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4月29日至5月3日，法學院組織到河南省召開“五四學術研討會”，順帶旅游，領略中原人文風光。五天下來，頗多感想，寫成三題，愿與諸君共享�！　�

　　一題：“拍磚頭”的會議

　　鄭州“五四”學術研討會的議題是“中國法學三十年”，共有23位老師提交了25篇論文，鄭勝利和趙曉海分別提交了兩篇。4月30日，研討會在鄭州“黃河迎賓館”的報告廳舉行，鄭州大學法學院許多師生應邀出席，北大和鄭大的師生們擠滿了可以容納一百多人的報告廳。會議先后由李鳴和張守文主持，第一個發(fā)言人是鄧峰，殿后的是鄭勝利（？）。　

　　一天會議下來，我感到，與去年威海會議（我沒有參加前年的揚州會議）相比，鄭州會議有幾個突出特點：　

　　一是首次邀請會議舉辦地的兄弟院校參加討論，一方面增加了相互了解，使北大學風吹到中州；
另一方面也擴大了北大法學院的影響。對于后者，下面還將論及�！�

　　二是時間掌握得好，作為主持人，李鳴和張守文嚴格把握會議時間，發(fā)言與問答基本上按時間表進行，比較有效率。這種學術討論會的目的不在解決什么學術問題，而是觀點介紹和交流，讓最多學科的老師將本學科最新問題介紹給其他學科的受眾。為達到這一點，時間的把握最為關鍵�！�

　　三是每個發(fā)言后，聽眾舉手成林，都有眾多聽眾“搶話筒”，爭著提問，特別是在上午，因為人們頭腦清醒，問答均頗精彩，常常引來滿堂大笑；
唯下午會議的前半段，因大腦中樞時鐘的影響，問者寥寥。　

　　四是“拍磚頭”——本次會議最大特點。聽眾提問基本上或是找論文和發(fā)言的不足，或是反駁，稱贊的話幾乎只是批評的鋪墊，第三個發(fā)言者蔣大興機警地嗅到了會議大潮，發(fā)言后主動請求：“希望大家拍磚頭”，于是，后面的會議便磚頭雨至。武者少年事，年輕教師是“拍磚頭”的主力，但亦不乏黃忠輩人，如賀衛(wèi)方和王世洲，老賀拍得最狠、最無情，大王拍得最多，不知他哪兒來的這么多磚頭，隨手拾來便可投將出去�！�

　　對于第四點，還要多說幾句。這種自由批評的學術風氣，很讓鄭州大學的師生們新鮮和吃驚，我旁邊的一位女老師就問我：你們一年舉行多少次這樣的研討會？我說就這一次，但還有一個鄧鋒主持的“青年法學工作坊”。我參加過幾次這種工作坊，幾乎每兩周一次，提出的論文就是讓人來“拍磚頭”的。我發(fā)現(xiàn)，在工作坊中，不管拍來的是磚頭還是瓦片，被拍者皆能逆來順受且談笑自若，很有魏晉文人的優(yōu)雅風范�？赡苓@次鄭州會議能夠形成自由批評的活躍氣氛，就是青年工作坊作風的擴張吧。從這一點上說，在學術討論的形式上和自由度上，北大是走在了其他學校前面的。　

　　我們老師們的做法也鼓舞了鄭大的老師，他們也提出了許多問題。朱蘇力在會議閉幕時的總結中說：盡管論文不都是談法學三十年題目的，但這種自由學風就是三十年的最大成果。言談之間，深有感慨。今次反映出來的學風，很大程度上與新留校的一批年輕人有很大關系：他們個人關系中說話、做事不拘形跡；
在學術上，充分表現(xiàn)了觀點上的創(chuàng)新意識與思想發(fā)展上的自信�？梢哉f，如果北大法學院真地成為“亞洲一流”，自由學風將是這種學術評價的內(nèi)在精神支柱，并勢將成為法學院生命力的淵源。八十年前，北大成為中國第一學府，關鍵一點就在于老校長蔡元培先生開創(chuàng)的這種自由學風�！�

　　還要說一點：敝人參與組織北大德國研究中心（ZDS）于今年10月2日至9日舉行的中德所有權（財產(chǎn)權）工作坊，屆時希望法學院老師們都來參與，向中德雙方的報告者“拍磚頭”。我想，假如我們敢于向歐美學者“拍磚頭”，一者可向外國人顯示我們法學院的學術水平，二者可以顯示我們建設世界一流法學院的信心。向歐美學者“拍磚頭”，應當是我們邁向世界的重要一步。　

　　二題：“中部崛起”的河南印象

　　26年前，我與同學騎自行車走過這次鄭州會議所到的大部分城市和景點，很想比較一下26年之間河南省的變化。所以，盡管陰差陽錯沒有被列入與會者名單，但仍堅持向殷銘要了一張火車票。五天下來，比較了一番，一言以蔽之，變化真大！　

　　4月30日會后，我們?nèi)ム嵈髤⒂^，又到他們法學院看了看。鄭州大學新校園位于鄭州高新區(qū)，占地6000余畝。事實上，整個高新區(qū)的建筑，包括單位、道路等，都占有大片土地，顯得氣派很大，沒有自行車恐怕不行，如果是北大領導來了，一定會羨慕死了。不僅在鄭大，接下來的幾天中，我們坐在汽車上走馬觀花，發(fā)現(xiàn)鄭州、洛陽和開封都在大搞城市擴張，萬畝良田都變成了“石屎林”和大片廣場，或許河南中部城市帶各處均是如此，正在快步工業(yè)化、城市化�！�

　　我還注意到一個細節(jié)：河南城市中養(yǎng)狗的人似乎不多，在鄭州三天只見到街上兩個人牽著狗。第一個印象就是：可能河南雖有一億人口，但老齡化問題似乎不太嚴重。轉(zhuǎn)而細想，還有一個可能是河南正在“中部崛起”，大凡正處于極度發(fā)展階段的地方，人們還沒有太多閑暇去享受生活，而北京等東部大城市已經(jīng)完成了向“小康”社會的過渡。由此推理：什么時候河南大街上狗多了起來，什么時候河南就進入“小康社會”了，當然，也就進入了“老齡社會”�！�

　　對于從農(nóng)業(yè)社會向工業(yè)社會的發(fā)展是一種進步，當然應為河南高興。但接下來就是憂慮了：首先，我國的建設首先就是拆舊，北京自不待言，已經(jīng)把古都變成了一付“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模樣，看來河南也難幸免。作為一個文明古國，我們除從地下挖出一些古代的寶貝外，很難在地上看到五千年輝煌的歷史。這固然與中國建設的土木結構有關，但也與我們不重視先朝文物的習慣有關。一般而言，破壞過去只在蠻族中間可以看到，像日耳曼人之于羅馬、蒙古人之于撒馬爾罕，而一旦這些蠻族文明化了，破壞自會停止，轉(zhuǎn)而保護過去了。但我隱約感到，中國人作為一個早已文明化的民族，卻始終擺脫不了這種“蠻族情結”。怪不得人們說：在英語中，“中國”之所以叫“CHINA”，就是因為中國一直在“拆呢”�！�

　　其次，我們一直在進行愛國主義教育，殊不知此種人文教育須放在民族的文明基礎、文明背景之下，方能獲得持久的教育效果。人文教育的一個重點是文化的傳承。一個國家建設的基礎是人民的熱情；
人民的熱情在較高層面上源自對自己國家的熱愛；
而這個愛國主義情懷來自于對自己光榮的歷史與燦爛文明的自豪感；
進一步說，愛國主義情懷根本上根植于一個人在青少年時期對本國本民族文化的接受程度，所以說愛國主義教育必須“從娃娃抓起”。這就要研究“娃娃們”的心理形成過程。兒童文化心理的形成有兩方面：一是言傳身教，一是對實物的印象。前者因家庭而異，后者則是一種對任何人都平等的存在，所以，后者特別重要，因為青少年的形象思維先于理性思維，在一定的形象思維基礎上才能產(chǎn)生理性思維。如果形象的東西是先民的創(chuàng)造，他們的形象思維就映現(xiàn)為民族的文明；
如果形象的東西是西方的創(chuàng)造，他們的形象思維就反映為西方的文明。現(xiàn)在，我國的建設毀壞了大量的古代文明遺跡，兒童面對的都是現(xiàn)代建筑——并非中國人自己的發(fā)展結果，在城市形象上，一個城市與一個城市沒有任何區(qū)別，青少年看到這些，是會更愛本國文明一些呢？還是更愛外國文明一些？以西式的實物進行愛國主義教育，無異于緣木求魚�！�

　　再次，還有一個“度”的問題，如果從洛克和亞當•斯密的觀點中引伸，我們會得出一個結論：發(fā)展必有一個極限，這就是地球上土地的供給能力。越先用完土地，就會越早達到這個極限。現(xiàn)代社會的發(fā)展趨勢似乎是，一旦進入工業(yè)社會，就馬上會進入“后工業(yè)社會”，而當人們的意識并沒有“后工業(yè)化”時，社會問題就產(chǎn)生了�！�

　　最后，我們拆舊、求大，反映出的是一種“欠發(fā)達的”、不成熟的發(fā)展模式，大概在所有發(fā)展中國家中，經(jīng)濟欠發(fā)達只是表象，內(nèi)里是思維的欠發(fā)達，片面追求最現(xiàn)代的建筑、最整齊劃一的城市布局，成本的考量往往放在最后，完全是一種計劃經(jīng)濟條件下形成的發(fā)展思路。許多舊房，除其歷史意義外，從經(jīng)濟上說，也是進行改造最劃算；
再說建大樓，如果超出實際需要，必然形成浪費，其中還不包括未來高昂的維護費用�！�

　　如果僅從措施上看，我覺得河南省這樣使用土地，充分反映了土地所有制改革的必要，必須使土地私有化，至少應明確個人承包的“永佃權”性質(zhì)，使政府不能像現(xiàn)在這樣廉價地獲得土地，才能杜絕這種浪費。不過，在很長一段旅途中，我與趙曉海同座。途中又談起了河南省土地浪費之事。曉海的觀點頗讓我感到新穎、很商業(yè)化，我覺得必須尊重，畢竟他比我懂商業(yè)。他說，讓土地回歸私有化不容易，可能會引起較大麻煩；
問題的關鍵是要抑制政府行為，所以，最好的方法是給農(nóng)民保留必要的土地，其他土地全部進入市場，使土地擺脫政府的操控，而土地完全商品化就會給使用者增加成本，土地的使用自然就會慎重多了。不過，我認為，如何進入市場，這可是一個復雜的問題�！�

　　最后一個印象就是，河南人很尊重傳統(tǒng)。告別破敗陳舊，河南農(nóng)民現(xiàn)在比較富裕了，沿途的村舍都是磚瓦結構，26年前的土坯屋或“干打壘”基本不見了。26年前，河南產(chǎn)煙地的農(nóng)舍總有高一個高二層的正方形烤煙房，現(xiàn)在大概沒人再抽那種農(nóng)家自烤的煙葉了，但烤煙房的型制依然保留了下來，不過變成了一間二樓小房子。遠遠望去，這樣一間二樓小房似乎不太可能住人，或者干脆就是一種裝飾？總算河南農(nóng)民不忘本，也說明傳統(tǒng)對現(xiàn)代的一種影響。想起上個世紀七十年代在《參考消息》上讀到，外國人發(fā)現(xiàn)中國晉、陜、豫等省農(nóng)民仍用著兩千年前的農(nóng)具耕作，后來我也在這三省中見到了農(nóng)民使用這些農(nóng)具的景象，當時覺得真落后，特別是看到剛承包了土地的農(nóng)民們在自己的田里用最簡單的農(nóng)具細心耕耘時，真覺得時間倒退到了遠古時期，由此還對這種小農(nóng)經(jīng)濟不以為然，至少我插隊的京郊地區(qū)從未實際分過土地。這次在河南看到烤煙房的消失，卻使我有些悵然——它們大概永遠不會再現(xiàn)了……　

　　三題：中原人文傳統(tǒng)觀察

　　我們的旅游路線是：5月1日上午去登封少林寺，下午去洛陽龍門石窟；
5月2日上午參觀洛陽市中心的“天子駕六博物館”，然后直赴白馬寺，下午到開封，先游覽了龍亭，以大相國寺為此次旅游終點。幾天旅游，去的都是重要古跡景點，但中原文化五千年，所見恐怕不及河南省古跡的百分之一。26年前，當我游歷除開封以外的其他地方時，印象中似乎所有古跡都不要門票，但至者寥寥；
可現(xiàn)在不行了，門票動輒上百，卻依然游客如云——中國人真是富起來了�！�

　　我發(fā)覺河南導游與他處不同，他們在介紹景點時，往往會提及景點所在的地理位置，原因或許在于，民族先人在河南上演過無數(shù)歷史悲喜劇，不知道人文地理，就難于理解歷史事件。過去只在字面上知道洛陽“居天下之中”，為形勝之地。這次通過導游小周的解說，實際看到，洛陽在一個盆地里，北面是靠近黃河的邙山，南面是伏牛山，西面是秦嶺的崤山，東面就是南岳嵩山，伊、洛二水穿行其間，的確是形勝之地，然而，卻在歷史上也無數(shù)次被攻破過。由此想到，當魏惠文王說“美哉山川之固，此魏國之福也”時，吳起卻說：“在德不在險”，僅此一點，便無愧于大軍事家的稱號。在洛陽還有一個小插曲：導游說，除了毛澤東，國家領導人都來過洛陽，而毛澤東沒來過，人們推測，毛被人稱為“紅太陽”，而洛陽是“落陽”的諧音。不過，導游不斷解釋說，這恐怕只是一個巧合而已�！�

　　旅游在開封結束。開封處于黃河之下13米，歷史上金人定都不久，成吉思汗歷史上第一次扒開黃河，水淹汴梁，滅掉了金國。此后許多人都以此法求得戰(zhàn)爭的勝利，最近的一次就是抗日戰(zhàn)爭時國民政府“以水代兵”、阻滯日軍的花園口掘堤。盡管軍事上獲得了“以空間換時間”的一時成效，卻因此而喪失了民心。4月29日，張守文就曾帶隊自助旅游，湛中樂、沈巋、金錦萍、凌斌、許德峰和我參加，在鄭州花園口黃河邊上的掘堤、堵口兩處紀念地上憑吊歷史。時屆黃昏，倍感蒼涼。近年樹起的掘堤碑上說，當時鄭州以下、包括開封，“洪水所至，廬舍蕩然，餓殍遍野，盡成澤國”。想象彼時情景，古今同慨，定如一千八百年前曹操詩里說的“鎧甲生蟣虱，萬姓以死亡。白骨露於野，千里無雞鳴。生民百遺一，念之斷人腸”。中國自古便多慷慨之士，大概與民族的多災多難有關吧�！�

　　大家在開封時都奇怪：開封如此地勢，古代許多朝代，為什么還要定都于此？答案很簡單，就是這里靠近江南，漕運容易，“就食”方便。在北宋時，南方已經(jīng)比北方發(fā)達，盡管二十四史記載的五千年歷史多數(shù)上演于北方，但到北宋時，沈括就已經(jīng)在《夢溪筆談》中嘲笑北方人的愚直落后了�！�

　　這次旅游基本上是佛教之旅，(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除洛陽的“天子駕六博物館”和開封的“龍亭”外，始于登封少林寺，中經(jīng)龍門佛教石窟、洛陽白馬寺、開封大相國寺。少林寺，從1982年至今，已經(jīng)闊別近26年了！只見山門前游人如市，早已沒有僧侶清靜修行之地的感覺。少林寺本身也非常商業(yè)化，在金庸小說中描寫的難進的山門早已大開，快要被人們踏破了。在這里，只能想象古代禪修之形象，現(xiàn)代人們所有者只是古代文明的軀殼，所無者乃古代文明之精神。少林寺塔林本是歷代高僧大德的安息之所在，現(xiàn)在也充斥著俗氛穢行，所謂“穢行”就是指那些守衛(wèi)塔林的武僧們往往把某些“有緣”的游客拉在一邊，為他們算命而收取算金的行為，沒準兒還會為他們“說因緣”呢。即使禪宗講究“頓悟”和“明心見性”，這樣的市俚行為恐怕也難容于佛祖。不過，我在寺中和塔林中就沒見過一位受過戒的僧人，更無高僧大德，不知他們都在哪里修行；
而且，就像少林寺里這樣喧囂如市的地方，不說修行，即使練武也不可能。后來在開封大相國寺遇到一位安徽來的游方僧，給我簡略解釋了現(xiàn)代中國佛教的等級，只有穿灰袍的才是真正受過戒的和尚，而我在少林寺里見到的僧人都是穿黃袍的，因而他們多是類似居士的“和尚”，不是真正意義上的“出家人”。我們只是在來少林寺的路上看見一片樹林中有一些灰袍僧人在習武，因而我們這些游客都非有緣人�！�

　　大概是洛陽市公安局，特別安排我們到少林寺周邊最有名的“塔溝武�！庇^看了一次學員表演，少年們一招一式很有氣勢，但我知道，那不是最上乘的中國功夫，恐怕比我小時候在月壇公園看到的功夫尚有不如。　

　　5月2日一早，先去洛陽市中心的“天子駕六博物館”參觀，是在地下，原來在電視上見過許多次，但自己看實物還是挺有蒼桑感的，人們至今還不知道這位如此用車馬殉葬的周天子是哪一位。不過，我倒想，這位周天子如此喜歡車馬，要么是生前非常有名，要么是喜歡戰(zhàn)爭，但東周的國王似乎武功不彰，那么就一定是東周前期的君主了。我注意到博物館的一個細節(jié)：展覽尾部有一幅天子指揮軍隊的“駕六圖”，天子立于車上，目視前方，左右都是軍隊，這倒與我想的有所相符。我目光初看馬時，發(fā)現(xiàn)是栗馬與白馬相參，馬上就意識到畫家畫錯了：天子的驂乘均應是白馬，至少也應是同色馬；
但再一細看，發(fā)現(xiàn)畫上卻只畫了五匹馬，猜想是有人指出了畫家的錯誤，結果畫家偷懶或趕工期，只畫了五匹，想告訴觀眾：這里畫的并不是展出的天子駕六；
不過，作家還是暗示了天子駕六，即在最左邊的那匹馬前腳中間若隱若現(xiàn)地畫了另一只馬腳，從而露出了“馬腳”�！�

　　到白馬寺是又一次的失望。盡管商業(yè)氣息不如少林寺濃厚，寺邊卻也是店鋪鱗次櫛比，也已與26年前不同了——那時的白馬寺門可羅雀。由于游人車輛眾多，而寺門原對馬路，不可能容納許多人車，只好在寺右邊新建了一座作為入口處的導門。寺里文物保存完好，僧人也不如少林寺的那樣傲慢，多少還能嗅得出來出家人的氣息�！�

　　下午去了大相同寺，建筑已非宋代，而是元、明、清、今幾代的結果。不過，這座廟宇是河南三大寺中最豪華的，顯示了皇家氣派和宋代豪華的追求。比較有收獲的是前述與一個僧人聊天。我到寺中一個“圣物室”，里面擺的佛像等物都可以“請”。一個僧人說這些都是人們捐的。聽他口音不是本地人，原來是來自安徽的游方和尚，在此掛單。他說，他們有度牒，可以任意到一個寺廟去，只要那個廟接收。我問起了受戒，他說現(xiàn)在受戒都不在頭上點香點了，因為那樣很危險，很容易感染生病（后來陳端洪說，現(xiàn)在的和尚都不是真和尚，一心向佛的人不應在乎危險，況且老的僧人怎么受戒的？），所以現(xiàn)在都是發(fā)“戒牒”。我認為這是因為現(xiàn)在的和尚都是佛學院畢業(yè)的職業(yè)和尚，受戒的話，他們就不便以普通人的方式生活，所以，就以其他方式受戒了，但不知佛學院“本科”學歷算是受戒，還是“碩士”學歷；
或者受戒按學歷亦分等級？這個和尚也承認有按傳統(tǒng)受戒的人。我看那些人才是真和尚，要遵守戒律的。他說，這些人都穿灰袍，佩有七帶的是受“俱足戒”的，稱為比丘，頭上應有香點；
而灰服五帶的是沙彌，只受過十戒。這兩種戒律的區(qū)別是什么，我也沒來得及問。反正從他本人赭袍無香點的形象看，只是一個“行者”而已�！�

　　三大千年寺廟中，我對少林寺的印象最差，覺得這里的商品化氣息最重、禪林味最小，還有就是和尚們最傲慢，就像他們的道行和武藝真地很高似的；
對大相國寺的印象最好，原因是古代遺存最多、氣勢最恢宏，和尚的氣度也最大；
白馬寺有禪林味，但漢唐大度景象不再。令人吃驚的是，對于前兩寺的印象與我26年前的印象完全一樣！特別是少林寺，和尚的傲慢果如金庸小說所描寫的那樣，總有人上門挑戰(zhàn)，少林寺恐怕早就扒下了。　

　　回想這次旅游，還是很有意思的，我在26年前游歷過河南許多著名古跡，這次堅持再去，就是為了進行比較。本想走進歷史，不想還是一腳踏入了現(xiàn)代，卻也不是《清明上河圖》的市廛。對于一個旅游者來說，這不是好事，但對于河南人民來說，卻又不是壞事。中國人的歷史總是在重復說明老子的福禍相倚的哲學。26年后又踏上河南的土地，人民生活有了天翻地覆的變化，社會在前進，但我們失去的東西太多了，傳統(tǒng)文化在改革開放中再一次受到了打擊，全社會的商業(yè)市場化氣氛使得文化本身迷失了自己。在這里，我感到非常矛盾，恐怕很多中國文化人都會如此感受：極左時期摧毀了部分文化（導游說，“文革”時駐有軍隊且紅衛(wèi)兵主動保護，龍門石窟沒有被破壞，實屬萬幸），但剩下的部分仍是原汁原味的；
市場經(jīng)濟的中國改變了全部中國文化，所有部分都不再是原汁原味的了。但是，我們又不能簡單地思念過去。從歷史上說，唐代韓愈柳宗元的復古主義產(chǎn)生于王朝衰落時期，是漢族士大夫維持漢族傳統(tǒng)、反對胡化的努力，根本上說是保守的、非進取性的，并非文明的進步；
同樣，明代文學復古主義也是在經(jīng)過近百年的蒙古人統(tǒng)治，漢族自身的文明覺醒，但在文明發(fā)展的角度上講，也是保守而非進取性的。這兩次復古，造成了漢族精神上的自閉癥，當漢族認同滿族輝煌武功的同時，也就形成了漢族文明生命力的隳落。我們之所以紀念“五四運動”（今天是“五四”紀念日，也是北京大學建校110周年），就在于其積極意義乃文明之進取。從這個意義上說，江澤民“欽定”的“五四精神”——科學、民主、進步、愛國——中之“進步”的確可以作為北大的精神而被繼承下來。現(xiàn)在，面對外敵的欺凌，我們不再復古了，而是要“破古”，這實際上就是要破除唐、明兩代以來形成的上述精神自閉癥。然而，這種破除并不意味著要破除文明成果本身。現(xiàn)在，中華民族已經(jīng)沒有了精神自閉，我們應當意識到文明成果的可貴，應按原汁原味保留并恢復被破壞的東西，不要讓商業(yè)利益遮掩住古代的輝煌�！�

　　2008年5月8日

　　作者簡介：甘超英，北京大學法學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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