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 年9 月10 日，梁實秋( 1903 -1987)的批評文章《論魯迅先生的“硬譯”》在《新月》雜志上刊出。此文引發(fā)了1930年代前期有關翻譯問題的論爭，在中國現(xiàn)代翻譯史上具有標志性意義。梁文發(fā)表半年之后的1930年年3月，魯迅(1881 - 1936)發(fā)表回應文章《“硬譯”與“文學的階級性”》，論爭局面初步形成。1931 年12 月，魯迅在《幾條“順”的翻譯》一文中指出∶“在這一個多年之中，拚死命攻擊‘硬譯’的名人，已經(jīng)有了三代：首先是祖師梁實秋教授，其次是徒弟趙景深教授，最近就來了徒孫楊晉豪大學生。”由此可見論爭之延續(xù)性。同樣是在1931年12月，魯迅與瞿秋白用通信的方式討論翻譯問題，并先后將通信發(fā)表在《十字街頭》和《文學月報》，有關翻譯的討論高潮再起。魯迅對翻譯論爭的參與，至少持續(xù)到1935年4月《非有復譯不可》一文在上海《文學》月刊上發(fā)表。

　　這場翻譯論爭①發(fā)生在無產(chǎn)階級文學興起和“翻譯洪水泛濫”②的特殊時期，由于眾多翻譯家的參與，涉及翻譯的政治性、譯者的身份以及翻譯美學等中國現(xiàn)代翻譯學發(fā)展過程中的基本問題，并與清末至1920年代中國固有的翻譯觀念構成關聯(lián)。本文試圖以魯迅與梁實秋的相關文章為中心，對此進行考察。

　　一　翻譯理論與政治性

　　梁實秋《論魯迅先生的“硬譯”》的立論是從討論“死譯”和“曲譯”的優(yōu)劣開始的。文章開頭引用陳西瀅的觀點——所謂“死譯的病雖然不亞于曲譯，可是流弊比較的少，因為死譯最多不過令人看不懂，曲譯卻愈看得懂愈糟”，在此基礎上反陳西瀅之道而行之，認為“曲譯”與“死譯”相比尚有可取之處，理由是“曲譯”不會通篇皆“曲”，“讀的時候究竟還落個爽快”，而“死譯一定是從頭至尾的死譯，讀了等于不讀，枉費時間精力。況且犯曲譯的毛病的同時絕不會犯死譯的毛病，而死譯者卻不妨同時是曲譯�！蹦敲春沃^“死譯”? 梁實秋依然是引用陳西瀅的話——“他們非但字比句次，而且一字不可增，一字不可先，一字不可后，名曰翻譯：而‘譯猶不譯’，這種方法，即提倡直譯的周作人先生都謚之為‘死譯’�！雹墼诖嘶�礎上梁實秋批評魯迅所譯盧那察爾斯基的《藝術論》和《文藝與批評》④譯文的晦澀難解，借用魯迅在《文藝與批評》“譯者附記”中的“硬譯”一語，將“硬譯”與“死譯”等同，從而否定了魯迅的譯文。

　　《論魯迅先生的“硬譯”》對魯迅譯文的批評是在技術層面(即譯文質(zhì)量層面)上進行的。但是，“硬譯”(“死譯”)本來是魯迅在《文藝與批評》“譯者附記”中對自己譯文的否定性(自謙性)評價，是一種自我批評。魯迅說：

　　但因為譯者的能力不夠和中國文本來的缺點，譯完一看，晦澀，甚而至于難解之處也真多；
倘將仂句拆下來呢，又失了原來的精悍的語氣。在我，是除了還是這樣的硬譯之外，只有“束手”這一條路——就是所謂“沒有出路”了，所余的惟一的希望，只在讀者還肯硬著頭皮看下去而已。⑤

　　不僅如此，魯迅在《藝術論》譯者序中甚至說自己的譯作“詰屈枯澀”�？梢娏簩嵡锏呐�評不過是對魯迅自我批評的重復，提出之初即被魯迅的自我批評消解，并無建設性，無法構成一種價值�！坝沧g”在魯迅與梁實秋之間是一個偽問題，然而論爭卻發(fā)生了。這意味著二者之間存在著別一層面的沖突。

　　《論魯迅先生的“硬譯”》作為一篇討論翻譯技術問題的文章，其真實意義必須結合此文發(fā)表的背景及其與梁實秋思想觀念的關系來認識。一目了然的事實是，此文在翻譯技術層面對魯迅譯文的否定是為了達到思想目的。

　　《論魯迅先生的“硬譯”》刊載于新月派同人雜志《新月》，并且是和梁實秋的另一篇文章《文學是有階級性的嗎?》同時刊出。與前者談論語言問題和翻譯技術不同，后者表達了梁實秋的思想觀念——對文學之階級性的否定與對無產(chǎn)階級文學的否定。梁實秋在《文學是有階級性的嗎?》中明確表示：“文學就沒有階級的區(qū)別，‘資產(chǎn)階級文學’‘無產(chǎn)階級文學’都是實際革命家造出來的口號標語，文學并沒有這種的區(qū)別，近年來所謂的無產(chǎn)階級文學的運動，據(jù)我考查，在理論上尚不能成立，在實際上也并未成功。”⑥對于梁實秋來說，此種思想具有一貫性。

　　1926年3月以長文《現(xiàn)代中國文學之浪漫的趨勢》正式登上中國文壇之初，他就從人性論觀點和精英主義觀點出發(fā)，對五四新文學中的人道主義精神展開批判。他說：

　　人道主義的出發(fā)點是“同情心”，更確切些應是“普遍的同情心”。這無限制的同情在一切的浪漫作品都常表現(xiàn)出來，在我們的新文學里亦極為顯著。近年來新詩中產(chǎn)出了一個“人力車夫派”。這一派是專門為人力車夫抱不平，以為神圣的人力車夫被經(jīng)濟制度壓迫過甚，同時又以為勞動是神圣的，覺得人力車夫值得贊美。其實人力車夫憑他的血汗賺錢糊口，也可以算是誠實的生活，既沒有什么可憐恤的，更沒有什么可贊美的。但是悲天憫人的浪漫主義者覺得人力車夫的生活可憐可敬可歌可泣，于是寫起詩來張口人力車夫，閉口人力車夫。普遍的同情心由人力車夫復推施及于農(nóng)夫，石匠，打鐵的，抬轎的，以至于倚門賣笑的娼妓。⑦

　　由此可見梁實秋1920年代末對無產(chǎn)階級革命文學的否定與其對五四新文學人道主義精神的批判一脈相承。《論魯迅先生的“硬譯”》一文在這個脈絡中出現(xiàn)，盡管在語言學層面上的意義被魯迅的自我批評消解，但卻通過批評者與批評對象的思想沖突獲得了思想意義。梁實秋批評魯迅的譯文不僅僅是因為“硬譯”，更主要的是因為“硬譯”的對象是蘇聯(lián)無產(chǎn)階級文藝理論著作——即盧那察爾斯基的無產(chǎn)階級文藝理論著作《藝術論》和《文藝與批評》。這種沖突的本質(zhì)是受白璧德( 1865 - 1933)新人文主義思想影響的新月派政治意識形態(tài)與魯迅等人持有的無產(chǎn)階級文藝觀之間的沖突。相關思想問題學界已多有論述，⑧無須重復，這里要強調(diào)的是梁實秋作為“硬譯”批評者在進行這種批評時的身份——并非一般意義(技術層面的語言轉換)上的翻譯家，而是政治傾向鮮明的思想者。其批評手段與實際目的之間具有明顯的錯位，在他借助語言層面的批評達到思想目的的批評過程中，語言層面上的“翻譯”問題被工具化并且被傀儡化。談論翻譯語言問題的《論魯迅先生的“硬譯”》是通過在《新月》這種具有鮮明傾向性的雜志上發(fā)表、通過與《文學是有階級性的嗎?》一文的并列獲得思想意義的。

　　魯迅作為五四新文化運動的主將之一是人道主義者并且是階級論者，1919 年11 月也曾寫過贊美人力車夫的作品《一件小事》。⑨他對梁實秋思想的批判至少在1927年4月8日的講演《革命時代的文學》(講于黃埔軍官學校)中就已經(jīng)開始，在同年年底所作名文《文學和出汗》中，則對梁實秋的人性論文學觀進行了更集中的批評。魯迅對于梁實秋寫作《論魯迅先生的“硬譯”》一文的真實動機一目了然，所以撰寫了題為《“硬譯”與“文學的階級性”》的反駁文章，將“硬譯”與“文學的階級性”合二為一，于是梁實秋放置在“硬譯”后面的思想問題被推到前臺。文題本身不僅表明討論對象是被置于語言學和社會學兩個層面來表達的，更主要地是表明這兩個層面的問題其實是同一個問題，即如何評價無產(chǎn)階級文學的問題。在隨后的討論中，魯迅沿用馮乃超《階級社會的藝術》一文中的觀點，將梁實秋定義為“‘喪家的’‘資本家的乏走狗’”。先于魯迅將梁實秋定義為“資本家的走狗”的馮乃超為左聯(lián)成員，發(fā)表《階級社會的藝術》一文的《拓荒者》為左聯(lián)刊物。這一事實表明了翻譯論爭與思想陣營的關聯(lián)。1931 年底魯迅與瞿秋白關于翻譯問題的通信表現(xiàn)出更鮮明的政治性。瞿秋白稱魯迅“敬愛的同志”，并在信的開頭部分盛贊魯迅所譯《毀滅》：“你譯的《毀滅》出版，當然是中國文藝生活里的極可紀念的事跡。翻譯世界無產(chǎn)階級革命文學的名著，并且有系統(tǒng)的介紹給中國讀者，(尤其是蘇聯(lián)的名著，因為他們能夠把偉大的十月，國內(nèi)戰(zhàn)爭，五年計劃的‘英雄’，經(jīng)過具體的形象，經(jīng)過藝術的照耀，而貢獻給讀者。) ——這是中國普羅文學者的重要任務之一�！雹�

　　關于翻譯論爭中比語言形式問題更重要的政治性，參與論爭并受到魯迅批評的趙景深(1902 - 1985)有清醒的認識。他在寫于1978年的《魯迅給我的指導、教育和支持》一文中說：“恐怕魯迅不僅僅是由于翻譯問題而批評我，而是由于我有一次在國民黨市政府的一次宴會上說錯了話而批評我。我膽子小，沒有加入左聯(lián)，雖然在《現(xiàn)代文學》上偏重革命派的著作，但也刊登頹廢派和別的派別的著作，雖然這刊物只出了半年六冊，就被國民黨禁止，究竟還只是站在資產(chǎn)階級立場上同情革命分子，不是對于革命文藝非常熱愛�！盵11]

　　近代以來中國的文學翻譯、社會科學翻譯作為一種國民國家建設的手段素有鮮明的政治性，時常表現(xiàn)為政治思想行為。《天演論》、《物種起源》、《共產(chǎn)黨宣言》等著作的翻譯均對中國知識人的思想觀念發(fā)生了巨大影響。譯者通過翻譯活動確立起來的“自我”首先是某種思想者，其次才是語言學層面的操作者。五四之后隨著共產(chǎn)主義思想影響的擴大，翻譯的政治性凸顯為具體的階級性，譯者的階級立場、社會身份、目的性決定著翻譯對象的選擇。在此意義上，魯迅翻譯盧那察爾斯基或法捷耶夫與梁實秋翻譯白璧德背后存在著相同的政治邏輯。[12]將《論魯迅先生的“硬譯”》一文放在這個脈絡上來看，可以看出此文最大的認識價值在于顯示了翻譯的政治性如何深入地影響到語言層面的評價，顯示了“思想的譯者”與“語言的譯者”分裂而又同一的矛盾關系。

　　不言而喻，《論魯迅先生的“硬譯”》一文在語言層面上對相關問題的提出本身并非沒有意義。魯迅也沒有將梁實秋的批評簡化為單純的思想問題，他在1931年12月至1932年1 月撰寫的《幾條“順”的翻譯》、《風馬�！�、《再來一條“順”的翻譯》[13]等文章中，討論了趙景深等人提出的“順”的問題。由“硬譯”問題引發(fā)思想問題，再由思想問題回到語言層面的“順”的問題，這種思想問題與語言問題的交織、互動，構成了1930年代前期翻譯論爭的一個重要特征。不同思想觀念者將翻譯語言問題工具化，被作為思想問題提出的語言問題繼而回到語言層面，翻譯作為一種涉及思想和語言兩個層面的話語行為重新獲得完整性。

　　二　“硬譯”?轉譯?留學背景

　　在對魯迅、梁實秋等翻譯論爭參與者的身份進行界定的時候，與“思想的譯者”層面同樣必須注意的是“語言的譯者”層面。具體說來就是論爭參與者的留學背景以及與此相關的外語能力問題。一目了然的事實是：梁實秋是留美派，其所屬新月派成員如胡適、陳西瀅等均為英美留學生，而魯迅為留日派，和魯迅同樣受到梁實秋批評的郭沫若、馮乃超亦同屬留日派。身份中這種留學背景的差異是重要的，“硬譯”、對“硬譯”的批判以及對“轉譯”的態(tài)度等等均與此有關。

　　兩部被梁實秋指為“硬譯”的魯迅譯著均為自日文轉譯�！端囆g論》是根據(jù)　曙夢(1878 - 1958)的日譯本轉譯，并在翻譯過程中參考了多種盧那察爾斯基著作日譯本。魯迅在譯者序中說得明白：“原本既是壓縮為精粹的書，所依據(jù)的又是生物學底社會學，其中涉及生物，生理，心理，化學，哲學等，學問的范圍殊為廣大，至于美學和科學底社會主義，則更不俟言。凡這些，譯者都并無素養(yǎng)，因此每多窒滯，遇不解處，則參考茂森唯士的《新藝術論》(內(nèi)有《藝術與產(chǎn)業(yè)》一篇) 及《實證美學的基礎》外村史郎譯本，又馬場哲哉譯本，然而難解之處，往往各本文字并同，仍苦不能通貫，廢時頗久，而仍只成一本詰屈枯澀的書，至于錯誤，尤必不免�！盵14]《文藝與批評》同樣是根據(jù)尾瀨敬止、金田常三郎、杉本良吉等人的日譯本編譯。在魯迅的譯作中，從留日時期所譯科幻小說《月界旅行》、《地界旅行》到晚年所譯《十月》、《毀滅》，自日譯本的轉譯占很大部分。甚至他對曹靖華所譯《鐵流》的校讀，也是以日譯本為參照。這是他的留日經(jīng)歷和日語能力決定的精通日語并且是在日本開始文學活動，使魯迅作品具有鮮明的“留日生文體”特征。這里所謂的“留日生文體”具有兩個基本要素。一是多用日語漢字詞匯。這在早期留日中國人的作品如《留學外史》(平江不肖生民國初年在東京開始創(chuàng)作的長篇小說)中表現(xiàn)突出。小說直接使用了“奧樣”(夫人) 、“運轉手”(司機) 、“料理”(飯菜)等日語漢字詞匯。清末發(fā)生的“日本名詞”之爭表明了日語漢字詞匯在現(xiàn)代漢語中所占比例之大，在此意義上現(xiàn)代漢語文本均具有潛在的“留日生文體”特征。二是行文中多用“的”，導致“‘的’字句”大量出現(xiàn)。(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他說：“這樣的譯本，不但在輸入新的內(nèi)容，也在輸入新的表現(xiàn)法。中國的文或話，法子實在太不精密了，作文的秘訣，是在避去熟字，刪掉虛字，就是好文章，講話的時候，也時時要辭不達意，這就是話不夠用，所以教員講書，也必須借助于粉筆。這語法的不精密，就在證明思路的不精密，換一句話，就是腦筋有些胡涂�！被�于此他強調(diào)“直譯”的重要性。瞿秋白在通信中提出的“絕對的正確和絕對的白話文”這一翻譯準則與魯迅的翻譯觀基本相近，他甚至批評嚴復的翻譯觀是“用一個‘雅’字打消了‘信’和‘達’�！宾那锇淄瑯訌娬{(diào)翻譯在改造中國舊語言、創(chuàng)造新語言方面的功能，說：“翻譯，的確可以幫助我們造出許多新的字眼，新的句法，豐富的字匯和細膩的精密的正確的表現(xiàn)�！睆娬{(diào)翻譯語言在現(xiàn)代漢語成長過程中的“革命意義”，是魯迅、瞿秋白與梁實秋的顯著區(qū)別之一。1932 年，梁實秋在《翻譯要怎樣才會好?》一文中繼續(xù)諷刺“硬譯”，并針對魯迅“輸入新的內(nèi)容，也在輸入新的表現(xiàn)法”這一主張?zhí)岢鱿喾匆庖姡�說：“不以改良國文和翻譯攪成一團，翻譯的目的是要把一件作品用另一種文字忠實表現(xiàn)出來，給不懂原文的人看�！盵25]

　　總體看來，1930年代前期的翻譯論爭是圍繞“信”“達”“雅”三者的排列順序和均衡性展開的。在論爭過程中，“死譯”、“曲譯”、“硬譯”、“直譯”、“轉譯”等概念凸現(xiàn)出來并獲得穩(wěn)定的含義。這些概念的出現(xiàn)標志著翻譯觀念的多樣化，而多樣化意味著成熟。其中最為重要的，當為“直譯”作為一種翻譯美學范疇的確立。這種翻譯美學觀是基于魯迅追求“真”的現(xiàn)實主義精神，與嚴復的“信”保持著本質(zhì)的相通，同時將“達”與“雅”相對化。在此意義上，“直譯”可以說是一種能夠與“信、達、雅”相提并論的翻譯美學觀。[26]但有一點應當注意：魯迅強調(diào)“直譯”的前提是將“很受了教育的”人士設定為讀者對象，并且是以為輸入新的內(nèi)容、新的表現(xiàn)法為指向。在一般性的評價上，魯迅同樣傾向于“達”和“雅”。翻譯論爭正在進行的1933 年8 月，魯迅寫信給杜衡推薦高爾基作品的譯稿，寫的就是“《小說集》系同一譯者從原文譯出，文筆流暢可觀”。[27]所謂“流暢可觀”的文體特征顯然是“直譯文體”暫時無法擁有的。

　　隨著論爭的深入，參與者們在“信”與“達”的統(tǒng)一這種翻譯普遍性的層面上逐漸獲得了一致性。趙景深在1935年前后寫的一篇題為《魯迅》文章中說：“他對小說的翻譯重‘信’而不十分重‘達’，我則重‘達’而不十分重‘信’，可是現(xiàn)在他的譯文也重‘達’起來，而我也覺得不十分重‘信’是不大對了，雖然我已經(jīng)很早就擱下了翻譯的筆�！盵28]對于曾因將“MilkyWay”(銀河)誤譯為“牛奶路”而屢遭魯迅嘲諷的趙景深來說，這種“調(diào)和”具有代表性。甚至1929年將“曲譯”置于“死譯”之上的梁實秋，到了1932 年也承認“‘信而不順’與‘順而不信’一樣的糟。”[29]

　　這意味著論爭雙方漸漸超越思想差異，在翻譯美學的層面上達成了一致。梁實秋、魯迅的最大一致性，在于復譯(重復翻譯)主張的共有。這種主張的提出是基于對“信”的追求。梁實秋在《翻譯》(1928)一文就談及復譯，說：“我最不贊成在報上登廣告：‘某書現(xiàn)已由鄙人移譯，海內(nèi)同志，幸勿重譯�！�有翻譯價值的書，正無妨重譯。有了多種譯本，譯者才不敢草率從事�！濒斞冈谄吣曛�后表達了更為激進的觀點。他在1935年初寫了一篇題為《非有復譯不可》的文章，指出：

　　記得中國先前，有過一種風氣，遇見外國——大抵是日本——有一部書要出版，想來當為中國人所要看的，便往往有人在報上登出廣告來，說“已在開譯，請萬勿重譯為幸”。他看得譯書好像訂婚，自己首先套上約婚戒指了，別人便莫作非分之想�！仓新浴城皫啄�，翻譯的失了一般讀者的信用，學者和大師們的曲說固然是原因之一，但在翻譯本身也有一個原因，就是常有胡亂動筆的譯本。

　　不過要擊退這些亂譯，誣賴，開心，嘮叨，都沒有用處，唯一的好方法是又來一回復譯，還不行，就再來一回。譬如賽跑，至少總得有兩個人，如果不許有第二人入場，則先在的一個永遠是第一名，無論他怎樣蹩腳。所以譏笑復譯的，雖然表面上好像關心翻譯界，其實是在毒害翻譯界，比誣賴，開心的更有害，因為他更陰柔。[30]

　　不僅主張相同，甚至舉的例子都類似。應當注意的是魯迅對復譯的理解較梁實秋更豐富。復譯在梁實秋那里僅是技術層面(譯文準確性)的問題，但在魯迅這里不僅承擔著“擊退亂譯”的功能，而且獲得了自足的文化意義與美學意義。魯迅指出：“即使已有好譯本，復譯也還是必要的。曾有文言譯本的，現(xiàn)在當改譯白話，不必說了。即使先出的白話譯本已很可觀，但倘使后來的譯者自己覺得可以譯得更好，就不妨再來譯一遍，無須客氣，更不必管那些無聊的嘮叨。取舊譯的長處，再加上自己的新心得，這才會成功一種近于完全的譯本。但因言語跟著時代的變化，將來還可以有新的復譯本的，七八次何足為奇，何況中國其實也并沒有譯過七八次的作品。”(出處同前)這種觀點的產(chǎn)生是以對不同譯者譯文相對性的認識為前提的，并且回到了魯迅長期持有的追求語言的時代性這一觀念自身。

　　在中國近現(xiàn)代翻譯史上，1930年代前期的翻譯論爭意義重大。1934 年9 月魯迅和茅盾發(fā)起創(chuàng)辦的《譯文》雜志在上海創(chuàng)刊，顯然與這場論爭有關。在論爭過程中，魯迅與梁實秋作為思想觀念不同、留學背景不同的知識人，其言論涉及到了翻譯政治性、翻譯美學中的某些核心問題。在此意義上二者之間某些帶有感情色彩與人身攻擊內(nèi)容的“對罵”，實質(zhì)上也成了構建現(xiàn)代翻譯觀念的一種形式。這場翻譯論爭的參與者眾多，全面理解其意義尚需對各位參與者的言論進行逐一清理。

　　(2006年3 月末草就。2008 年6 月23日改定。本文為清華大學亞洲研究中心課題階段性成果)

　　--------------------------------------------------------------------------------

　　注　釋：

　�、佟■那锇自�1931年12月5日寫給魯迅的信中甚至稱之為“翻譯論戰(zhàn)”�！遏斞溉�集》第4卷373頁。本文使用的《魯迅全集》為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版。后同。

　�、凇◆斞�1931年12月8日寫給瞿秋白的信中有“從去年的翻譯洪水泛濫以來”之語�！遏斞溉�集》第4 卷379 頁。1935 年4 月發(fā)表的《非有復譯不可》又提及“去年是‘翻譯年’�！薄遏斞溉�集》第6卷274頁。

　�、邸〈宋陌l(fā)表于1929年9月10日《新月》六、七期合刊。引自《魯迅梁實秋論戰(zhàn)實錄》190 -191頁。華齡出版社1997年初版。后同。

　�、堋∏罢呱虾４蠼瓡�鋪1929年6月出版，后者上海水沫書店1929年10月出版。從后者出版時間看，刊載梁實秋《論魯迅先生的“硬譯”》的《新月》六、七期合刊的正式出版時間不應是1929年9月，而應在10月之后。

　�、荨　遏斞溉�集》第10卷299頁。

　�、蕖∫�自《魯迅梁實秋論戰(zhàn)實錄》182頁。

　�、摺�1926年2月寫于美國。初發(fā)表于1926年3月25、27、29、31 日北京《晨報副鐫》。引自《魯迅梁實秋論戰(zhàn)實錄》17頁。

　�、唷�參閱高旭東《論魯迅與梁實秋的論戰(zhàn)及其是非功過》。載《魯迅研究月刊》2004年12月號。

　　⑨　初載1919年12月1日北京《晨報?周年紀念增刊》。收入《吶喊》。

　�、狻　蛾P于翻譯的通信》“來信”。引自《魯迅全集》第4卷370頁。

　　11原載《新文學史料》第一輯，1978年出版。引自《我與文壇》。第11 - 12頁。上海古籍出

　　版社1999年10月出版。

　　12　該時期梁實秋經(jīng)常在《新月》上介紹白璧德理論，他編輯的《白璧德與人文主義》1929年

　　1月由新月書店出版。

　　13　均收入《二心集》。見《魯迅全集》第4卷。

　　14　引自《魯迅全集》第10卷295頁。

　　15　日語漢字“汽車”的中文意思是“火車”，漢語的“汽車”在日語漢字中寫作“自動車”。

　　16 　書名中的“之”為“的”的文言形式。見《魯迅全集》第7卷373頁。日譯本書名待考，當為“鐵の流”。

　　17 　引自《魯迅譯文集》第3卷第5頁。人民文學出版社1958年版。

　　18 　此文發(fā)表于1933 年12 月23 日天津《益世報?文學周刊》第56期。引自《魯迅梁實秋論戰(zhàn)實錄》618 - 619頁。

　　18　《翻譯》，發(fā)表于1928年12月10日《新月》1卷10號。引自《魯迅梁實秋論戰(zhàn)實錄》543

　　頁。

　　20 　見魯迅在《“硬譯”與“文學的階級性”》一文中的引述�！遏斞溉�集》第4卷211頁。

　　21　初發(fā)表于1934 年6 月27 日《申報?自由談》。引自《魯迅全集》第5卷505 - 506頁。

　　22　引自《魯迅梁實秋論戰(zhàn)實錄》601頁。

　　23　見陳福康《中國譯學理論史稿》第二章第八節(jié)“嚴復杰出的譯論建樹”。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1992年11月第一版。

　　24　原載1931年3月《讀書月刊》第1卷第6期。

　　轉引自《魯迅全集》第4卷344 頁第二條注釋。

　　25 　發(fā)表于1932年12月10日天津《益世報?文學周刊》第6期。引自《魯迅梁實秋論戰(zhàn)實

　　錄》594頁。

　　26 　在“直譯”觀念的確立方面周作人發(fā)揮了重要作用。這個問題需另作論述。

　　27 　《魯迅全集》第12卷216頁，1933年8月20日致杜衡。

　　28 　引自《我與文壇》，第2頁。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10月出版。

　　29　引自《翻譯要怎樣才會好?》。出處同前。

　　30 　初發(fā)表于1935年4月上�！段膶W》月刊4卷4號。引自《魯迅全集》第6卷275頁。

相關熱詞搜索：魯迅 翻譯 論爭 主體 身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