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馬克思的理解，民族主義的發(fā)展存在兩個階段。一個是單一的民族發(fā)展、演進階段。這一階段各民族的生存活動僅僅對本民族具有意義。馬克思就此舉例指出：德國人的事情“僅僅是德國人的民族的事情，而且對德國來說，也只有地方性的意義”。另一個是世界歷史階段。各民族間形成世界性的普遍性的交往關系�！叭绻�在英國發(fā)明了一種機器，它奪走了印度和中國的千千萬萬工人的飯碗，并引起了這些國家的整個生存形式的改變，那么，這個發(fā)明便成為一個世界歷史的事實;同樣，砂糖和咖啡在19世紀具有了世界歷史的意義，是由于拿破侖的大陸體系所引起的這種產(chǎn)品的缺乏推動了德國工人起來反對拿破侖，從而就成為光榮的1813年解放戰(zhàn)爭的現(xiàn)實基礎。”

　　馬克思的這個判斷無疑符合人類常識。黑格爾也就此斷言：在民族歷史進步到世界歷史之前，各個民族各自為政，沒有真正意義上的萬民法。僅僅當不同的民族相互碰撞時，萬民法(協(xié)調(diào)各民族關系的游戲法則)才應運而生。

　　因此，在當代理解民族主義，必須要從世界歷史和萬民法的角度出發(fā)，否則只能是隔山打牛，自說自話。

　　一般來講，人類社會迄今為止發(fā)展出三種萬民法和三種對應的民族主義。

　　第一，基于社會達爾文主義的萬民法和民族主義。最初的民族國家猶如最初的人類一樣，是處于霍布斯叢林中的野獸。斗爭和生存是民族國家的最高使命，因為萬民法就是“萬物競爭，適者生存”。澳洲的土蜂沒有刺，多少年來也活的滋潤。后來殖民者帶去了有刺的黃蜂，幾年后這種土蜂就滅絕了。同樣，一個民族國家如果不自強，也必會亡國亡種。在如是萬民法的驅(qū)使下，民族主義已經(jīng)演化為赤裸裸的種族生存主義。一方面是“某某(如法蘭西、大和、日耳曼，等等)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刻”，另一方面是“非我族類，其心必夷”。這個時候的民族主義像狐貍一樣狡猾，像獅子一樣的兇猛。這個階段，講仁義道德的人必將落到一個宋襄公的結局。

　　第二，基于宗教救世主義的萬民法�？鬃诱f：人皆有好德與好色之心。好色之心讓不同民族殺戮四起，紛爭不息。好德之心在幽暗的世界中潸然淚下，它亟需拯救這個墮落的世界。它宣稱掌握了這個世界的絕對真理(或說最后的信仰)。真理是普照之光，它引導人民從地獄走向天堂�！妒ソ�(jīng)》中說：我們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為圣，愿你的國降臨，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豆盘m經(jīng)》中說：真主是這個世界唯一的神，萬物非主，唯有真主�！斗鸾�(jīng)》中說：佛祖東行，只是尋找一未曾受惑的人。宗教救世主義的萬民法本質(zhì)在于：世界的哲學(宗教)化和哲學(宗教)的世界化。相應的，所有的民族主義都應該匍匐在宗教救世主義之下，把自己當成實現(xiàn)哲學教義或宗教教義的“十字軍”，給世界上其他地方的人民送去光和幸福。盡管，這個輸送的過程可能是流著血淚，是強迫“自由”的，但不要緊，結果的公正保證了手段的公正。所謂“平凡的池水，臨照了夕陽，便成金�！薄�

　　第三，基于有限理性主義的萬民法。以3R為標志的啟蒙運動發(fā)現(xiàn)了人的理性和主體性，進而發(fā)現(xiàn)了人的尊嚴�？档抡f：人本身就是目的，不是手段。然而，人類的理性又是有限的。按照波普爾批判理性主義的解讀，人們對命題只能證偽不能證實。因此，我們只能發(fā)現(xiàn)我們不應該做什么(證偽)，而不能確鑿無比的宣稱我們可以做什么(證實)。管理學家西蒙也指出最優(yōu)決策模式是無法實現(xiàn)的。因為該模式要求決策者有能力用某種一致的效用尺度，去比較種類無限繁雜、性質(zhì)無限不同的可能后果。這事實上要求決策者是一個無所不能和無所不會的超人，具備完全和十足的理性。遺憾的是，“人類提出與解決復雜問題的智力能力同問題的規(guī)模相比，是微不足道的”。有限理性和證偽原則的提出，使得公共領域和私人領域有了區(qū)分的堅實基礎。既然大伙都是有限理性，人們自然可以“我的地盤我作主”，無須匍匐在圣人面前就人生方程式求解。然而，每個人的自由權利必須止步于他人同樣的權利，否則，人類社會就要陷入“自然狀態(tài)”的不休紛爭。證偽原則告訴大伙，相互傷害的權利和自由應該被放棄，人們必須要遵循一系列公共法則。“這組規(guī)則所牽涉到的是有關什么行為是被允許的，什么是不被允許的。一個人做了不被允許的行為時，他就是犯了錯誤，而這種錯誤，是有害于維持社會的存在及茁長的。”顯然，基于有限理性和證偽原則的“群己權界論”使得公、私分明。比如，在一個民族國家內(nèi)部，國家不過是維護公共領域的守夜人，防火防盜防政府。公民只要不侵犯他人私域，國家任他“萬類霜天競自由”。但是，公民們?nèi)魹樽约簼M園春色而陶醉，進而“紅杏一枝出墻來”，那國家會用剪子將它刈去。換言之，任何宗教、哲學、信仰和偉大的社會運動都沒有權利將他人強制為馴化工具或螺絲釘，他們只能在私域中風光無限。同樣，上升到國際關系上，萬民法不過是維護國家(民族主義)之間公共領域的守夜人。不同的國家可以有自己獨特的民族信仰和民族利益，但古人有這樣的告誡：“人之患在好為人師”;又有這樣的教誨：“君子愛財，取之有道。貞婦好色，納之以禮”(《增廣賢文》)。我們的民族信仰我們作為民族私德自己喜歡就不得了，我們不能強制別人也和我們一樣喜歡。我們可以千方百計的維護自己合理的民族利益，但不能將自己民族福利建立在其他民族流血的基礎上。

　　亨廷頓在《文明的沖突》一書中談到他的憂慮：在強勢西方文明的影響和威脅下，處于弱勢的文明一直在向西方看齊，竭力發(fā)展本國的經(jīng)濟現(xiàn)代化(這種自強運動是第一階段民族主義的體現(xiàn))。然而現(xiàn)代化不等于西化，現(xiàn)代化指的主要是工業(yè)化、城市化這些物質(zhì)文明的現(xiàn)代化，而西化則是價值觀和體制方面的(第三階段萬民法)。非西方文明要的是西方的富裕，而不是西方的民主和多元。當其國力增長后，就會日益鼓吹自已的價值、體制和文化(第二階段萬民法)。亞洲和伊斯蘭國家的現(xiàn)代化發(fā)展不僅沒有促使他們在價值觀上更加認同西方，反而有了更多肯定和張揚自身文化的資本，相繼出現(xiàn)本土文化的復興，變得更加非西方化，甚至反西方化。

　　很多落后國家之所以拒斥第三階段萬民法(西方的價值觀)，一方面僅僅學習西方的堅船利炮也可以成就現(xiàn)代化(曾國藩的中學為體西學為用有其道理)，不一定非要全盤西化才能遂愿。另一方面西方的價值觀作為有限理性的體現(xiàn)，沒有英雄情結和悲壯精神。福山在《歷史的終結》一書中描述了自由社會人的生存狀態(tài)。當人的自由最終得到滿足后，就只剩下欲望和理性，失去了精神、目的、道德、勇氣等一切可貴的美德，淪為“最后的人”。福山認為這是自由民主的致命內(nèi)傷。這一制度解決了人的尊嚴認可問題，但人卻不能因此而有價值的活著。

　　換言之，建構在有限理性萬民法基礎上的民族主義被定性為“發(fā)乎情，止乎禮，外乎床”。然而，這種“亞偷情”的不爽讓很多精力過剩的人心里極為窩火。事實上，正是這種窩火，讓建構在社會達爾文主義萬民法基礎上的民族主義大有市場。在遙想成吉思汗的意淫征服中，在野性的呼喊中，人們內(nèi)心的荷爾蒙統(tǒng)統(tǒng)得到釋放。同樣正是這種窩火，讓建構在宗教救世主義萬民法基礎上的民族主義大有市場。人們心甘情愿的做一根螺絲釘，心甘情愿的做“十字軍戰(zhàn)士”，人們在自己感動自己的淚水中折射出“巨大的生存意義”。

相關熱詞搜索：民族主義 民法 解讀 時代 王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