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毛澤東晚年所犯的左傾錯誤，不但表現在人們較為熟知的中國“文化大革命”上，而且表現在人們迄今尚未認真研究的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內部大論戰(zhàn)中。在新世紀初，進一步總結黨在那一時期的理論、政策和實踐上的教訓，具有重要的意義。

　　關鍵詞：共產主義運動內部大論戰(zhàn)；
“文化大革命”；

左傾錯誤

　　毛澤東在五十年代中期至六十年代中期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內部分歧和論戰(zhàn)中所表現出來的理論觀點和路線政策，同他隨后在在國內發(fā)動的“文化大革命”中所表現出來的理論觀點和路線政策，具有內在的一致性，即同樣根源于黨在那一時期所犯的左傾錯誤。當然，“左”的思想是有一個形成和發(fā)展過程的，但那種認為毛澤東在當時的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的觀點和政策基本上正確，沒有或基本上沒有陷入左傾錯誤，只在個別問題上有失誤的流行見解，不但在理論上說不通，而且不符合實際情況。在新世紀初，進一步總結左傾錯誤的教訓，對于理論創(chuàng)新和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偉大實踐，具有重要的意義。

　　一、共產主義運動內部大論戰(zhàn)

　　二次大戰(zhàn)后所出現的蓬勃發(fā)展的共產主義運動和“堅如磐石”的社會主義陣營，在五十年代中期發(fā)生了引人注目的變化。１９５６年召開的蘇聯共產黨第二十次代表大會，提出了與傳統(tǒng)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特別是斯大林所解釋過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有所不同的理論，即當代資本主義國家的社會主義革命可以“和平過渡”，資本主義國家和社會主義國家之間可以長時期“和平共處”，以及帝國主義戰(zhàn)爭并非不可避免等。對于長期以來形成的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也表露出改革的跡象。而這一切又是在列寧的旗幟下進行的，只不過是把列寧在蘇維埃政權建立初期的某些個別想法、個別言論，加以突出而已。與此同時，對于斯大林逝世后即開始提出，而在懲處貝利亞集團后即已進行的“甄別平反”問題，進一步做了決策。在大會結束前的“秘密報告”中，做為中央第一書記的赫魯曉夫，依據大量資料，披露了斯大林在三十年代的“肅反”中，以消滅“人民的敵人”為名，誤殺了大量忠于黨和蘇維埃祖國的黨、政、軍負責干部的事實。例如１９３４年黨的十七大所選出的１３９名中央委員和候補委員中，后來就有８３名被逮捕，而１９６６名代表中，后來就有１１０８名被逮捕，其中許多人遭到殺害。在三十年代后期，由個人崇拜導致的個人專斷急劇發(fā)展起來，斯大林被吹捧到使黨的一些領導人稱他為“父親”的程度，蘇聯社會主義民主和法制遭到了嚴重的破壞，整個社會充溢著阿諛奉承、互相戒備、人人自危的氣氛。蘇共二十大所披露的信息，象巨大的颱風一樣，強烈震動了整個共產主義運動和社會主義陣營。受到這場心理沖擊最小的中國共產黨人，當時的情緒如何呢？用毛澤東不久后所說的話，那就是一則以喜，一則以懼。喜之者，是因為做為當時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中心和社會主義陣營的首領的蘇聯共產黨，能夠根據時代的新發(fā)展，提出一些重大原則問題上的新觀點，對于開拓人們思考問題的新視野是有益的。朱德做為中國共產黨代表團團長在蘇共二十大的致辭， 誠然帶有維護傳統(tǒng)以來的“觀點一致”的強烈愿望和友好表示的成份，卻真實反映了對蘇共二十大公開報告的基本肯定這一事實。而赫魯曉夫所做的秘密報告，破天茺地指出了一向被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和社會主義陣營認為是永不會犯錯誤的偉人斯大林犯了錯誤，“老大哥”蘇聯也犯了錯誤，這不能不對在一定程度上曾受到思想束縛而有時不得不看斯大林臉色行事的中國共產黨人是一次思想解放，即少了一道精神枷鎖，增強了獨立自主、實事求是解決中國革命和建設問題的信心與勇氣。毛澤東在１９５６年提出的正確處理好“十大關系”和１９５６年－一１９５７年春的一系列講話，包括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重要講話，不能不說是同受到蘇共二十大的啟發(fā)有關。而懼之者，則是擔心蘇共新觀點未必符合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基本原理，而對斯大林的譴責，會招致整個共產主義運動的某種不穩(wěn)定和混亂，給以美國為首的資本帝國主義陣營以可乘之機。事實表明，盡管蘇共中央在二十大之后，通過所發(fā)表的一些文件、文章，對某些說法做了事實上的更正，聲稱堅持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基本原理，捍衛(wèi)斯大林時代的工業(yè)化政策、農業(yè)集體化政策，指出斯大林是社會主義國家的強有力的捍衛(wèi)者和帝國主義的不可調和的敵人。但“秘密報告”畢竟含有濃重的否定斯大林的味道，孤立看來，全盤否定了斯大林，它傳到各共產黨、工人黨的領導機構并被竊秘而在紐約日報上公開發(fā)表后，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引起了巨大的動蕩。西方一些知名的知識分子黨員如霍華德·法斯特（美國作家）、巴比羅·聶魯達（智利詩人）等人發(fā)表聲明退黨，波蘭和匈牙利一些在斯大林時代受迫害的共產黨人如哥穆爾卡和卡達爾等人重返領導崗位。接著又發(fā)生了波蘭事件和匈牙利事件，其性質呈現了復雜性。在波蘭危機中，蘇聯的大國主義，險些造成社會主義國家之間的戰(zhàn)爭。而在匈牙利事件中，由于內外反革命勢力相互勾結，制造流血沖突，這場動亂，終于用蘇軍的武力平定了。這些東歐國家出現的危機和動亂對中國的影響較小，用毛澤東的話來說，只是“春風吹皺一池清水”。通過《關于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再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和中共八大的報告、決議，較為正確地總結了經驗教訓，并向世人表明了中國共產黨人長期以來就注意防止個人崇拜，堅持民主集中制。１９５６年下半年，中共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威信大大提高。在１９５７年冬召開的各國共產黨、工人黨莫斯科會議上，毛澤東努力維護了動蕩中的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團結，維護了蘇聯共產黨的中心地位，并在《莫斯科宣言》中，從總體上做出了蘇共和中共都可接受并皆可作出自己解釋的一些基本觀點和理論。

　　中共對蘇共二十大的某些提法和做法的異議，隨時間的推移，逐漸發(fā)展起來、擴大開來。在國內反右派斗爭之后，毛澤東開始背離中共八大關于以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為工作重心的決策，夸大了階級斗爭的范圍和作用，陷入了“左”的誤區(qū)。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毛澤東同樣站在“左”的立場上，維護著列寧主義，甚至固守列寧在四十年前的一些提法。在１９５７年的一次講話中，他認為：“蘇共二十次代表大會赫魯曉夫的報告說，可以經過議會道路去取得政權，這就是說各國可以不學十月革命了。這個門一開，列寧主義就基本上丟掉了�！保郏保荻�在１９６０年以《列寧主義萬歲》為標題的文章中，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共中央舉起了反對現代修正主義的旗幟，把主張在無產階級革命中可以依靠自己的強大的物質的、精神的條件，依靠覺悟了的無產階級的大多數，以和平方式取得政權的“和平過渡”的觀點，主張社會主義國家可以同資本帝國主義國家“和平共處”的觀點，以及主張同資本帝國主義國家在經濟、文化、科技領域中“和平競賽”的觀點，稱為反對革命的右傾機會主義。此時，中共已從整體上否定了蘇共二十大，并在內部把蘇共領導人赫魯曉夫稱做“半修正主義”［２］Ｐ２７２。在１９６０年６月布加勒斯特社會主義國家共產黨和工人黨代表會議上，赫魯曉夫發(fā)動了對中共的突然襲擊，在遭到反擊后，中蘇兩國間的國家關系也緊張起來，蘇聯單方面撕毀了援華的各種協(xié)議，撤退了技術專家，給中國的經濟發(fā)展造成了困難。事情終于發(fā)展到在報紙和電臺上指名道姓進行公開論戰(zhàn)的地步：在1961年10月蘇共二十二大上，赫魯曉夫公開攻擊阿爾巴尼亞勞動黨，“殺雞給猴看”，矛頭指向了中共。在從1962年11月到1963年1月所召開的五個國家共產黨的代表大會上，蘇共的同伙公開攻擊了中共。１９６３年６月，中共中央發(fā)表了關于共產主義運動總路線的建議，系統(tǒng)地提出了根本區(qū)別于蘇共二十大路線的路線，這條路線是全面維護和堅持列寧當年提出的理論原則的，批評了對這些理論原則的一切違離的傾向。同年７月，蘇共中央發(fā)表了公開信，以“領導黨”的身份出現，指名批評了中共的路線，維護了蘇共二十大提出的理論原則和行動方針，并企圖壓垮堅獨立自主的中共。不久，中共便在約一年的時間中，發(fā)表了九篇評論蘇共中央的公開信的文章，對蘇共二十大和蘇聯的現實，進行了嚴厲的批判。從這些評論中，人們看到，中國共產黨人在觀察和處理復雜的社會現象與社會問題時，一方面充滿了革命精神，善于從微末處發(fā)現革命風暴即將來臨，注意使自己站在歷史的前進方面，促成事物的發(fā)展，另一方面卻忽視了事物的相對靜止、穩(wěn)定、保守的方面，沒有認真研究已開始出現的時代變化，陷入了絕對理想主義，以主觀愿望代替了客觀現實，以革命精神代替了科學精神，以急躁、過激的情緒代替了冷靜、務實的思考，講了如后來鄧小平在會見戈爾巴喬夫時所認定的“許多空話”［３］Ｐ２９１。在對“和平過渡”理論的批判中，沒有深入分析時代的新特點，包括資本主義國家生產力的快速發(fā)展和階級矛盾緩和的情況，以及民主和法制建設的新進展，過分強調了暴力革命的作用。在批判把“和平共處”做為對外政策的總路線的過程中，忽視了國際關系的復雜性，夸大了資本主義國家和社會主義國家的對立沖突的一面，以及民族解放運動的激烈程度和持續(xù)時間，堅持戰(zhàn)爭不可避免的結論，認為戰(zhàn)爭只不過是早打遲打，力爭推遲爆發(fā)的問題。在對“物質刺激”理論的批判中，沒有認真研究蘇聯、中國等社會主義國家的實際情況和干部群眾的思想水平，片面夸大了政治工作的作用、群眾運動的作用和精神的能動作用，否定了物質利益原則。在批判蘇共借反對個人崇拜而全盤否定斯大林時，忽視了當時中國存在著嚴重的個人崇拜的事實，以致把群眾運動理解為在對一個領袖絕對服從的前提下，可以不要組織領導的任意妄為。在對蘇聯社會現狀的批判中，搬用了對當時中國社會階級狀況所做的錯誤估計，認為存在著敵對階級之間的階級斗爭，存在著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條道路的尖銳斗爭，甚至認為蘇聯正面臨著空前嚴重的資本主義復辟的危險。中共在這場爭論中，只提馬克思列寧主義與各國實際相結合，不提發(fā)展馬克思列寧主義。這樣，在這場幾乎全世界所有共產黨、工人黨都參與的大論戰(zhàn)中，中國共產黨的理論和路線顯得缺乏說服力，而盡管蘇聯共產黨承襲著歷史上根深蒂固的大國主義弊病，并且仍未完全擺脫共產主義運動中長期存在的“左”的影響，改革才剛剛起步，但畢竟表現了某些現實主義精神，加之它的經濟政治強國地位和長期以來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的中心地位，便贏得了大多數。中共當時從維護自己的獨立地位、社會主義革命成果和急于推進世界范圍的革命出發(fā)，所提出的“打倒帝國主義”、“打倒現代修正主義”、“打倒各國反動派”的方針，盡管維護了中華民族的主權，但并沒有促成世界革命的發(fā)展；
對一些國家的民族獨立斗爭和革命斗爭的慷慨援助，雖然取得了很大成績，也沒有收到予期的效果。當然，人們不應忽視的是，毛澤東在論戰(zhàn)后期改變了他在不久前還在強調的共產主義運動要有一個中心，“一個頭兒”的傳統(tǒng)觀點，批判了蘇聯共產黨的“老子黨”派頭，拒絕了其向各黨發(fā)號施令的“指揮棒”和蘇聯的大國主義，這不但有力、有效地捍衛(wèi)了中共的獨立地位和中華民族的國家主權，鼓舞了正在自力更生、艱苦奮斗的中國共產黨人和中國人民，而且對于其它國家的共產黨、工人黨的獨立自主性也是一種開啟和支持。雖然多數黨是支持蘇共觀點和路線的，但是隨著論戰(zhàn)的發(fā)展，各黨的獨立性愈益顯示出來，人們再不愿盲目跟從某一個黨，而努力從本國實際出發(fā)，制定自己的方針政策了。七十年代出現的以意大利共產黨領導人貝林格為代表的“歐洲共產主義”，就體現了這種獨立自主的精神。難怪毛澤東認為論戰(zhàn)雖包括許多意識形態(tài)問題、基本原則問題，而“最根本的問題，就是赫魯曉夫、蘇聯領導集團的大國沙文主義、大俄羅斯主義。”［２］Ｐ８５０在這場論戰(zhàn)中，夾雜了對蘇共領導人赫魯曉夫個人品格的批判，的確，他不是一個成熟的、嚴肅的、正直的政治家，他的個性上的弱點和處理問題的忽左忽右、反復無常，連在路線上同他一致的蘇共領導集團其他成員也不能容忍，終于導致了他在１９６４年１０月下臺。

　　二、“文化大革命”

　　毛澤東在共產主義運動內部論戰(zhàn)中的“左”的理論與政策，在同一時期處理國內諸問題，例如１９５７年反右派、１９５８年大躍進、１９５９年反右傾和１９６４年“四清”運動中，同樣表現了出來。也可以說，兩者是互相影響，互相促進的。這種左傾錯誤，在他親自發(fā)動和領導的長達十年的被稱為“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則達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盡管毛澤東的初衷含有克服官僚主義，防止資本主義在中國復辟之意，并在此期間仍然領導人民做出了一些有利于社會，(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有利于人類的事，但正如中共中央１９８１年在總結“文化大革命”教訓的決議中所指出的那樣，這場所謂“革命”，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義上的社會進步，而是被反革命集團所利用的，給黨、國家和各族人民帶來嚴重危害的內亂，這場內亂也給毛澤東本人的晚年帶來悲劇性的后果。

　　“文化大革命”所表現出的嚴重的左傾錯誤具有全方位、全局性的特點：首先，它所追求的經濟目標模式是純而又純的公有制，而不管這種模式是否對發(fā)展生產有益。在運動中，批判了劉少奇、鄧小平等人在１９６２年提出的一些調整生產關系，以利于恢復和發(fā)展生產的意見。在農村中，批判了“三自一包”（自留地、自主經營、自由市場和包產到戶），提出了“割資本主義尾巴”的口號，有的地方的農村取消了自留地，取消了集市貿易。在城市中，批判了“物質鼓勵”、“獎金掛帥”，而已被公私合營了的資本家的定息，也給取消了。機關、事業(yè)和企業(yè)所實行的按勞分配原則，也被批成了“資產階級法權”，甚至提出了取消工資制的設想。在運動中，雖然提出了“抓革命，促生產”的口號，但一大批正直的干部、知識分子和眾多的善良的工人、農民，正在受到壓制，甚至身陷囹圄，怎么能熱情地投入到經濟建設中來呢？人的因素被否定了，就破壞了生產力的首要因素。運動后期毛澤東曾提出“把國民經濟搞上去”的號召，但是，有誰真地抓了經濟工作，往往被權力極大的以江青為首的“四人幫”扣上“唯生產力論”、“修正主義”的大帽子。這樣，在十年內亂期間，中國的國民經濟發(fā)展與發(fā)達國家之間的距離大大拉開，內亂后期的國民經濟已臨近了崩潰的邊緣。其次，它在“一切階級斗爭都是政治斗爭”的名義下，完全離開或拋棄了經濟地位的分析，硬是按所謂的“政治思想標準”來劃分階級，并把階級斗爭說成是當時社會的主要矛盾，甚至認為政治領域的階級斗爭更激烈。運動中，一方面，對那些早已不是地主、富農、資本家的人，仍然反復批斗，有些人明明在成為勞動者后，認真守法，誠實勞動，也被打入“另冊”，更有甚者，有的已被摘掉帽子的人，又被重新戴上。有的舊社會的小資產者，如小手工業(yè)主和小商人，又在“清理階級隊伍”中被戴上了“資本家”的帽子。另一方面，對公職人員中的大多數知識分子，則以“資產階級”相對待，認為他們是所謂“臭老九”，對于其中卓有成效者，除極少數被“保護”起來的以外，一概被打成“資產階級反動權威”。對于廣大干部和共產黨員也以“是否擁護毛主席”來劃分其階級屬性，那些對毛澤東的指示、論斷持有懷疑、異議的共產黨員，一概被視為“資產階級”。在運動中，一大批正直、善良的干部、黨員被打成“資產階級保皇派”，甚至出現了今天被稱為“無產階級”，明天就成了“資產階級”的怪現象。一些在歷史上被認為有錯誤的干部、黨員，往往被打成“叛徒”、“特務”。在這樣的社會忿圍中，好人受氣，冤獄遍于國中，而壞人則往往能夠彈冠相慶，乃至飛黃騰達。在反復進行的“革命批判”中，中國在世人面前儼然成了一個信念一致的“政治大國”。連十幾歲的小學生也能以“革命家”的身份，來造他（她）的師長的反，并按照統(tǒng)一的革命詞句，談論國內外大事。這種“空頭政治”的虛假性，是伴隨著人民內部、革命隊伍內部的殘酷斗爭、無情打擊的，給中國的政治生活投下了巨大的陰影和影響深遠的惡果。再次，它在文化上推行的是虛無主義和專制主義，在“破四舊”和“與傳統(tǒng)觀念實行最徹底的決裂”的口號下，毀壞了人類社會歷史上的許多優(yōu)秀文化遺產。在運動中，一些“紅衛(wèi)兵”在林彪、江青等人的支持下，肆無忌憚地查抄和燒毀被誣為“封、資、修”的古典的、現代的文藝名著，砸毀眾多的文化遺跡和名勝。由于全盤否定建國后的文化工作，那些優(yōu)秀刊物、著作、劇本、影片，絕大多數都被禁止，并遭到“革命大批判”，整個文化界呈現了萬馬齊窨的局面。以江青為首的“四人幫”為進一步篡黨奪權，還搞了被人們稱謂的“陰謀文藝”和“影射史學”，通過編造一些所謂文藝典型，通過所謂“批儒評法”，來美化那些造反起家的野心家，并企圖打倒仍在臺上的和剛剛復出的革命領導干部。運動初期，不但大學和中學停課“鬧革命”，而且小學生也無法上課了。后來，由“四人幫”泡制而為毛澤東所同意的《全國教育工作會議紀要》，把建國后十七年的教育工作說成基本上是資產階級的黑線專政，并認為廣大教師的世界觀基本上是資產階級的，這就進一步強化了那種貶低教育事業(yè)，貶低教師的社會心理，極大地損害了整個國家的教育工作。與此同時，現代科學技術也遭到了排斥，以至于國人對正在西方國家蓬勃發(fā)展的高科技成果幾乎毫無所知，中國與發(fā)達國家之間的科技水平進一步拉大。再次，它在組織上搞亂了全國各級黨和政權機關，甚至搞垮了絕大多數地方的黨政和企事業(yè)單位的領導班子。毛澤東認為一大批資產階級代表人物、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已經混進了黨、政府、軍隊和文化界，相當大的一個多數的單位的領導權已經掌握在資產階級手里。他在“文化大革命”初期的一張大字報里，公開提出黨內有個資產階級的司令部，把矛頭指向正在第一線勤奮為黨和人民工作，并在反對蘇共的理論路線和大國主義中與其真誠合作的領導人劉少奇、鄧小平。由于毛澤東認為“劉鄧司令部”下面的各級領導人和負責干部，在很大程度上是聽劉鄧的，只有自下而上地發(fā)動群眾起來斗爭，才能把被這些“走資派”篡奪的權力重新奪回來。他認為這是一個階級推翻另一個階級的政治大革命，以后還要進行多次，這樣，憲法也可以棄置一邊，而各種法規(guī)、規(guī)章制度都可以“砸爛”。他所發(fā)動起來的“無產階級造反派”可以“踢開黨委鬧革命”，可以“無法無天”。與反右派斗爭、反右傾斗爭和“四清”這些帶有“左”的色彩的運動有所不同的是，這次運動使９０％以上的省、地、縣級領導干部，首先是第一把手，被打成了“走資派”并被奪權，這就是毛澤東后來所說的“打倒一切”。正如在中央出現了受到重用的林彪、江青等人的反革命、反社會的破壞活動一樣，在地方也出現了一些品質惡劣而又野心勃勃的造反分子。這場運動，給了這些人以整人的機會，使他們大打出手，以致以“群眾代表”的身份參加了“革命委員會”，運用手中的權力繼續(xù)橫行肆虐。那些在運動初期即對“造反”行動抱有強烈不滿的廣大群眾，紛紛被打成“保守派”。很明顯，這場“群眾運動”不是真正的群眾運動，而是被鼓動起來的少數喜歡作亂的分子的“運動”。正因此，在整個運動中，人們不但看到“造反派”同“保守派”的斗爭，而且看到了“造反派”之間為爭奪權力所進行的斗爭。這種斗爭直至發(fā)展成毛澤東所說的“全面內戰(zhàn)”，武斗和流血事件到處都是。全國長期陷入無政府狀態(tài)，亂作一團。只是由于毛澤東看到軍隊不可搞亂這一點后，采取了措施，通過“三支兩軍”，才逐漸把局勢“穩(wěn)定”下來了。而在１９７１年林彪集團敗露和滅亡后，一些領導干部帶著“犯過走資派錯誤”這個不合句法、不倫不類的帽子恢復領導職務后，仍不能從根本上改變當時中國各級組織的脆弱性。最后，它在作風上背離了黨多年來形成的優(yōu)良傳統(tǒng)，甚至走向了反面。理論聯系實際是毛澤東倡導的思想作風，但在運動中遭到了極度的破壞、歪曲和褻瀆。人們可以沒有任何事實根據地胡編亂造而不負任何責任，可以在搞逼供信前，背誦這樣的《毛主席語錄》：“政策和策略是黨的生命，各級領導同志務必充分注意，萬萬不可粗心大意。”在運動初期，毛澤東盡管講了“要文斗，不要武斗”，但在一次接見紅衛(wèi)兵時，鼓勵“要武吆！”在運動中，指導者們還要求親友之間互相揭發(fā)問題，甚至要求子女揭發(fā)生身父母的“問題”，稱這是一種“無產階級的階級感情”，“無產階級的黨性原則”。人們似乎已經習慣于把一句話，一件小事，提到“理論高度”，“從理論與實際相結合上上綱上線”。結果，互相戒備，人人自危，逢人只說三分話，未可全拋一片心的社會心理流行起來。那時，明知親友并非“反黨分子”，但只要一被“專政”，人們便趕緊“站穩(wěn)立場”，與之保持距離，并使別人看到自己已同他（她）“劃清了界限”。就是一些正派之士往往也從“黨的利益”出發(fā)，不敢公開站出來去為自己的那些被打入“另冊”的親友進行辯護，只是不再去落井下石而已。他們有時還難免說些違心的話，空談一些理論原則，只是以不真正傷害自己的親友為限。黨的傳統(tǒng)作風既遭破壞，必然導致全社會道德水平的下降。誠然，當時社會的確抑制了某些五十年代即已基本消除了的黃、賭、毒等現象，偷盜、搶劫等現象也被“革命大批判”和“無產階級的全面專政”所震懾。但人們精神生活之匱乏，思想狀態(tài)之被禁錮，在政治壓力下所形成的扭曲性格，以及整個生理、心理需要之被壓抑，正是日后中國政治生活發(fā)生急速轉折時，各種社會丑惡現象大泛濫的反向原因和條件。在此期間，中共否定了包括蘇聯在內的多數社會主義國家的社會主義性質，幾乎斷絕了與之黨際和國家間的關系，并認為世界上大多數共產黨、工人黨陷入了“現代修正主義”的泥潭。中共支持從這些黨中分裂出來的一些小組織，這些小組織大體上表示擁護中共的路線，擁護毛澤東思想，甚至打著“毛澤東主義”的旗號，熱烈贊頌當時正在進行的“文化大革命”。但由于它們同樣陷入了極左，嚴重脫離了該國廣大群眾和該國革命斗爭的實際，在中國粉碎了“四人幫”之后，特別是在進行了撥亂反正之后，它們大體上都瓦解了。

　　三、左傾錯誤與歷史教訓

　　毛澤東晚年在內政外交上的兩大失誤，特別是“文化大革命”的嚴重錯誤，有著深刻的社會歷史根源。從客觀原因講，馬克思主義理論的產生，只有一個世紀多，而以列寧主義為旗幟的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和社會主義國家的歷史只有半個世紀。這樣，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盡管創(chuàng)建了無與倫比的歷史功勛，但畢竟在處理國內重大的經濟、政治、文化等問題，國際上的黨與黨關系、國與國關系等問題中，缺乏經驗，并在理論上還顯不足。而從主觀原因講，則顯出了某種復雜性，需要在已有認識成果的基礎上，進行更為深入的研究。

　　首先，在世界觀與方法論上，毛澤東在晚年從總體上沒能把革命的理想主義與革命的現實主義辯證地統(tǒng)一起來，使革命的理想主義被孤立和僵化了，自１９５７年下半年以來，就表現出一種“左”的思想情緒，犯了急性病。而這種情緒，又是長期以來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就存在了的。鄧小平后來在談到革命家的一個社會心理特征時指出：“搞革命的人最容易犯急性病�！保郏常荩校保常谷藗冎�道，馬克思、恩格斯、列寧等偉大革命家，善于從平靜中看到發(fā)展，在進化中看到革命，并總是站到社會發(fā)展、革命的方面去為人類的最高理想而斗爭，這正是他們比常人高超的地方。但是，他們有時卻忽視了事情的另一面。馬克思和恩格斯在科學地揭示了資本主義社會的基本矛盾及其必然滅亡的命運時，把資本主義的壽命估計過短了，在十九世紀六十年代就認為“資本主義私有制的喪鐘就要敲響了”［４］。他們還幾次過高估計了西歐的革命形勢，馬克思在１８４８年革命失敗后的一段時間中予言過：“法國發(fā)生的任何一次新的無產階級起義都必然引起世界戰(zhàn)爭”，從而“實現十九世紀的社會革命�！保郏担荻鞲袼乖诰攀�年代曾認為“在德國，工人運動的勝利甚至是指日可待的。”［６］p403歷史表明，他們的這些予言沒能實現。列寧也幾次過高估計了當時俄國的革命形勢，在１９０５年革命已轉入低潮的情勢下曾力主抵制沙皇搞的維特杜馬，結果遭到了失敗。在十月革命勝利后不久，列寧曾急于推進世界革命，建立“國際的專政”［７］p274，而在１９１９年匈牙利革命爆發(fā)后，更認為“世界社會主義革命一月比一月地接近了”［８］p８５９，當１９２０年蘇聯紅軍冒險西進時，便在華沙城郊遭到了失敗。毛澤東晚年急于推進世界與中國的革命，曾把世界形勢描述為“四海翻騰云水怒，五洲震蕩風雷激”，想以“只爭朝夕”的精神，“掃除一切害人蟲”，曾把按勞分配原則及與此相關的工資制視為只能短期實行的資產階級法權，想盡快在中國建成共產主義。這就不能不使他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大論戰(zhàn)和“文化大革命”中，陷入左傾錯誤。其次，在一些基本理論上，毛澤東晚年對馬克思、恩格斯和列寧的某些論點做了片面化、絕對化的理解乃至誤解，并且忽視了時間、地點、條件的變化，陷入了主觀主義和教條主義。在無產階級革命的方式上，馬克思和恩格斯確實多次講過“只有用暴力”這樣的話，但在巴黎公式失敗后，馬克思在一次講話中曾指出在有的國家中“工人可能用和平手段達到自己的目的”［９］。恩格斯在晚年針對德國階級斗爭新形勢，更強調合法斗爭的必要性：“現在遵守法律是對社會民主黨的變革有利的”。(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郏保埃莸搅说蹏�主義和無產階級革命的時代，列寧突出地強調了“以和平方式發(fā)展到社會主義是不可能的�！保郏福荩校福矗车�在二次世界大戰(zhàn)后，時代的新發(fā)展，已使列寧的這一論斷不具有普遍性。毛澤東仍然堅持它，必然要脫離現代資本主義國家的實際和廣大工人群眾的意愿。在對社會主義社會的認識上（列寧把馬克思在１８７５年的《哥達綱領批判》中所講的共產主義第一階段叫做社會主義），馬克思和恩格斯原來的設想是生產資料的“全社會所有制”，后來恩格斯又將其發(fā)展為“兩種公有制”。兩人直至晚年都堅持計劃經濟的體制模型，認為“一旦社會占有了生產資料，商品生產就被消除�！保郏叮輕441列寧對上述基本原理長期堅信不移［１１］，只是到了十月革命之后，列寧做為執(zhí)政黨的領袖，由于經歷了實踐的教訓，才認識到立即按照馬克思的當初設想去做是不行的，甚至“對社會主義的整個看法根本改變了”。［７］p687。在探索的過程中，列寧提出了新經濟政策，但他的新理論尚不完備，商品經濟仍被認為是暫時實行幾年（５－１０年）的事。他去世后五年，蘇聯在斯大林的領導下，就取消了新經濟政策，在社會主義改造完成后，建立起集中統(tǒng)一的計劃經濟體制。三十年代以來，蘇聯在經濟建設上取得了巨大成績的同時，也顯示出了經濟休制的巨大墮性，五十年代以后，生產發(fā)展速度緩慢下來。新中國成立后，全盤學習蘇聯，很快結束了“新民主主義時期”，走上了傳統(tǒng)的、蘇聯式的道路。１９５６年后，毛澤東試圖探索出一條新路，但經過短暫的搖擺后，終于走上了更為“左”的道路，使“公有制”更加“純粹”起來，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更加強化起來。這種經濟體制又為政治上的官僚主義提供了溫床，致使在相當一些干部中，獨斷獨行、脫離群眾、脫離實際的作風滋長起來。這時，毛澤東又誤解了列寧關于無產階級專政下進行階級斗爭的理論，把列寧對黨內和蘇維埃國家機關中的官僚主義的斗爭，扭曲為向所謂“黨內資產階級”和“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的斗爭。毛澤東認為，只要以階級斗爭為綱，就是抓住了建設社會主義的根本�？梢�，整個共產主義運動都沒能真正解決什么是社會主義和怎樣建設社會主義這樣重大的社會問題，而毛澤東的新探索，卻走到了“左”的極端。在共產主義運動內部大論戰(zhàn)和“文化大革命”中，毛澤東的左傾錯誤鮮明地表現了出來。最后，在組織原則與思想作風上，毛澤東晚年嚴重地違背了民主集中制，壓制了民主，脫離了黨內外廣大群眾。應當看到，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長期沒有解決好一個重大的政治原則問題，就是革命斗爭時期的黨的組織制度和執(zhí)政以后的政治體制問題。不可否認，在緊張的和多變的斗爭環(huán)境中，難免要突出領袖集團和領袖個人的作用，難免要突出集中制，而這就容易造成把領袖集團特別是已產生的領袖個人凌駕于黨組織之上，忽視民主制的偏差。而事實上，自列寧以來，領袖的地位和作用，就常常被夸大到不適當的地位。在１９０３年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第二次代表大會上，列寧在同孟什維克馬爾托夫的爭論中，正確地提出了集中制的原則，會后又在《進一步，退兩步》一書中，進一步闡述了集中制的必要性。不久，以列寧為代表的布爾什維克又把這一原則表述為“民主集中制”，并在１９０６年的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第四次代表大會上，得到了兩派的一致確認。但在俄國十月革命的前夕布爾什維克行將改名為共產黨時，列寧卻又認為：“民主這個詞用在共產黨身上，┅┅在科學上不正確�！保郏福輕64到了二十年代，蘇聯著名詩人馬雅可夫斯基就在一首長詩中認定列寧就是黨。在斯大林時代，個人崇拜（個人迷信）發(fā)展起來，個人獨斷專橫盛行，蘇共領導人中的多數，一味奉承斯大林，蘇聯的政治體制中的不民主的弊端顯示出來，造成了眾多的決策失誤，演成了日后肅反中的種種悲劇。毛澤東在延安后期開始思索中國將來如何避免導致黃炎培先生向毛澤東提出的“興亡周期律”問題，認為只有發(fā)揚民主，才能防止政權的腐化衰敗。毛澤東同他的戰(zhàn)友們是以“進京趕考”、“交好答卷”的高度警戒心理去迎接中國革命的勝利的，就是說，毛澤東等人用發(fā)揚民主監(jiān)督，謙虛謹慎，避免腐化的精神心態(tài)，去接受執(zhí)政的考驗的。然而，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長期以來沒有解決好領袖同黨的關系、同人民的關系的不良傳統(tǒng)的消極影響下，在中國長期封建主義思想政治的佘毒的作用下，在民主生活尚未真正制度化、法律化的現實環(huán)境中，特別是在黨內外廣大群眾的一連串的、大規(guī)模的、相當過分的歌頌的氛圍中，毛澤東逐漸驕傲起來，講話變得隨意和不慎重了，決策也愈來愈表現為個人專斷，并失去了黨組織和群眾對他的監(jiān)督。蘇共二十大反對個人崇拜的正確思想，在當時的中國黨內卻產生了這樣的結果：人們認為斯大林搞了個人崇拜，因而犯了嚴重錯誤，毛澤東早就注意防止個人崇拜，因而一直沒有任何錯誤。盡管中共八大不再提“毛澤東思想”了，但在中共八大以后，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反倒加強起來，及至１９５９年盧山會議反對彭德懷所謂“右傾機會主義”的斗爭，又在領袖個人權威上加重了砝碼。當時，中央委員們對形勢的看法本來是有分歧的，但聽說毛澤東已有了定見，便相繼“緊跟”，在得知與彭德懷的見解一致的幾位同志，曾議論過毛澤東是否到了晚年有點象斯大林那樣聽不進不同意見時，一個個顯得激動起來，人們不能容忍把毛澤東與斯大林相提并論，不能把他們心目中神圣的偶像說成是晚年會犯錯誤。會后，林彪、康生等人乘機大肆鼓噪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在這樣的社會心理忿圍中，人們看到在共產主義運動大論戰(zhàn)后期，中共在關于共產主義運動的總路線的建議中，全盤否定蘇共二十大對個人崇拜（個人迷信）的批判，也就不奇怪了：“提出所謂‘反對個人迷信’，實際上是把領袖同群眾對立起來，破壞黨的民主集中制的統(tǒng)一領導，渙散黨的戰(zhàn)斗力，瓦解黨的隊伍”。同樣，人們看到在１９６６年由領袖一人便發(fā)動了一場“文化大革命”，雖然遭到廣大干部、群眾以各種方式進行的抵制，終能持續(xù)達十年之久，也就不奇怪了。

　　毛澤東在晚年所無力糾正的錯誤，他的后人必然要糾正，并在糾正錯誤的過程中，發(fā)展毛澤東思想。中國共產黨人勇敢地地克服了左傾錯誤，吸取了深刻的教訓，并在此基礎上，創(chuàng)立了鄧小平理論。這一理論在世界觀與方法論上，堅持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把革命的理想主義與革命的現實主義辯證地統(tǒng)一起來，把傳統(tǒng)以來的辯證思維同現代思維結合起來。既著眼于發(fā)展，又正視現實，注意在整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３］Ｐ３７５。在處理重大問題時，善于把精確性與模糊性結合起來，把“簡單性觀念”與“復雜性觀念”，線性思維與非線性思維結合起來，在許多情況下“不搞爭論”。面對國內各種復雜的社會問題，注意避免簡單化、絕對化，避免追求“清一色”、“一刀切”。而對世界上存在的各種文明，善于兼容并包，求同存異，象江澤民同志在中共十六大報告中說的那樣：“世界是豐富多彩的”，應當維護“世界的多樣性”，承認“發(fā)展模式的多樣性”。在基本理論上，既堅持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又認真調查研究國內外形勢及其變化，以創(chuàng)新的精神，使馬克思主義能夠與時俱進，不斷發(fā)展。我們已經在國際交往和國際斗爭中，在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偉大實踐中，對于時代特征和資本主義國家的變化，對于什么是社會主義和怎樣建設社會主義等重大問題，有了與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有所不同的新認識，并對于長期以來流行的階級斗爭為綱論、暴力革命論和戰(zhàn)爭不可避免論做了重大補正，果斷地將社會主義計劃經濟的理論改變?yōu)樯鐣�主義市場經濟的理論，我們還要繼續(xù)在經濟、政治、文化、外交等領域進行新的理論上和實踐上的探索。與此同時，應當尊重各國的馬克思主義者根據世界形勢和本國的具體情況所做的探索，以及對馬克思主義的文本所做的與我們有所不同的解讀。在組織原則與思想作風上，真正從體制、制度上下工夫進行改革，在建設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過程中，切實貫徹實施民主集中制，重視建立和健全社會主義法制和各項規(guī)章制度，特別是建立起對權力和領導者的有效監(jiān)督機制。將依法治國與以德治國結合起來，并在建設社會主義精神文明的過程中，著意培養(yǎng)和鍛造廣大干部與群眾的民主意識、平等精神、法制觀念。在二十一世紀已經到來的今天，我們較為深入地剖析毛澤東晚年在內政外交上的兩次重大失誤的根源、表現和教訓，有助于進一步理解創(chuàng)立鄧小平理論和提出“三個代表”思想的極端重要性，有助于克服傳統(tǒng)理論中的左傾錯誤的影響和發(fā)展馬克思主義，有助于在貫徹執(zhí)行黨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路線的過程中，落實中共十六大提出的全面建設小康社會，開創(chuàng)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yè)新局面的偉大任務。

　　參考文獻：

　　[１]毛澤東選集（第５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７·３２２

　　[２] 吳冷西·十年論戰(zhàn)　(M)·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１９９９

　　[３] 鄧小平文選（第３卷）（Ｍ）·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３

　　[４]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Ｍ）·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２６７

　　[5]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Ｍ）·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４１８

　　[6]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Ｍ）·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7]列寧選集（第4卷）（Ｍ）·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

　　[8]列寧選集（第3卷）（Ｍ）·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

　　[9]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Ｍ）·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179

　　[10]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Ｍ）·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610

　　[11]列寧全集（第１５卷）（Ｍ）·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５９、１１２

　�。ǜ剑河⒆g標題和摘要、關鍵詞）

　　 The Two Big Faults Made By Mao Zedong In His Later Years And Their Internal Relations

　　Sun Feng-wu

　　(Hulunbeier Colledge of the CPC, Inner-Mongolia, Zhalantun 162650,China)

　　Abstract:Mao Zedong made"Left" mistakes in his later years.These mistakes showed not only in the Great Cultural Revolution well known to Chinese people,but also in the internal big polemic of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st movement which hasn"t been studied carefully by people.At the beginning of the new century,it"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futhur sum up the Party"s theories,policies and practical lessons during that time.

　　Key Words:"Left "mistakes; the internal big polemic of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st movement; the Great Cultural Revolution

　　(載<河南社會科學>2003.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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