的家”，《申報·自由談》，1941年2月8日。引自汪丹編，《女性潮汐》，天津人民出版社，1998年，頁20-21。

　　[10]清輝：“烏煙瘴氣的家”，《申報，自由談》，1941年2月1日。引自汪丹編,《女性潮汐》,天津人民出版社，1998年，頁23。

　　[11]A. P. Wolf and C. Huang, Marriage and Adoption in China, 1845-1945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0); Jiang Hong Li, “Rural Economy and Male Marriage in China: Jurong, Jiangsu 1933,” Journal of Family History, vol. 20, (3) (1995): 289-306.

　　[12]朱曉東，“通過婚姻的治理：1930年－1950年共產黨的婚姻和婦女解放法令中的策略與身體”，2003年3月15日，引自香港中文大學“中國研究服務中心網”http://www.usc.cuhk.edu.hk/wk_wzdetails.asp?id=821。

　　[13]《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婚姻條例――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執(zhí)行委員會第一次會議關于暫行婚姻條例的決議》，1931年11月28日，見“中國婦女網”，http://www.women.org.cn/allnews/110301/32.html。

　　[14]見克珍，“贛西蘇維埃區(qū)域的現(xiàn)狀”（1930年2月19日）；
張懷萬，“張懷萬巡視贛南的報告”（1930年4 月5 日），轉引自何友良，《中國蘇維埃區(qū)域社會變動史》，當代中國出版社（北京），1996年，頁195。

　　[15]安娜·L ·斯特朗：《中國人征服中國人》，北京：北京出版社，1984年。

　　[16]出處同注12。

　　[17]段皎琳：“簡評民主革命時期中國共產黨的幾部婚姻法”，2008年8月17日，引自“法天下網”http://www.fatianxia.com/paper_list.asp?id=23839。

　　[18]張懷萬，“張懷萬巡視贛南的報告”（1930年4 月5 日），轉引自何友良，《中國蘇維埃區(qū)域社會變動史》，當代中國出版社（北京），1996年版，頁195。

　　[19]“CY鄂豫皖中央分局給團中央的綜合報告”（1931年10月8 日），轉引自何友良，《中國蘇維埃區(qū)域社會變動史》，頁195。

　　[20]章煉烽：“十件離婚案”，原載《解放日報》，1945年4 月27日，轉引自西南政法學院函授部編，《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法制建設資料選編》（第三冊），頁65。

　　[21]浦安修，“五年來華北抗日民主根據地婦女運動的初步總結”，引自陜西省檔案館、陜西省社科院編，《陜甘寧邊區(qū)政府資料選編》（第九輯），北京：檔案出版社。

　　[22]見安娜·L ·斯特朗：《中國人征服中國人》，北京：北京出版社，1984年。

　　[23]出處同注[12]。

　　[24]出處同注[12]。

　　[25]安娜·L·斯特朗，《中國人征服中國人》，北京出版社，1984年。

　　[26]出處同注[21]。

　　[27]見《晉冀魯豫邊區(qū)婚姻暫行條例》中第19條“離婚時須向區(qū)級以上政府請求之，經審查批準領得離婚證明書始得離婚”。

　　[28]見《婚姻法問題解答匯編》，文化供應社，1951年版。

　　[29]鄧穎超，“抗日民主統(tǒng)一戰(zhàn)線中的婦女運動”，引自中華全國婦女聯(lián)合會：《蔡暢、鄧穎超、康克清婦女解放工作文選》，人民出版社，1983年。

　　[30]出處同注[12]。

　　[31]見姜濤，《中國近代人口史》，浙江人民出版社，1993年，頁108。

　　[32]出處同注[21]。

　　[33]見�？�，《性史》，第1卷第2部第2章“性反常思想的灌輸”，姬旭生譯，青海人民出版社1999。

　　[34]見L. S. 斯諾夫里阿諾斯：《遠古以來的人類生命線――一部新的世界史》，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2年，頁199。

　　[35]D. Davis-Friedmann, Chinese Families and the Four Modernizations (Washington, D.C., China Council of the Asia Society, 1981).

　　[36]J. W. Engel, “Marriage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nalysis of a New Law,”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the Family 46(4, 1984): 955-61.

　　[37]R. Sidel, Women and Child Care in China: a Firsthand Report （New York: Hill and Wang, 1972.

　　[38]Michelle Z. Rosaldo and Louise Lamphere, Women Culture and Society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4).

　　[39]“察哈爾省監(jiān)察委員會1950年關於女教師王一苓等反映察南專區(qū)懷來縣干部婚姻問題的會查材料摘要及根據材料所提出的意見”，河北省檔案館藏，案卷號773-1-1。轉引自張志永，“1950年代初期中共干部婚姻問題初探：以1950─1956年河北省干部群體為例”，《二十一世紀》網絡版，2007年3月號。

　　[40]《關於執(zhí)行婚姻法中違法亂紀行為的專題報告》，1953年1月25日，河北省檔案館藏，案卷號855-26-49。轉引自張志永，“1950年代初期中共干部婚姻問題初探”。

　　[41]張志永：“建國初期河北省貫徹婚姻法運動評述”，《河北省社會主義學院學報》，2008年，第一期。

　　[42]《湖北省民政廳函（民政字第313號）》，(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1949年12月30日，河北省檔案館藏，案卷號935-2-13。轉引自張志永，“1950年代初期中共干部婚姻問題初探”。

　　[43]《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關于檢查婚姻法執(zhí)行情況的指示》（1951年9 月26日）。

　　[44]左際平，“20世紀50年代的婦女解放和男女義務平等：中國城市夫妻的經歷與感受”，《社會》，2005年第1期，185頁。

　　[45]出處同上，182-209頁。

　　[46]Tian Chen, “Female Icons, Feminist Iconography? Socialist Rhetoric and Women’s Agency in 1950s China,” Gender &History (15) (2003): 268-295.

　　[47]譚深，“‘從國家的人’到‘自主的人’”，《東方》，1996年第3期。

　　[48]出處同注[34]，頁194。

　　[49]G. Kelkar, “Women in Mao"s China,” Development: Seeds of Change (4) (1984): 55-8.

　　[50]Deborah Davis and Stevan Harrell, Chinese Families in the Post-Mao Era (Los Anglo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3); Lisa Rofel, Other Modernities: Gendered Yearnings in China After Socialism (Los Anglo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9); Kay Ann Johnson, Women, the Family, and Peasant Revolution in China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5).

　　[51]C. Cindy Fan and Yongqin Huang, “Waves of Rural Brides: Female Marriage Migration in China,” Annals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 vol. 88 (2) (2004): 227-51.

　　[52]劉鴻雁、解振明，“中國婦女地位問題研究”，引自“中國人口網”，2004年3月26日，http://www.chinapop.gov.cn/rklt/rkyjhsyyj/t20040326_1517.htm。

　　[53]孫立平，“應重視貧困地區(qū)買賣婚姻問題”，《甘肅日報》，2003年3月25日。

　　[54]聶學劍，“5千買妻、2萬賣妻――農村買賣婚姻成痼疾”，《合肥報業(yè)網－江淮晨報》，2003年06月03日，引自搜狐網，http://news.sohu.com/51/39/news209723951.shtml。

　　[55]趙峰，“貨幣夷平效應與買賣婚姻”，2006年10月21日，財經博客網，http://www.chinavalue.net/article/46527_2.html。

　　[56]“農村婦女面臨八大婚姻問題”，引自中新網，2001年2月14日，http://www.china.org.cn/chinese/kuaixun/20708.htm。

　　[57]樊百華，“當代中國婦女的慘狀”，引自博訊新聞網，2005年7月14日，http://www.peacehall.com/news/gb/pubvp/2005/07/200507140546.shtml。

　　[58]夏吟蘭，“離婚救濟制度之實證研究”，《政法論壇》（中國政法大學學報），2003年第6期。

　　[59]韓春雨，“社會資源流動模型及其解構――基于單親家庭的個案研究”，中國社會科學院網，2006年9月1日，http://www.sociology.cass.net.cn/shxw/jtyxbyj/P020061005034526871836.pdf。

　　[60]Graeme Lang and Josephine Smart, “Migration and the ‘Second Wife’ in South China: Toward Cross-Border Polygyny,”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Review, vol. 36 (2) (2008): 546-69.

　　[61]Alicia, S.M.Leung: “Feminism in Transition: Chinese Culture, Ideology an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Women"s Movement in China,” Asia Pacific Journal of Management, vol. 20 (3) (2004): 359-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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