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廣銘在山東省立一師讀書時，就以記憶力強、思維敏捷見長。校內名人講演，多由他做記錄。周作人1932年三四月間去輔仁大學講演，既未編講義，也沒有寫綱領，只信口說下去。講完之后，鄧廣銘卻拿了一厚本筆記請周作人校閱，周頗感意外，細看，這本記錄不但絕少錯誤，而且整理得頗有次序，大嘆佩服。

　　1937年，鄧廣銘以《〈辛稼軒年譜〉及〈稼軒詞疏證〉總辨正》一文為學術界所矚目。該文在《國聞周報》刊出后，受到胡適、傅斯年、陳寅恪等著名學者的一致好評。夏承燾當時正在寫《唐宋詞人十家年譜》，其中也涉及辛棄疾，看到這篇文章后，他給鄧廣銘寫信說：“看了你的文章，辛稼軒年譜我不能寫了，只能由你來寫。我收集到一些材料，估計你都已看到。如你需要，我可寄給你�！�

　　鄧廣銘做學問如其做人，耿介磊落。他的學術商榷文章，總是直指根本，非常尖刻。家人勸他隨和一點兒，他卻斥之為“鄉(xiāng)愿”。其女鄧小南感嘆：“他這是上世紀三四十年代的學界風氣，那時的學者坦誠相見，大家習以為常。”

　　鄧廣銘的許多著作都經(jīng)過反復修改、增訂乃至徹底改寫�！都谲幵~編年箋注》在1993年出版最后一個增訂本之后，他又著手進行新的修改，改動百余處。如此算來，這部《稼軒詞編年箋注》從1937年開始撰著到1997年臨終前仍在修改訂補，創(chuàng)作歷程達60年之久。

　　鄧廣銘先生在與學界后輩的交往中從不擺架子，一直保持謙遜誠懇的態(tài)度。浙江大學教授徐規(guī)曾對鄧先生所寫的《略論有關〈涑水記聞〉的幾個問題》提出了一些意見。鄧先生看后立即回信說：“待再版時，———遵命加以改正�！敝t遜之情，溢于言表。

　　鄧廣銘先生在主持《光明日報》史學�？�編輯工作時，非常重視對后輩的提攜和幫助，為史學界培養(yǎng)了不少年輕學者。他曾欣慰地談到這點：“我們決不以投稿人知名度之高低決定稿件之采用與否。因此，有好幾位青年史學工作者，他們的第一篇論文是在史學�？�上刊出的，而且是在史學�？�上先后發(fā)表了幾篇論文之后受到鼓舞，奮力前進，成為史學研究領域的骨干力量。這類事，也常常被我們引以自慰�！�

　　粉碎“四人幫”之后，鄧廣銘出任北京大學歷史系主任。他十分注意發(fā)現(xiàn)人才、提拔人才。張廣達現(xiàn)在是研究隋唐史和中西交通史的知名學者，但是開始時他長期被用作俄文翻譯，不能發(fā)揮所長。鄧先生上任后，毅然讓他回到自己擅長的研究領域中。后來鄧先生因病住院期間，聽說北大正在進行一年一度的職稱評審，馬上想到一些人又將因年輕、資歷不夠而被忽略了真實水平，進而延誤晉升。于是，他叫女兒鄧可蘊給季羨林先生打電話，代表他說：“請你像當年湯用彤先生擢識季羨林那樣，去支持幫助這些年輕的學者�！碑斔�聽說季先生表示會盡力去做時，不禁流下了欣慰的淚水。

　　在培養(yǎng)人才、選拔人才方面，鄧廣銘還做了一件意義重大的事情。在北大78級畢業(yè)生中，中國古代史專業(yè)出現(xiàn)了不少非常優(yōu)秀的學生，但是當時歷史系教師編制有限，不能都留下。鄧先生深感可惜，于是建議設立中古史研究中心，為系里儲備人才。就這樣，中古史研究中心在鄧先生的積極倡導下成立起來，并在他的領導下取得了卓著的成績。鄧先生在自傳中說，這是“晚年極感欣慰的一樁事”。

　　杖朝之年理應享受含飴弄孫之樂，但鄧先生卻退而不休。他得病后曾短暫出院。在家的那幾天，他迫不及待地為自己制定了工作時間表：從閱讀報刊開始，逐步恢復半日工作，爭取兩周后步行鍛煉;他還急切地叮囑北大圖書館的沈乃文準備協(xié)助他修改《岳飛傳》……后來，他病情反復，又住進醫(yī)院。他格外焦躁，一次次提出出院要求。閻步克教授前來探望，稱贊他“精神挺好”，他回答說：“人是要有點精神的，沒有精神，人活著就沒有意義了�！�

　　鄧先生生活十分儉樸，衣著只求整潔，不追時髦;飲食注意搭配，但不求精美。有一次，鄧先生讓保姆小陳把他裂了口的棉鞋拿出去修，小陳不解，說：“你一個大教授，鞋破了買雙新的嘛，還值得送去修？”

　　鄧先生天性幽默，涉事成趣，提起一個話頭，就能講出一串逸聞和掌故。他的學生曾回憶起一段往事：鄧先生在課堂上提及宋太祖、宋太宗，必須加上“宋”字，反對直呼“太祖”、“太宗”，別人問他為什么，他回答說：“他們又不是我的太祖、太宗，我不愿錯認祖宗�！币齺碚n堂上一片笑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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