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快速轉型的中國社會的一個鮮明特點是兩重性和復雜性，即社會優(yōu)化與社會弊病并生、社會進步與社會代價共存、社會協(xié)調與社會失衡同在、充滿希望與飽含痛苦相伴。當代中國社會的進步是如此巨大，代價是如此沉重，正反兩個方面的情況是如此復雜，對比是如此鮮明，應對并不容易。中國社會不僅進步和代價反差鮮明，而且社會代價、社會問題，又有自己非常明顯的特點。這就是不同時段、不同空間的社會問題和社會思潮，一下子出現(xiàn)在面前，極大地增加了中國社會管理和治理的難度。無論是對中國社會巨大的進步，還是對它的沉重代價，國際社會都作出了不同的反應，對許多外國人和不少西方理論來說，中國社會成了一個無法準確判斷的“測不準”的社會。這一方面是因為他們有很多根深蒂固的偏見，意識形態(tài)的有色眼鏡，另一方面是因為他們一直低估中國社會極強的自我調適能力。中國社會這種極強的自我調適能力突出地表現(xiàn)在三個相互聯(lián)系的基本要素上：第一，它有堅定不移的共同目標；
第二，它有無可比擬的社會動員能力；
第三，它有無可替代的社會領導核心力量。這三者是中國社會沿著既定目標前進的強大推動力。

　　〔關鍵詞〕　快速轉型；
中國社會；
進步代價的鮮明反差；
治理管理難度；
自我調適能力

　　改革開放10周年之時，我曾在一篇文章中指出：“中國社會學必須植根于轉型中的中國社會，才有可能具有中國特色。能否從自己特有的角度如實地反映和理論地再現(xiàn)這個轉型過程的主要方面，是中國社會學是否成熟的標志。中國社會學離開轉型社會的實際，就會成為無本之木，無源之水�！薄�1〕

　　在紀念改革開放和中國社會學30周年的時候，我感到這個主題仍然非常合適，而且上述這些看法也越來越為實際所證實。盡管如此，為了表示此后20年的進展，學界認識的提高，我把本文的題目改成《快速轉型中的中國社會》。筆者希望“快速轉型”更能表達中國社會這30年的歷史進程。

　　作為中國社會學研究客體的“快速轉型中的中國社會”，究竟是一個什么樣的社會呢？快速轉型體現(xiàn)在哪些方面？從世界眼光和我國社會轉型的實際看，我認為以下幾點越來越明顯，也越來越值得強調。

　　一、一個進步代價反差鮮明的社會

　　1989年筆者曾在上面提到的文章中指出， 10年改革十分鮮明地顯示，這個轉型過程是一個既充滿希望，又飽含痛苦的復雜過程。

　　20年過去了，隨著我國各方面深層矛盾的日益暴露和展開，上述“轉型過程是一個既充滿希望，又飽含痛苦的復雜過程”不僅仍然持續(xù)著，而且更加突出。人們更清楚地看到社會快速轉型期的一個鮮明特點，就是社會優(yōu)化與社會弊病并生、社會進步與社會代價共存、社會協(xié)調與社會失衡同在、充滿希望與飽含痛苦相伴。近30年來，以社會快速轉型形式出現(xiàn)的社會巨大變化，表現(xiàn)在中國社會生活各個領域。這些變化在速度、廣度、深度、難度和向度上都是前所未有的。其中，城鄉(xiāng)面貌、利益格局、社會關系、次級制度、社會控制機制，價值觀念、生活方式、文化模式、社會承受能力等等領域的變化尤為顯著。十六屆六中全會用四個“深刻”來概括上述空前巨大和激烈的變化，即“經(jīng)濟體制深刻變革，社會結構深刻變動，利益格局深刻調整，思想觀念深刻變化”。

　　快速轉型中的中國社會的極端復雜性，首先表現(xiàn)在中國每一個社會領域都有兩個方面，都有兩重性。一方面，上述各個社會領域都得到不同程度的優(yōu)化，另一方面，又引發(fā)了、出現(xiàn)了大量問題，有些問題還十分嚴重。一方面，近30年的進步和成就，可以毫不夸張地說，是舉世矚目，全球公認，與此同時，也付出了種種代價，一些代價還非常沉重。一方面，在社會三大部門間、人際關系、城鄉(xiāng)關系間的協(xié)調性在不同程度增加，另一方面，這些方面的失衡也屢見不鮮，有的還非常突出。一方面，不用多少統(tǒng)計數(shù)字，我們也能直觀地感受到，近30年來我國社會生產(chǎn)力的發(fā)展超過多少世代以來生產(chǎn)力發(fā)展的總和。以筆者親眼所見為例，現(xiàn)在連南疆這樣邊遠的地方也建起了高速公路網(wǎng)，連民豐縣這樣新疆南端的縣城也能上網(wǎng)，接收電子郵件，這真是了不起的成就。

　　但另一方面，我國也面臨著多種多樣發(fā)展中的困境：差距困境、環(huán)境困境、公平困境、腐敗困境、弱勢群體困境，等等。所謂“發(fā)展困境”，簡要地說，就是發(fā)展的實際結果與發(fā)展的預定目標正好相反的趨勢。〔2〕本來，發(fā)展的預定目標是減縮差距、改善環(huán)境、提高公平度、減少腐敗現(xiàn)象、縮小弱勢群體，但是發(fā)展的實際結果卻是差距的增大、環(huán)境的惡化、公平度的降低、腐敗現(xiàn)象的蔓延、弱勢群體的擴大。當然，確切地說，我國面臨的“發(fā)展困境”，是一種“類發(fā)展困境”，即總體發(fā)展起來了，但不少方面發(fā)展的實際結果與發(fā)展的預定目標正好相反。這是屬于總體發(fā)展順境中的“發(fā)展困境”。“類發(fā)展困境”與那種發(fā)展的實際結果與發(fā)展的預定目標完全相反的情況，即很想發(fā)展、就是發(fā)展不起來或很難發(fā)展起來的情況是不同的。

　　快速轉型中的中國社會的極端復雜性，其次表現(xiàn)在不僅問題的方面引起問題，例如貧富分化引起公平不公平的問題，而且優(yōu)化的方面，如社會產(chǎn)業(yè)結構的優(yōu)化，也引發(fā)這樣那樣的問題，像失業(yè)下崗的問題，其中也包括公平不公平的問題。就是說，結構優(yōu)化本身就是有代價的。這是因為結構優(yōu)化是調整和改革的結果，既然是調整和改革，必然要或大或小地觸動各類既得利益者，而且對什么是優(yōu)化，由于利益不同，也會有不同的甚至相反的看法。

　　快速轉型中的中國社會的極端復雜性，還表現(xiàn)在不僅受損者會產(chǎn)生、引發(fā)問題，如會有強烈的不公平感，甚至受剝奪感，受益者也會產(chǎn)生、引發(fā)各自的問題，也會有程度不同的不公平感。這是因為在社會結構的調整中，不同的個人、不同的群體，有的受益，有的受損，而受益者因受益程度的差異而各不相同，受損者也因受損程度的高低而相互區(qū)別。因此不僅在受益者個人、群體與受損者個人、群體之間產(chǎn)生了強烈的公平不公平的問題，而且在不同程度的受益者之間也產(chǎn)生了公平不公平的問題。

　　當代中國社會的進步是如此巨大，代價是如此沉重，正反兩個方面的情況是如此復雜，對比是如此鮮明。種種情形引起眾多議論和不同意見是毫不奇怪的，因為要正確加以把握確實很不容易。人們往往容易只看到希望、優(yōu)化、進步、協(xié)調而盲目樂觀；
人們往往更容易只看到痛苦、弊病、代價、失衡而盲目悲觀，甚至導致否定一切。

　　應當說，肯定一切，否定一切，都是不難的，特別是否定一切，還是解氣的。但它們都是不符合實際的，因而是不科學的。同時，還應當客觀地說，我們社會的基本方面、基本趨勢是社會優(yōu)化、社會進步、社會協(xié)調，而社會弊病、社會代價、社會失衡則是非基本方面、非基本趨勢。否則如何解釋這些年來我國綜合國力的增強、國際地位的提高、多數(shù)老百姓生活質量和生活水平上升這些基本事實？當然，肯定基本方面，并不是說可以忽視非基本方面。對社會弊病必須重視，必須花大力氣進行治理，如果忽視，聽之任之，這些基本方面也會惡性演變，造成非常嚴重的社會后果。

　　面對這樣一個進步代價反差鮮明的社會，我國社會三大部門必須更加自覺地按照“增促社會進步，減縮社會代價”的深層理念，通過各自不同的社會功能——政府組織要更好地發(fā)揮自己的管理和服務的功能，市場盈利組織要更講自己的社會責任，非政府組織或非營利組織要更好發(fā)揮彌補政府失靈和市場失靈的功能，通過功能互補、結構調整，更自覺地促進社會進步，并盡力把社會代價降到最低限度，控制在最小的范圍之內(nèi)。同樣，每個社會成員也必須更加自覺地按照“增促社會進步，減縮社會代價”的深層理念，通過各自不同的社會行為——官員通過自己的行政行為，學者通過自己的學術行為，商人通過自己的經(jīng)營行為，其他社會成員通過自己的日常行為，更自覺地促進社會進步，并盡力把社會代價降到最低限度，控制在最小的范圍之內(nèi)。

　　二、一個治理管理難度很大的社會

　　中國社會不僅進步和代價反差鮮明，而且社會代價、社會問題，又有自己的非常明顯的特殊性。這就是不同時段、不同空間的社會問題和社會思潮，一下子出現(xiàn)在面前。

　　1.不同時空社會問題的復雜扭結

　　中國社會不得不同時面對、承受諸如未富先老的雙重矛盾、財富分配和風險分配的兩重壓力等等社會問題。而這在西方則有一個足夠長的時間差，使他們能夠充裕地分別地加以應對。

　　西方現(xiàn)代性的古典階段是典型的工業(yè)化社會，那時，由于生產(chǎn)和剩余的有限、生存資源的匱乏，是否能夠較為公正地安排社會各階級階層及其成員的收入分配、財富占有，有著極為重要的意義。

　　在這一階段上，像人們通常所說的，怎樣把蛋糕做得更大、怎樣使社會成員共同分享這塊蛋糕，就成為了一個突出的社會問題。這也就是所謂社會公正的問題。那時，他們的人口還沒有老化，風險分配的壓力還沒有提上日程，他們能夠集中精力解決脫貧致富的問題。在此過程中，他們也付出了沉重的代價，有些手段、有些過程是十分殘酷的。只是進入后古典階段，由于生產(chǎn)能力的提高，人們生活普遍富裕，西方發(fā)達社會的人口老齡化問題才逐漸出現(xiàn)，“老齡社會”或“銀發(fā)社會”才漸次到來。這時人們也更加注重生活的滿意度和幸福度，更加關注對自我生命和財富的保護、防御意外后果、規(guī)避社會風險，其中也包括人口結構的安全。而且，由于科學技術的發(fā)展使得人類的知識和行動越來越進入到未知領域，這意味著在更大范圍和更深程度涉入到了風險領域之中。所以，西方現(xiàn)代性的后古典階段最為集中的問題是社會風險問題，或者說是社會安全問題。正如有的社會學家所指出的：“古典現(xiàn)代性階段的理想是平等，而高級現(xiàn)代性階段的理想則是安全�！薄�3〕

　　與西方社會的發(fā)展不同，我國社會面對的卻是古典階段的社會問題與后古典階段的社會問題的復雜扭結與重疊。2005年底全國1%人口抽樣顯示，我國65歲以上人口達到10055萬人，占總人口數(shù)的7·7%。按照老齡化評判標準①，我國已成為人口老齡化國家。但是我國人均國民產(chǎn)值，據(jù)世界銀行1998/1999年公布的材料，僅為美國的1/40，為高收入國家的1/30。到2008年我國的人均國民產(chǎn)值估計約為美國的1/20。在一個經(jīng)濟欠發(fā)達的國度里，老齡問題與脫貧致富問題狹路相逢，使我國處于兩難境地。有文章分析了“未富先老”的三大挑戰(zhàn)，即人口老齡化對社會保障體系應對能力的挑戰(zhàn)、對勞動力結構調整能力的挑戰(zhàn)、對消費產(chǎn)業(yè)服務能力的挑戰(zhàn)〔4〕。

這種現(xiàn)代性在我國社會的特殊情勢，極大地增加了社會治理管理的難度。面對未富先老的雙重矛盾，財富分配和風險分配的兩重壓力，政界和學界都容易顧此失彼。就財富分配和風險分配的雙重社會壓力來說，對于前一種社會壓力，從改革初始，我國政界和學界就對社會分化、社會分層、收入分配、社會貧困、弱勢群體等現(xiàn)象展開了大量而深入的研究，為社會福利、保障、救助提供了相應的對策。至于對后一種社會壓力，我國政界和學界的關注和研究還遠遠不能適應社會風險化趨勢的迅速發(fā)展，這造成了在社會福利、保障、保險的理解和對策方面的局限性，譬如，直到目前，我們主要傾向于將社會福利、保障、保險視為對收入分配和財富占有差距的一種調節(jié)手段，作為緩解社會貧富懸殊現(xiàn)狀的一種應對方式。顯然，這就大大局限了社會福利、保障、保險的內(nèi)涵和功能。加強對于我國所面對的風險分配的認識和研究，建立起關于社會分配的內(nèi)涵和性質的動態(tài)性觀念，將在很大程度上扭轉社會福利、保障、保險研究中存在的不適應，能夠使我們提供的政策和對策建議更為積極、現(xiàn)實和具有預見性。例如，我國當前最大的理論和實際的矛盾是：從理論上說，社會代價的后果應由全社會來分擔，(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但是實際上絕大部分卻由弱勢群體來承擔或主要來承擔，這就是風險承擔上的不公平。同樣，社會進步的成果應由全社會來共享，但是實際上弱勢群體很難來共享。這又是共享中的不公平。在新形勢下，我國的社會福利、保障、保險，再不考慮解決這種風險承擔中的不公平，顯然是不行的。

　　2.不同時空社會思潮的交叉重疊

　　中國社會治理管理的難度，不僅表現(xiàn)在要應對不同時空社會問題扭結的顧此失彼，而且要面對不同時空社會思潮重疊的尖銳分歧。當代中國是各種古今中外思潮匯集點。盡管對于哪些是主要思潮，不同的學者有不同的看法，但是對于中國是各種思潮匯集點這一點，據(jù)我所知，學界還沒有不同意見。有的主張“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思想界出現(xiàn)的影響廣泛的自由主義、民族主義和‘新左派’三大社會思潮，集中反映了中國社會發(fā)展進程中的矛盾與沖突，鮮明表達了不同社會階層、群體在急劇變動的時代的感受與愿望”〔5〕。

　　有的則主張“自由主義以個人權利為核心價值，左翼平均主義以社會公正為核心價值，新保守主義以秩序為核心價值，這三大思潮彼此之間相互對峙碰撞，形成思想的交響曲”〔6〕。還有的認為“6種社會思潮是改革開放以來表現(xiàn)最活躍、影響最廣泛、涉及社會問題最深刻的社會思潮”，即“新自由主義思潮、新左派思潮、民族主義思潮、后現(xiàn)代主義思潮、文化保守主義思潮、懷疑主義思潮”〔7〕。有的作者則這樣概括：“一些年來，國人關注過外國的社會思潮，如新權威主義、新自由主義等等，也關注過中國古代的社會思潮，如專制主義、民本主義等等�，F(xiàn)在到了應該關注當今中國社會思潮的時候了�！�——現(xiàn)在中國思想界，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最新成果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科學發(fā)展觀無疑占據(jù)著主導地位，引領著國家發(fā)展的主流。但是也應該清醒地看到，還有一些錯誤思潮正在社會上流行、傳播、發(fā)酵，值得引起人們的重視。這些錯誤思潮擇其要者有：民粹主義、狹隘民族主義、教條主義、無政府主義�！薄�8〕這種種社會思潮從不同角度反映了當代中國社會的深刻變遷，表達了在新形勢下人們思想觀念錯綜復雜的深刻變化。

　　由于多樣多變的社會思潮的存在，同樣一個社會措施，同樣一件社會事實，從不同的思潮看來，會有截然相反的觀點和評價。因此，如何引領多樣多變的社會思潮，最大限度地形成社會思想共識，是實現(xiàn)社會治理和有效管理的思想條件。黨的十六屆六中全會《決定》第一次鮮明地提出“堅持以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引領社會思潮”，并把“尊重差異、包容多樣”寓于引領社會思潮的原則之中。這里“尊重差異、包容多樣”是在一些最基本的問題上(例如認同憲法上)達成共識的基礎上的差異和多樣。十七大報告重申了十六屆六中全會決議的提法。這表明，多樣多變的社會思潮是不可避免、不可回避、也不必大驚小怪的，同時又不能聽之任之，放棄引領，而是必須引領的。問題是如何引領。引領的根本方法還是離不開實事求是、具體分析。引領的具體方式方法無疑是多種多樣的，其中一個有效方法，就是中國化馬克思主義一直提倡的“百家爭鳴”。

　　這是因為對于思潮這樣的集思想、學術、理論、意識形態(tài)問題于一身、又這樣那樣曲折反映現(xiàn)實問題的復雜精神世界的問題，只能用說理的辦法、論證的辦法，也就是百家爭鳴的辦法來解決。這就是通過百家爭鳴，擴大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的影響，擴大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的影響，形成旗幟鮮明的主文化，用它們從思想上來武裝人民群眾，特別是我們的青年學生，縮小各種錯誤思潮的市場。當年，小平同志說不爭論，是針對特區(qū)初辦階段的一些特殊問題的，是有范圍的，不是無限的。把小平同志的不爭論說成是沒有范圍的、什么問題都適用的，這是一種誤解。這種誤解竟然造成一種類似“爭論恐懼癥”的東西。更有甚者，當前還形成這樣一種不正常的社會氛圍，似乎誰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剖析一些相反的思潮和學派，就會受到種種責難。現(xiàn)在，“堅持以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引領社會思潮”這一重要精神表明，該是結束這種誤解和不正常社會氛圍的時候了。正如和諧社會不等于沒有矛盾，相反，社會和諧是在正確處理社會矛盾中達到的一樣，引領社會思潮也不等于沒有爭鳴，相反，思想共識是在百家爭鳴中達到的�？傊�，上述社會問題扭結重疊所表現(xiàn)的客觀復雜性，社會思潮眾說紛紜所表現(xiàn)的主觀分歧性，不能不加大社會治理管理的難度，加大構建和諧社會的難度。這里，溝通、協(xié)調、民主決策，積極引領，百家爭鳴，越來越重要。

　　三、一個自我調適能力極強的社會

　　當代中國社會的進步是如此巨大——對此國際社會作出了種種反應：肯定、羨慕、嫉妒、反感，甚至提出種種所謂“中國威脅論”；
同樣，代價是如此沉重——對此國際社會也作出了種種反應：有善意提出改進辦法糾正措施的，有幸災樂禍的，甚至惡意利用于妖魔化中國，更有人用此得出形形色色的“中國崩潰論”。正如有的作者指出的：“人們包括中國人自己經(jīng)常感到困惑的是，隨便拿出一個問題來分析似乎都會導致中國社會的崩潰，然而中國卻屢屢在荊棘叢生的險境中創(chuàng)造著發(fā)展的奇跡�！薄�9〕

　　筆者自己就有這樣的親身感受。1990年4月我和北大羅榮渠先生一起到美國華盛頓參加《中國：政策的選擇》國際討論會，我在會上作了題為《中國的大勢所趨———個學者的看法》〔10〕的講演。在和一些人士交談中，當我說到“5年后，中國會如何發(fā)展……”，不等我說完，一位人士不耐煩地打斷我說：“還要等5年，兩年就足夠了！”他的意思是說，經(jīng)過1989年政治風波，加上美國的制裁，中國這條大船無可挽回地要下沉，兩年就要沉沒。那時很多美國人是這樣估計中國的前景的�？墒悄菚r以來已經(jīng)18年過去了，中國這條大船不僅沒有沉沒，反而乘風破浪，揚帆遠航，在現(xiàn)代化和現(xiàn)代性的歷史航程中，前進得更好。事實證明，不是中國社會沉沒了，而是那些低估中國社會自我調適能力的人的論調沉沒了。

　　瑞士日內(nèi)瓦大學亞洲研究中心高級研究員張維為說得好：“美國研究中國問題的人眾多，但對中國前景誤判的人也最多，不少所謂的中國問題專家先是預測鄧小平百年之后中國要大亂，后又預測中國會像前蘇聯(lián)一樣解體。有一個叫章家墩的美籍華人6年前出版了一本名叫《中國即將崩潰》的書，還上了《紐約時報》的暢銷書榜。他認為中國政治經(jīng)濟體制將在加入世貿(mào)組織的沖擊下迅速走向崩潰，但中國加入世貿(mào)組織6年之后，中國非但沒有崩潰，而是通過改革開放和體制創(chuàng)新，經(jīng)濟總量又翻了1倍，經(jīng)濟規(guī)模接近世界第三，中國還成了世界第三大貿(mào)易國和帶動整個世界經(jīng)濟增長的主要火車頭。現(xiàn)在回頭一看，不是中國崩潰了，而是這些唱衰中國的觀點崩潰了。”〔11〕

　　在社會學領域，對中國前景、中國經(jīng)驗的解釋上，最具有根本性質的，莫過于由塞勒尼、伊亞爾、唐恩斯利等人組成的新布達佩斯學派①的狹義社會轉型論。他們在《打造一個沒有資本家的資本主義》〔12〕等書中極力表明：正如蘇東等前社會主義“轉型國家”或“轉型社會”一樣，中國社會轉型也是從現(xiàn)代社會主義向現(xiàn)代資本主義的轉變。他們把這種主張從現(xiàn)代到現(xiàn)代的狹義轉型論叫做“新古典社會學”，以與主張從傳統(tǒng)到現(xiàn)代的“古典社會學”相區(qū)別。他們認為這種區(qū)別特別表現(xiàn)在“新古典社會學”主張“沒有資本家的資本主義”，而“古典社會學”則主張“資產(chǎn)階級先于資本主義”。因此，在他們看來，所謂“中國經(jīng)驗”就是中國在“打造沒有資本家的資本主義”過程中出現(xiàn)的一系列特點，例如，他們認為，中國，還有越南，同屬于一種“自下而上”通向資本主義的新類型和新路徑，這與中歐的匈牙利依靠外國資本(跨國公司)來推助不一樣，也與俄羅斯和東歐通過政治上最高代理人“自上而下”來推行不相同。

　　為了論證這一點，“新布達佩斯學派”中，有人把前社會主義陣營各個國家的轉型稱為“第二次大轉變”，而且認為這一轉型是對社會學理論的一個大挑戰(zhàn)〔13〕。有人則把“共產(chǎn)主義的衰落”視為一個“發(fā)給社會學家的請柬”，致力于對進入21世紀以后新資本主義之可能性進行發(fā)掘，并將這些問題集中到一點：“資本主義轉型的初始條件究竟會如何影響到將要打造的資本主義類型？這個資本主義將在哪里打造？由誰來打造？”〔14〕。也有人致力于對所謂“中國新資本主義的崛起”進行更直接的討論，援引自由主義的論據(jù)——— “資本主義是經(jīng)濟發(fā)展的必要充分條件”，從亞當·斯密的“資本主義導致經(jīng)濟成長”的命題，反向推導出“如果經(jīng)濟發(fā)展了，肯定已經(jīng)存在資本主義了”，并尋求對資本主義的中國特征、機制及其全球意義的解釋�！�15〕還有的學者則對中國和東歐的市場轉型專門進行研究，通過與一些經(jīng)濟學者合作展開的研究項目，根據(jù)中國各上市公司在上海股票市場的交易數(shù)據(jù)，分析資本主義在中國的出現(xiàn)以及政府在這一過程中的作用，有關研究涉及了中國城市中高效率的私營企業(yè)、國有企業(yè)以及人力資源上有競爭力的公司，通過相關調查數(shù)據(jù)來顯示這三種機制對于市場轉型的作用�！�16〕通過所有這些，他們向世界傳達這樣的信息：中國似乎在現(xiàn)有體制下通過“自下而上”的途徑確定無疑地在演變?yōu)橘Y本主義。

　　在“新布達佩斯學派”的推動下，對中國的“資本主義新成員”身份進行論證成了當前國際學術界一個比較時髦的議題。不僅如此，“新布達佩斯學派”的觀點還滲透到東亞一些地區(qū)高等學校的教育之中，甚至已經(jīng)成為一門系統(tǒng)的社會學課程。①這不僅把“新布達佩斯學派”的研究進一步條理化了，而且進入到了打造精英人才的社會工程之中，其中特別是培養(yǎng)一些年輕人的顛覆性、否定性的思維定勢，我們已經(jīng)深深感受到這一點對青年學子的禍害。由于高等教育過程的知識和學術傳播必然與一系列社會結構和社會過程形成密切關聯(lián)，這將對社會學的項目研究、課程設置、教材建設、教學過程以及人才培養(yǎng)和聚集等等，帶來極為深遠的社會影響。這種動向是特別值得我們警惕的。

　　從上述觀點和宣示中，可以明顯地看到新布達佩斯學派的一種預期：似乎中國社會轉型真會沿著他們設想的資本主義軌道走下去。但是，中國的現(xiàn)實，不論是自上到下，還是自下到上的現(xiàn)實，都使新布達佩斯學派不斷地、日益地感到失望和失落。時間和事實越來越證明，中國社會轉型的實質，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這種新型社會主義的成長，而絕不是從社會主義轉變?yōu)橘Y本主義，不管是“自上至下”或者“自下而上”。

　　正如筆者多次指出的那樣，我們對“布達佩斯學派”或“新布達佩斯學派”采取分析的態(tài)度，并不一概否定。他們的觀點中有值得我們參考、借鑒的東西。但是他們的“狹義轉型論”，他們把中國也叫做“前社會主義國家”、“后共產(chǎn)主義國家”，列入他們的具有特定含義的所謂“轉型國家”，并斷定中國正在從共產(chǎn)主義、社會主義向資本主義轉變，企圖把西方“三權分立”的那一套憲政和價值觀也搬到中國來，這是不可能做到的，也是我們堅決不能同意的。

　　對許多外國人和不少西方理論來說，中國社會成了一個無法準確判斷的“測不準”的社會。這一方面是因為他們有很多根深蒂固的偏見，意識形態(tài)的有色眼鏡，另一方面是因為他們一直低估中國社會極強的自我調適能力。這兩方面都使他們無可避免地、不斷地看走了眼。關于這種自我調適能力，為了敘述的方便，放到下一節(jié)討論。

　　四、一個沿著既定目標前進的社會

中國社會自古以來一直有極強的自我調適能力或者說自我應變能力。這是中國社會成為世界上唯一五千年歷史不曾中斷的社會的一個重要原因。這種極強的自我調適能力，自新中國誕生以來，又提高到一個新的高度。經(jīng)過建國至今近60年，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30年風風雨雨的嚴峻考驗，現(xiàn)在，這種極強的自我調適能力突出地表現(xiàn)在三個相互聯(lián)系的基本要素上：第一，它有能夠把全國人民凝聚在一起的、堅定不移的共同目標；
第二，它有能夠把社會資源集中到實現(xiàn)這一目標上的、無可比擬的社會動員能力；
第三，(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它有全國人民信賴的、無可替代的社會領導核心力量。以這三個基本要素構成的極強的自我調適能力，是中國社會的優(yōu)勢，是戰(zhàn)勝一切困難的保證，是社會沿著既定目標前進的強大推動力。

　　1.共同目標的堅定性

　　自中國杰出領導人鄧小平1982年在十二大提出“把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同我國的具體實踐結合起來，走自己的路，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17〕的著名論斷以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這一新型的社會主義，一直是中國社會堅定不移的根本目標。

　　根本目標的重要性，從社會學的視角看，在于它是廣大社會成員對整個社會規(guī)范的信任和遵從的基礎，是公民對整個社會規(guī)范和社會秩序的信心的來源。一個有堅定正確根本目標的社會是一個前景光明的社會。而一個根本目標失范的社會，即多數(shù)社會成員對根本目標模糊不清，動搖不定，失去信心，甚至失望逆反等等，這離整個社會的惡性運行和畸形發(fā)展也就不遠了。一個社會可以容忍一定程度的手段方式的失范——這是失范的第一階段，因為這種失范還不足以危及社會生存和發(fā)展的基礎；
但絕不能聽任手段方式失范的惡性膨脹，因為這會嚴重侵蝕廣大社會成員對整個社會規(guī)范的信任和遵從，動搖公民對整個社會規(guī)范和社會秩序的信心，進而演變?yōu)樯鐣�失范的第二階段——根本目標失范。因為這意味著一個社會的根基動搖了。所以根本目標的問題，絕不是一個小問題。十七大報告這樣強調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和中國特色社會學理論體系，絕不是空穴來風，無的放矢。

　　那么，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作為一種新型社會主義，“新”在那里？筆者曾經(jīng)指出，概括地說，主要表現(xiàn)在兩個方面：第一，它是一種利用資本主義一切可以利用的東西、逐步取得對于資本主義的相對優(yōu)勢，并最后戰(zhàn)勝資本主義的社會主義。第二，它又是一種在自己的實踐中不斷探索社會正義、不斷追求社會和諧、不斷進行制度創(chuàng)新，并不斷致力于逐步把公平正義貫徹到社會結構和社會制度各個方面的社會主義。

　　就第一方面來說，它是一種與資本主義有著復雜關系——一種利用資本主義，但又與資本主義有本質區(qū)別的社會主義。這樣的社會主義有市場經(jīng)濟，有證券交易，有勞資關系等等資本主義社會同樣存在的東西，不僅如此，中國還有企業(yè)主共產(chǎn)黨員——紅色資本家，“兩新組織”——新經(jīng)濟組織、新社會組織，“兩新人員”，即兩新組織的人員等等。這種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情況，一方面使我們體會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具有的開放性和包容性，另一方面也使我們親身體會到，如果不清醒地自覺到這是利用資本主義，那就很容易與資本主義相混淆。因此，這里特別體現(xiàn)出社會主義堅定目標的重要性，樹立共同理想的必要性。同樣上述情況也告訴我們，如果不去利用，那就是缺乏智慧，但如果在利用時，忘記了自己的社會主義目標，那就是沒有頭腦。

　　就第二方面來說，它是一種前所未有的創(chuàng)新性的社會主義。黨的十六大以來，特別是以胡錦濤為總書記的黨中央掌舵以來，一直到胡錦濤總書記代表黨中央所做的十七大報告，這種趨勢越來越明顯。以人為本，全面、協(xié)調、可持續(xù)發(fā)展的科學發(fā)展觀的提出，構建民主法治、公平正義、誠信友愛、充滿活力、安定有序、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問世，社會和諧被確定為社會主義的本質，改善民生問題被確定為社會建設的重點，公平正義被確定為社會建設的目標，就是幾個標志性里程碑。黨的十七大報告進一步指出：“改革開放以來我們?nèi)〉靡磺谐煽兒瓦M步的根本原因，歸結起來就是：開辟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形成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最根本的就是要堅持這條道路和這個理論體系。”這里“開辟了”、“形成了”都表明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方面的理論創(chuàng)新和制度創(chuàng)新。十七大報告，深刻明確無誤地向全世界闡釋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從哪里來，又到哪里去，從而同樣明確無誤地否定了資本主義方向。

　　如果說，第一方面強調的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作為新型社會主義的開放性，那么第二方面強調的是它的創(chuàng)新性�，F(xiàn)在已經(jīng)可以看到，前一方面，在發(fā)展初始期，對發(fā)展生產(chǎn)力、提高效率特別重要，今后還將繼續(xù)這樣做；
當社會生產(chǎn)力發(fā)展到一定程度，后一方面則越來越顯示出自己的重要性。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正是一種非常開放的、在不斷制度創(chuàng)新中持續(xù)成長壯大的新型社會主義。

　　當然，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作為一種處在成長壯大過程中的新型社會主義，還很年輕，還有很長的路要走，但它已取得巨大成績，這表明它是一種前途無量的社會主義。關于成長過程的長期性和艱巨性，正如鄧小平指出的：“中國社會主義是處在一個什么階段，就是處在初級階段，是初級階段的社會主義�！薄俺跫夒A段就是不發(fā)達階段�！薄�18〕他還說：“我們搞社會主義才幾十年，還處在初級階段。鞏固和發(fā)展社會主義制度，還需要很長的歷史階段，需要我們幾代人，十幾代人，甚至幾十代人堅持不懈地努力奮斗，絕不能掉以輕心�！薄�19〕確實，這種社會主義的成長是與很多不發(fā)達因素聯(lián)系在一起的，也是與世界各國普遍存在的“人類困境”相聯(lián)系的�！�20〕每前進一步都需要走曲折的道路，作出艱巨的努力，而且都會有人把取得的成績歸之于資本主義而把產(chǎn)生的問題歸之于社會主義。因此堅持這樣的社會主義在“社會主義低潮綜合癥”存在的大背景下，無論在理論上還是實際上都是需要勇氣的。

　　2.動員能力的可持續(xù)性

　　執(zhí)政黨的動員能力，是它的執(zhí)政能力強弱的重要標志，也是全社會動員能力強弱的關鍵所在。集中力量辦大事，是社會主義制度優(yōu)越性的重要體現(xiàn)。這種動員能力在建國后的兩彈研制、衛(wèi)星上天、一批重大工程實施中顯示出來，在2003年戰(zhàn)勝“非典”中，在2008年初南方應對多年不遇的冰雪災害中也充分顯示出來，當前在5. 12汶川地震抗震救災及舉辦2008年奧運會上又集中地表現(xiàn)出來，更不要說在建國前、建國初在戰(zhàn)爭中所表現(xiàn)出來的巨大動員能力了。當然要正確發(fā)揮這種優(yōu)越性，必須遵循實事求是、具體分析的精神，在實施過程中要有腳踏實地的作風，把寶貴的力量真正用到刀刃上，防止有些地方對它的誤用濫用，防止以它為借口，來搞不切實際、做做樣子的形象工程之類勞民傷民的事情。

　　所有這些表明，中國社會這種巨大的社會動員能力，使它可以應對任何不利于自己的困難、風險，表明自己具有極強的自我調適能力。誰對此估計不足，誰就會在中國問題上留下“測不準”的記錄。

　　現(xiàn)在，隨著中國社會重心日益下移，這種巨大的社會動員能力，被重點用來實施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兩大基礎工程：城市和諧社區(qū)建設和社會主義新農(nóng)村建設。當今，這兩大工程正在全國范圍蓬勃開展。我們在全國各地的調查和考察表明，中國城鄉(xiāng)基層社會，正在用建設性的反思批判精神，通過制度創(chuàng)新，把社會公平正義落實到我國微觀制度的方方面面。無論在制度安排的公平方面，還是百姓認可的公平方面，無論在合理地配置社會資源和社會機會、重點解決民生問題上，還是在解決突出社會問題、社會矛盾和社會風險上，無論在使全體人民受益方面，還是在讓弱勢群體共享社會發(fā)展成果方面，無論在減少居委會的行政性、增加自治性，還是在培育和健康發(fā)展社區(qū)組織與建立社區(qū)服務體系方面，都在逐步取得進展。我們的調查和考察也表明，各地是在把資源和力量用于夯實社會主義的基礎，其中包括利用資本主義一切可以利用的東西，但絕不是在“自下而上”走資本主義道路。

　　3.黨的領導的無可替代性

　　在近來的社區(qū)調查中，筆者和我們的團隊對此有了新的認識。

　　第一，越是陌生人的世界越需要有社區(qū)黨組織的支撐。

　　社會建設、社區(qū)建設，是為了在一個市場經(jīng)濟的陌生人世界里，構筑人際關系和諧的、互助合作的新的社會共同體。這個社會共同體，在宏觀上叫做和諧社會，在微觀上叫做和諧社區(qū)。要在陌生人的世界中建設和諧社區(qū)，關鍵是要找到能夠整合社區(qū)各種陌生人的主導力量，找到社區(qū)凝聚的核心力量。從各地的經(jīng)驗看，這個力量主要是社區(qū)共產(chǎn)黨員組成的基層黨組織(黨支部或黨總支或基層黨委)。正是他們的工作，把陌生人世界重新連接起來、整合起來。各地的調查使我們認識到，在中國研究社區(qū)建設如果看不到以黨建帶社建，以基層黨組織為整合陌生人世界的主導力量，創(chuàng)造新的連接這個基本經(jīng)驗，就不可能理解中國社區(qū)建設的過去、現(xiàn)在和未來，也不可能真正理解中國社區(qū)建設最大的特色。在中國，沒有任何社會力量能在基層起到這樣的整合作用。在對北京建外街道這個最典型的陌生人的世界的考察中，我們深切感到，越是陌生人的世界越需要有社區(qū)黨組織的支撐。

　　第二，全國社區(qū)運轉模式都離不開作為領導核心的基層黨組織。

　　在中國，社區(qū)運轉模式通常有“1+1”(社區(qū)黨組織+社區(qū)居委會)、“1+2”(社區(qū)黨組織+[社區(qū)居委會+社區(qū)工作站])、“1+2+1”(社區(qū)黨組織+ [社區(qū)居委會+社區(qū)工作站] +社區(qū)志愿者大聯(lián)盟)、“1+3”(社區(qū)黨組織+ [居民委員會、業(yè)主委員會+物業(yè)企業(yè)])、甚至還有“1+4”的，即在“1+3”中再加上商會。但不管是哪種模式，都有“1”，它就是作為領導核心的基層黨組織。同時，社區(qū)建設的方方面面，不論是社區(qū)資源動員、社區(qū)文化建設、社區(qū)服務等等，都離不開基層組織�！睹裾�部關于在全國推進城市社區(qū)建設的意見》也反映了這一點：“社區(qū)黨組織是社區(qū)組織的領導核心”。黨的十七大報告中重申：要“著力加強基層黨的建設”，“以黨的基層組織建設帶動其他各類基層組織建設”，“充分發(fā)揮基層黨組織推動發(fā)展、服務群眾、凝聚人心、促進和諧的作用”。社區(qū)黨組織的建設，既是社區(qū)建設的重要內(nèi)容，也是社區(qū)建設的組織保證。

　　第三，支部領導與居民自治相結合———社區(qū)建設取得進展的關鍵。

　　如果說，在新民主主義革命中，支部建在連上，是保證革命勝利的基層軍事基礎，那么現(xiàn)在，支部建在社區(qū)，則是保證社區(qū)建設成功的基層社會基礎。支部領導與居民自治相結合，這是中國特色社區(qū)建設取得進展的關鍵之一。各地以黨建帶社建，為這一點提供了新的例證。當然，支部領導與居民自治相結合，如何結合得好，仍有許多問題要探索，例如，支部領導如何改進，居民自治如何推進，兩者的結合方式如何創(chuàng)新等等，不是都解決了。各地的實踐本身也提出了這些問題。

　　上述四個方面，不論是“進步代價反差鮮明”，還是“治理管理難度很大”，不論是“自我調適能力極強”，還是“沿著既定目標前進”，都這樣那樣地反映了快速轉型中的中國社會的一些重要特點。包括中國社會學在內(nèi)的哲學社會科學或者說人文社會科學，都是以這樣的中國社會為背景、為客體、為服務對象來展開自己的研究的。對包括中國社會學在內(nèi)的哲學社會科學來說，快速轉型中的中國社會，是水之源，木之本。只有與這個社會同呼吸，共命運，并用建設性的反思批判精神加以認真探索，才能推動我們的社會變得更加美好，才能實現(xiàn)社會學作為社會科學的崇高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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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源：社會科學研究 200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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