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聯(lián)書店新編《陳寅恪集》隆重問世�！蛾惣�》收入現(xiàn)在所能找到的全部著述，共十三種十四冊。其中，讀書札記、書信集、講義及雜稿，均為新輯面世。其開本、裝幀十分雅致。日前，堪稱寅恪先生壓卷之作的《柳如是別傳》一書領先出版，這是對我國讀書界的一個新貢獻。陳美延女公子不辱父命，擔任《陳集》的編者，為此付出了許多辛勞。

　　寅恪先生晚年書齋稱"金明館"，又稱"寒柳堂"。據(jù)說，"金"指后金，即清朝。那么，金明館或與寅恪先生晚年治明清史事有關(guān)。另外，我們從《別傳》中多次論及柳如是金明池"詠寒柳"詞則可推想這里或可得見"金明館"、"寒柳堂"的出處。由此亦可推想作者心中的柳如是是"梅魂"、"寒柳"，是民族氣節(jié)、"獨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和崇高人格的象征。而柳氏的金明池"詠寒柳"詞，也可以作為我們解讀《柳傳》的一個重要線索。寅恪先生說："河東君（柳如是）學問嬗蛻，身世變遷之痕跡，即可于金明池一闋，約略窺見。斯殆為昔人所未注意及之者"（上冊，345-346頁）。

　　讀《柳如是別傳》，亦可從中領悟寅恪先生昭示的讀書方法。《柳傳》中，傳主柳如是的資料背景與錢謙益的資料背景略有不同，有關(guān)錢謙益的文字資料較為完整，"蓋牧齋博通文史"，"旁涉梵夾道藏"，當可盡搜文獻，考其詩文之"古典"、"今典"。而柳如是的情形略異，其本人留下的文字資料少些，在"殘闕毀禁之余"，更增加了讀懂柳如是的種種困難。因而正如卞孝萱先生在《〈桃花扇傳奇〉與〈柳如是別傳〉》一文中引寅恪先生《馮友蘭中國哲學史上冊審查報告》所言："吾人今日可依據(jù)之材料，僅為當時所遺存最小之一部，欲藉此殘余斷片，以窺測其全部結(jié)構(gòu)，必須備藝術(shù)家欣賞古代繪畫雕刻之眼光及精神，然后古人立說之用意與對象，始可以真了解。所謂真了解者，必神游冥想，與立說之古人，處于同一境界，而對于其持論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詣，表一種之同情，始能批評其學說之是非得失，而無隔閡膚廓之論"。

　　提倡"神游冥想"，決不是廢書不讀。而提倡"藝術(shù)家欣賞古代繪畫雕刻之眼光及精神"，也決不是鼓吹望文生義的空疏之學。曹意強先生在《中華讀書報》2000年12月13日發(fā)表的《沒有理論，歷史照樣可以留存--哈斯克爾的史學觀》一文中，舉出哈斯克爾教授在研究意大利巴洛克藝術(shù)史時，通過對藝術(shù)家與贊助人的原始檔案的縝密研究，得出了嶄新的結(jié)論，從而體現(xiàn)了一種深刻的思想性。文章指出：哈斯克爾"將以往相對"靜態(tài)的"藝術(shù)史轉(zhuǎn)化為一門"動態(tài)的"學科，大大地改變了我們看待藝術(shù)的方式，拓展了我們思考藝術(shù)的角度。"思考藝術(shù)品，也就是思考"它在多大程度上表達了與之相關(guān)的人們的特定思想、抱負、希望、恐懼、愛和恨"。

　　可見，藝術(shù)家和嚴肅史學家的"神游冥想"都不是不認真讀書，恰恰是只有極度認真地讀書和創(chuàng)新性研究，才能臻于此種境界。

　　而《柳如是別傳》一書，對有些沒有足夠?qū)W養(yǎng)準備的讀者來說，確實是一本不易讀的書。1980年《柳如是別傳》初版時，我老老實實承認讀不懂。然后，認真作各種知識準備。除了錢柳有關(guān)原著，筆者反復研讀鄧之誠先生《清詩紀事初編》，讀孟森先生、謝國楨先生、何齡修等先生的南明史、清初史論著，認真研讀任道斌先生的《方以智年譜》，讀方以智、澹歸、錢澄之等同時代人著作，通讀澹歸金堡《編行堂集》等，同時反復閱讀《柳如是別傳》。例如，《柳如是別傳》上冊，主要是講柳如是和天才詩人、抗清志士陳子龍的愛情故事，這一發(fā)現(xiàn)是寅恪先生的原創(chuàng)，謝國楨先生在《方以智年譜序》中寫道："如書中所記……柳如是與陳子龍遇合的逸事，原為人們所不注意，一經(jīng)寅恪師的揭露，三百年前的社會興亡，使人如在目前。我讀后惟有惶恐俯首再拜，不敢贊嘆一辭"。因此，參讀謝國楨、朱東潤諸先生論陳子龍及明清之際史事的著作，能加深對"別傳"的理解。

　　又如，在《復明運動》一章，引《消夏閑記》記"宗伯（錢牧齋）暮年不得意，恨曰，要死，要死。君叱曰，公不死于乙酉，而死于今日，不已晚乎？柳君亦女中丈夫也哉"。"寅恪案，消夏閑記及牧齋遺事所記，與河東君及牧齋之性格，一詼諧勇敢，一遲疑怯懦，頗相符合"（下冊，881-882頁）。在人文歷史研究中研究歷史人物性格史，給后學無盡啟發(fā)。因此，讀《柳傳》不宜學"紅學"中的索隱派穿鑿附會，而猶宜師其史法。

　　《柳如是別傳》在行文體裁上，對于今日有些年輕的讀者，可能感到不習慣。這種寫法是宋代《容齋隨筆》以來以及明清考據(jù)家以來考證史實的寫法，即引錄一組組原始資料而加上考語、案語。讀者讀時宜隨時將一組史料構(gòu)成一幅圖畫，提升為一組觀念。我們在青年時把讀這類文字看成一種智力鍛煉，不斷加強耐心、信心，在快餐文化風行的今天，自覺接受這種"智力鍛煉"，將會終生受益。

　　完成于1954-1964年之間的《柳如是別傳》，是一部以近代所見的那種百科全書派學者的視野與氣勢，來研究中國十七、十八世紀之交"天崩地解"的"民族大悲劇"時代的巨制。作為一部杰出的史著，它與當代世界的心智史、心態(tài)史、婦女史等新史學有同步的發(fā)展，并成為建設新世紀中國人文史學的寶貴資源。卞孝萱先生說，據(jù)學者統(tǒng)計，《柳傳》引用詩詞戲曲文集約240種，正史、野史、年譜等約170種，方志約50種，儒佛典籍、筆記、小說等約145種，共600種以上。又據(jù)協(xié)助《柳傳》寫作資料工作的周連寬先生對中山大學中文系邱世友先生談及，所用之書絕大多數(shù)都來自中山大學圖書館藏書。今年春節(jié)后，在中山大學蔡鴻生先生清涼明凈的書齋中談起《柳傳》時，蔡教授提起，聽黃萱先生說，寅恪先生在寫《柳如是別傳》時，很多內(nèi)容都是夜晚想的，第二日清晨黃萱先生一上班，就馬上得全部一吐為快，否則存在腦子里十分辛苦。這就是寅恪先生所說的"然脂暝寫費搜尋"，而黃萱先生把這種精神稱為"驚天地、泣鬼神"的精神。我們今日只有花大力氣讀懂此書，才對得起嘔盡心血寫作此書的前人。

　　我們深深慶幸《陳寅恪集》出版有期。在本書之《陳寅恪集后記》中，我們看到了1942年9月23日寅恪先生致劉永濟先生信，得知"廿年來所擬著述而未成之稿"，有蒙古源流注、世說新語注、五代史記注，佛教經(jīng)典之存于梵文者與藏譯及中譯合校、巴利文普老尼詩偈集中文舊譯并補釋其詩等（下冊，1252頁），這些都為研究寅恪先生及研究中國學術(shù)史，提供了新的信息。我們期待著《陳寅恪集》各冊盡早出齊。

　　香港《明報》月刊今年一月號以專欄討論《二十一世紀新思維》，何懷碩先生在《如是我見新世紀之門》一文中，擔心"數(shù)千年文明史的光輝"，"被世紀末的顛覆所摧毀"。饒宗頤先生在《舊瓶新酒》一文中說："新世紀是求快速、求準確的時代，藝術(shù)卻落后了，想是大家不否認，如何去取材，誰是智者，必有他的打算，拿舊瓶來裝裝新酒，好像仍然是大家不甘放棄的玩意兒呢"。都強調(diào)在新世紀仍要守護人類既有的人文價值與精神家園。歐洲有今日科技的昌明，其實也和一個重要的事實分不開，即：在那里出現(xiàn)過一批研究文藝復興人文歷史的大師，如布克哈特、赫伊津哈、瓦爾堡、貢布里希、哈斯克爾等。劉東先生曾盛贊范景中先生在中國介紹貢布里希的功績，這件事有利于廓清把藝術(shù)史和所謂美學觀念作任意勾連的空疏之風。今日曹意強先生介紹哈斯克爾、三聯(lián)書店推出新版《柳如是別傳》，都是一個吉兆。明清之際方以智、柳如是、陳子龍、石濤、八大山人的精神遺產(chǎn)，足以與歐洲文藝復興的文化遺產(chǎn)相媲美，而大師陳寅恪先生的《柳如是別傳》，也足以與歐洲研究文藝復興的諸大師媲美。在新世紀，上述吉兆或許會對腳踏實地的中國人文史學的新成績起重要的催生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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