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謊言與恐懼

　　前些日子寫了《焚書：懲治知識分子的律外之律》和《禁錮：戮害知識分子的法外之法》兩文，實際上把想說的話基本上都說了，要不要寫第三篇，頗為躑躅，其實還不是無話可說，主要是不想觸動明清之際慘烈的誅殺知識分子的文禍史實。

　　如果把“焚書”、“禁錮”看作精神傷疤，由于日期久遠，再次觸摸它，能夠感覺的也就只有遲鈍的疼痛了，這種疼痛在一定意義上是可以耐受的。“文禍”則不然，它剛剛愈合，不，它甚至根本就沒有愈合，這時候你去觸摸它，你感受的就是直接而尖銳的疼痛了，我擔心自己耐受不住，盡管手頭有很多資料，卻始終像躲避痛點一樣躲避著它們，不敢去把它們打開。

　　然而，既然我許諾將寫作《中國知識分子命運三嘆》，何以“嘆”了兩聲就不再“嘆”了呢？說不過去。只好硬著頭皮進去，沐在腥風血雨之中，忍受靈魂被切割的劇痛，去和那些被誅殺的知識分子過一段晦暗日月。我今天要說的，就是從歷史中看到的東西。

　　在述說歷史故事之前，先簡單說一說眼前的事。

　　近年帝王題材文藝作品勃興，熒屏（電影、電視連續(xù)劇、“講壇”之類）上，出版物（學術專著、國家資助的社會科學研究項目、各類題材的文學作品，各種形式的歷史讀物）里，舞臺（話劇、京劇、舞劇以及各種地方戲）深處，到處都是山呼萬歲之聲，無數(shù)皇帝在森嚴巍峨極盡奢華的宮廷里勵精圖治，為了國家和民族的繁榮富強殫精竭力，鞠躬盡瘁，死而后已……不知別人感覺怎么樣，我的感覺是：這種被官方稱之為“思想文化成果”的成果無異于對公眾智力的公開羞辱，對民族精神的粗暴蹂躪和踐踏，對被魯迅譏諷為每一冊頁都寫著“吃人”的歷史的無恥而猖狂的粉飾，對皇權專制主義卑鄙而陰險的辯護和遮掩。

　　在所有文化行為都受到國家意識形態(tài)機器控制的環(huán)境里發(fā)生這樣的事情，當然有很多緣由，最主要緣由恐怕還是一種現(xiàn)實需要——那種橫亙在現(xiàn)實與歷史之間的力量無時無刻不在想切斷你的正當感覺，為你重新構造一種虛假的偽飾的歷史與現(xiàn)實的邏輯框架，這就導致他們總是禁不住想用春秋筆法直接或者間接地鼓動某種歷史觀，即：官民之間，官為上民為下，國家社稷安危的重擔擔在皇帝肩上，不是民眾，而是皇帝以及皇帝周圍形成的那種力量推動著歷史發(fā)展。

　　這不是什么文藝觀點，這是被國家意識形態(tài)精心打造的“政治邏輯”，這種“政治邏輯”經(jīng)由秦始皇之手鍛造而成，從秦帝國逶迤而來，跨越兩千多年時空，一路來到我們眼前，它依舊龐大，依舊精神煥發(fā)，依舊驕橫跋扈，依舊頤指氣使，它對我們喝道：“聽著！這就是歷史！”我們就只能聽著，絕不敢亂說亂動�！罢�治邏輯”很滿意，笑吟吟點了點頭，拉一把椅子坐下來，監(jiān)視著我們，進一步囑咐我們說：“你們可千萬別有什么其他想法，既然我代表你們，肯定就能把你們代表好，你們放心就是了�！�

　　于是，一切都被謊言遮蔽了，遮蔽了深邃的歷史時空，遮蔽了廣漠的現(xiàn)實世界，遮蔽了人類心靈所期望的未來圖景……他們把人變成了沒有意志的工具，只能遵從強力去建構那座由馬克思描繪藍圖的歷史主義大廈，就像被坑埋的修建秦始皇陵的工匠那樣，人消失了，成為這座宏偉壯麗大廈的一部分。

　　當這個世界到處都喧囂著民族主義情緒的時候，當大學生檢舉老師在課堂上發(fā)表“反革命言論”的時候，你就應當意識到，這座大廈的磚石正在被社會機器成批成批地生產(chǎn)出來，意識形態(tài)要做的就是把它們鋪設到合適的位置，你很可能會被迫成為拿著瓦刀的工人，只需要一些灰漿就可以了，因為磚石都是統(tǒng)一型號，統(tǒng)一規(guī)格，絕對好使；
你會勤勤懇懇，沒有任何怨言，即使每天工作二十五個小時也沒有任何知覺……社會改造終于完成，共產(chǎn)主義實現(xiàn)了，人類將排演一場盛大華麗的慶典，歡呼進入一個嶄新的偉大紀元。

　　問題是，“聽著”和“絕不敢亂說亂動”并不絕對反映所有人的真實狀態(tài)，無論表面上看起來多么怯懦而羸弱，總還有一些人的靈魂仍舊質地純正，勇敢而堅強，他們屹然而立，每時每刻都在以吶喊或沉默的方式堅守著對歷史和現(xiàn)實的正當感覺，想方設法不讓自己迷失在“政治邏輯”即意識形態(tài)的脅迫之中；
他們珍視自己的信念，沒有任何力量能夠讓他改變信念，在他看來這關乎生死。正是這種信念引領著人們透過歷史的帷幕看到了過去，看到了現(xiàn)在，也看到了未來。這是一種洞見，一種深刻的洞見。有了這可貴的洞見，你再反轉過身凝視脅迫你的強大“政治邏輯”，你可能就不那么膽怯了，你直視它的眼睛，你將會驚訝地發(fā)現(xiàn)，盡管它表面上精神煥發(fā)，躊躇滿志，但是它內心極為虛弱，它的目光游移不定，它甚至無法耐受你的直視，它惱羞成怒，再也不笑吟吟的了，變得面目猙獰，開始公開依仗暴力維護其尊嚴，用暴力強迫你“聽著”，強迫你不要亂說亂動……此時你當然有理由蔑視和嘲笑這個色厲內荏的家伙了。

　　在一定意義上，任何試圖以國家意志支配精神生產(chǎn)的力量，都是外強中干的東西，他們內心充滿了恐懼，恐懼歷史，恐懼民眾，恐懼社會歷史中真實的邏輯關系，恐懼推動歷史發(fā)展的內在力量……一句話，恐懼所有已知和未知的存在。有恐懼必定有謊言，有謊言必定有恐懼，恐懼與謊言往往互為表里，相輔相成，彼此壯膽，相互支撐，形成一種狼與狽的關系。

　　為了說明我的見解，我們掀開歷史帷幕的一角，看一看我們偉大祖國在并不久遠的過去發(fā)生的最著名的一樁文禍——“明史案”，了解一下它是怎樣讓“政治邏輯”感覺不便的。我們會看到，“皇恩浩蕩”的國家機器在認為必要的時候，對人能夠實施怎樣喪心病狂的血腥碾壓。

　　由于這個發(fā)生在清朝的誅殺知識分子事件與秦代的“焚書”和漢代“禁錮”事件同樣著名，人們已經(jīng)耳熟能詳，我的講述將盡可能簡潔，并且將選取我認為合適的角度，以便于后面的話題展開。

　　2.風起于青萍之末

　　先說一個叫朱國楨的人。朱國楨生于明朝嘉靖三十六年（1557），字文寧，號平極，別號虬庵居士，萬歷十七年（1589）中進士，從此官運亨通，曾至禮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成為熹宗的重要輔臣。就像很多政客一樣，朱國楨晚年也遭到奸黨擠壓彈劾，不得不托病辭官，回老家浙江省吳興縣南潯鎮(zhèn)頤養(yǎng)天年。朱國楨的退休生活過得很充實，竟然編撰刊刻出一部《皇明史概》，包括《皇明大政記》、《皇明大訓記》、《皇明大事記》和所謂“開國”、“遜國”時期的諸臣列傳，記錄了明朝200多年的歷史。這位朱老先生還以“朱史氏”之名評點歷史和人物，看起來還真像那么回事，有司馬遷遺風。遺憾的是朱國楨先生沒有等到這些書付梓出版就離開了人世，只留下尚需整理的稿本。此時，中國再次改朝換代，隨著崇禎皇帝在北京煤山自縊，明王朝灰飛湮滅，清兵入關，清王朝成為了國家正統(tǒng)……“明史案”就是在這個背景下發(fā)生的，指出這一點至關重要。

　　俗話說“世無三代富”，朱國楨死后，朱氏家族急遽中落，不屑子孫們治家無方且不學無術，竟然將朱國楨所撰《皇明史概》中的《列朝諸臣傳》換了銀子。購買《列朝諸臣傳》的，是當?shù)馗缓狼f廷瓏。莊氏家族不僅家資豐厚，還人才輩出，有“九龍”之稱：莊允城與弟弟莊允坤、莊允埰，莊允城的兒子廷瓏、廷鉞，莊允埰的兒子廷鑣、廷鎏、廷鏡、廷銑這兩代9人中，莊允城、莊允坤、莊廷瓏皆為貢生，其余多為庠生，喜讀經(jīng)史子集，吟詩作畫，在寬泛的意義上，這些人都可以被認為是知識分子，在當?shù)仂雍找粫r。莊廷瓏是“九龍”中的佼佼者，從小文采出眾，15歲就被從縣學選拔為貢生，進了全國最高學府——北京國子監(jiān)——讀書深造�！疤煊胁粶y風云，人有旦夕禍福”，正在莊廷瓏躊躇滿志打算進身仕途之時，19歲時卻因病雙目失明，只得抱憾離開京城，重歸故里。

　　莊廷瓏把朱國楨的書稿買下來，起初只是想讓門客給他朗讀消遣時光，并沒想要用它做什么事情。不知道哪一天，這個看不見眼前世界的人突發(fā)奇想：“司馬遷有言：‘西伯拘而演《周易》；
仲尼厄而作《春秋》；
屈原放逐乃賦《離騷》；
左丘失明厥有《國語》；
孫子臏腳《兵法》修列；
不韋遷蜀世傳《呂覽》；
韓非囚秦《說難》《孤憤》……’我一個廢人，如果能給后人留下些文字，也不枉到世上走了一遭�！敝靽鴺E這部尚待整理的書稿，正好可以成莊廷瓏著書立說的模本，于是他決定請人修撰并以自己名義刊刻出版。莊廷瓏把這個想法告訴了父親莊允城，莊允城似乎沒有意識到當時特殊的歷史背景，更沒有估計到這件事隱含著的巨大政治風險，竟然支持了兒子的主張。

　　江浙一帶人杰地靈，鐘靈毓秀，人才薈萃，名士輩出，要尋找編修史書的人倒也不是什么難事。莊氏父子列出了18位當?shù)孛�士，分頭發(fā)出聘單，誠請他們共同完成“參訂”《明史》大業(yè)，接到邀請的名士紛至沓來，開始了這一浩大工程。順治十二年（1655），莊廷瓏罹患一場大病，撒手人寰。莊允城老年喪子，極為悲痛，為了實現(xiàn)愛子的遺愿，繼續(xù)致力于書稿修訂工作，幾年之后，這部書終于撰寫完成，取名為《明史輯略》。為了提高書的分量，就像今天不知名作者出重金請著名作家、評論家為作品寫序一樣，莊允城約請退休在家的前禮部侍郎李令皙為《明史輯略》寫一篇序言。

　　李令皙自幼聰穎靈慧，文采超群，早在明天啟四年（1624）就中了舉人，崇禎十三年（1640）又中了進士，任江陰知縣。清兵入關，明滅，李令皙得知弘光皇帝朱由崧在南京建立南明小朝廷，便前去投奔，官至禮部主事。但是，在清兵推進下，南明朝廷僅存在1年就宣告潰解，滿懷救國圖存熱情的李令皙只得歸鄉(xiāng)隱居。李令皙懷著對大明王朝的無限懷戀和對清王朝的無比憎恨，毅然接受為《明史輯略》寫序，無奈此時李令皙也已經(jīng)雙目失明，只得把這件事情委托給一個叫陶鑄的同鄉(xiāng)，請?zhí)砧T代為撰寫。陶鑄不知深淺，一揮而就，寫出了漂亮的序言，交給李令皙，李令皙簽署上自己的名字交給莊允城。

　　序言即成，意味著《明史輯略》可以刊刻印制了！莊允城特意將兒子莊廷瓏列為本書“總纂”，大約相當于現(xiàn)在的“主要執(zhí)筆人”，其他18位參編人員都榜上有名，作為“共同作者”。莊廷瓏岳父朱佑明乃湖州巨商，腰纏萬貫，此時亦慷慨解囊，答應承擔大部分刻印費用，莊允城大喜，馬上聘請最優(yōu)秀的刻工湯達甫、印刷工李祥甫在湖州南潯鎮(zhèn)北圓通庵開始刻板和印刷工作。順治庚子十七年（1660）冬，《明史輯略》開工印制，正式“出版”。日漸老邁的莊允城手捧著這部凝聚著莊家人心血的著作倍感欣慰，認為可以告慰愛子莊廷瓏的在天之靈了，把書贈送給很多親朋好友，為了收回成本，他還委托往來于南北的商販運往各地發(fā)賣。

　　很多震驚歷史的大事件都是由看似不起眼小事引發(fā)出來的，“明史案”也基本如此。為什么要加“基本”二字？事情性質決定的。清順治十七年（1660）是什么概念呢？是清王朝建立的第17個年頭，相當于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17年的1966年。在這樣的時候由個人私刻出版《明史輯略》，等于無產(chǎn)階級文化大革命開始前后，有一個國民黨偽政權工作人員秘密印刷出版《中華民國史略》，里面不僅有孫中山早期革命活動的記載，更有對中國國民黨、中華民國政府以及總統(tǒng)蔣介石的史實記錄。這樣一部作品會遭到怎樣的對待，不是多么難于想象的事情——公安部一定會把它作為國字號第一案件來偵辦�；蛟S因為那時資訊不像今天這樣發(fā)達之故，《明史輯略》最初并沒有被公安部掛牌督辦，我甚至認為公安部根本不知道這件事情，事件還在它的誕生地浙江省湖州市醞釀。

　　我前面已經(jīng)交代，莊允城為了增加《明史輯略》的分量，開列了參與編修的18位名士的姓名，就像《三國演義》號稱“80萬大軍”實則只有50萬人一樣，是為了嚇唬人的，實際上真正參與修訂的不到18個人，一些人甚至是在自己不知情的情況下被列到名單上的。如果平常時期，列就列上了，被列上去的人高興還來不及呢！問題是，現(xiàn)在是新中國，你卻印制了一本記述國民黨政府歷史的書籍，小樣兒你不是活膩了？！知識分子都是極聰明的人，怎么能聞不出危險的味道呢？結果就有舉人查繼佐、貢生范驤、陸圻3位同志一起，向浙江省按察使衙門（相當于現(xiàn)在的公安廳）出具呈文，檢舉莊允城在湖州搞非法出版活動，《明史輯略》有嚴重政治問題。

　　或者缺乏政治敏感性，或者因為案件太多無暇顧及，總之我們得到的歷史記載是：浙江省公安廳認為“文章之事，不便存案”，沒有受理此案，而是把它轉給了浙江省教委，教委主任胡尚衡大概也沒把它當成大事，順手批轉給了湖州市教委，讓過問一下。湖州市教委主任趙君宋是一個老同志，在教委工作很多年了，黨性很強，下意識覺得這件事也許不那樣簡單，就讓人花6兩銀子買了一部《明史輯略》回來，認真研讀。這一讀不要緊，趙君宋同志為之一振：書里面到處都是蔣介石的名字，(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違礙”之處比比皆是！怎么就會“為之一振”呢？莫非趙君宋主任也跟李令皙同志一樣“懷著對大明王朝的無限懷戀和對清王朝的無比憎恨”？不是，趙君宋腦子里根本沒有這個東西，有的只是卑劣的利益算計——既然此書“違礙”，如果給那個有錢沒處花、專干這沒名堂蠢事的莊允城稍加暗示，他不就得乖乖拿出錢來消災了事？于是，趙君宋主任讓手下工作人員從《明史輯略》中抄錄數(shù)十條“違礙”字句，列榜于教委大門旁邊的墻上，放風說要把這件事上報省委、省政府。

　　財大氣粗的莊允城不是軟柿子，盡管聽到風聲，卻沒有像趙君宋同志期望的那樣攜重金來“消災了事”，而是把錢花在了另一個人身上，這就是湖州市政府一個叫張武烈的官員。張武烈立馬西裝革履來到到省教委，緩緩踱進主任辦公室，聲音平靜地向趙君宋同志羅列了一些老天爺也不可能知道的事情，趙君宋主任的臉兒當時就綠了。

　　“我跟你說這些，”張武烈繼續(xù)平靜地說，“其實也沒有什么別的意思�！痹趺纯赡堋皼]有別的意思”呢？趙君宋主任面部扭曲著恐懼、怨恨和乞憐的神情，看著張武烈，連一句問話都說不出。張武烈似乎真“沒有別的意思”，說完就告辭，趙君宋兩腿發(fā)軟，但還能夠送客。

　　“哎，”即將走出辦公室，張武烈突然回過身子，“聽說有一部《明史輯略》？”“啊……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有，有這么一部……”“又不是什么好事，甭宣傳了�！薄鞍。堪�！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我就是給你提個建議，怎么處置，是你教委主任的事�！薄拔抑�道，我知道�！壁w君宋隨后就撤掉了教委門前的告示，莊允城心中一塊千斤巨石落地。

　　就像非洲鬣狗聞到腐尸味道一樣，一個叫李廷樞的人也聞說了《明史輯略》的事。李廷樞過去是市政府某局副處長，因為貪污扶貧救災款被判刑3年，剛剛刑滿釋放，正處于生活無著狀態(tài)，怎樣搞錢成了這個人的頭等大事。他和趙君宋主任一樣，也認為《明史輯略》是一個“商機”，便托人買了一部，親自送給曾經(jīng)給自己很多關照的湖州市長陳永明。李廷樞先介紹背景情況，然后總結道：“所以，你盡管向莊允城狠敲一筆銀子，得手后……”

　　陳永明是一個典型的腐敗分子，在有利可圖的事情上從來都不竭余力，于是讓一個叫周國泰的辦事員把莊允城請到辦公室。“……事情嘛，就是這么個事情，”陳永明對莊允城說，“我不為難你，你今天就可以回去，你看著辦�！鼻f允城千恩萬謝，回家以后連一口熱湯都沒顧上喝，就到銀行往陳永明賬戶轉了數(shù)萬兩銀子。陳永明市長看銀子到賬了，遂下令追回書版，全部劈毀，這就是說，準備把事情給壓下去。

　　智者千慮，必有一失，就像所有貪戀的人都容易犯貪戀的錯誤一樣，陳永明也犯了這樣的錯誤，他想：“李廷樞哪里就會知道莊允城給我打款的事？我好不容易賺的錢，憑什么就要讓他分一份去？”就沒有按照先前約定給李廷樞一定份額的好處。李廷樞何等樣人？豈能不知道陳永明的算計？這人高就高在沒跟陳永明市長翻臉，而是繼續(xù)保持交往，還經(jīng)常用金錢哄陳永明高興，全部目的，就是要拿回送給陳永明的那部《明史輯略》，因為這部書已經(jīng)絕版，再也沒有辦法買到了。失去警覺的陳永明還真的把書還給了李廷樞。

　　李廷樞當天就把《明史輯略》送給了一個叫吳之榮的人。吳之榮祖籍江西撫州，順治七年（1650）熬成了歸安縣（今屬吳興）知縣。當了人民公仆的吳之榮同志完全忘記了人民公仆的本分，欺詐百姓，勒索富民，簡直無惡不作，終于在順治十年（1653）年被上級監(jiān)察機關偵辦，因貪污受賄罪名鋃鐺入獄，被判處死刑。吳之榮神通廣大，在監(jiān)獄等待行刑的日子花大把大把的銀子使絞刑一拖再拖，一直拖了6年也沒有執(zhí)行。順治十六年（1659），皇帝大赦天下，吳之榮僥幸出獄，寓居湖州，專干詐騙勒索的勾當，較之當知縣的時候愈加心狠手辣、冷酷殘忍、陰險歹毒。李廷樞抱著一部《明史輯略》來探訪，如此如此，這般這般，起初他沒怎么在意，但是翻閱幾頁過去，這個曾經(jīng)在官場上混跡多年的歹徒馬上憑著政治敏感意識到這是一樁好買賣——解放多年，已經(jīng)絕對不容許再提蔣介石了，所有歷史教科書都把國民黨描寫成了吃人惡魔，而《明史輯略》卻把國民黨蔣介石作為歷史主線進行描繪，絕對是嚴重的政治問題。

　　吳之榮抓住這一點，不僅向莊允城，同時還向資助本書出版的朱佑明公開敲詐，數(shù)額之巨，令人咋舌。在此之前，湖州市長陳永明同志都被莊允城用金錢捋順了，面對一個市井無賴，莊允城當然有理由輕蔑，道：“你這種雜碎我見得多了。”把吳之榮趕了出去，吳之榮在朱佑明那里也遭到嚴詞拒絕，吳之榮很不高興。小人不高興往往很麻煩——吳之榮索性于順治十八年（1661）七月把“逆書”之事告發(fā)給了駐防在杭州的浙江省軍區(qū)司令員柯奎將軍。莊允城絕對沒想到吳之榮會把事情鬧到省軍區(qū)去，更為嚴重的是，柯奎是滿洲八旗將軍，權傾一方，他要是認真起來可不得了，于是很恐懼，趕忙托人饋送柯奎將軍豐厚財禮，請求寬宥。我們不能說柯奎將軍見利忘義，一開始就想做貪贓枉法的勾當，但是據(jù)《范氏記私史事》記載：“之榮認為奇貨可居，先唆投將軍柯云：‘莊氏巨富可擾……’”的確有一種曖昧在里邊，至于這種曖昧發(fā)沒發(fā)生作用，我們不好妄斷，所以這話放下。我們看到的是：柯奎將軍把告發(fā)材料擲還給吳之榮委托的人，說：“吾系武職衙門，不便與聞�！辈还苓@件事。

　　這下輪到吳之榮發(fā)愁了：難道此事就這樣休了不成？萬般無奈之下，吳之榮親自來到莊允城家，提出只要莊家稍微饋贈些銀兩，事情就過去了。莊允城早就被李廷樞、吳之榮之類的東西弄得煩擾不堪，為消災避禍損失了大量資財，恨不得把吳之榮放到嘴里嚼了，哪里還肯給這個流氓無賴半兩銀子？又把吳之榮驅趕了出去。吳之榮敲詐莊家不成，再次轉向資助刻印《明史輯略》的朱佑明。前面說了，朱佑明為地方一霸，與官府有千絲萬縷的勾連，不僅嚴詞拒絕納賄，還讓家族婦女群起而攻之，把吳之榮大大羞辱了一番。

　　吳之榮意識到，莊、朱兩家把省、市領導都用銀子封住了，沒有別的辦法，只得進京上訪，直接向刑部（公安部）告發(fā)。吳之榮一刻也沒有停留，真的往北京去了。吳之榮住在六里橋附近匯集了很多上訪人員的村落，連夜撰寫材料，摘取《明史輯略》中悖亂之語，著重說明書中“朱史氏”即為朱佑明（實則朱國楨），告發(fā)莊允城、朱佑明非法出版反動書刊，嚴重影響大清國的穩(wěn)定。吳之榮把材料連同挖改過的《明史輯略》（我們隨后再說何處做了挖改）呈遞給了刑部，然后就消失在了茫茫人海之中，歷史也暫時忘記了這個角色。

　　然而，一出大戲繼續(xù)上演，舞臺也已經(jīng)不是小小的湖州，更不再是地處一隅的浙江，而是天朝——最終決定人們生死的地方。

　　4.天朝的憤怒

　　康熙元年（1662）十一月，北方已經(jīng)進入初冬時節(jié)，萬物蕭索，所有生物都萎縮著，準備度過漫長的冬季；
南方雖然還有綠色，但是在一股股寒潮侵襲下，大地也已經(jīng)不再葳蕤，有了一種蒼茫的顏色。湖州市陷入到莫名的恐懼之中——公安部副部長羅多同志率領數(shù)十個全副武裝公安人員徑直來到湖州，事先沒有通知浙江省負責人，到了湖州也沒有通知湖州市負責人，如虎狼一般直撲湖州市郊區(qū)的南潯鎮(zhèn)，把莊允城和朱佑明的宅邸圍了個水泄不通。

　　最近一段時間，莊允城和朱佑明雖然內心忐忑，卻絕對沒想到天朝會派人來直接介入此案，因此毫無防備，在家里束手就擒。羅多把他們押解到湖州市，湖州市領導方如大夢初醒，趕忙布置接待，此時莊允城和朱佑明已經(jīng)被打入死牢，等候審訊發(fā)落。　

　　羅多首先尋找《明史輯略》刻版，莊允城招供說刻版已經(jīng)由湖州市領導陳永明收去。羅多這才打電話找來湖州市現(xiàn)任市長譚希閔，向譚希閔追詢。此時，前任市長陳永明已經(jīng)辦理離休手續(xù)，譚希閔說他到任僅一個月，不記得陳永明離開時交代過有《明史輯略》刻版一事。羅多副部長傳來管庫人員質問，庫吏正是那個撮成莊允城和陳永明之間交易的周國泰，周國泰怕把陳永明的丑事抖摟出來，把自己牽扯進去，一口咬定陳永明市長已經(jīng)將《明史輯略》刻版移交給譚希閔。羅多又派人詢問陳永明，陳永明害怕暴露受賄一事，也一口咬定離休之前把刻版轉交給了接任市長譚希閔。譚希閔口舌無辨，目瞪口呆，被羅多副部長認定有意陷害前任，當即判處絞刑，死在了任上。羅多副部長押解莊允城、朱佑明于當年十一月下旬抵京結案。

　　莊允城對事情的嚴重性嚴重缺乏估計，即使被押解進京了還幻想上疏申辯，以為天朝明察秋毫，諒解他沒有什么政治圖謀，可以脫罪。這是一種典型的“小民”思維，與天朝的政治邏輯風馬牛不相及——天朝從來不會認為個人動機（不管好的動機還是壞的動機）可以給事件造成推力，天朝看重的是推動事件形成和發(fā)展的政治動因。那么，天朝從《明史輯略》非法出版問題上看到的政治動因又是什么呢？這個問題深刻而又復雜，我放到后面再說。有一點確定無疑：事件遠遠不是莊允城那幾句解釋就可以說明白的，這也就意味著事情鐵定要向莊允城無法預料的方向發(fā)展，莊允城無法為自己做無罪辯解，這時候他事實上已經(jīng)成為了砧板上一只等待分解的肉雞。

　　莊允城被關入刑部監(jiān)獄，受盡了折磨。盡管刑部曾讓他與檢舉揭發(fā)者吳之榮在堂上對質，但刑訊人員只是讓他確認《明史輯略》是否自己所編，接下來就讓他在罪狀上畫押。畫押就等于服罪，莊允城深知這一筆畫下去的后果，決不從命。莊允城老淚縱橫，悔不當初，不勝凄楚。幾經(jīng)酷刑折磨，氣息奄奄，不到一個月就懷著一腔怨憤于臘月二十三日庾死獄中。

　　朱佑明與吳之榮對質時，吳之榮抓住《明史輯略》上的“朱史氏即朱佑明”一條，咬定朱佑明參與修訂“逆書”。朱佑明極力否認，即使受鞭笞火烙也在所不惜。一個偶然的機會，朱佑明與同樣押解到京審訊的湖州市教委主任趙君宋關押一處，朱佑明請趙君宋為他辯護遮掩，說：“趙主任您是目前唯一看過原書、最早指出逆書有違礙之處的人，對于朝廷來說也算有功，必得釋放，如果你老人家救我一家人性命，我情愿把一半家產(chǎn)分給你。”

　　趙君宋主任見錢眼開，即使死生存亡之際，面對數(shù)十萬兩白花花銀子的誘惑也無法保持平靜，滿口答應。刑部提審時，趙君宋信誓旦旦：“原刊書中‘朱史氏’三字下沒有‘即朱佑明’等字，犯人（指趙君宋自己）有書為證�！边@是案情的重大逆轉，刑部把趙君宋重新押回湖州，按照趙君宋的供述和指點，在湖州教委大樓一間堆放雜物的房間壁櫥里找到了那本原刊的《明史輯略》。

　　趙君宋做了一件蠢事！吳之榮是為了報復莊允城和朱佑明才攜書具狀上告的，他不想傷害無冤無仇的作序的李令皙以及參訂之人，所以在給刑部送呈那部《明史輯略》之前扯去或挖改了印有序言和參訂者姓名的冊頁。雖然莊允城受刑不過招認曾經(jīng)請李令皙作序，但莊允城已死，李令皙無證無質，尚有活命的余地，而趙君宋獻書一出，證據(jù)俱在，所有開列在書頁上的人就都無法逃脫了。

　　康熙二年（1663）正月二十日清晨，湖州市突然戒嚴，所有城門都關閉起來，城中文武官員率數(shù)百名八旗子弟兵，分別按照書中有名姓者之各家，無論父子兄弟祖孫及奴仆內外男女全部拿獲，僅李令皙一家就綁縛了一百多人，甚至包括前來拜年的親戚、鄰居。莊允城和朱佑明兩家被拿獲數(shù)百人，湖州以外的涉案人員，也在很短時間內被緝拿歸案。是時，皇權從順治帝傳遞到了康熙帝手里，康熙帝尚年幼，依照順治帝遺詔，由鰲拜等四大臣輔政，這意味著國家統(tǒng)治機器完好，一絲不減其效率與功能，能夠對危及存在的任何存在做出反應。

　　康熙二年(1663)，莊廷瓏“明史案”正式結案——就像兩千多年以來在這塊土地上一再上演的那樣，牧者開始殺羊了！以康熙帝名義頒行天下的圣旨嚴厲而具體：凡參與組織、編寫、刻版、印刷裝訂、買賣“逆書”以及有書不繳者均處以極刑，格殺勿論，各家財產(chǎn)藉沒，案犯男性家屬，凡年滿15歲以上均判絞殺。

　　五月二十六日，上千名囚犯被圈攏在杭州市弼教坊廣場等候結局。囚犯們臉色蒼白，渾身哆嗦，涕泗橫流；
白發(fā)蒼蒼的老嫗、懷抱嬰兒的少婦、尚未成人的兒童呼天搶地，淚水橫飛。國家機器的聲音回旋在寂寥的長空：“莊廷鉞，凌遲處死！朱佑明，凌遲處死！李令皙，凌遲處死……”在行刑手鋒利的刀片下，一片片肌膚被割下，鮮血像小溪一樣流淌，淹沒了行刑手腳面，在大地上蜿蜒，慘絕人寰的叫聲就像人類向這個世界發(fā)出的最后的控訴，響徹寰宇；
負責砍殺的劊子手將犯人逐個推到行刑臺上，大刀翻飛，寒光閃爍，鮮血噴涌，人頭就像某種物件一樣隨地亂滾……國家完全瘋狂了，他們向手無寸鐵的人民下手了，廣場上腥風血雨。所有這一切，無非是因為人民中一部分特別敏感的人（知識分子）行使了思想的權利，(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無非是這些人說出了自己的思想，他們就不干了，就瘋狂了。在整個“明史案”中，被誅殺的人竟達70人之多。

　　國家機器像野獸一樣兇殘，內心充斥著一種變態(tài)的殘忍欲望，主要人犯的鮮血也不能滿足它的渴求——莊廷瓏、莊允城雖已身死，仍被掘墓剖棺，梟首碎骨，莊廷瓏的尸體被懸吊在杭州城北關城墻上示眾達3個月之久，后被寸磔，骨架被拋入護城河，其家人無一幸免；
朱佑明被凌遲處死以后，妻子徐氏吞金自盡，朱念紹、朱彥紹、朱克紹等3個兒子和侄子朱繹先與朱佑明一道被斬首，不滿15歲的幼子發(fā)配戍邊，家眷流放，家產(chǎn)被抄沒；
參與修訂的18人當中，活著的17人全部被誅殺，死去的那個人被從棺材中挖出尸體肢解成36塊，其9歲的兒子也被誅殺；
刻字工湯達甫、印刷工李祥甫，雖僅是為養(yǎng)家糊口而招攬生意，也慘遭屠戮。

　　我再簡單交代一下出現(xiàn)在故事中另外一些人的下場：湖州市長譚希閔以隱匿罪被絞殺；
自以為首告和獻書有功的趙君宋因藏“逆書”而被處斬；
湖州市離休市長陳永明自知難逃劈毀書版滅失罪證之罪，在山東自殺身亡，清廷派人將其尸體運到杭州，當眾磔尸36塊，就連他的弟弟、江寧知縣陳永賴也被絞殺。

　　我們談論的是知識分子話題，很有必要知道在這場慘絕人寰的“文禍”大屠殺中，還有哪些知識分子命喪黃泉？據(jù)我了解，有如下諸人：張寯，博士弟子，藏書甚豐，于經(jīng)史百家無不得其旨趣，著有《西廬詩草》四卷，曾經(jīng)參與修訂《明史輯略》中明代理學家傳記的寫作�！懊魇钒浮卑l(fā)作之時，張寯已經(jīng)70多歲，3年前因感慨世事紛爭、禍福不定而削發(fā)為僧遁入空門，被逮捕時正在靈隱寺誦經(jīng)，也沒有逃脫被誅殺的命運，全家男女老小均鋃鐺入獄，或者殺掉，或者流徙，家破人亡；
蔣麟征，字西宿，其人詩文敏妙，風姿綽約，因為家境困難不得已接受莊氏招聘參與《明史輯略》修訂工作，后來覺得苦不堪言，沒有最后完成，竟也遭到誅殺；
茅元銘，字鼎叔，以明經(jīng)為學，少有文名，參加《明史輯略》編纂僅數(shù)月就辭職不干了，結局與蔣麟征無異，也是全家被抄沒，被凌遲處死；
湖州名士吳之鏞、吳之銘兄弟、進士韋明杰之子韋全祉均被斬首；
為《明史輯略》作序的李令皙寧致死也沒有供出真正作序的陶鑄，被凌遲處死以后，其4個兒子無一幸免，均被斬殺。李令皙最小的兒子剛滿16歲，法官悲憫，暗示他減供1歲，逃過劫殺，這個剛烈少年卻說：“父親兄長既已被殺，吾豈能獨活？！”慨然赴死。

　　與此形成鮮明對照的是，地痞流氓吳之榮反而成為了國家英雄,不僅得到莊允城與朱佑明一半家產(chǎn)的獎勵，還當上了“右僉都御史”，就是說，成為了國家權力大廈上的一塊磚石——這不能說吳之榮榮幸，只能說國家權力具有與流氓無賴相同的特性，吳之榮附著在這里嚴絲合縫，可丁可卯。據(jù)此我們可以認為，所有冠冕堂皇的皇上、皇權、宮廷等等組成國家機器的東西，都具有與吳之榮之類卑劣靈魂相同的質地和特性。

　　讓我們稍感熨帖的是，在人間泯滅正義與良知，殘忍和兇暴恣意橫行的時候，老天爺說話了：一位叫范韓的文人在《范氏記私史事》記載，康熙四年（1665）七月，“吳之榮歸自閩中，行至半山，狂風驟起，雷電交加，之榮隨成瘧疾，寒熱夾攻，兩日而死，人皆稱為天雷擊死之�！�

　　5.時間·地點·人物　

　　故事講完了。雖然講述的是一樁慘烈史實，我仍想提請讀者注意類似于新聞稿或者小說中的“三要素”：時間，地點，人物，這對我們后面的話題很重要。

　　先說時間。我沒有找到資料確證朱國楨撰寫“明史”的具體時間，我推算當是清兵入關之前、明王朝未亡之際。但是“明史案”作為進入歷史的著名事件卻有較為明確的時間記載，這就是1650年前后莊廷瓏從朱國楨后代手里買過書稿組織人修訂，到1663年那個血雨腥風的春夏之交以誅殺70人作為結束，據(jù)此我們可以簡約地認為事件發(fā)生在17世紀中葉。

　　同樣時間，一向被我們劃分為東西方兩個世界的西方世界發(fā)生了什么事情呢？我只說與此文內容有關的部分：作為英國革命的一部分，輝格黨人于1679年促使國會通過了“人身保護法”，該法規(guī)定，如果沒有法院發(fā)出的拘票，任何人都不能被逮捕；
被逮捕的人在受審之前的拘留期間不得超過一定時日，必須及時提交法院審訊。這個法律對于保護人身自由具有重大而深遠的意義。英國革命以后，輝格黨人執(zhí)掌了政權，尊奉法治和法律至上原則，即：政府必須嚴格接受法律約束，行政權不能無限制擴大，必須得到制約。這是英國“光榮革命”收獲的重要思想成果，它也是英國自由主義傳統(tǒng)的精神淵源。而“光榮革命”則從法律上為英國政府確立了自由主義的制度基礎，為英國直到20世紀一系列獨特的妥協(xié)和不流血的政治改革奠定了基礎。

　　一個叫約翰·洛克的人通過名為《論宗教寬容》的書信和一本篇幅不大的《政府論》，簡潔、深刻地闡述了這種精神，據(jù)此得到“17世紀英國最偉大的哲學家和政治思想家”的名聲，他的思想在近代自由主義思想史上占有不可替代的位置。當我們的天朝國家機器囂叫“凌遲”、“斬首”、“思想改造”，一批又一批知識分子人頭落地、鮮血浸染著苦難深沉的大地、被流放到人煙罕至之地自生自滅的時候，讓我們聽一聽洛克當時提出的主張吧！

　　在洛克看來，即使在自然法范圍內人們也有充分的理由“按照他們認為合適的方式?jīng)Q定他們的行為和處理他們的財產(chǎn)和人身，而毋需得到任何人的許可或聽命于任何人的意志�！比撕腿酥�間都是平等的，“一切權力和管轄權都是相互的，沒有一個人享有多于他人的權力�！边@就是說，人生來就享有自然賦予的一切權利，不存在任何從屬和制約的關系。“自然狀態(tài)有一種為人人所應遵守的自然法對它起著支配作用；
而理性，也就是自然法，教導著有意遵從理性的全人類：人們既然都是平等和獨立的，任何人就不得侵害他人的生命、健康、自由或財產(chǎn)�！保�洛克：《政府論·下篇》）

　　然而在自然狀態(tài)下人們的權利很難不被他人侵犯，于是人們愿意出讓一部分權利，授予能夠保證他們不被侵犯的人，這樣的人組成的機構，用我們今天話說就是政府。洛克強調，“任何人放棄其自然自由并受制于公民社會的種種限制的唯一方法，是同其他人協(xié)議聯(lián)合組成為一個共同體，以謀取他們彼此之間舒適、安全的生活，以便和平地享有他們的財產(chǎn)，保證不受到共同體以外的人的侵犯。”（洛克：《政府論·下篇》）人們決定訂立契約，通過契約給社會以建立政府的權力，就是委托政府保障所有公民至少得到自然法賦予的那些權利，所以，政府作為“協(xié)議聯(lián)合體”只能產(chǎn)生于那些讓渡了部分權利的社會成員的“同意”。這是洛克思想中最具革命性的觀點，它不僅在觀念上深刻影響了他所處的時代，更被法國和美國的思想家所弘揚，演變成了具有革命性的社會政治行為。以美國為例：1776年7月4日，美國第一個具有憲法性質的文件《獨立宣言》明確表述：“人人生而平等；
人人享有上帝賦予的某些不可讓與的權利，其中包括生命權、自由權和追求幸福的權利。為了保證這些權利，人們組成自己的政府，政府的正當權力來自被統(tǒng)治者的同意。”

　　與此相對應，洛克對專制主義的社會制度深惡痛絕，那種由君主代表人民行使管制權的君主專制政體“是和公民社會不相協(xié)調的”�！叭绻�說篡權是行使另一個人有權行使的權力，那么暴政便是行使越權的、任何人沒有權利行使的權力�！保�洛克：《政府論·下》）專制者所擁有的權力不是人們根據(jù)契約讓渡出來并賦予政府的權力，它本身就帶著非法的、侵犯公民基本的自然權利的罪惡標記。一個以暴力肇始的政府，只能通過支持和縱容個人（皇上、君主）對公民行使暴力來證明自己合法。在這種情況下，被侵犯的人民怎么辦呢？洛克強調：人民有權反抗那些失去自然法依托、喪失人民道義支持的專制政府，必要的時候甚至可以“以暴力反抗暴力”。轟轟烈烈的資產(chǎn)階級革命就是在類似的思想條件下發(fā)生的。

　　然而，在我們這片黑沉沉的國土上，這一切不但17世紀沒有發(fā)生，18世紀沒有發(fā)生，19世紀也沒有發(fā)生，20世紀同樣沒有發(fā)生，我們這里不斷發(fā)生的，仍舊是一個專制政體替代另一個專制政體，所以，我們不斷聽到“凌遲”“斬首”“思想改造”的囂叫，不斷看到知識分子的頭顱滾落，堆積如山，不斷看到鮮血匯聚成河流在大地上蜿蜒，不斷看到茍且偷生的人心甘情愿把自己變成奴隸，不斷看到看客們興致勃勃觀看阿Q被殺，不斷看到有人高舉著蘸了革命者鮮血的饅頭從人群中擁擠出來。

　　時間凝固了——既然時間凝固了，就不說它了吧！

　　我們再來說地點。我非杭州人，不知道“杭州弼教坊廣場”在哪里？杭州人是否知道？我想他們也不知道。一個連20年前、30年前、40年前的記憶都被抹去的民族，怎么可能記住200多年前一個廣場在哪里呢？國家機器在那里不過殺了70個人，殺700個人又如何？比弼教坊更大的廣場又如何？所以還是沒法說，我們仍舊不說。

　　最后說人物。讀者一定注意到我在敘述故事時著重說明了“明史案”發(fā)生的時候，“皇權從順治帝傳遞到了康熙帝手里，康熙帝尚年幼，依照順治帝遺詔，由鰲拜等四大臣輔政。”這就是說，最終做出殘酷誅殺知識分子決定的不是康熙皇帝本人，我們也似乎沒有辦法引用前人的觀點，把暴政解釋成為代表專制政體的那個人逾越了公民委托而對人民進行奴役，從而在一定程度上解脫政府的責任，我們是沒有辦法的。我們只能說，反動的清王朝作為一個專制主義政體制造了這樣一場血腥誅殺，具體到個人，你既可以認為有罪責又可以認為沒有罪責。

　　為什么呢？暴政，簡單說來就是專制政體以政府形式對人民施以合法傷害的罪行，這種罪行與皇上年齡長幼無關，甚至于與皇上聰明絕頂還是愚笨呆傻也無關——即使皇上的精血被宮娥吸干，成了枯干的骨架，成了行尸走肉，對于強固的國家機器也無關大局，就像一種有強大自動修復功能的生命體一樣，必然會有一種東西來補充和代替枯死的那個部分，它還將繼續(xù)運轉，絕不影響效率，這就是說，暴政仍舊會持續(xù)。

　　暴政是政治文化的惡，在政治文化沒有發(fā)生根本性改變之前，它的邪惡本性不會發(fā)生絲毫改變，我們甚至還可以說，暴政就是惡本身，永遠是惡本身，你無法對其進行善惡分析，在它的邪惡本性面前，任何善惡分析都是幼稚可笑的；
這種惡也不能被解析——儈子手就是殺人者，雖然他們因為身體素質或者其他原因在刀法上可能會有某種程度的差異，殺得快些或者慢些，但這并不意味他們當中的哪一個儈子手不是殺人者；
暴政的暴戾本性絕不因為其中一些人的道德狀態(tài)而改變，相反，它在客觀上嚴格規(guī)定了所有參與其中的人都必將為惡，我們沒有任何理由去分辨好皇帝還是壞皇帝，清官還是貪官——你有必要從殺人機器上去區(qū)分好零件還是壞零件嗎？沒有必要。所以，即使我們在這里談論“明史案”中的人物，也沒有必要議論年幼的康熙帝和以鰲拜為首的四大臣是還是非，而對于那些因為品評歷史而遭到誅殺的知識分子和卑劣小人吳之榮，倒有必要認真說一說。

　　一個專制政體為了維持運轉，除了制度性的暴力手段之外，還有一種軟手段：文化。兩千多年來，中國文化的主流部分始終肩負著這樣一種功能：孜孜不倦地為專制政體進行合法性辯護，在這個過程中，知識分子被巨大的物質利益和精神利益所吸引，既是這種文化的犧牲品，同時又是它的繼承者和創(chuàng)造者，用我們今天的話說，就是成為喪失獨立性、附庸在“皮”上的“毛”。隋唐開始搞的科舉制度，并非打通了知識分子實現(xiàn)人生價值的廣闊天地，而是開辟出了一條依附皇權專制主義的專用通道，凡是進入這個通道的人必將以犧牲獨立為代價，就像窯子里賣身的女人無法再炫耀貞潔一樣，凡是進入這個通道的知識分子就再也沒有資格說自己是童子之身了——既然你渴望和得意于被皇權專制主義寵幸，你就沒有這個資格了。這就是文化的力量。

　　在這種文化的強大功能之中，我們應當注意到一個細節(jié)：它總是頻繁地以價值判斷的形式鼓勵和縱容人們去追隨和模仿國家意識形態(tài)所鼓勵和縱容的人，調動一切淫威，威脅、阻止和滅殺那些試圖實現(xiàn)個人價值、從而對“國家”利益和“國家”安全構成威脅的人。

　　在“明史案”中，這個細節(jié)是怎樣被體現(xiàn)出來的呢？我們先說莊允城和朱佑明。這兩位同志雖然乃江南名士且為富豪，但是在偉大的天朝面前，不過是草芥小民。自古以來，從來都是“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現(xiàn)在你竟然就想去“知”了，還私刻了什么“逆書”，搞什么非法出版活動，贊頌前朝往事，對當朝“大不敬”，絕對越線，于是被宰了，所謂“明史案”，簡單說就是這么回事。但是這里說的“宰了”不單單是宰了那樣簡單，它是要通過這種方式告訴人民，議論朝廷，用周星馳的話說，(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那是要死人的”，人們自然也就不敢再議論了。說是“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那是孔老人家假裝說謙虛，跟你逗著玩兒呢，對于你來說，實則是：知之不知何以為不知，不知不知何以為知之，完全堵塞，徹底傻掉，這是所有皇權專制主義者都期望和理想的政治局面，因為只有這種局面才真正和諧。清王朝乃至于以后各朝文字獄綿延不絕，旁證的都是這樣的道理。

　　那么，把流氓無賴吳之榮被高抬，讓他參加報告團滿世界去做先進事跡報告，國家領導人給他披紅掛彩，甚至于帶病提拔為“右僉都御史”，又是為了什么呢？無非為了向人們彰顯皇權專制主義價值觀，即：你只要做符合國家利益的事情，做“下級服從和取悅上級”的事情，你就會得到好處，你會活得很滋潤，至于你是不是小人、流氓、無賴、歹徒、缺德鬼，都沒什么，“人非圣賢，孰能無過？”看大節(jié)，看主流，該提拔還是得提拔，這就是中國歷史總是由皇帝和大大小小的貪官污吏來書寫，我們在各自的人生處境中總是被貪污腐敗分子以及形形色色道德低下、人格扭曲的人強行“代表”的原因之一。

　　 “一場慘絕人寰的歷史大悲劇，難道僅僅觸發(fā)了你對時間、地點、人物這樣一番淺顯感慨么？還有沒有別的什么東西呢？”

　　還有。

　　6.史鑒？鑒史？

　　我開頭說，“最近一些年帝王題材文藝作品勃興，熒屏（電影、電視連續(xù)劇、‘講壇’之類）上，出版物（學術專著、國家資助的社會科學研究項目、各類題材的文學作品，各種形式的歷史讀物）里，舞臺（話劇、京劇、舞劇以及各種地方戲）深處，到處都是山呼萬歲之聲，無數(shù)皇帝在森嚴巍峨極盡奢華的宮廷里勵精圖治，為了國家和民族的富強殫精竭力，鞠躬盡瘁，死而后已……”這當然是一種文化行為，在這種文化行為中，蘊含著哪些深刻的社會學寄意呢？與我們正在談論的“明史案”文禍有沒有內在關聯(lián)呢？以改編自暢銷書的電視連續(xù)劇《康熙王朝》為例，劇情簡介如下——

　　清順治十八年，惡疾天花襲擊皇宮，皇帝愛妃命喪黃泉，順治痛不欲生，立意遁入空門。危急之際，孝莊太后力挽狂瀾，下令“改朱批，行藍批”，并將大病初愈年僅八歲的玄燁推上龍座，成為康熙皇帝�？滴跫次缓�，鰲拜等權臣威迫有加，連孝莊太后也只好含辱。鰲拜“親政”開始，康熙改歸皇權，權臣竟圖謀廢君改朝，康熙被迫殊死相爭，最終智擒鰲拜，肅清政敵。吳三桂等“三藩”擁兵自重，獨霸一方，康熙年輕氣盛，下旨撤藩，引發(fā)三藩之亂。朝廷兵將屢被吳三桂擊敗，明后裔朱三太子也趁機舉起“反清復明”的大旗，太監(jiān)造反，宮廷大亂�？滴跸萑虢^望，意欲退位，在孝莊太后的怒斥與激勵下，康熙重振精神，起用漢臣周培功，與吳三桂拼死一搏，取得了最后勝利。中國康熙時代，已是國富民強，一片盛事景象。鄭成功后裔鄭經(jīng)割臺灣島自立，不肯歸降；
蒙古葛爾丹也磨刀霍霍，推崇元大都立誓殺回北京。康熙先安撫葛爾丹，暫緩西北局勢；
然后起用名將施瑯一舉收復臺灣，繼而調轉槍頭率20萬大軍，在遼闊的草原上進行殊死的決戰(zhàn)，全面消滅葛爾丹的余部，完成了中華民族版圖的統(tǒng)一。班師凱旋以后，孝莊太后歸天，太子與權臣結成同黨，意欲提前即位。康熙廢除太子，引發(fā)奪嫡之爭�！扒й叛纭鄙�，康熙即宣布“立儲”遺旨，卻猝死在龍座上，詔書隨風飄落玉階，無人知曉它的神秘。

　　正寫也罷，戲說也罷，我們都沒有看到康熙皇帝手里制造的至少13宗文字獄案件，就連慘烈程度并不亞于“明史案”——從時間上來說，“明史案”亦應歸為康熙皇帝在位期間的文字獄案件——的被譽為“清初三大文字獄”的“黃培詩案”、“朱方旦私刻秘書案”和“《南山集》案”，也沒有提及。

　　我簡略說一說“《南山集》案”。

　　康熙四十一年（1702），江南名士戴名世（1653-1713）的弟子尤云鶚抄錄戴氏古文百余篇刊刻行世，名為《南山集》，一經(jīng)問世即風行各省�？滴跷迨�年（1711）十月，左都御史趙申喬（一個與吳之榮類似的卑劣小人）以“狂妄不謹”的罪名借《南山集》彈劾戴名世，謂其“妄竊文名，恃才放蕩，前為諸生時，私刻文集，肆口游談，倒置是非，語多狂悖，逞一時之私見，為不經(jīng)之亂道……” 康熙皇帝龍顏大怒，讓刑部立案調查，窮追猛打。此時，明清之際的一批知識分子如顧炎武、黃宗羲、冒辟疆等雖已故去，但他們提倡“反清復明”、講究“夷夏之別”的思想影響仍然存在，而專制主義王朝最無法容忍的就是思想，所以，接連發(fā)生所謂文字獄實在不是什么奇怪的事情。“明史案”和“《南山集》案”的出現(xiàn)具有相同的機理，相同的過程，相同的結果。

　　“《南山集》案”的結果是：戴名世被凌遲處死，戴明世之弟被斬決，其祖、父、子孫、兄弟、伯叔父兄弟之子，以及母女妻妾姊妹、子之妻妾、十五歲以下子孫、伯叔父兄弟之子，均被處置；
戴名世、方孝標的所有著作及書板被清查燒毀，列為禁書；
為刻印《南山集》出資的尤云鶚、刻《南山集·孑遺錄》的方正玉和為《南山集》作序的方苞等人，均被判處絞刑；
《南山集》多采用方孝標《滇黔紀聞》中記載的南明桂王明史事，因此牽連到方氏宗族，也一并治罪，已經(jīng)去世的方孝標被剖棺戳尸，妻兒等被發(fā)配黑龍江，財產(chǎn)系數(shù)沒收上繳國庫……《南山集》案前后牽連三百余人。

　　如果按照文章邏輯，我們隨后就應當對康熙這個殘暴的專制主義者進行譴責了，我們有很多武器可以使用，譬如上面引述過的洛克的理論，美國《聯(lián)邦黨人文集》中關于民主、自由的憲政理論，阿倫特反極權主義的理論，中國共產(chǎn)黨在奪取政權年代發(fā)出的歷史先聲，甚至于改革開放以后部分知識分子的思想成果……然而，文章的邏輯是文章的邏輯，還有比文章的邏輯更為強大的邏輯，這就是我前面說的那種政治邏輯，你要看它允許還是不允許你進行譴責，結果讓我大吃一驚：它是不允許對康熙先帝進行譴責的！

　　在這種政治邏輯中，康熙這個封建帝王在21世紀的中國成了什么呢？竟然成了一個被呵護、被贊賞的所謂“大男人”！電視連續(xù)劇《康熙王朝》的主題歌就名為《大男人》——

　　一生有一種大海的氣魄/歲月一頁頁無情翻過/把乾坤留在我心中的一刻/就已經(jīng)注定我不甘寂寞/一心要一份生命的廣闊/世界一遍遍風雨飄落/把江山扛在我肩頭一刻/就已經(jīng)決定我男兒本色/大男人不好做/再辛苦也不說/躺下自己把憂傷撫摸/大男人不好做/風險中依然執(zhí)著/兒女情長都藏在心窩/任它一路坎坷/大男人不好做/再辛苦也不說/躺下自己把憂傷撫摸/大男人不好做/風險中依然執(zhí)著/兒女情長都藏在心窩/任它一路坎坷。

　　你怎么能夠把這樣一個“兒女情長”的好皇帝與無數(shù)知識分子噴濺的鮮血、滾落的頭顱聯(lián)系在一起呢？你描述過的慘烈文禍，難道是“把江山扛在我肩頭一刻，就已經(jīng)決定我男兒本色”的吾皇做的事情嗎？你該不是別有用心，詆毀我們偉大的先祖吧？——假設有一個80后小青年向我提出這樣的問題，我還真的無言以對，我無法告訴他說眼前發(fā)生了什么事情，我也無法告訴他說事情正是那種強固的政治邏輯一手導演出來的，我擔心他無法聽懂。

　　政治邏輯意猶未盡，在這部電視連續(xù)劇中還穿插了另外一個主題曲，名為《向天再借五百年》——

　　沿著江山起起伏伏溫柔的曲線/放馬愛的中原愛的北國和江南/面對冰刀雪劍風雨多情的陪伴/珍惜蒼天賜給我的金色的華年/做人一地肝膽做人何懼艱險/豪情不變年復一年/做人有苦有甜善惡分開兩邊/都為夢中的明天/看鐵蹄錚錚踏遍萬里河山/我站在風口浪尖緊握住日月旋轉/愿煙火人間安得太平美滿/我真的還想再活五百年。

　　我不知道康熙帝這位英明領袖“夢中的明天”是不是今天的樣子，但是我卻能夠精確地計算出康熙皇帝如果像他想望的那樣“再活500年”在空間意義所呈現(xiàn)的形態(tài)：老人家出生在1654年，如果身體永遠健康“再活500年”，那就得到2154年；
老人家從1667年親政，如果舍不得權位“再活500年”，那就得到2167年；
老人家1722年駕崩，如果萬壽無疆“再活500年”，更是得到2222年……我們這些微不足道的人在皇帝面前當然不值一提，但是這并不妨礙我們偷偷想象一下：要是這樣的話，我們究竟處在什么樣的歷史時空之中？

　　用史書記述的方式，我們應當是在“康熙三百四十一年（公元2008年）”，在這樣的時候，你敢保證不再發(fā)生“明史案”和“《南山集》案”么？你敢保證一生絕對不會遭受被凌遲處死的厄運么？你敢保證你的家人不被流徙到偏遠山區(qū)去么？當你回首親身經(jīng)歷的“反右派斗爭”、“文化大革命運動”“知識青年上山下鄉(xiāng)運動”的時候，你難道感覺不到康熙帝“沿著江山起起伏伏溫柔的曲線，放馬愛的中原愛的北國和江南”的情懷，領略不到康熙帝“站在風口浪尖緊握住日月旋轉”的氣概么？我想你是能夠感覺也能夠領略的。

　　我從來不把文化行為僅僅作為單純的文化行為看待——諸如熒屏（電影、電視連續(xù)劇、“講壇”之類）上、出版物（學術專著、國家資助的社會科學研究項目、各類題材的文學作品，各種形式的歷史讀物）里、舞臺（話劇、京劇、舞劇以及各種地方戲）深處，到處都是山呼萬歲之聲，無數(shù)皇帝在森嚴巍峨極盡奢華的宮廷里勵精圖治，為了國家和民族的富強殫精竭力，鞠躬盡瘁，死而后已——文化行為往往從最本質意義上體現(xiàn)一個社會系統(tǒng)內在的精神質地。

　　什么樣的精神質地呢？管仲同志早就教導我們說：“明主之所操者六：生之、殺之、富之、貴之、貧之、賤之�！保ā豆茏印と畏ǖ谒氖�五》）這種狀態(tài)一下子就延續(xù)了數(shù)千年。明末清初思想家黃宗羲在《明夷待訪錄》中譴責皇帝“屠毒天下之肝腦，離散天下之子女”，“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魯迅則進一步指出：中國歷史的冊頁上到處寫的都是“吃人”二字……誰吃人？皇帝吃人，專制主義統(tǒng)治集團吃人。

　　魯迅這樣概括歷史：“實際上，中國人向來就沒有爭到過‘人’的價格，至多不過是奴隸，到現(xiàn)在還如此，然而下于奴隸的時候，卻是數(shù)見不鮮的。中國的百姓是中立的，戰(zhàn)時連自己也不知道屬于哪一面。強盜來了，就屬于官，當然該被殺掠；
官兵既到，該是自家人了罷，但仍然要被殺掠，仿佛又屬于強盜似的。這時候，百姓就希望有一個一定的主子，拿他們去做百姓，——不敢，是拿他們去做牛馬，情愿自己尋草吃，只求他決定他們怎樣跑。假使真有誰能夠替他們決定，定下什么奴隸規(guī)則來，自然就‘皇恩浩蕩’了。”（魯迅：《墳·燈下漫筆》，1925年）

　　在歷史的末端，經(jīng)由國家意識形態(tài)管理部門嚴格審批，多少真正有思想和精神價值的作品不被批準上演和出版，有的甚至于被禁止和取締，大量為皇帝歌功頌德的長篇電視連續(xù)劇如《康熙王朝》者卻不斷得到縱容和鼓勵，甚至不惜動用國家公器為其造勢，是不是這種“皇恩浩蕩”之結果呢？

　　7.歷史的馬車

　　“車轔轔，馬蕭蕭，行人弓箭各在腰；
耶娘妻子走相送，塵埃不見咸陽橋；
牽衣頓足闌道哭，哭聲直上干云霄�！保ǘ鸥Γ骸侗�車行》）不管你愿意不愿意，高興不高興，歷史就這么走過來了，走到了今天。我們當然應當認為歷史發(fā)展是宏觀的，但是在我們這些草芥小民中，歷史卻往往是微觀的，歷史在我們的生活中并不總是體現(xiàn)為宏觀意義，它很可能僅僅是一些與歷史沒有什么關系的小事。

　　我就來說一件這樣的小事：2006年8月，重慶市彭水縣教委一位科員用手機傳發(fā)一首詩詞《沁園春·彭水》——

　　馬兒跑遠，偉哥滋陰，華仔膿包。看今日彭水，滿眼瘴氣，官民沖突，不可開交。城建打人，公安辱尸，竟向百姓放空炮。更哪堪，痛移民難移，徒增苦惱。官場月黑風高，抓人權財權是絕招。嘆白云中學，空中樓閣，生源痛失，老師外跑�；⒖谫e館，盡落虎口，留得沙坨彩虹橋。俱往矣，當痛思痛，不要騷搞。

　　據(jù)說詞中“偉哥滋陰”和“華仔膿包”分別影射彭水縣長、縣委書記——這在今天是一件極為了得的事情，其危險性要遠遠大于你在清朝辱罵了一個缺德的知縣！果然，8月31日，這位科員就被彭水縣公安局傳訊過去了；
9月1日，科員因誹謗罪被刑事拘留；
9月11日，科員又以誹謗罪被正式逮捕，投入監(jiān)獄。我不知道彭水縣委、縣政府是自然沿用先祖做法還是出自本能，與“明史案”和“《南山集》案”一樣，彭水縣公安局頓時像大清王朝的刑部一樣呈現(xiàn)出虎狼之態(tài)，開始大規(guī)模調查接收并轉發(fā)這條短信的人，彭水縣民眾個個“談詞色變”，以為也要和參與修訂《明史輯略》的人那樣被株連，招致殺身之禍，大有“黑云壓城城欲摧”之勢。好在目前有了網(wǎng)絡，人民似乎也不像在康熙大帝時期那樣乖順了，于是向重慶市有關部門反映情況，質疑彭水知縣以及公安局違法。在輿論的強大壓力下，9月27日，事情發(fā)生了變化，那位犯了“忤逆大罪”的科員戲劇性地被“強行保釋”，(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結束了30天牢獄生涯，這樁被稱之為“彭水詩案”的鬧劇就此收場。

　　事情大嗎？不大，然而它所折射的社會學信息卻極為豐富，它甚至使我想到了“文禍”話題以外的事情，譬如最近網(wǎng)上流傳的一則《一個縣委書記一年能撈多少錢》的帖子。

　　作者顯然是知曉內情的人，說一個縣委書記可以用如下手法撈取錢財：1、提拔干部受禮：以全縣每年提拔干部40人計，每人送禮3萬元，可撈取100多萬元；
2、安排工作受禮：每年都有大中專畢業(yè)生需要安排工作，以每人送禮2萬元計算，安排50個人，又可以撈取100多萬元；
3、節(jié)假曰受禮：每個局、鄉(xiāng)政府只在中秋節(jié)和春節(jié)就得平均送0.5元，總共50多萬元；
4、工程回扣：假設每年有3－5個項目，每個項目拿回扣10萬元，可撈取40－50萬元；
5、工作費用：30萬元汽車和一個司機，每年需花費50萬元；
6、生活費用：喝酒吃飯每天以200元計算，一年需7萬元。這樣計算下來，一個縣委書記每年撈取金錢總額為1+2+3+4＝300多萬元，這位縣委書記消耗掉的金錢為1+2+3+4+5+6＝500萬元左右。

　　我們現(xiàn)在假設彭水知縣未能免俗，也是這樣一個對金錢癡迷的人，那么，科員用手機傳發(fā)《沁園春·彭水》對于他意味著什么也就一目了然了：科員觸犯的是“權為錢所用，情為錢所系，利為錢所謀”的知縣的生命線，是比挖祖墳還要嚴重的事情，在這種情況下知縣會做出什么反應，難道還需要想象嗎？假設知縣不是個體而是一個集團，在此類事件面前會做出什么反應，難道還需要想象嗎？不用想象，歷史已經(jīng)提供了無數(shù)佐證——“焚書”就是在這種情況下發(fā)生的，“禁錮”就是在這種情況下施行的，“文禍”就是在這種情況下興起的。

　　如果說“帖子”不足為據(jù)，那么，我們引用權威資料。

　　《遠東經(jīng)濟評論》2007年第4期一篇文章提供的數(shù)據(jù)：截止到2006年3月底，內地私人擁有財產(chǎn)（不包括在境外、外國的財產(chǎn)）超過5000萬以上的有27310人，超過1億元的有3220人。超過1億元者有2932人即超過90%是高干子女，他們擁有大約20450億元資產(chǎn)，也就是說，3000名高干子弟擁有的資產(chǎn)達2萬億元人民幣，平均每人6.7億元；
這些人中，廣東1566人，浙江462人，上海225人，北京195人，江蘇172人，山東141人，福建92人，遼寧79人。5個最重要領域——金融、外貿、地產(chǎn)、大型工程、證券業(yè)85%～90%的核心職位掌握在高干子女的手中。截至2005年底，高干子女親屬僅在海外經(jīng)營的中國進出口貿易每年就達1千多億美元，他們擁有6千億美元以上的財產(chǎn)，在海外定居的高干親屬超過100萬，其中高干的配偶和子女就達20多萬人。

　　世界銀行2006年報告稱，中國0.4% 的人口掌握了70%的財富，美國是5% 的人口掌握60%的財富，中國的財富集中度世界第一，成為世界兩極分化最嚴重的國家。中國“新貴家庭”（即擁有百萬美元金融資產(chǎn)的）數(shù)量僅占中國家庭總量的千分之一，但是卻掌控全國41.4%左右的財富。全世界有960萬戶家庭金融資產(chǎn)超過百萬美元，約占全球家庭總數(shù)的0.7%，它們控制的金融資產(chǎn)為33.2萬億美元，約占全球家庭金融資產(chǎn)總額的33.9%。比較上面這兩個數(shù)據(jù)，全世界千分之七的富人，在全世界家庭金融資產(chǎn)總額中所占的比例，尚低于千分之一中國富人“掌控全國財產(chǎn)”的比例。據(jù)此推算，中國的貧富差距，和全世界的貧富差距比較，大概在10倍左右。一位在中國居住了20多年的美國官員，一針見血地指出：中國的問題其實很簡單，就是大約500個特權家庭的問題。這500個特權家庭構成了一個大約5000人組成的核心體系，他們壟斷權力、形成利益集團，制造“一旦民主，就會天下大亂”的謊言，把改革變成了饕餮國民財富的盛宴，十幾億中國人民都成了這個利益集團的人質。

　　有了這些數(shù)據(jù)，你還不明白為什么《康熙王朝》之類美化皇帝的電視連續(xù)劇會在意識形態(tài)鼓動下成批出籠，大行其道嗎？你難道還不明白他們?yōu)槭裁窗芽滴趸实鄯Q作“大男人”嗎？你難道還不明白千百年來為什么中國“文禍”不斷嗎？

　　你應當明白了。

　　2008-12-26，于北京

　　陳行之注：

　　本文為“中國知識分子命運三嘆”第三篇，第一篇為《焚書：懲治知識分子的律外之律》，第二篇為《禁錮：戮害知識分子的法外之法》，有興趣的讀者可參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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