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緣和衣俊卿教授進行有關西方現(xiàn)代啟蒙的對話,我感到有意義也有啟發(fā)。說“有意義”并不表示我們的觀點相同,其實我們對啟蒙的認識和期待頗有分歧,但對話的氣氛極好,雙方都遵循“以學心聽,以公心辯”的原則,不是一味各自表態(tài),也沒有尷尬的爭論。說“啟發(fā)”,我覺得這次對話激發(fā)了幾個可以進一步探索的課題。

　　衣教授的問題都是經過深思熟慮而提出的,并且形成了言之成理、持之有據的書寫文字。我應該建議采取筆談的方式,先拜讀衣教授嚴謹?shù)耐普?再作出回應。不過當時我們都有面對面溝通的意愿,我也就即興而談,沒有任何事前的準備,因此談話的隨意性落實到文字上便顯得松散、零亂,與衣教授嚴謹?shù)臅�面文字一起發(fā)表,有些不協(xié)調。能獲得《求是學刊》編輯的同意,為這一對話寫篇后序,我很感激。我本應潛心修整自己部分的內容,將談話的記錄轉換為書寫文字, 但無奈我抽不出時間,只好向讀者及同人致歉了。

　　多年來我對啟蒙進行的反思都集中在“啟蒙心態(tài)”上�，F(xiàn)在就簡單地介紹我目前對此議題的思考及思路。我提出討論“啟蒙心態(tài)”,既不是歷史意義上的文化運動,也不是哈貝馬斯堅持的“尚未完成的計劃”。從1923年“科玄論戰(zhàn)”以來,啟蒙心態(tài)的影響如日中天,已成為中國思想界不言而喻的共識。當今在文化中國廣為流行的科學主義即是啟蒙心態(tài)的突出表現(xiàn)�？茖W理性是人類文明的標志,是為全球各地的知識人所認可的核心價值。在中國,過去的“科學救國”和今天的“科技興國”都是響亮的口號。理性是感性和知性的提升,科學理性又是最嚴謹?shù)睦硇孕问�。這是科學主義之所以大行其道的背景。

　　可是,我認為科學主義是由偏激的物質主義和實證主義鑄造而成的意識形態(tài),它與科學精神大不相同�？茖W精神是嚴格的、執(zhí)著的、專一的,但也是開放的、謙虛的、多元多樣的。科學主義則是閉塞的、專斷的和傲慢的。兩者形成了鮮明的對比。21世紀前沿的科學家所研究的范圍無所不包。譬如中國、印度和伊斯蘭的科學傳統(tǒng),特別是中醫(yī)(或韓國所謂的漢醫(yī)),都是他們所關注的科研課題。他們所體現(xiàn)的實事求是的精神是虛心好學的。他們知道得越多越認識到應該知道而不知道乃至永遠無法知道的更多;他們也清醒地意識到理性的限制:理性的光芒所能顯現(xiàn)的遠非無知之幕所隱蔽的那么多。

　　堅持科學是獲取真理的唯一途徑,科學理性是唯一的理性,乃至可以量化、可以實證的科學研究是了解客觀世界的唯一方法,在前沿科學家的宇宙論和人生觀中已不多見了。把科學當做一種文化現(xiàn)象,社會工程或政治行為的科學家則大有人在。積極投入科學和其他領域,如藝術、音樂、宗教等的對話的杰出科學家越來越多。但我相信今天回顧“科玄論戰(zhàn)”中的丁文江、吳稚暉和胡適所宣揚的打倒玄學鬼的科學主義在中國知識界還會有說服力。

　　啟蒙心態(tài)來自啟蒙運動,是西化和現(xiàn)代化過程中的副產品�？茖W主義只是表現(xiàn)啟蒙心態(tài)的形式之一。廣義的啟蒙還發(fā)展了自由、Ren權和法治等其他核心價值,但在現(xiàn)代中國,科學和民Zhu 特別受到重視。和民Zhu相比,科學更是一枝獨秀。因此,科學主義應運而生,滲透到社會各個領域。這種特殊形式的啟蒙心態(tài)在中國成為強勢的意識形態(tài)是很容易理解的。

　　啟蒙的含義很寬。即使把前面所提到的運動、計劃和心態(tài)都包括在內也不能一窺全豹。如何深入細致地了解這一18世紀以來最強勢的思潮是個重要的課題。我認為,我們必須繼續(xù)從啟蒙及其延伸的西化學習如何推進現(xiàn)代化的行為、制度、理念及價值。包括科學和民Zhu在內的歐美文明可以提供我們參考的項目極多,內容極豐富,我們決不可自滿自大。譬如以自由、理性、法治、Ren權和個人尊嚴等普世價值為基礎的政治制度(即哈貝馬斯認為在西方也是“ 尚未完成的啟蒙計劃”)就值得我們認真研究、認真學習。

　　今天我們都還生活在啟蒙所塑造的世界之中。我接受康德在1784年作出的評斷:“我們不是生活在一個啟蒙了的時代,而是生活在一個啟蒙的時代:在這個時代,如果不能說啟蒙是顯而易見的既存現(xiàn)實,那它至少是核心的文化追求之一�！盵3] (P13)但是我們必須正視啟蒙的三大盲點。因為我和黃萬盛先生的對話及最近和清華大學盧峰教授的對話(即將由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出版)都談論到這一課題,現(xiàn)在只列舉,不再闡述:

　　1.人類中心主義和凡俗的人文主義(secular humanism)對精神世界(特別是宗教)采取徹底排斥的立場。

　　2.浮士德式的工具理性對自然采取認識、控制和掠奪的態(tài)度。

　　3.歐洲中心主義對世界其他文明,包括原住民的傳統(tǒng),采取鄙視和征服的策略。

　　對啟蒙作出全面而有效的攻擊的不是西方之外(如東亞和南亞)的學者,而是標志后現(xiàn)代主義的歐美學者。我很關注也主動參加自20世紀末期在歐美勃起的各種 “后現(xiàn)代”論說,如環(huán)保主義、女性主義、多元文化主義和社群主義等。它們對啟蒙的缺失有深刻的洞識。固然,它們破而不立的價值取向有墮入虛無主義和相對主義陷阱的危險,但針對人類的存活、發(fā)展和繁榮的威脅,它們作出了鞭辟入里的分析,它們的警告值得重視。

　　從全球的視野和對人類命運的關懷來反思啟蒙,可以運用的途徑、方法和策略以及可以利用的精神資源很多。軸心文明,如猶太教、基督教、伊斯蘭教、印度教和佛教,都可以創(chuàng)造有利的條件。我從儒家立論是自覺的選擇,但我是以開放和多元的態(tài)度來進行這一工作的。目前正在構思的研究計劃分成三個可以同時進行的步驟:

　　1.深入研究18世紀啟蒙思想家,如伏爾泰、盧梭、萊布尼茨、阿奎那和狄德羅所認可乃至認同的儒家。

　　2.疏理啟蒙心態(tài)在中國傳播、開花和結果而導致儒家一蹶不振的歷史過程。

　　3.探索儒家重新認識和批判啟蒙的可能乃至可行的道路。

　　這一研究計劃牽涉的范圍很大,必須靠多學科和跨文化的專家學者共同參加才能逐步完成。

　　和衣俊卿教授的對話使我對這一計劃的復雜性有了進一步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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