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二年七月九日，末代港督彭定康攜帶家人抵達香港的皇后碼頭。港英政府專為殖民地官員建造的碼頭經(jīng)歷了歷任港督的上任和離任，一九七五年伊麗莎白女皇到訪和一九九七年七月一日查爾斯王子黯然離去，都是經(jīng)由皇后碼頭。二○○七年特區(qū)政府出于建設需要拆遷皇后碼頭，引發(fā)了青年一代的抵抗行動。他們要保護的不是簡單的歷史古跡，而是香港的集體記憶。這種集體記憶對于年輕一代如此重要，一方面是由于內地經(jīng)濟崛起和香港的相對邊緣化，致使香港人喪失了對內地的優(yōu)越感而變得敏感又脆弱；
另一方面由于文化認同的阻隔，在“兩制”的區(qū)別日漸模糊之時，國家認同又很遙遠而變得焦慮且迷惘。在這種情況下，往日的集體記憶似乎變成了年輕一代精神成長中的成人禮。就像軒尼斯道、德輔道街、駱克道和皇后大道等這些充滿歷史記憶的街道名稱，皇后碼頭與帝國司令勛章、十字勛章、騎士勛章等香港精英當年取得的榮耀一樣，成為往日輝煌的記憶。

　　和過往港督上任一樣，香港的達官顯貴和普通市民自然要到皇后碼頭列隊歡迎自己的主人。然而，讓港人驚訝的是，這位末代港督一改殖民地傳統(tǒng)，身著便服，沒有佩戴《殖民地規(guī)例》明確規(guī)定的裝飾著羽毛的帽子、肩章和佩劍等這些象征著帝國榮耀和威嚴的符號，一臉微笑輕松地與市民們招手，不像過往的港督保持威嚴的神色。正當香港人對港督新鮮的出場方式議論紛紛時，彭定康上任第二天，就以民選政客慣用的親民姿態(tài)，坐地鐵，擠人群，搭火車，走山路，逛“女人街”，在街頭小店喝茶，接近市民。整個香港轟動了，就像神仙下凡一樣，在香港一百多年歷史上，港督第一次像一個普通人一樣走在市民中間。而經(jīng)過選舉訓練的彭定康，不僅善于用幽默的語言吸引市民，而且善于利用身體語言，舉手投足都成了媒體捕捉的對象。

　　當然，彭定康很清楚，民意是由傳媒塑造的。于是他的就職典禮就變成在總督府后花園會見記者，通過傳媒問答大會傳播其施政理念。這種類似美國總統(tǒng)在白宮玫瑰園會見記者的現(xiàn)代政治小技巧，對香港新聞界卻是破天荒第一次。而在彭定康隨行人員中就有來自倫敦的著名新聞統(tǒng)籌官員，他是營造“民意”的高手，負責每天在最短的時間將香港新聞媒體關注的問題整理出來，并制定新聞宣傳計劃和策略，告訴彭定康應如何回應這些問題。這樣的新聞統(tǒng)籌官員屬于唐寧街民選政客的一部分，而不屬于職業(yè)外交家或殖民地的總督。由此，傳媒以及傳媒引導的民眾就被彭定康一系列眼花繚亂的舉動完全吸引住了，如崇拜演藝明星一樣關注其表演。香港人暈了，仿佛沉浸在童話世界中。時至今日，邁入暮年的香港人依然津津樂道彭定康的政治表演，念念不忘往日的眩暈。

　　一個殖民地總督為何一反傳統(tǒng)，以街頭鼓動家的方式，把自己塑造成一個民選政治家的形象？這還得從香港政制發(fā)展問題說起。從一九七九年麥理浩訪華開啟中英香港談判直到一九九七年香港回歸這近二十年時間里，大英帝國一直在推動香港獨立或完全自治的民主化進程。這是大英帝國慣常的撤退戰(zhàn)略，也是撒切爾夫人為中英談判所設定的目標規(guī)劃：“我們的談判目的，是以香港島的主權，換取整個香港的長期管治權。……我們建議談判如果沒有進展，便應在香港發(fā)展民主架構，我們的目標是在短時間內讓香港獨立或自治，仿如我們以前在新加坡的做法。這將包括在香港建立有更多華人參與的政府和管治架構，令華人越來越多地為自己做主，英國人則逐漸退居二線。”（《戴卓爾夫人回憶錄》）一九八四年七月十八日，港英政府趕在九月二十六日中英草簽聯(lián)合聲明之前，發(fā)表了代議政制“綠皮書”，宣布要“逐步建立一個政制，使其權力穩(wěn)固地立根于香港，由充分權威代表香港人的意見，同時更能較直接向港人負責”。由此港英政府一改立法局議員由港督任命的傳統(tǒng)，引入了功能界別選舉傳統(tǒng)。之所以引入以團體作為投票人的間接選舉制度，而非直接選舉，主要目的是為了鞏固港英政府與香港工商專業(yè)精英階層政治同盟，防止中國政府支持的香港左派通過選舉進入港英政府。對此，“綠皮書”直言不諱地指出：“直選選舉并不是一種放諸四海而皆準的辦法，足以確保能夠選出一個穩(wěn)定的代議制政府�！�…推行直接選舉，可能使本港迅速陷入一個反對派系參政的局面，以致在這個關鍵時候，加上一種不穩(wěn)定的因素。”

　　港英政府的目的很明確，用行政局首席議員鐘仕元的話說，中國政府講的五十年不變，并非一九九七年的香港情況五十年不變，而是一九八四年的情況五十年不變，港英政府的應對策略就是要采取“十三年大變，五十年不變”的政治戰(zhàn)略，即利用“九七”前十三年的統(tǒng)治時間進行代議制改革，徹底改變香港的政體，使這種制度在“九七”之后保持不變。為此，就要將立法會從港督的咨詢機構變?yōu)榇�議機構。一九八五年六月立法局通過了《立法局（權力與特權）條例》，賦予了立法局一些絕對的權力，與此同時推動立法局的選舉，進行政權移交。

　　港府的代議制改革及基本法的起草和咨詢，極大地刺激了香港人的政治熱情，各種論證團體紛紛成立。七十年代香港學生運動中的“社會派”成為八十年代民主化運動的中間力量。如果說一九八五年的功能選舉選民是七萬人，但只吸引到兩萬五千人投票，那么到了三年之后，立法局選舉就不再是功能議席的數(shù)量，而變成直接選舉問題。中英談判時期香港人在主權歸屬上發(fā)生了“還政于中”與“還政于民”爭議，現(xiàn)在面對一九八八年直選問題，很快演變?yōu)椤懊裰骰貧w派”與“民主拒共派”的分歧。這種分歧直接導致基本法起草過程中關于特區(qū)政體的設計（參見“香江邊上的思考之十”）。

　　英國政府必須趕在基本法制定之前推動香港代議制改革才能在基本法的起草中利用“銜接”問題影響基本法的制定。然而，“銜接”問題是一柄雙刃劍，英國政府可以利用它來制約中國政府關于基本法的制定，可中國政府也可用它制約港英政府的政制改革。其時，蘇聯(lián)在新思維下進行民主改革，中國的經(jīng)濟改革和政治體制改革也在加速，中美之間處于政治蜜月期。在這種背景下，中英之間要堅持相互合作和平穩(wěn)過渡。港英政府也因此否決了原定一九八八年開始立法局直選的計劃，提出在合作前提下于一九九一年開始直選議員，而且直選議員的數(shù)目與基本法的規(guī)定實現(xiàn)了“銜接”。然而，一九***年東歐事變以及緊接著出現(xiàn)的蘇聯(lián)解體，整個冷戰(zhàn)似乎以西方世界的勝利而告終。在這個背景下，英美改變了對華戰(zhàn)略，中國似乎成了西方世界實現(xiàn)和平演變戰(zhàn)略的最后目標，而香港就成為首當其沖的主戰(zhàn)場。

　　一九九二年六月十九日，就在彭定康出任港督前二十天，英國上議院摩斯會議廳舉辦了一場題為“香港之未來”的研討會。與會發(fā)言者包括英國議會和外交部中負責香港問題的官員以及學者和專家。英國議會外交委員會主席侯威爾在題為“英國與香港：外交政策目標”的主旨演講中明確指出，一九***年之后整個世界的情勢發(fā)生了根本改變，因此英國統(tǒng)治下香港的局勢也應隨之發(fā)生變化：

　　我認為我們需要將一九八四年所有的措辭加以修正。我并不是指要改變基本法中的細節(jié)，改變它的文字，我是指改變語氣，改變有關一九九七年所將發(fā)生的一些事情的措詞。……香港覺得自己是一個國家。一個與周圍其他地區(qū)的人民有十分密切文化關系的國家。然而，它有自己的見識和聲音，有權利表達它的見識和聲音，有權利不讓自己的命運任人擺布。彭定康抵達香港履新時，不僅須認清與贊許一切審慎的民主運動，而且要帶頭推動這些沖勁。我的意思是什么呢？我是指他必須逐漸讓香港民眾參與香港的治理工作。我是指他必須以明智而不具挑釁性的方式重新討論香港立法局選舉的民主時間表。我認為，由于世界情勢的進展，這些情勢將有進行的必要。（《香港之未來：倫敦研討會實錄》，臺北，一九九二年，12頁）

　　這段演講再清晰不過地預示著彭定康主政下的香港在國際政治格局和世界歷史上的特殊意義。如果說整個八十年代，由于中美戰(zhàn)略伙伴關系使得中國在香港問題上處于主動態(tài)勢，那么從一九九二年開始，英國在美國的支持下試圖扭轉原來的被動局面，采取主動攻勢，把香港理解為“國家”，通過政制改革的民主化運動，將香港變成一個獨立或半獨立的政治實體。這就是彭定康推行激進政改方案的政治實質。由此，我們才能理解，為什么英國政府一改委任殖民地官員或外交部官員出任港督的傳統(tǒng)，委任在英國下議院選舉中失敗的保守黨黨魁彭定康擔任最后的總督，也可以理解為什么彭定康拋開港督的傳統(tǒng)政治風格，以一個選民政治家的形象出現(xiàn)在香港市民的面前。因為此時，香港已不僅是英國的殖民地，更主要的是英美選作與中國進行意識形態(tài)和地緣政治較量的試驗場，成為對中國進行“和平演變”的試驗場。

　　一旦明白了英美的政治目的，我們就能明白為什么彭定康把動員和塑造香港民意的支持看做是頭等重要的政治大事。道理很簡單，彭定康本人及其政改方案的民意支持度越高，他與中國進行政治賭博的籌碼就越大，其結果造成香港內部的社會分化越大，香港與內地離心程度也就越大。英國人撤走之后，自然在中國內部播下了分裂的種子。而在英國政府看來，只有彭定康這種老練的民選政客才有能力提高港人的民主期望值。正如英國的《每日郵報》以“彭定康在香港的一場賭博”為題的社論中指出的：“潛在的危險是香港人的希望可能被刺激得過高，招致一九九七年后中共的反彈。但彭定康知道香港人愿意賭這一手，雖然有點冒險，但值得一搏�！保ā杜矶�康政改方案面面觀》，102頁）

　　于是，彭定康在做足了民意鋪墊之后，上任不到三個月，即在“施政報告”中直接提出了政改方案。核心內容包括：改革立法與行政關系，徹底取消港英政治體制中強化行政主導的“雙重委任”（即立法局議員擔任行政局議員），行政與立法徹底分家，從而強化立法局主導的“代議政制”，以發(fā)揮政黨的作用；
改革選舉制度，將選民年齡從二十一歲降到十八歲；
采取有利于“民主派”的“單議席單票制”；
改革功能團體制度，取消了一些功能界別中的團體票，在新設立的九個功能團體中，采取所有從業(yè)人員每人一票，從而將其選民由原來的近二十萬人擴大到二百七十多萬人，實現(xiàn)了變相直選。

　　上述政改方案的目標就是加速民主化，擴大立法會議員的選民基礎，將功能界別議員的間接選舉制度變成直接選舉，變相擴大立法會直選議席。因此，盡管在表面上立法會中功能議席和直選議席的比例與基本法相“銜接”，可實際上已無法“銜接”了。不同于港府此前就政制發(fā)展發(fā)表“綠皮書”進行公眾咨詢并發(fā)表“白皮書”闡述政府立場的慣常做法，彭定康擔心在咨詢中受到攻擊而被迫收回，故采取先斬后奏的辦法，在施政報告中直接公布了政改方案。這個方案一公布，當即獲得英國首相梅杰和外相赫德的支持，赫德贊揚彭定康“透過有技巧性的途徑加快和伸延香港的民主步伐”。而彭定康在公布政改方案當天晚上通過港府表示，政改方案僅僅是一種“建議”，有商討的余地。這意味著彭定康把這個公開的政改方案作為與中國政府“磋商”的籌碼。當然，這種“建議”或者“磋商”不過是外交辭令。

　　然而，彭定康清楚北京不會接受這個方案，而且他也沒有準備讓北京接受這種方案，這個方案是經(jīng)過英女王批準的英國方案。英國政府的目的其實不在于北京是否接受，而在于香港人是否接受，只要香港人能夠接受，那么這個方案就能夠成為既定事實。只要這個方案播種在香港人的心靈中，一旦北京利用“銜接”最終推翻這個方案，在香港人心目中的政改方案與“九七”后特區(qū)政府按照基本法實施的政改方案之間形成一個巨大的心理落差，從而使得基本法乃至中央管治香港的正當性大打折扣，造成一個不信任、不接受中央統(tǒng)治的香港，培養(yǎng)出一個不信任、不接受中央統(tǒng)治的香港精英階層，從而在中國的內部植入不和諧的異質音符，甚至播下分裂的種子。這其實是大英帝國在殖民地撤退中制造分裂的慣用的伎倆。曾經(jīng)經(jīng)歷大英帝國撤退戰(zhàn)略下安排新加坡從馬來西亞分裂出來的新加坡建國之父李光耀對此很清楚，他就明白無誤地告誡香港人：

英國政府預備把英國在香港及與中國的利益做賭注。香港只是棋盤上的一只棋子，交手的是美國與中國�！�…我相信有更大的地緣政治目標，就是一個“民主的中國”，(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那是對美國和西方非常重要的。香港只是一只棋子。英國在香港搞民主立法，實際上是國際上大國的陰謀，他們目睹中國經(jīng)濟改革開放后的進步，認為中國這樣發(fā)展下去，對他們是危險的，所以香港問題出現(xiàn)了。中英就香港的爭拗，完全由于英國政策改變所致，而英國的轉變是為追隨美國對付中國的戰(zhàn)線。英美聯(lián)手企圖促使中國改變集權制度，當中所帶來的政治意義，遠遠超過為香港帶來一點點民主。（同上，237—239頁）

　　李光耀說的沒有錯，但他忽略了一點，英美要的其實不是“民主的中國”，而是“依附的中國”，英美在世界上扶植和維系了多少專制政權，也顛覆了多少民主政權，唯一的標準在于是否依附于英美。在這場地緣政治的較量中，“民主”不過是分裂中國、肢解中國、使中國陷入內亂或產(chǎn)生依附于英美的寡頭民主的最有力且冠冕堂皇的武器。曾經(jīng)的蘇聯(lián)、東歐如此，現(xiàn)在的中亞諸國以及中國的臺灣、香港、西藏也如此。對此，英美政治家很清楚，鄧小平也很清楚，彼此心照不宣。

　　正因為如此，彭定康的全部政治努力就是刺激香港人的民主化期望，把香港人捆綁在自己的政改方案上，作為與北京進行政治較量的賭注。他知道，香港人的民主期望越高，這場賭博中英國人賺得越多，中國人輸?shù)镁驮綉K。為此，他在發(fā)表施政報告第二天，就馬不停蹄地向香港市民推銷政改方案。從早上七點半一直到晚上十一點二十分共安排了四場活動，早上是出席電臺節(jié)目，回答市民的提問，下午是立法會問答大會，晚上是與市民的對話，晚上九點多是上電視節(jié)目與專業(yè)界人士對話。第三天彭定康又趁熱打鐵，在沙田大會堂接受市民的問答，再次展現(xiàn)了彭定康民選政治家操控問答的技巧和能力。如此一連三天的密集推銷，彭定康利用自己的個人魅力將施政報告的民主理念深深地植入香港市民的心中。

　　此時的彭定康已不再是一個英國政府委任的港督，而是香港市民的代言人，成了香港市民的精神領袖。正如李光耀所言：“施政報告規(guī)劃藍圖就像一個國民領袖制定出一個行動時間表，策動民眾從殖民地手中爭取獨立，不僅僅是一個即將淡出的殖民地港督的告別計劃，與自己扮演的角色也背道而馳�！保ㄍ�上，237頁）然而，在這種戰(zhàn)斗中，最終犧牲的不是彭定康本人，也不是西方人，而是中國人。政改方案的成功推銷，實際上成功地將英國與中國的政治較量轉化為香港市民與中央政府的較量。當英國人最終撤退的時候，留給香港市民的除了精神上的挫敗感，更多的是短時期內難以消弭的分歧、不信任以及由此產(chǎn)生的冷漠、敵視、對抗甚至仇恨。香港最后失去了民主的理念和希望，香港回歸后，特區(qū)政府不僅按照基本法規(guī)定修改了功能界別選舉，而且中央決定立法會普選要到二十年以后才可以進行。

　�。ㄖ校�

　　一九九七年七月一日凌晨，香港會展中心米字旗徐徐落下，五星紅旗冉冉升起。這標志著中國對香港恢復了主權行使。從英國到中國，香港政權的更迭無疑是一個憲政革命，即用全國人大制定的“基本法”取代了英國的《英皇制誥》、《皇室訓令》和《殖民地規(guī)例》等。但香港法統(tǒng)的變更是否影響港英政府原有法律的有效性？香港回歸后的“憲政第一案”馬維琨案（HKASRv.MaWai-Kwan，CAQL/1997）就直接觸發(fā)這個問題。馬維琨等三人是一起刑事案件中的被告人，他們在一九九五年被控串謀妨害司法公正罪，法院于一九九七年六月十六日開始審理。然而，在訴訟過程中，香港的憲政秩序發(fā)生了轉型，既然英國管治宣告結束，香港成為中國的一部分，港英時期的英國法理所當然不具有法律效力，法院不能根據(jù)已失效的法律給被告人定罪。由于事關香港憲政革命的核心問題，案件被直接轉交高等法院上訴庭。馬維琨案之所以能從刑事案變成憲法訴訟，是由于香港回歸當晚，特區(qū)政府“臨時立法會”通過香港回歸條例，明確宣布包括刑事法律在內的維持香港管治秩序的港英法律繼續(xù)有效。問題是“臨時立法會”這個機構本身是否具有合法性？若“臨時立法會”被宣布為非法機構，那么它通過的香港回歸條例自然就無效，馬維琨等人就不能根據(jù)港英刑事法定罪。因此，當時一直關注“臨時立法會”合法性的大律師公會主席李志喜、港英立法局法律界議員吳靄儀和“香港人權監(jiān)察”主席的夏博義就免費出庭支持馬維琨等人，這與其說關心馬維琨等人的命運，不如說關心全國人大設立的“臨時立法會”這個機構的命運。而香港的法院能夠審查國家主權者的主權行為，就成為香港回歸后圍繞違憲審查權展開的第一輪政治斗爭，它為后來的居港權案引發(fā)的政治爭議埋下了伏筆。

　　香港基本法被稱之為香港的“小憲法”，可在基本法中并沒有“臨時立法會”這個機構。李志喜等人試圖從法律形式主義的立場要求特區(qū)上訴法院宣布全國人大設立的“臨時立法會”為非法機構。然而，這種法律形式主義忽略了香港回歸的政治現(xiàn)實，即由于英國的故意對抗使得港英政府的最后一屆立法局無法與基本法規(guī)定的立法會相互銜接。那就意味著香港回歸之后特區(qū)政府會陷入沒有立法會機關的狀態(tài)，整個特區(qū)政府將無法運作。而面對香港憲政革命所產(chǎn)生的緊急狀態(tài)下，全國人大認可了“籌委會”決定成立“臨時立法會”這個基本法上沒有地位的臨時性機構，無疑屬于主權者在緊急情況下做出的政治決斷。上訴法院的陳兆愷法官正是基于這種緊急狀態(tài)的主權學說，主張“臨時立法會的組建是出于緊急狀態(tài)的臨時措施。主權者無疑有權力這么做。它也無意于破壞基本法。這么做意在履行基本法和全國人大決定的條款”�？隙ā芭R時立法會”，就肯定了全國人大的主權者地位，也捍衛(wèi)了中國政府與英國就彭定康政制改革展開斗爭的政治成果。而要明了“臨時立法會”的來歷，就不能不說到中英就彭定康政制改革展開的政治較量（參見“香江邊上的思考之十一”）。

　　就在彭定康發(fā)表施政報告的第二天，港澳辦發(fā)言人就政改方案發(fā)表談話，表明了中國政府的立場。中國政府一貫主張在香港發(fā)展民主，但這種民主發(fā)展一要循序漸進，二要與基本法銜接，保證香港順利過渡。彭定康的政改方案對香港政制發(fā)展做出了“重大的變動”，導致無法與基本法相銜接。且彭定康未經(jīng)與中方磋商，就單方面公布所謂的“建議”，“蓄意挑起一場公開爭論”，不符合聯(lián)合聲明強調的中英雙方在過渡期的合作原則，不利于香港政權的順利交接。如果香港在后過渡期出現(xiàn)與基本法不銜接，中央將按照基本法的規(guī)定另行成立特區(qū)政府。這是一個理性的、有節(jié)制的聲明，也是充滿政治智慧的聲明。其政治智慧就在于把香港政制發(fā)展轉化為中英兩國的外交問題，即中英聯(lián)合聲明確立的兩國協(xié)商解決后過渡期的問題。由此，彭定康的政改方案就不再是香港民主發(fā)展問題，而是中英兩國要不要合作，甚至是要不要遵守聯(lián)合聲明的問題。這實際上為中國政府反擊彭定康的政改方案奠定了政治基調。當彭定康試圖挑起香港與中央的矛盾的時候，中央則把矛盾轉化為中英矛盾，在這種矛盾中，香港市民是否與中央站在一個立場上就成為衡量“愛國者”概念的試金石。

　　將彭定康政改方案問題導向中英外交，不僅是出于現(xiàn)實政治斗爭的需要，而且包含了更為深遠的政治哲學思考，即主權國家要不要信守國際諾言？在這個問題上，現(xiàn)代西方政治哲學與中國政治哲學存在根本的分歧�，F(xiàn)代西方政治自由主義建立在馬基雅維里主義或利維坦主義的基礎上，政治不受道德的約束，政治就是野心的驅動，只有野心才能制約野心。這種政治理論導致國際政治中赤裸裸的現(xiàn)實主義，國際秩序依賴于強權或力量均衡。然而，現(xiàn)代中國政治依然繼承了古典政治哲學傳統(tǒng)，即強調政治建立在道義和信義基礎上的王道政治，而反對基于赤裸裸暴力的霸道政治或霸權主義。因此，面對彭定康拋出的政改方案，鄧小平明確指示：對英方背信棄義的做法必須堅決頂住，絕不能讓步，要質問他們中英協(xié)議還要不要，如果英方一意孤行，我們就另起爐灶。

　　也許人們想象不出，鄧小平在痛斥英國“背信棄義”時，包含了怎樣的道德憤怒。當年李鴻章在日本含辱簽訂《馬關條約》時也曾表達過類似的道德憤怒。這實際上是中華文明對現(xiàn)代西方文明的道德譴責。在西方主導的全球化世界中，這樣的道德譴責似乎顯得有點迂腐，可它展示了一個古老文明對人類的道德前景和政治的道德基礎的深切關懷，展現(xiàn)了一個文明應該具備的道德尊嚴和道義力量，展現(xiàn)了中華文明的高貴品質。當然，鄧小平在譴責英國“背信棄義”時，他和李鴻章一樣清醒地認識到政治信義需要政治實力保障。鄧小平之所以說在香港問題上我們不能再做李鴻章，是因為新中國具備了捍衛(wèi)民族尊嚴的能力，但他很清楚，英國人之所以敢背信棄義是因為中國在國際格局中依然是一個弱國，而這就是現(xiàn)代中國人必須面對的命運。正是在對這種命運思考中，鄧小平領悟到時機的重要性，即中國必須抓住百年來難得的國際機遇，集中力量發(fā)展生產(chǎn)力，增強中國的經(jīng)濟實力�！鞍l(fā)展才是硬道理”，這個道理是近代中國人在內憂外患的政治處鏡中領悟的。正是在對天命和機遇的思考和把握中，鄧小平定下“韜光養(yǎng)晦”的國策。而就在彭定康發(fā)表政改方案前夕，鄧小平仍然強調：“我們再韜光養(yǎng)晦地干些年，才能真正形成一個較大的政治力量，中國在國際上發(fā)言的分量就會不同。”（《鄧小平年譜》，一九九二年四月二十八日）

　　正是按照小平的思路，彭定康政改方案的首要問題就成為要不要遵守中英兩國政府關于香港政制發(fā)展達成的協(xié)議，即在起草基本法過程中涉及“九七”之前港英立法局直選議席與“九七”后特區(qū)立法會直選議席的銜接問題，兩國外長通過信函協(xié)商達成共識（參見“香江邊上的思考之十”）。從國際政治的角度看，秘密談判的內容是不宜公開的，而中國作為禮儀之邦，一直從合作的立場，希望保住英國的外交體面，免得在國際社會出丑。然而，彭定康根本不承認中英兩國的協(xié)議，并要求公開兩國關于政制發(fā)展的往來信函。在這種背景下，中國政府不得不公開這些外交信函。然而，英國駐華大使、英國外交部和港府卻一致認為，中英雙方并沒有就一九九五年立法會選舉達成任何協(xié)議。需要注意的是，一九***年之后英國追隨美國拒絕與中國政府直接會談，雙方只能采取信函的方式進行談判。英國人竟然采取了這種可恥的律師式的狡辯，以沒有條約文本為由拒絕承認兩國達成的共識。盡管如此，公開的信函中雙方磋商和討價還價的過程清楚地展示出來，而一九九五年立法會“直通車”為特區(qū)政府第一屆立法會也是在這些信函中確定的。現(xiàn)在，既然英國政府否定了這些信函的約束力，就意味著“直通車”的安排失去了法律效力，“另起爐灶”就成了中國政府唯一的選擇。

　　中英兩國外長七份信函的公布引發(fā)了香港社會乃至國際輿論的爭論，一場批評彭定康政改方案“三違反”（即違反中英聯(lián)合聲明、基本法和中英兩國外長達成的協(xié)議）的輿論戰(zhàn)就此展開。在中英政治分歧之間，香港人不得不表明自己的立場。支持北京立場的被稱之為“親中派”，支持彭定康的被稱之為“親英派”，香港社會就此進一步分化。正如劉兆佳教授所言，“精英之間，精英與市民之間及市民之間，相互摩擦的狀況正日顯嚴重；
持中間立場的政治力量不得不在‘親中’、‘親英’二者間做出選擇，激進力量之間則沖突不斷。……政改之爭正侵蝕著港人治港的基礎和條件，港督若不及早恢復自然之道，則光榮撤退只是一個夢想，而港人卻要承擔未來外部不和、內部分化等‘后遺癥’。”而這恰恰是彭定康的政治目的，因為這場斗爭本來就以香港人做賭注的（參見“香江邊上的思考之十一”）。為此，彭定康成功地獲得西方世界的支持，美國總統(tǒng)克林頓公開支持彭定康，認為推行民主是美國的利益所在。正是由于西方世界的支持，彭定康將政改方案看做是歷史終結處所做的最后斗爭。他在一九九三年十月發(fā)表的第二份施政報告強調，英國在香港的目的不是建立機制、制度和達成協(xié)議，而是要把香港的獨特生活方式“延至下一世紀”，其歷史意義“不亞于法國大革命”。

當然，中央很清楚，這些美麗的政治修辭不過要掩飾英國人借東歐事變和蘇聯(lián)解體推翻過去的協(xié)議，通過加速民主化將香港搞成半獨立的政治實體，進而影響中國的政局發(fā)展。因此，彭定康的政制改革不是一個偶然的孤立事件，而是西方世界肢解中國戰(zhàn)略的一部分。面對這種國際局勢，(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中央于一九九三年上半年向香港各界陸續(xù)披露鄧小平關于香港政改問題的幾次談話內容，表明中央在原則問題上絕不退讓。這個原則就是一九九七年中國對香港恢復行使主權的原則，就是香港按照基本法的規(guī)定行使“一國兩制”的原則，就是中國絕不屈從于西方國家支配的原則。在這種情況下，中央按照小平的指示做好了“另起爐灶”的準備，即原來中英協(xié)議中的“直通車”計劃流產(chǎn)，中方按照中英聯(lián)合聲明和基本法的規(guī)定，單方面籌組第一屆特區(qū)政府。

　　其實，另起爐灶的問題早就在鄧小平的腦子里思考過多遍了。鄧小平一直擔心的是港英政府在過渡期自搞一套班子，強加于未來的特行政府。因為香港回歸沒有“砸碎舊的國家機器”，而是“和平過渡”。在“港人治港”的條件下，港人不可能在一九九七年突然接管香港，而必須在過渡期參與管理，熟悉港英政府的運作。而英國人肯定不讓真心擁護中央主權的港人或中央信任的港人參與管理，而是培養(yǎng)親英勢力或讓反對中央擁有香港主權的港人參與管理，這樣就制造了中央與香港特區(qū)的內在矛盾，為香港回歸后中央對香港的管治增加了困難。為此，早在聯(lián)合聲明簽署前，小平就把注意力轉移到政權交接問題上。在一九八二年，他就明確提出愛國愛港政治人才的培養(yǎng)問題：“一般的方法，是培養(yǎng)不出領導人才的。領導人才要在社會里培養(yǎng)。最好要有一個社會團體來擔負這個任務。我們說，將來的香港政府是以愛國者為主體。他們應該有自己的組織。我們要著眼于培養(yǎng)人才。要找年輕一點的人將來管理香港事務。這些人必須是愛國者�！痹谝痪虐巳�年四月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會上，小平進一步指出：“我們的工作是要考慮如何培養(yǎng)干部的問題，要考慮用什么方式來逐步參與管理。……我曾經(jīng)提過，港澳工委要想法在香港搞些社團，實際上就是政黨，英國人搞了一些社團，我們也要搞，可以從中鍛煉一批政治人物，沒有政治人物不行，這工作不能抓的太晚�！保ㄞD引自，齊鵬飛：《鄧小平與一國兩制》，188—189頁）

　　鄧小平思考愛國愛港政治人才的培養(yǎng)尤其關注其組織形式，因為他清醒地意識到，英國人控制著建制力量，而愛國愛港人才的培養(yǎng)只能在建制外進行，只有組織政團才能將建制外的人才凝聚起來，形成政治力量。工聯(lián)會這樣的香港傳統(tǒng)左派組織無疑是愛國愛港的基本力量，但由于港英政府的政治壓制以及一九六七年反英抗議運動的包袱，這些組織在整個社會被邊緣化，即使發(fā)展這些組織，也“遠水不解近渴”，難以適應香港回歸的工作重心，即通過穩(wěn)定香港的大資本家來保持香港的繁榮穩(wěn)定。在這種背景下，新華社香港分社全力糾正了歷史上形成的“一左二窄”的工作局面，著力拓展對香港社會上層精英（如資本家和中產(chǎn)專業(yè)人士）的統(tǒng)戰(zhàn)工作，使得愛國愛港力量從原來純粹的地區(qū)左派組織發(fā)展為包括工商界和中產(chǎn)專業(yè)界的最廣泛的統(tǒng)一戰(zhàn)線，愛國愛港陣營由此也在香港被稱之為“統(tǒng)一戰(zhàn)線派”，與所謂的“民主派”形成對峙。正是在統(tǒng)一戰(zhàn)線基礎上，無論在中英談判中，還是在基本法制定過程中，工商界人士和部分中產(chǎn)專業(yè)人士都成為香港回歸的堅定擁護者，成為中央可以信任和依賴的管治者。

　　然而，一九八九年北京政治風波和一九九二年彭定康政改方案徹底打亂了愛國愛港人才的發(fā)展計劃，使一九八二年以來逐漸聚集起來的愛國愛港政治精英發(fā)生了分化，政治力量遭到削弱，以致在一九九一年立法局直選中慘遭失敗。在這種背景下，中央港澳工委痛定思痛，調整了重統(tǒng)戰(zhàn)、輕選舉，重工商專業(yè)界、輕地區(qū)力量的工作思路，加強了地區(qū)力量建設。一九九二年代表地區(qū)力量的“民主建港聯(lián)盟”（民建聯(lián)）成立，一九九三年代表工商界利益的自由黨成立。一九九五年，代表中產(chǎn)專業(yè)界人士的“香港協(xié)進聯(lián)盟”（港進聯(lián)）成立。就在愛國愛港陣營重新凝聚力量時，民主派陣營也加強了力量整合,一九九四年，“港同盟”與“匯點”合并，成立民主黨，兩大陣營就一九九四年的區(qū)議會選舉和一九九五年的立法局選舉展開了較量。其中，“民建聯(lián)”打出愛國愛港的旗號，成為區(qū)議會的第二大黨。這是香港愛國左派在一九六七年反英抗議運動之后第一次正面登上香港政治舞臺，對香港政局的發(fā)展具有深遠意義。

　　愛國愛港政團在港英立法局選舉中擁有的政治力量對彭定康的政改方案構成了一定的制約，自由黨在立法局中對彭定康的政改方案提出了修正案。彭定康為了使其政改方案在立法局中順利通過，不惜透過英國政府對在香港立法局中擁有一票的英國大商家施加政治壓力，迫使其投票否決自由黨的修改案。一九九四年六月三十日，在彭定康全力游說下，港英立法局通過了對立法局選舉條例的修訂，并以一票之差否決了自由黨提出的修改方案。這意味著彭定康的政改方案具有了法律效力，中英兩國政治談判的大門徹底關上了。

　　就在港英立法局通過政改方案兩個多月之后，全國人大常委會做出決定，宣布港英最后一屆立法局、市政局和區(qū)域市政局、區(qū)議會于一九九七年六月三十日終止，并決定由特區(qū)政府籌委會籌組第一屆特區(qū)政府立法會。在彭定康看來，這無疑給他的政制改革下達了“死亡通知書”�？僧敃r在港英政府的統(tǒng)治下，香港不可能透過選舉產(chǎn)生立法會議員，全國人大遂批準了“籌委會”的決定，由四百名港人組成的選舉委員會選舉產(chǎn)生六十名立法會議員，由于這些議員不是按照基本法產(chǎn)生的，因此立法會也被稱之為“臨時立法會”。此時，經(jīng)歷了一九九二年小平“南巡”講話之后的中國，非但沒有瓦解，反而徹底走出了一九***年的政治陰影，經(jīng)濟上持續(xù)增長，政治上變得更加穩(wěn)定和自信。香港人對中央的信任度開始上升，而英國政府則失去了籌組新政府的參與權。這時，英國政府才開始檢討對華政策，外交部“中國通”們的聲音重新占了上風，而隨著一九九七年五月英國大選后工黨取代保守黨上臺執(zhí)政，合作已不可避免。期間，盡管英國政府著力培養(yǎng)陳方安生成為未來的行政長官，可命運和機遇卻與她擦肩而過。特區(qū)政府成立后，中央著眼于香港的穩(wěn)定讓港英政府公務員全部過渡，陳方安生繼續(xù)作為“公務員之首”輔助行政長官董建華，這既是香港順利回歸的前提，也為香港后來的政治分歧埋下伏筆。而上訴法院的陳兆愷法官在馬維錕案中的主張遭到了香港自由派大律師們的批評，于是兩年后的居港權案中，終審法院徹底推翻了馬維錕案中的推理，主張香港法院可以對主權者的行為行使違憲審查權，由此引發(fā)了一場不可避免的政治斗爭。而在這一系列爭奪基本法解釋權的過程中，倫敦培養(yǎng)出來的普通法大律師們逐漸邁向香港政壇。

　　（下）

　　二○○七年十二月二十九日，香港回歸十年之后，全國人大常委會做出了關于香港政制發(fā)展問題的決定，明確香港可以在二○一七年普選行政長官；
待普選行政長官之后，可以普選立法會。當晚，全國人大常委會港澳基本法委員會主任喬曉陽等連續(xù)在香港召開兩場座談會，就“人大”決定向香港社會各界釋疑解惑、聽取意見。喬曉陽在開場白中，首先給大家講了一段生動幽默的“關公戰(zhàn)秦瓊”的故事，意指中央和香港社會各界對話、溝通與協(xié)商需要一個共同的平臺，而這個平臺就是基本法，就是基本法所確認的中央對香港政制發(fā)展具有決定權。如果香港有人連這一點都不承認，那就沒法進行對話，就會出現(xiàn)“你在隋朝我在漢，咱倆交戰(zhàn)為哪般”的荒謬局面。這個歷史典故太文雅，喬曉陽又特別舉了股票交易的例子，“就像A股和H股，不同交易所，沒法交換”。

　　香港政制發(fā)展既是英國撤退戰(zhàn)略的產(chǎn)物，也是中央積極回應香港民主化訴求的產(chǎn)物。在這個問題上，中央堅持英式自由主義的政治傳統(tǒng)，主張循序漸進地發(fā)展民主，最終達致普選；
而香港反對派則繼承了彭定康推動的法國大革命式的自由主義傳統(tǒng)，主張立即實行最徹底、最開放的民主普選。在香港民主普選問題上，中央與香港反對派的分歧是“穩(wěn)健民主派”還是“激進民主派”，是中央主權之下的地方民主與不要中央主權的民主。然而，在后“冷戰(zhàn)”時期的全球意識形態(tài)較量中，香港民主派以及其背后的西方世界掌握了對“民主話語”的定義權和主導權，把這兩種民主立場建構為“專制vs.民主”，從而將中央置于政治和道德上的不利境地，也遮蔽了香港民主化背后的國家主權建構和國家認同問題。

　　香港民主化的首要問題就是處理工商精英與基層大眾的利益關系，可香港處在中、英兩國主權較量的國際背景和香港回歸祖國這樣的結構性變遷中，工商精英與基層大眾的利益分配不可避免地與反對殖民主義的“反英抗暴”、“民主抗共”和“踢走�；庶h”等更大的主權政治問題聯(lián)系在一起。因此，香港的民主化從來都不是單純的香港內部利益關系調整，而不可避免地涉及國家的主權建構。從中央提出“一國兩制”方略開始到要保持香港長期繁榮穩(wěn)定，就是要理順香港社會內部的政治關系以及中央與香港的關系，前者要照顧工商界的政治利益，后者要確保愛國者治港。香港回歸之后，無論是關于居港權的“人大”釋法，還是關于香港政制發(fā)展問題的決定，中央都是從維護香港繁榮穩(wěn)定這個最高的政治原則來思考香港治理。由于工商界對“民主派”推動的激進普選持反對態(tài)度，擔心“免費午餐”和“民粹主義”將香港變成高福利的社會主義。全國人大常委會在二○○四年和二○○七年關于香港政制發(fā)展的兩次決定中，都將均衡參與、循序漸進作為香港政制發(fā)展的基本原則，同時明確功能議席與直選議席各占一半，從而維護工商專業(yè)界的政治地位。

　　香港民主化涉及國家的主權建構�；�本法雖然規(guī)定了香港是直轄于中央人民政府的特別行政區(qū)，但香港個別精英人士并不認同共產(chǎn)黨中國，也不認同中央的政治主權，以至于法律上的國家建構已經(jīng)完成，但心靈上的建國或政治認同上的建國并沒有完成。之所以強調國家認同是由于基本法所建構的“一國”很大程度屬于country而非state，基本法賦予中央的主權權力與它要承擔的政治責任之間不相匹配。中央對香港的政治責任是保持香港的長期繁榮穩(wěn)定，可要維持繁榮穩(wěn)定，光靠駐軍和外交這些權力是不夠的，而必須具有一些日常性的監(jiān)督管理權�？芍醒氩徽莆障愀鄣呢斦�、稅收和司法主權，無法對香港行使日常的治理。基本法賦予中央兩項間接的監(jiān)督權，即對基本法的解釋權和行政長官及主要官員的任命權�？苫�本法的解釋權本身不能用于日常治理，而行政長官的任命權又由于行政長官的普選目標而受到?jīng)_擊。

面對這種憲政體制設計本身所帶來的困境，行政長官就成為鞏固中央與特區(qū)關系最重要的紐帶，中央不得不牢牢把握住對行政長官和特區(qū)政府主要官員的任命權，而且確保特區(qū)的行政主導權掌握在“愛國者”手中，否則香港就基本上變成一個“半獨立的政治實體”。然而，正是在涉及中央與特區(qū)關心的中樞紐帶上，基本法的規(guī)定本身充滿了張力：一方面規(guī)定行政長官最終由普選產(chǎn)生；
另一方面規(guī)定行政長官由中央政府的任命。可在香港未完成“去殖民化”的前提下，在香港對中央權威的政治認同不足的情況下，激進的普選很容易出現(xiàn)試圖在政治上挑戰(zhàn)中央權威的行政長官候任人，對此中央政府要不要拒絕任命？如果中央拒絕任命又如何處理由此產(chǎn)生的“憲政危機”？如果普選產(chǎn)生的行政長官采取“去中國化”的施政措施或采取公投等行動推動修改基本法，削弱中央的主權，甚至推動香港實行自治或更極端的獨立，怎么辦？這樣的擔憂絕非空穴來風。人們不會忘記，全國人大常委會在二○○四年四月做出決定否決香港特區(qū)二○○七年行政長官和二○○八年立法會“雙普選”的決定之后，香港“民主派”竟然學習和模仿臺灣，公然推動“全民公投普選”計劃，試圖以所謂“香港民意”來推翻國家主權者的決定。這不僅很容易被理解為“臺灣公投制憲”的香港版，而且手法類似彭定康推行政改方案一樣，以“普選”的名義挾持香港市民與中央對抗。人們更不會忘記，二○○七年，“民主派”推出的行政長官候選人梁家杰在競選政綱中明確宣布，要修改基本法，將香港的行政主導體制改為議會內閣制并取消中央對主要官員的任命權。當然，人們都相信，即使出現(xiàn)這種局面，也不可能取得成功，但這意味著中央不得不再次直接介入，進行一場沒完沒了的政治斗爭。這意味著中央對香港難以采取常規(guī)政治下的有效治理，時刻處于對應危機狀態(tài)的局面。因此，中央在香港政制發(fā)展問題上采取循序漸進、審慎理性的態(tài)度，(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恰恰是著眼于保持香港的繁榮穩(wěn)定，防止急速的民主化引發(fā)香港的“臺灣化”，避免香港陷入政治上的緊急狀態(tài)而迫使中央依照基本法的規(guī)定宣布中止基本法，直接將內地的法律適用于香港，這無疑會危及“一國兩制”本身。

　　正是面對香港歷史上形成的國家認同不足和基本法中國家主權建構的不足，香港的政制發(fā)展就必須在“一國”與“民主”之間達到適度的平衡點。為此，小平在設計“一國兩制”時，早就定下兩個大的政治原則，來彌補上述兩個不足。其一就是積極發(fā)展壯大愛國愛港力量，充分發(fā)揮統(tǒng)一戰(zhàn)線的政治功能，用政治手段來彌補法律手段的不足，使得中央對香港的主權行使轉化為香港愛國者對香港的治理；
其二就是要循序漸進地推進民主發(fā)展，用時間來彌補政治認同的不足，使得香港市民的政治認同隨時間推移和代際更替而不斷加強。

　　二○○三年以來，中央治理香港采取新機制，采用新思維，取得了有目共睹的顯著成效，其間，香港經(jīng)歷了一系列接連不斷的選舉。然而，面對未來普選的政治挑戰(zhàn)，不僅要增強愛國愛港陣營在選舉中的政治實力，更要采取行之有效的文化戰(zhàn)略，發(fā)揮軟實力，逐步改變香港民情，爭取人心回歸，尤其是爭取香港中產(chǎn)專業(yè)精英的人心回歸，但正是在這個問題上，讓人陷入難以釋懷的憂郁之中。

　　在新中國成立初期，毛澤東和周恩來等新中國第一代領導人曾經(jīng)以何等的政治自信，將香港作為通向西方世界的跳板，并對西方世界的政治正當性發(fā)起了意識形態(tài)的挑戰(zhàn)。然而，幾十年之后，中國在香港問題上被迫采取守勢。這種攻守異勢既有國際局勢的轉變，也有國家實力的轉變，更有文化領導權的轉變。毛澤東、周恩來這一代領導人的自信，不是來源于國家的經(jīng)濟實力，而是來源于政治正當性的正義原則，即共產(chǎn)主義信念所支撐的“民主”原則和“平等”原則，由此不僅能凝聚人心，而且始終掌握著話語主導權�？梢哉f，整個“冷戰(zhàn)”話語就是社會主義陣營的民主原則與資本主義陣營的自由原則之間的較量。

　　起初，社會主義陣營的民主原則占據(jù)了上風，第三世界尤其是殖民地的民族解放運動正是在這種“民主”和“平等”原則下展開的，美國因為種族隔離、英國因為殖民統(tǒng)治而喪失了政治正當性。為此，英國步入非殖民化時代，美國為了打贏這場冷戰(zhàn)而被迫取消種族隔離，由此六十年代美國興起的人權運動被稱之為“冷戰(zhàn)人權”(coldwarrights)。在這場“民主”與“自由”對抗的冷戰(zhàn)背景下，西方思想家一方面在政治哲學上極力詆毀法國大革命、俄國革命和中國革命的民主原則，將民主等同于“多數(shù)人暴政”和“極權專制”，從而把所謂英美自由主義推向了神壇；
另一方面也對民主原則進行技術化處理，將民主原則等同于代議制選舉，并將其納入法治軌道，將“民主”概念變成所謂的“憲政民主”，從而重新奪得了民主話語上的主導權。

　　改革開放以來，與西方世界努力爭奪“民主”話語的主導權不同，我們在政治意識形態(tài)上首先采取了“硬著路”，徹底否定了“文化大革命”中的“大民主”，并拱手讓出了“文化領導權”，喪失了對“民主”概念的解釋權；
接著又以“不爭論”的方式處理政治正當性問題，致使中國政治喪失了政治正當性原則的是非辯論，窒息了中國政治思想的生命力和意識形態(tài)的活力，陷入了庸俗的市儈主義；
而中國的知識精英又迅速地在“告別革命”中擁抱了英美自由主義。社會主義傳統(tǒng)所樹立起來的集體主義、團結友愛和無私奉獻的倫理思想，受到自由主義和商業(yè)社會的沖擊。我們由此陷入了前所未有的思想迷茫和精神空虛。新興精英階層在全球化的經(jīng)濟生活中享受短暫的和平和私人的快樂，以一種非政治化的天真在全球化的空洞許諾中喪失了政治意志、政治獨立和文化自主，喪失了對生活意義的界定權和對生活方式的辯護權，只能以尾隨者的心態(tài)努力追求被西方世界承認。

　　從一九八二年香港回歸談判到二○○三年大游行這二十多年，香港在政治上和地緣上處在大陸的邊緣，可在經(jīng)濟上和意識形態(tài)上卻處于西方世界主導的中心地帶；
隨著內地經(jīng)濟的崛起，香港在經(jīng)濟上開始出現(xiàn)邊緣化傾向，但在意識形態(tài)上依然占據(jù)了民主、自由和法治話語的中心地帶。這樣一種中心與邊緣、主體與客體之間的錯位與反差恰恰是香港問題的癥結所在，也恰恰是近代以來中國的憂郁所在。中國人即使在最為困頓的時代，內心中從來沒有放棄過對文明中心的高貴追求，從來沒有放棄過對天下的思考，可在近代以來的實際政治環(huán)境中卻不得不淪為被支配的邊緣地帶，難以為自己的生存方式進行辯護，由此產(chǎn)生難以釋懷的憂郁。這樣一種理想與現(xiàn)實之間的差距，很容易因為過分自尊而產(chǎn)生孤立主義的民粹傾向，也很容易因為過分自卑而產(chǎn)生普適主義的投降傾向，這兩種傾向又往往以極左和極右的方式展現(xiàn)出來，二者之間的相互斗爭和張力不斷拷問著中國人的心靈，使得近代以來的整個中國史不斷經(jīng)歷著“成長中的陣痛”。與臺灣問題和西藏問題一樣，香港歷史上的風風雨雨，尤其是回歸道路以及回歸以來的一幕幕悲喜劇，不過是這陣痛的一部分而已。

　　“要使一個事件有偉大之處，必須匯合兩個東西：完成它的人的偉大意識和經(jīng)歷它的人的偉大意識�！蹦岵烧J為這些“不合時宜的沉思”是寫給未來的。

　　從康熙皇帝駁回了重修萬里長城的一刻起，他并不在意自己著手奠基的“一國多制”的憲政模式已經(jīng)超越了西方的“民族國家”模式，但他觸及到這樣一種偉大的意識，即政制必須建立在人心之上，且將人心導向高貴境界可能有多種途徑，因此真正富有生命力的政制或文明必須能夠容納不同文化形態(tài)所蘊藏的將人心導向高貴的多種可能性，這種對各種可能性的尊重和包容，才有可能真正實現(xiàn)“天下大同”。因此，真正的天下大同不是羅馬帝國的同一性擴張形成的“永久和平”或“普遍的均質性全球國家”，而是儒家主張的“和而不同”（參見“香江邊上的思考之九”）。當毛澤東晚年自稱“秦始皇加馬克思”時，他的意識早已超越了萬里長城，觸及到“共產(chǎn)主義”這個天下大同之境。然而，這個境地究竟是同一性的均質狀態(tài)，還是“和而不同”？當年毛澤東關于“一分為二”、“一分為三”或“合二而一”的哲學論辯絕非形而上學的概念游戲，而是觸及探求至善真理的偉大意識。正是在郡縣與封建、一與多的偉大意識中，從毛澤東到鄧小平提出的“一國兩制”背后的“和平共處”思想回歸到了中國古典傳統(tǒng)之中。

　　如果說在中西文化領導權的較量中，我們之所以在民主乃至整個文明的正當性問題上處于被動局面中，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我們還沒有能力去發(fā)掘中國革命、社會主義建設和經(jīng)濟改革背后的偉大意識，缺乏這種偉大意識的引導，使得經(jīng)濟改革的成就可能被金錢的貪婪、物欲的膨脹和暴發(fā)的炫耀所牽引，導致人心的敗壞和偉大意識的淪喪。由此，如何收拾人心，凝聚人心，將政制奠基在人心之上，奠基在偉大的政治意識之上，這本來就是“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應有之意。胡溫新政以來，我們不僅在社會政策層面，而且在文化價值層面，不斷恢復社會主義傳統(tǒng)中的人民主權思想及其背后的平等價值，也開始恢復儒家傳統(tǒng)文明中的政治倫理原則、民本思想和和諧價值。中央對意識形態(tài)的理論創(chuàng)新和文化軟實力的積累也給予了高度關注。“情為民所系，利為民所謀，權為民所用”既是愛民如子的儒家政治傳統(tǒng)，也是為人民服務的社會主義傳統(tǒng)，更包含了約束政府權力的西方民治傳統(tǒng)。中國文明正是在古典儒家傳統(tǒng)、社會主義新傳統(tǒng)和西方自由法治傳統(tǒng)之上，孕育著新的未來。面對這個光明的未來，依然需要全球的中國人以更大的耐心和更強的自信心，共同探尋中國的道路。

　　香港曾經(jīng)是中國從大陸邁向海洋的政治跳板，那是繼鄭和下西洋后又一次富有政治意義的、而最后失敗的遠跳。而如今我們在香港正經(jīng)歷著靜悄悄的第二次遠航。香港不僅是我們展現(xiàn)給臺灣的“一國兩制”樣板，也是我們鞏固東盟的基礎，更是我們透過東盟與伊斯蘭世界建立合作、互惠和互信關系的紐帶。若能善用香港，善用香港發(fā)達的商業(yè)、市民社會和文化這些“社會性力量”，善用香港與周邊地區(qū)的關系，善用在香港積累起來的治理經(jīng)驗，則香港依然是撬動西方世界的支點。在這樣的歷史大變局中，中國香港又將經(jīng)歷怎樣的歷史命運？

　　來源：讀書2008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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