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1980年代以來的文化轉型中，從知識分子文化到知道分子文化的位移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文化現(xiàn)象，而這種位移很大程度上起因于知識分子的學院化與傳媒化。本文主要在知識分子傳媒化的層面展開，梳理了作家與學者從傳統(tǒng)知識分子（1980年代）到電視知識分子（1990年代）再到知道分子（世紀之交以來）的演變過程。而由于媒體霸權的存在，知道分子既喪失了自主性，也只能傳播一些平面化的思想，甚至有可能變成媒體娛樂化的對象。因此，從知識分子到知道分子的文化演變過程是一個精神矮化和犬儒化的過程，也是知識分子文化傳統(tǒng)行將終結和“知識分子之死”的一個重要信號。

　　關鍵詞：傳統(tǒng)知識分子；
電視知識分子；
知道分子；
文化轉型

　　1980年代至今，中國當代社會正在經(jīng)歷著一場轉型。這種轉型是全方位的，而從文化層面看，應該存在著一種從知識分子文化到知道分子文化的轉型模式。因此，在下文中，筆者將首先把“知識分子”與“知道分子”之概念還原到相關的歷史語境中，考察其演變軌跡和文化癥候；
其次，在此基礎上分析大眾媒介在這種文化轉型中扮演著什么角色。

　　一

　　盡管知識分子一詞進入中國后就發(fā)生了變異[1]，而從1942年開始，知識分子也成為被改造、受打壓的對象，甚至一度與“臭老九”劃上等號，致使這一概念與其指涉的對象也被貶義化、丑化和妖魔化了，但是在1980年代的歷史語境中，許多作家、學者卻以自己的實際行動恢復了知識分子的本來涵義，也在很大程度鍍亮了知識分子的底色。比如，這一時期的朦朧詩、小說（像傷痕文學、反思文學、知青文學等）和報告文學往往成為作家介入當下生活、批判極左思潮、與主流意識形態(tài)商榷的武器。而眾學者或者大量譯介西方的文化經(jīng)典以啟迪民智，或者在一些專業(yè)性的討論中隱含著某種政治訴求（如哲學界、美學界關于“人道主義與異化”問題的討論，文學創(chuàng)作界關于“創(chuàng)作自由”的爭論，文學理論界關于“文學主體性”問題的討論等）。這樣，整個80年代便由知識分子掀起了一場規(guī)模浩大的新啟蒙運動。

　　實際上，這場運動既是“五四”時期啟蒙精神的延續(xù)，也是對“五四”時期業(yè)已成型的知識分子文化傳統(tǒng)的繼承。而當時的一些學者也正是在這一層面對新啟蒙之意義和知識分子之使命進行定位的。高爾泰指出：“當代中國的啟蒙運動，實際上是‘五四’運動的一個繼續(xù)，仍然以反封建為其主要內(nèi)容。原因很簡單，因為反封建的任務不僅遠未完成，在某種意義上反而比那時更加復雜和困難了。”[2]“‘啟蒙’在今天，有它特定的含義，是針對今天中國社會的現(xiàn)實而言的。簡單地說，就是讓人們通過文學作品認清自己身上丑陋的東西，改造國民的精神素質。跟‘五四’時期相比，甚至跟譚嗣同、梁啟超、秋瑾那時比，‘啟蒙’的課題有很多仍是一貫延續(xù)的，比如反封建的啟蒙、民主的啟蒙，以至于知識分子自身人格的確立，這些問題都沒解決�！盵3]劉再復也認為：“中國的現(xiàn)代化過程還需要知識分子去對農(nóng)民進行現(xiàn)代意識的思想啟蒙和現(xiàn)代知識普及。離開這種啟蒙和普及，現(xiàn)代化是不可能實現(xiàn)的，離開知識分子從事這種啟蒙與普及的積極性，現(xiàn)代化將是一種烏托邦。而知識分子也只有把自己的命運和現(xiàn)代化的命運聯(lián)系在一起，在普及現(xiàn)代知識和啟蒙現(xiàn)代意識的事業(yè)中，在現(xiàn)代化的建設中，才能肯定自我的價值和證明現(xiàn)代文化的價值�！盵4]

　　今天看來，這種定位雖帶著屬于中國的問題意識和80年代宏大敘事的特征，但如此直白、坦率地闡釋知識分子的人格確立和啟蒙重任等問題，卻既體現(xiàn)著中國士人傳統(tǒng)的憂患意識，也吻合了西方學者所描繪的傳統(tǒng)知識分子形象。比如，薩特（Jean-Paul Sartre）曾論述過“介入”的重要性，并親自踐行著知識分子的責任。薩義德（EdwardW.Said ）在很大程度上繼承了薩特的主張，并認為“知道如何善用語言，知道何時以語言介入，是知識分子行動的兩個必要特色”[5].而科塞（Lewis Coser ）則把批判態(tài)度的培養(yǎng)、在曠野中傳道、譴責權勢看做知識分子的主要特征。他對知識分子的定義是“在其活動中表現(xiàn)出對社會核心價值的強烈關切，他們是希望提供道德標準和維護有意義的通用符號的人”[6].這些說法林林總總，但歸結起來不外乎這么幾條：知識分子具有懷疑意識、介入意識和批判意識，而追求正義、守護理念、批判社會和譴責權勢則是他們的日常工作。除此之外，知識分子的話語和行動還必須具有公共性，這是區(qū)分知識分子與一般意義上的專家、學者、作家的重要標志。簡言之，當左拉（Emile Zola）只是埋頭于自己的小說創(chuàng)作或薩特只是致力于自己的哲學研究時，他們只能算做單純的作家或哲學家，而一旦左拉寫出了《我控拆》并介入到德雷福斯事件中，薩特一旦在許多重大的社會問題上發(fā)言、簽名、請愿（比如公開支持阿爾及利亞抵抗運動），他們就變成了知識分子。

　　以此衡量80年代的文化樣式，我們便會發(fā)現(xiàn)許多活動都帶著知識分子文化的特征。那個年代，一篇文學作品引發(fā)的爭議（如白樺的《苦戀》，戴厚英的《人啊，人！》等），一場學術性的討論（如因三個“崛起”引發(fā)的朦朧詩問題的討論），一本學術讀物的流行（如薩特的《存在與虛無》），一本雜志的創(chuàng)刊與�？�（如丁玲主編的《中國》），一次學術會議的舉辦（如1986年10月在北京召開的“新時期文學十年學術討論會”）等等，它們往往并非專業(yè)內(nèi)部的事情，而是會成為波及社會、影響公眾生活的公共事件乃至政治事件。究其原因，主要是因為80年代的知識界人士常常身兼二任：他們既具有專業(yè)關懷，又具有社會關懷和政治關懷；
學者、作家的身份保證了他們的聲音可以在學術場、文學場內(nèi)有效傳播，而知識分子的訴求又使他們的聲音越過場域的邊界，延伸于社會，成為一種公共話題。陳平原在談到這一時期的知識分子時有一個說法，值得深思。他指出：

　　八十年代沒有所謂的公共知識分子；
因為，幾乎每個學者都有明顯的公共關懷。獨立的思考，強烈的社會責任感，超越學科背景的表述，這三者，乃八十年代幾乎所有著名學者的共同特點。大家都覺得，知識分子本來就應該是這樣，無所謂“沒有公共關懷”的“知識分子”。那時候，學科邊界尚不明晰，學者發(fā)言很大膽，因此才有籠而統(tǒng)之的“文化熱”。你知道，“文化”是個很模糊的概念，所有學科的人都能參與對話；
也正因此，“文化尋根”可以一轉眼就變成了“政治批判”�！拔幕療帷弊鳛槠鯔C，或者中介，讓所有學科的學者，都能夠站出來，表達他的社會關懷。這樣一來，沒必要再制造“公共知識分子”這樣的概念。幾乎所有讀書認字的人，都敢談“文化”，或借“文化”談“政治”，體現(xiàn)我們的社會責任感�？梢赃@么說，八十年代的中國知識分子，特別像“五四”時期的青年，集合在民主、科學、自由、獨立等寬泛而模糊的旗幟下，共同從事先輩未競的啟蒙事業(yè)。[7]

　　作為過來人，陳平原的說法是值得信賴的。而此說法一方面可以佐證學者、作家身份與知識分子身份的合二為一，一方面也讓我們注意到如下事實：隨著《南方人物周刊》（2004年第7期）推出“影響中國公共知識分子50人”的特別策劃（其入選標準為：具有學術背景和專業(yè)素質的知識者；
對社會進言并參與公共事務的行動者；
具有批判精神和道義擔當?shù)睦硐胝撸�，公共知識分子問題的討論曾一度熱鬧。但這種評選也意味著，當80年代那種知識分子的文化氛圍淡出之后，知識分子已成為一個瀕臨滅絕的物種。而在知識分子前面冠之以“公共”，一方面是要突出其本來并不需要突出的意義，一方面也很容易讓人想到雅各比（RussellJacoby）在《最后的知識分子》一書中呈現(xiàn)出的那種感傷語調(diào)。雖然經(jīng)過媒體的策劃，我們還可以評選出50個甚至100個公共知識分子，但那個幾乎每個學者、作家都是公共知識分子的時代已一去不復返了。

　　這就不得不提到1990年代以來知識分子陣營的分化。1989年之后，知識分子也出現(xiàn)了魯迅當年所描述的“有的高升，有的退隱，有的前進”[8]的景觀。在這種景觀中，雖然有少數(shù)人踽踽獨行，并履行著知識分子的使命（如張承志）[9]，有的討論延續(xù)了80年代的流風遺韻（如人文精神大討論），但更值得注意的則是兩種集體的動向：知識分子的學院化和知識分子的傳媒化[10].前者就像雅各比所描述的那樣：“年輕的知識分子再也不像以往的知識分子那樣需要一個廣大的公眾了：他們幾乎無一例外地都是教授，校園就是他們的家；
同事就是他們的聽眾；
專題討論和專業(yè)性期刊就是他們的媒體。不像過去的知識分子面對公眾，現(xiàn)在，他們置身于某些學科領域中有很好的理由�！盵11]90年代的中國學者與雅各比筆下的美國學者極為相似，他們選擇退守學院雖是萬不得已，但綿延至今卻也形成了一種毀譽參半的學院傳統(tǒng)。而實際上，知識分子學院化的過程也是知識分子自我去勢的過程。因其學院化，知識分子的文化傳統(tǒng)行將終結。有關這一問題，筆者在一些文章中已有涉及[12]，茲不贅述。

　　值得注意的是第二種動向。從90年代中后期開始，由于大眾媒介的迅速崛起和大眾文化的迅猛發(fā)展，一些文化人開始了與大眾媒介的親密接觸，知識分子傳媒化的問題初見端倪。有學者已捕捉到這種現(xiàn)象，但其定位并不十分準確。比如，張頤武曾把這些人看成“后知識分子”，并對后知識分子做出了如下界定：“他們是在昔日的文化邊緣處崛起的，他們能夠洞察并引導大眾的無意識和欲望，能為大眾文化所寵愛，是‘媒介’的掌握者。他們正像王朔的一篇小說中的一個人物所言：”我知道，能被最廣大的群眾所接受的就是高級的。譬如相聲、武俠小說、傷感電影、流行歌曲、時裝表演諸如此類。這就是我，和知識分子迥然不同的，一個俗人的標準我為此而驕傲�！�這種’俗人‘的標準使他們可以把握大眾當下的’狀態(tài)‘，提供可靠的文化產(chǎn)品，他們也就成了投資人及廣告商理想的投資對象。他們可以和大眾溝通，也可以與各種不同的話語對話，他們變成了文化話語的中心。正像一項預測所認定的，中國大陸今后最熱門的文化職業(yè)是制片人、音樂制作人、文化經(jīng)紀人、形象設計師、發(fā)行人、美術設計者等，也許還應添上報刊的記者等。他們都不再是經(jīng)典的知識分子，而是’媒介‘的掌握者。“[13]準確地說，這些媒介的掌握者應該叫做媒體從業(yè)者，當然，由于他們中的許多人也是從原來的知識分子陣營中分化而來的，所以把他們看做知識分子傳媒化的第一股力量并不離譜。同時，也正是由于這股力量在媒體中的安營扎寨，才有了后來的知識分子與媒體的廣泛合作。這種合作構成了知識分子傳媒化的第二股力量[14].

　　正是由于第二股力量漸成勢頭，才引來了媒體的關注。1997年1月24日，《南方周末》以《知識分子與大眾傳媒：愛與恨的糾纏》為題，編發(fā)了三位學者的文章[15]，編者的按語指出：“這是一個大眾傳媒的時代。知識分子與傳媒的廣泛合作，成為一道嶄新的文化風景線。這種合作本身的價值與意義何在？知識分子能否通過介入大眾傳媒，為自己確立一種價值定位？它是否意味著一種新的文化方式正在生長？三位青年學者從不同的角度闡發(fā)了對這一問題的看法。歡迎對此問題有興趣的讀者繼續(xù)來文參與討論�！焙芸赡苓@是知識分子傳媒化的首次討論，從此之后，知識分子與大眾傳媒的合作問題浮出水面。

　　與此同時，如何指稱進而分析這類知識分子也成了困擾學界的一個問題。這時候，布爾迪厄（Pierre Bourdieu ）適逢其時地出現(xiàn)了，可以說，布氏理論的到來幫了中國學者的大忙。隨著《自由交流》（1996）、《文化資本與社會煉金術布爾迪厄訪談錄》（1997）和《關于電視》（2000）等譯著的相繼問世，布爾迪厄對電視與知識分子所做的批判成為中國學者的理論資源，“快思手”（fast-thinkers），“在電視上‘挖一段時間’，得以靠媒介生存”[16]等等描繪也成為中國學者思考“教授走進直播間”的基本視角。而更重要的是，布爾迪厄給中國學界帶來了一個重要稱謂：電視知識分子。從此往后，與大眾媒介密切合作的知識分子終于獲得了恰如其分的命名，而許多學者也開始在這一命名下思考中國電視知識分子的利弊得失[17].其間雖然也有人使用到“傳媒知識分子”、“媒介知識分子”或“媒體知識分子”等說辭，但在他們的心目中，媒介知識分子或者可以與電視知識分子劃上等號，或者電視知識分子就是媒體知識分子的主體[18].

　　在布爾迪厄論述的語境中，電視知識分子顯然是一個貶義詞；
而依據(jù)布氏理論所進行的相關分析，也只能對電視知識分子形成一種負面判斷。(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我們先來看看一些人筆下的電視知識分子形象：

　　大概這也就是從電視頻道大增大擴那一陣開始的吧，一時間電視上的話題、研討、對話、座談等等欄目也就日益見多，于是就有那么些許幾位年紀不大卻很不瀟灑的社會科學電視“知識分子”（以下簡稱他們?yōu)椤半娨曋�識分子”）應運而生，紛紛搶到屏幕上粉墨亮相，在強光照耀下伴著面部抽搐，振振有詞地發(fā)表他們對文學、股票、明星、足球、離婚、宇航、性科學、電腦、艾滋病、休閑、消費、保齡球、桑拿浴、卡拉OK、腳氣、水果節(jié)、美容、裝修、母乳喂養(yǎng)等等各方面的高談闊論。最為難能可貴的還是，無論你廣而概之到什么話題，他全能一套話語卻無所不通地侃侃論道脫口而秀，準保都能給你擺出個四、五、六來，果然皆不愧：墻頭歪棗樹頭重腳輕隨時會掉果；
山間仙人掌刺尖皮厚腹中全是話。日子一長，不但此幾位“電視知識分子”前額上有幾彎車道溝都被觀眾爛熟于目，就連他們怎么臉紅脖子粗，怎么車轱轆話來回叨咕，就連某先生上面一推眼鏡，就準知道他下面還憋著什么后話。[19]

　　不錯，他是知識分子。由上可見，電視臺凡是有點文化的活兒，他都干。然而，他又不是一般概念上的知識分子儒雅、清高、自重，或許沾了電視文藝行當?shù)倪厓�，他穿一件攝影馬夾，哼著很青春的“同桌的你”，風風火火給電視臺“當小工”，訓他幾句也沒事兒。在他按月領薪水的地方，他或許無比老成持重，受人仰慕，一副可敬不可親的威嚴，而在電視這塊兒，他經(jīng)常是堆著討好的笑容，間或是一副受氣包的模樣，湊在邊上實習生似的干這干那，不時冒出一兩個有點傻氣的問題，引起一陣陣轟笑。[20]

　　在強烈的燈光照射和觀眾聽者的注目仰視下，他們感覺極好，異常自信。而在電視熒屏上，也毫無例外地展示著他們的教授副教授、研究員副研究員以及著名某某專家、某某協(xié)會負責人之類的金字招牌，印證著他們此時此刻話語的不可質疑的權威性與合法性。他們中的一些人往往旁征博引，卻避重就輕，深刻問題的巧妙化解，膚淺時尚的啰嗦演繹，都是他們的拿手好戲；
還不時來幾個讓人頓感高深莫測的新詞語鎮(zhèn)鎮(zhèn)傾聽的觀眾。……前些日子與一位博士在一起辦事，在街頭碰到另一位朋友，朋友艷羨地對博士說，前幾天看見你上電視了，博士說，嗨，那算啥，混個臉熟罷了。聽到這，我不禁莞爾。想想也是，“電視知識分子”不就是“混個臉熟罷了”。很多東西當不得真的即使是“名人”。[21]

　　以上的描繪雖然尖酸刻薄，卻也大體道出了事實的真相。那么，為什么電視知識分子給公眾提供的是這么一副形象呢？其原因大體有三：第一，電視傳媒本身的特點決定了許多節(jié)目必須化難為易，刪繁就簡，因此，把深刻的思想膚淺化，把復雜的問題簡單化就成為電視制作的基本套路。在這種游戲規(guī)則之下，電視知識分子只能亮出布爾迪厄所謂的“固有的思想”，即“所有人業(yè)已接受的一些平庸的，約定的和共同的思想”[22].上過電視的王朔等人談道：“電視這種大眾工具，就是把有所有的東西都拉平了�！薄按蟊妭髅讲皇莻�東西，把挺優(yōu)秀的人弄成了豬腦子或小丑。”[23]說的也是這個意思。第二，與紙媒的編輯、記者相比，電視從業(yè)者的文化素質不高，他們的制作理念、思路、方案等等很大程度上影響著也制約著電視知識分子的表達與發(fā)揮。曾經(jīng)深度介入電視的社會學家鄭也夫對此有深入體會，他說：“在報紙、雜志、電視這三大媒體中，在我看來電視制作群體的文化素質最低。這其實很好理解。報紙雜志有其漫長的歷史承傳，有規(guī)矩，有氛圍，有熏陶；
電視不然，它是在走進尋常百姓家的短短十幾年歷史中一下子暴發(fā)起來的。它的成員劇增，其群體內(nèi)尚未來得及形成一種風格和規(guī)矩。于是蘿卜快了不洗泥，摸著石頭過河，鬧洞房全然沒大小。這兒的錢肯定給的比報紙雜志多，但這里對一個文化人的了解，對一個有‘段位’的文化人的成熟意見的輕視與否決，都與報刊不可同日而語，而令文化人目瞪口呆�！盵24]第三，電視所形成的媒體霸權讓走入電視的知識分子有了一種心理自卑，而一夜揚名又對許多人構成一種強烈的誘惑。于是，不再堅守自己的學術情懷，不再堅持自己的學術理念，對電視制作者百依百順、惟命是從，最終拜倒在電視媒體的石榴裙下，便成為電視知識分子的基本選擇。以《百家講壇》為例，所有走進這一節(jié)目的人幾乎都經(jīng)過一個洗心革面，脫胎換骨的過程，但他們依然興高采烈，樂此不疲，便很能說明這一問題[25].

　　然而，就在人們熱議電視知識分子的時候，一個極具中國特色的概念“知道分子”已悄然面世。幾年之后，知道分子一詞開始走俏，它甚至成了電視知識分子的更新?lián)Q代產(chǎn)品。此概念的發(fā)明者是王朔，2000年，王朔在《三聯(lián)生活周刊》發(fā)表一篇題為《知道分子》的短文，他把那種“抄慣了別人的宏論”，沒有自己獨立思想的學者調(diào)侃、挖苦并命名為知道分子之后，還嫌不盡興，遂在文章末尾加了“附注”：“分辨‘知道分子’小常識：寫偉人傳記的；
為古籍校訂注釋的；
所有叢書主編；
所有‘紅學家’和自稱魯迅知己的。次一等：好提自己念過多少年書的；
死吹自己老師和老老師的；
愛在文章里提他不認識的人和他剛看過的書的�！�知道分子’代表刊物：《讀書》；
代表作：《管錐篇》�！盵26]知識分子一直是王朔攻擊、調(diào)侃的目標，《知道分子》一文自然也延續(xù)了他的一貫思路。在王朔的心目中，知識分子本已不堪，知道分子更是等而下之。于是，王朔辭典中的知道分子不僅是一個貶義詞，而且還帶著強烈的諷刺、挖苦、調(diào)侃和泄憤（王朔曾說他的頭上始終壓著一座知識分子的大山，“只有給他們打掉了，才有我們的翻身之日”[27]等情緒色彩。然而，知道分子經(jīng)過媒體的征用和放大后，詞義遂大大改變。有資料表明，媒體的始作俑者是《新周刊》，該刊于2002年3月15日刊登“向知道分子致敬”之專題，不久又專辟“知道分子”欄目，并啟動了“知道分子工作室”[28].此后，《新周刊》“年度新銳榜”增添了“年度知道分子”的項目評選。近年評選結果如下：2003年：主持《華山論劍》電視直播的清華大學美學教授王魯湘；
2004年：《炎黃春秋》雜志執(zhí)行主編，“潛規(guī)則”、“血酬定律”的提出者吳思；
2005年，美國洛杉磯帕薩迪納藝術中心設計學院終身教授、美籍華人王受之；
2006年：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研究所研究員、飽受爭議的性學研究專家李銀河；
2007年：中日友好醫(yī)院心理咨詢師、中央電視臺《新聞會客廳》、《心理訪談》、中央人民廣播電臺《星星夜談》、《情感世界》等欄目特約心理專家李子勛。由于《新周刊》連續(xù)幾年的造勢，知道分子一詞開始深入人心，有的報紙（如《南方都市報》個論版）甚至常年設置了“知道分子”專欄。

　　知道分子一詞的流行與知道分子形象的被塑造是一個值得關注的文化現(xiàn)象，大體而言，我們可以從以下幾方面理解知道分子的詞義與形象。

　　首先，知道分子是從知識分子陣營中分化而來的，這意味著他們與傳統(tǒng)知識分子還存在著某些聯(lián)系。但是傳統(tǒng)知識分子所具有的那種責任與擔當在他們這里或者已淡化或者被置換，所以，他們雖然也會介入到種種社會問題之中，但談論這些問題卻常常是相對安全的。以近年《新周刊》所評選的年度知道分子為例，大概只有在吳思那里還保留著一些傳統(tǒng)知識分子的精神氣質，而其他人則主要是傳媒化的產(chǎn)物，有的甚至已成了被傳媒娛樂化的人物。楊東平說：“現(xiàn)在所指的知道分子主要還是指那些和大眾媒體建立密切關系的‘知識分子’，他們并不具有知識分子真正的眼光和立場�！盵29]布爾迪厄在談到這一問題時，更是分析得入木三分：“他們想按照自己的形象，也就是按照自己的尺寸，重新確定知識分子的面貌和作用。他們像左拉那樣拋出《我控訴》，卻沒有寫過《小酒店》或《萌芽》，或者像薩特那樣發(fā)表聲明，發(fā)起游行，卻沒有寫過《存在與虛無》或者《辯證理性批判》。他們要求電視為他們揚名，而在過去，只有終身的、而且往往總是默默無聞的研究和工作才能使他們獲得聲譽。這些人只保留了知識分子作用的外部表象，看得見的表象，宣言啦、游行啦、公開表態(tài)啦。其實這倒也無所謂，關鍵是他們不能拋棄舊式知識分子之所以高尚的基本特點，即批判精神。這種精神的基礎在于對世俗的要求與誘惑表現(xiàn)出獨立性，在于尊重文藝本身的價值。而這些人既無批判意識，也無專業(yè)才能和道德信念，卻在現(xiàn)時的一切問題上表態(tài)，因此幾乎總是與現(xiàn)存秩序合拍�！盵30]布爾迪厄在這里批評的是法國的知道分子，但用到中國這里，也大體不差。

　　其次，如果說知道分子與傳統(tǒng)知識分子聯(lián)系微弱，他們與如前所述的電視知識分子的關系卻非常密切，這從《新周刊》編務總監(jiān)周可的相關說法中亦可得到印證。他在接受采訪時一方面解釋知道分子是“‘知識分子’傳統(tǒng)角色在現(xiàn)代傳媒社會中的一種變身”。一方面披露了年度知道分子的評選過程：“年度‘知道分子’候選人是這樣產(chǎn)生的，先由我們雜志社參照今年各知識領域知識分子的‘出鏡率’與‘影響力’，以及對今年重大事件發(fā)言的頻次（這可從GOOGLE和百度等搜索），選出10多位候選人，再吸收專家的意見和讀者的投票，最后確定年度‘知道分子’�！盵31]這里所謂的“出鏡率”顯然專指電視，而在電視上“出鏡率”越高，其“影響力”自然也就越大。正是由于知道分子與電視等媒體頻繁而親密的接觸，有人才描繪出“知道分子”的如下形象：“他們有他人無以企及的專業(yè)修養(yǎng)和廣博知識，他們只為市場而不是為任何單一的人群服務；
他們游走于學府和市場、書齋與傳媒、講壇和秀場之間；
他們無所不知、處處發(fā)言，以知識來投資、把自己的名聲當做品牌來經(jīng)營。”[32]這一形象與電視知識分子的形象極為相似。

　　第三，自然我們也需要看到知道分子一詞與其指稱對象的泛化，這意味著它并不能完全與電視知識分子劃上等號。有人談到知道分子的日常生活時，特意在電視臺、電話采訪、上網(wǎng)等等之外羅列出一個紙媒體，并指出：“傳統(tǒng)的知識分子是不屑在大眾報紙上發(fā)表文章的，但知道分子們不同，他們聰明地知道這是帶來高稿費和高知名度的捷徑。他們選擇開一個千字的文化隨筆專欄，把思想和見聞零賣；
或者，他們干脆立一個中國李普曼式的目標，對國際時事指手畫腳。如果他們旅游，他們絕不會放過把旅游見聞拿來連載的機會。以前賈平凹說三天不讀書不可，三月不看報刊可，但今天的知道分子天天都會留心報刊的，這有利于鞏固知道分子的常識邊疆。”[33]現(xiàn)在看來，此說法是完全可以成立的。新世紀以來，許多報紙增加了“時評”版，而為了增加時評的力度，各報紙又把各行各業(yè)的一批專家、學者、教授請出書齋，讓他們變成了報紙的專欄作者。但這批專欄作者的成份其實較復雜，其中有的希望借助于媒體傳播某種價值觀念，以此拓寬言路；
有的則成了以此生財?shù)穆殬I(yè)寫手。拿影響力來衡量，此類知道分子自然無法與頻頻“觸電”的知道分子同日而語，但他們的出現(xiàn)顯然壯大了知道分子的隊伍。

　　通過以上分析，我們可以對知道分子形成如下結論。從詞的感情色彩方面看，知道分子在短短幾年時間里經(jīng)歷了從貶到褒或中性的變化。這種變化既與媒體的炒作與放大有關，也與人們對知道分子的認識有關。相對于知識分子而言，知道分子顯然是一種“降格”處理，這樣它就卸下了知識分子的道德重負，祛除了許多人接受知道分子之稱號時的心理障礙。不僅如此，還有人自愿把知道分子看做是等而下之之物，以此自謙，也以此與知識分子拉開距離（比如《讀書》雜志前主編沈昌文就總是強調(diào)自己不是知識分子，而是知道分子[34]）。與此同時，由于知道分子的出現(xiàn)與詞的感情色彩的改觀，也使電視知識分子得以成功地度過了自己的道德危機和信任危機，電視知識分子遂成為一些人樂意接受的一個稱謂（比如，《百家講壇》主講人王立群就認為“電視知識分子”是他目前為止聽到的最好聽的一個稱謂[35]）。從事實層面看，90年代中后期至世紀之交，雖然有電視知識分子亮相熒屏并引起了一些議論，但此類知識分子畢竟人數(shù)還少，規(guī)模也小。而由于80年代過去不久，人們在打量電視知識分子時，不可避免地會與傳統(tǒng)意義上的知識分子形成潛在的對比。而對電視知識分子的負面評價一方面自然是對他們的批評，另一方面也是對傳統(tǒng)知識分子的追憶與緬懷。新世紀以來，由于大眾媒介的呼喚與打造，我們開始進入到一個知道分子層出不窮的時代，當各種類型的知道分子（有人曾概括出知道分子的五張面孔，計有：體制知道分子，講堂知道分子，咨詢知道分子，媒體知道分子，時尚知道分子[36]）借助于媒體的平臺呼風喚雨時，我們擁有了無數(shù)話題，也獲得了多種聲音，(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我們的文化生活仿佛變得豐富多彩起來了，但也許這種話語狂歡正是對一些真問題的遮蔽和掩蓋。然而，恰恰在這個時候，對知道分子的批評之聲日漸稀薄，贊頌之辭卻日漸增多。這一方面說明了人們的寬容，一方面也意味著人們的麻木。同時，此種癥候也意味著這樣一個事實：當知道分子文化成了氣候成為常態(tài)之后，它已經(jīng)徹底改寫和置換了原來的知識分子文化傳統(tǒng)。如果說在90年代，知識分子文化還不時以種種方式幽靈般地顯山露水，那么，如今這種文化已真氣渙散�；蛘咭部梢哉f，強大的知道分子文化已對知識分子文化形成了一種覆蓋。我們或許還可以在某些場合、某些話語、某些理論中看到知識分子文化的蛛絲馬跡，但它顯然無法與知道分子文化相抗衡。在粗聲大氣的知道分子文化面前，知識分子文化更像是竊竊私語。

　　二

　　在以上的梳理中，我簡要分析了從知識分子文化到知道分子文化的變遷軌跡，那么，從大眾媒介的角度進一步思考，這種變遷又意味著什么呢？

　　實際上，以上梳理已大體呈現(xiàn)出如下事實：在知識分子向電視知識分子、知道分子的演變過程中，傳播媒介在其中一直扮演著重要角色。我們甚至可以說，如果沒有知識分子與大眾媒介的廣泛合作，知道分子文化便無法成型。但接踵而至的問題便是：在知識分子文化時期，難道就不存在知識分子與大眾媒介的合作？如果答案是肯定的，為什么那個時候并無知識分子傳媒化一說？進一步簡化此問題，我們還可以繼續(xù)追問：知識分子所使用的媒介載體是什么？知道分子所依托的媒介載體又是什么？二者有無本質的區(qū)別？

　　讓我們面對這些問題。事實上，知識分子的誕生以及知識分子陣營的形成便是和大眾媒介緊密聯(lián)系在一起的。左拉起草的給共和國總統(tǒng)的信《我控訴》之所以會形成那么大的威力，與它發(fā)表在《曙光報》上并印發(fā)30萬份�？�以及由此帶來的連鎖反應關系重大（如《我控訴》發(fā)表的翌日，《投石報》全部重刊此文；
《投石報》與《世紀報》以“向女性呼吁”為題，進行了一項簽名請愿活動；
而短短幾星期內(nèi)，發(fā)表在《曙光報》上、由左拉等人起草的要求司法重審德雷福斯案的請愿書就刊登了1500名支持者的姓名）○37，知識分子的價值、立場與觀點因此有效地進入到公共空間。薩特深知征服大眾媒介的重要性，他親自創(chuàng)辦《現(xiàn)代》雜志，也在許多報紙上撰文闡述他對重大問題的看法，發(fā)起請愿活動，以此保證知識分子活動的有效展開。中國現(xiàn)代知識分子的誕生也與現(xiàn)代大眾媒介的興旺發(fā)達密不可分�！拔逅摹鼻昂�，正是因為有了《新青年》、《申報》、《大公報》、《晨報》、《語絲》、《現(xiàn)代評論》、《莽原》、《小說月報》等大量報刊，知識分子才有了發(fā)言的陣地。魯迅后來之所以熱衷于寫作發(fā)表于報刊的雜文而不去創(chuàng)作長篇小說，就在于這種文體和寫作方式能夠快速、有效地介入到公共話題之中，履行知識分子的使命。有人指出：“如果從爭取‘公共領域’和知識分子話語權的角度來看，20年代的魯迅更愿意通過報刊參與到激烈的思想文化斗爭中，在話語權的爭奪中實現(xiàn)自己的文化理想�！盵38]這意味著魯迅不僅意識到雜文文體的重要性，也意識到了報刊這種大眾媒介的重要性。由此看來，脫離開大眾媒介，知識分子的文化傳統(tǒng)顯然無法形成。

　　80年代的知識分子活動也延續(xù)了這一傳統(tǒng)。在新啟蒙運動的過程中，許多學者、作家選擇報刊和短平快的圖書出版物傳播思想，提供觀念，報刊文化遂呈現(xiàn)出思想的活力與生機。以《讀書》雜志為例，這本刊物之所以能在80年代風靡一時，成為許多人手中的愛物，很大程度上在于它成了新啟蒙的重鎮(zhèn)。有人曾如此評價道：“《讀書》是和改革時代的脈搏一起律動的，它呼應了這個時代提出的主題：啟蒙。五四以來的那種啟蒙精神長期湮沒在歷史中，‘文革’后才再次涌動而出。這種精神滲透在《讀書》中，又通過《讀書》延續(xù)到新生代的知識分子身上和筆下。于是，《讀書》上承五四精神，下啟改革思潮。正是這種生生不息的啟蒙精神，讓《讀書》成為知識分子的精神家園，也成為改革時代的思想‘風暴眼’。”[39]而許紀霖之所以會把新啟蒙運動的發(fā)端日期定在1984年，其中也有《讀書》的一份功勞：“這一年的思想界，出現(xiàn)了當時來說并非那么引人矚目的幾件事情：《走向未來》叢書第一批正式出版、中國文化書院成立和新一代青年學者開始成為《讀書》雜志的主流作者。”[40]2007年，“《讀書》換帥風波”一度成為熱點話題，許多人認為近十年的《讀書》不好讀、讀不懂，許多人甚至干脆不讀了。這其中的原因自然很多，但在我看來，90年代中期以來《讀書》風格的變化，其實也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知識分子學院化的某種境況。當80年代的學者積極從事著思想啟蒙和社會批判的工作時，他們把《讀書》打造成了一個公共話語交往的平臺；
當90年代以來的學者著重在自己的專業(yè)領域中經(jīng)營著自己的一畝三分地時，他們又把學院中關注的專業(yè)問題和寫作上的艱澀之風帶給了《讀書》，結果《讀書》漸成小圈子文化。它的公共性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只能被少數(shù)專業(yè)人士破譯和讀懂的學術話語。因此，一定程度上，我們可以把《讀書》問題意識、話語模式、行文風格等方面的變化，看做當代中國知識分子活動的一個晴雨表。

　　不過話說回來，雖然80年代的知識分子也在與大眾媒介打交道，但他們交往的媒體主要是印刷媒介。而事實上，自從法國的左拉或中國的魯迅以來，雜志、報紙、書籍等印刷媒介也一直是傳統(tǒng)知識分子活動的主要陣地。而許多報紙、雜志其實又是志同道合者所辦的同人報刊。此種報刊可以最大限度地減少與書報檢查制度的磨擦，從而保證作者思想真實有效的傳播。80年代的中國知識界雖然已不可能有真正意義上的同人報刊，但許多報刊借思想解放之東風，廣開言路，沖擊禁區(qū)，它們正好給知識分子提供了一個相對寬松的言說環(huán)境和相對寬廣的言說空間。而知識分子借助于語言文字，也更便于調(diào)理思想、調(diào)遣修辭、縝密行文、充分表達，進而聚集起一種批判的力量。這樣的文本所召喚的是接受者的理性態(tài)度、反思精神和批判精神，啟蒙工作因此能在很大程度上落到實處。波斯特（MarkPoster）指出：“書面文本促進批判性思考，這是因為人們對其信息的接受并不是在作者勸導性的親自出場下進行的，因為書頁的順序和文字的線性排列大致對應于因果邏輯，因為書寫能夠使人對信息的接受不受外界干擾，從而能促進冷靜的思考而非沖動的熱情，因為書面文字是物質的、穩(wěn)定的，這就使得信息的重復接受成為可能，因而也就提供了一再反思的機會�！盵41]假如此說成立，知識分子與印刷媒介的關系就被注入了新的涵義：印刷媒介不僅為知識分子提供了言說空間，而且也在很大程度上建構了知識分子的反思精神與批判立場。與此同時，印刷媒介也在知識分子話語的打造下變得充實、飽滿、嚴肅、認真了。在此意義上我們甚至可以說，此種狀況不但不能被看做知識分子的傳媒化，反而應該看做傳播媒介的知識分子化。

　　然而，所有這一切都在90年代發(fā)生了重大變化。我在前面把知識分子的動向歸結為學院化與傳媒化，實際上這二者并非互不相干，而是存在著某種隱秘的聯(lián)系。知識分子的學院化要求學者坐下來，靜守書齋；
知識分子的傳媒化需要學者走出去，面對公眾。表面上看，二者井水不犯河水，實際上前者卻是后者的基礎。對于許多學者來說，學院化的過程其實就是積累文化資本的過程，專著、論文、學歷、職稱、博導頭銜以及在學術界所得到的一官半職，既標志著學者在專業(yè)領域取得的成就，也意味著一種社會評價。所有這些對于知識分子的傳媒化并非無關緊要，因為它們是讓媒體“請你出山”的前提條件，同時它們也決定著學者在媒體上說話的分量和出場的次數(shù)。而一旦一個學者完成了文化資本的原始積累過程，他又有心從學術場移身至媒介場一試身手，其學術成就和專業(yè)名聲等等就可以成為一件待價而沽、伺機出售的商品。另一方面，一個學者只要成為大眾媒介的合作伙伴，媒體就會把他的文化資本轉換為具有某種新聞價值和轟動效應的文化產(chǎn)品，進而擦亮其名字，放大其名聲，讓他成為明星般的公眾人物，也讓他換來可觀的經(jīng)濟效益。因此，在傳媒時代，一個學者要想快速出名成腕，依然遵循“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寫一句空”的古訓已不合時宜，他需要跨越邊界，填平鴻溝，只有“該出手時就出手”，才能“風風火火闖九州”�？梢哉f，正是傳播媒介的這種威力和魅力，對一些學者構成了強有力的誘惑。

　　同時我們也需要看到，90年代知識分子與大眾傳媒合作的時期，既是電子媒介大發(fā)展的時期，同時也是傳媒走向娛樂化的時期。這意味著知識分子傳媒化的那個傳媒雖然也包括印刷媒介，但更主要的是電子媒介。所以，知識分子傳媒化的更準確涵義應該是知識分子的視像化，而電視知識分子、知道分子等稱謂也非常明確地包含著這層意思。相對于80年代那些主要與印刷媒介交往的知識分子來說，視像化意味著知識分子的言說方式發(fā)生了重大變化。當知識分子與文字打交道時，他們寫出來的是深思熟慮之文；
那些文字也更多地訴諸于閱讀公眾的理性接受，二者在明達理性的層面形成一種良性互動關系。而當知識分子走上電視時，他們卻必須把筆下的文字變成口中的說辭。此種話語方式的轉換適合“快思手”和口才好的人去傳播一些平面化的思想，卻顯然不利于學者的深入思考[42].同時，電視的接受方式所造就的也不是窮根問底的閱讀公眾，而是僅僅能夠接受淺層次信息的消費觀眾。所以，電視知識分子與知道分子所贏得的巨大名聲，常常是建立在消費觀眾淺薄的共鳴之上的。他們與媒體的合作只能造就一種均質化的媒介文化。正是因為這一原因，深度介入電視的鄭也夫才身有“潔癖”基本上不看電視。他說：“我不覺得電視是高級文化，我是探討道理的人，我認為最深的道理都在文字之中。”[43]也正是因為這一原因，“將自己所有在電視上說過的閑話和車轱轆話匯編成集出版成書”[44]，于作者和出版社而言可能意味著暢銷和巨大的經(jīng)濟回報，但對讀者來說卻成了文化含量不高、營養(yǎng)價值不大的清湯寡水之物。電視上的話語當其作用于人的視聽感官時或許精彩，但是一旦轉換成文字，卻往往精神渙散，形容枯槁。究其原因，關鍵就在于它是視像化的產(chǎn)物，而并非文字王國中的精品佳作�！栋偌抑v壇》所推出的那些演講人的暢銷書，均可作如是觀。

　　由此看來，電視削平了知道分子的思想深度，而知識分子走向電視的過程，其實就是被去勢的過程。另一方面，電視在去知識分子之勢的同時，又大造知道分子之勢。90年代中后期以來，媒體的競爭日趨激烈，電視臺由于相互競爭，也為了與平面媒體和新興的互聯(lián)網(wǎng)競爭，不得不邀請越來越多的知道分子共同完成某個節(jié)目，以期提高電視節(jié)目的文化含量，贏得觀眾的眼球和廣告商的垂顧。而為了讓節(jié)目變得火爆，電視策劃者、節(jié)目主持人等往往會有意刺激出或挑逗起知道分子的火氣，讓他們義憤填膺，怒火滿腔，聲音高八度，言辭更激烈。在這種情況下，知道分子仿佛是在從事著某種批判工作，但實際上卻成為電視臺制作一檔“好節(jié)目”的味精。許紀霖在談到這一現(xiàn)象時指出：媒體知識分子“從理性的批判滑向迎合市場對稀缺資源的特殊需求，一味取悅于觀眾的觀賞偏好，聲調(diào)越來越偏激，越來越激憤，語不驚人死不休。所謂的知識分子批判，變成一個煽情的演員手勢、一種矯揉造作的舞臺造型、一連串博取掌聲的夸張修辭。而所謂的正義、良知和真理，在這樣的市場作秀鬧劇中，變?yōu)樘搹埪晞莸膱D騰和得心應手的道具這樣的媒體知識分子，與左拉所代表的傳統(tǒng)知識分子，在精神氣質上何其遙遠！”[45]舉例言之，汶川大地震后不久，鳳凰衛(wèi)視的《一虎一席談》便以《“先跑老師”：該不該受到指責》（2008年6月7日）為題做了一期節(jié)目，結果范美忠與郭松民展開PK大戰(zhàn)。此節(jié)目之前，網(wǎng)上已有“范跑跑”之綽號；
此節(jié)目之后，網(wǎng)上又流傳開“郭跳跳”之戲稱。從電視臺的角度來看，這期節(jié)目做得非常成功，因為它火藥味濃，影響力大。然而，知道分子郭松民卻因此成了一個小丑式的人物。這是一個知道分子成全了節(jié)目卻犧牲了自己的典型案例。

　　那么，為什么會出現(xiàn)這種局面呢？為什么與印刷媒介交往的知識分子無去勢造勢之虞，而與電子媒介交往的知道分子卻無法掌控自己呢？這就牽涉到布爾迪厄所謂的“自主性的喪失”問題[46].為了更好地說明這一問題，我們先來看看中國學者的相關論述：

　　傳統(tǒng)的精英文化的生產(chǎn)和消費，是由作者主導的。作者生產(chǎn)什么，編輯才能制作什么，讀者因此也只能閱讀編輯給予他們的東西。信息社會或后工業(yè)文明中，精英文化的生產(chǎn)和消費，(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多數(shù)情況下受媒介（或編輯）控制：媒介既主導、左右著文化生產(chǎn)，也操縱控制文化消費，編輯部在很大程度上成了整個精英文化生產(chǎn)與消費的統(tǒng)帥部。拿一般工業(yè)生產(chǎn)打比方，編輯就像企業(yè)經(jīng)理、工廠廠長，作者就是工人、技術員、工程師，后者生產(chǎn)什么，要聽命于前者。拿電影制作打比方，編輯像導演，而作者則是演員，后者是受前者支配的。[47]

　　如果把以上的論述由編輯部擴大到電視臺，再把此問題還原到相關的歷史語境中，那么知識分子自主性喪失的問題就變得很容易理解了。比如，我們可以說，80年代還是一個知識分子能夠自我做主的時代，他們無疑是文化生產(chǎn)的主體，精英文化也因此有了蓬勃發(fā)展的勢頭。而90年代以來，大眾媒介開始做知識分子的主，傳媒也在很大程度上成了文化生產(chǎn)的主體，媒體中的編輯、記者、策劃、電視制作人、節(jié)目主持人、意象設計師等等則制造或打造著熱點話題，控制著輿論走向。知道分子被請進電視臺，已不可能有主人之感，而是成了文化生產(chǎn)的客體，成了媒介工業(yè)機器打磨的對象�！八�以，雖然知識分子的工作比過去更引人注目，但其職能是由機構及其專業(yè)人員而不是知識分子實現(xiàn)的。那些試圖通過媒體傳播思想的知識分子，常常變成服務于這一節(jié)目的發(fā)言者特寫頭像（talking head）。他們常常發(fā)現(xiàn)只有當他們提供沒有損害的針砭和娛樂時，才會被容忍�！盵48]正是因為如上原因，知道分子在媒體的掌控中已不可能生產(chǎn)出精英文化。實際的情況往往是，他們在成為“媒介�？汀敝�后已與媒體結成神圣同盟，他們也就成了媒介文化生產(chǎn)大軍中的一員。

　　通過以上分析，我們可大體形成如下結論。

　　首先，從知識分子到知道分子的文化變遷問題，其背后實際上隱含著一個“知識分子之死”的問題。在法國，“知識分子之死”早已被利奧塔（Jean-FrancoisLyotard ）論證過[49]；
在中國，“知識分子是否已經(jīng)死亡”也被有的學者認真思考過[50].而所謂的“知識分子之死”，實際上是“普遍知識分子”之死，“批判知識分子”之死。把這一死亡事件帶入中國當代歷史語境，我們會發(fā)現(xiàn)80年代曾有過一個批判知識分子繁榮與活躍的時期。然而隨著80年代的結束，批判知識分子也開始了走向終結的進程。由于知識分子之死死掉的是一種精神，所以知道分子之生與知識分子之死顯然存在著一種隱秘的邏輯關系。實際的情況很可能是，只有卸下知識分子那些生命中不能承受之“重”時，知道分子才能在一種“輕”的狀態(tài)中完成其歷史蛻變。因此，從知識分子到知道分子的文化演變過程，應該是一個精神矮化和犬儒化的過程。在今天，中外學者之所以還會對知道分子（包括電視知識分子）哀其不幸，怒其不爭，是因為知道分子或多或少還承傳著知識分子的某些東西，他們因此而被看做知識分子的不肖子孫。一旦知道分子也形成了一種屬于自己的文化傳統(tǒng)，后來者便會在這種傳統(tǒng)中確認自己的歷史歸屬，尋找自己的價值定位。這時候，若再拿知識分子的價值尺度衡量之，批判之，很可能將會面臨錯位的尷尬。而種種跡象表明，這樣的文化傳統(tǒng)正在形成之中。

　　其次，當知識分子文化處于強勢位置時，知識分子可以塑造媒體；
當知識分子文化處于弱勢位置時，媒體便開始塑造知識分子�？疾�80年代以來的文化變遷軌跡，我們大致可形成如上看法，但也不妨把此問題思考得更復雜些。在印刷媒介獨領風騷的時代，媒體的運作相對簡單，知識分子與媒體的關系也相對單純。而思想與文字在知識分子手中是可駕馭之物，它們也更容易與印刷媒介形成一種同構關系。在此狀況下，精英文化也更容易誕生。而在電子媒介稱王稱霸的時代，知識分子與媒體的關系則變得越來越復雜：他想利用媒體，他就必須被媒體所利用；
他想塑造媒體，他又必須首先接受媒體的改造。這其中亦不乏胸懷知識分子理想與媒體進行博弈的人，但其結果往往是媒體成了贏家，而知識分子卻遭受了種種挫折感和失敗感。對于這種現(xiàn)象，科塞曾有過如下分析：“大眾文化產(chǎn)業(yè)的知識分子所遭受的主要挫折，根源于他對自己的工作缺乏控制以及他被一個作者不明的生產(chǎn)過程所同化，在這個過程中他也喪失了他的自主權�！盵51]此說法是有道理的。如此看來，知識分子與媒體的博弈不外乎兩種結果，要不主動出局，從而落入“惹不起還躲不起”的窠臼；
要不為其同化，成為傳媒煉金術的同謀。電子媒介時代知識分子文化落魄凋零而知道分子文化大行其道，亦可從此角度獲得一種解釋。

　　在知識分子文化向知道分子文化的位移中，我雖然強調(diào)了媒體的作用，但并不意味著媒體是惟一決定的因素。時代精神、社會風尚、利益驅動以及審美文化向消費文化的轉型等等，都對這一位移構成了顯在或潛在的影響。意識到這些綜合性的因素，顯然有助于我們對這種文化變遷做出更深入的理解。同時，我也想說明的是，雖然從總體上看，知識分子文化的終結已是一個不爭的事實，但并不意味著作為個體的知識分子已全部陣亡。在互聯(lián)網(wǎng)上，在傳統(tǒng)的紙媒體中，我們不時還可以看到一些具有真正批判色彩的聲音，它們像堂吉訶德，艱難而又頑強地在向這個媒體霸權的時代宣戰(zhàn)。這種聲音盡管微弱，其意義卻不可謂不重大。因為它在抵抗遺忘，也在示范著知識分子的責任和使命。因此，這種聲音是需要保護的，因為保護這種聲音，就是保護我們的文化傳承和精神遺產(chǎn)；
后來者撫今追昔，才不至于完全絕望。

　　注釋：

　　[1]知識分子進入中國所發(fā)生的種種變異，方維規(guī)教授曾做過詳盡的辨析，值得一讀。見方維規(guī)：《“Intellectual”的中國版本》，《中國社會科學》2006年第5期。

　　　　[2]高爾泰：《文學的當代意義》，《人民日報》1988年12月20日。見馬玉田、張建業(yè)主編：《十年文藝理論論爭言論摘編（1979-1989）》，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1991年版，第235頁。

　　　　[3]《評論家對話：文學的價值觀》，《人民日報》1989年2月14日。同上，第238頁。

　　　　[4]劉再復：《“五四”文學啟蒙精神的失落與回歸》，《文藝報》1989年4月22日，29日。同上，第240頁。

　　　　[5][美]愛德華。W.薩義德：《知識分子論》，單德興譯，三聯(lián)書店2002年版，第23頁。

　　　　[6][51][美]劉易斯�？迫�：《理念人一項社會學的考察》，郭方等譯，中央編譯出版社2001年版，第3頁，364頁。

　　　　[7]查建英主編：《八十年代：訪談錄》，三聯(lián)書店2006年版，第133頁。

　　　　[8]魯迅：《〈自選集〉自序》，見《魯迅全集》第四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469頁。

　　　　[9]參見拙文：《〈心靈史〉與知識分子形象的重塑》，《南方文壇》2007年第4期。

　　　　[10]這里的“知識分子傳媒化”，是我從達娜。波朗那里借用而來的一個概念。[美]達娜。波朗：《傳媒時代的知識景觀：文化表征與戴維。亞伯拉罕、保羅。德曼及維克托。法里西斯》，見[美]布魯斯。羅賓斯編著：《知識分子：美學、政治與學術》，王文斌等譯，江蘇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77頁。

　　　　[11][美]拉塞爾。雅各比：《最后的知識分子》，洪潔譯，江蘇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4頁。

　　　　[12]參見拙文：《學院批評的歷史問題與現(xiàn)實困境》，《文藝研究》2008年第2期；
《成為學者，還要成為知識分子關于人文學科與價值中立問題的反思》，《社會科學論壇》2008年4月上半月刊。

　　　　[13]張頤武：《從現(xiàn)代性到后現(xiàn)代性》，廣西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91頁。

　　　　[14]知識分子與媒體的合作很大程度上是知識分子與媒體從業(yè)者的合作，在此情況下，率先傳媒化的知識分子仿佛是在打前站，他們在媒體中站穩(wěn)腳跟擁有了某種權力之后，便會吸引更多的知識分子介入媒體，第一股力量借助于第二股力量，其聲勢便更加壯大。包亞明指出：“傳媒的煉金術起了不可低估的作用。而知識分子稍不留神往往就會淪為這一煉金術的同謀。知識分子與傳媒從業(yè)人員在血統(tǒng)上的親緣性是值得注意的，師生、同學、朋友等等社會關系，既有助于溫情脈脈的社交氛圍，又便于信息資源的溝通與交換。這種血統(tǒng)親緣性也導致了雙方能夠在不同層次上共享某些價值觀念，包括對文化的尊崇、對文化資本向經(jīng)濟利益轉換的追求等等，這最終導致了雙方合作的簡便性，因為熟悉游戲規(guī)則，大家無需多費口舌就心領神會。這就是捧場與炒作之所以高效率的奧秘所在，這也同樣解釋了知識分子為什么能如此游刃有余地客串于傳媒業(yè)之中，而傳媒每當困窘技窮之時，為什么總會向知識圈頻送秋波。”筆者以為，這是揭示出知識分子傳媒化之中國特色的高論。見包亞明：《警惕傳媒》，《南方周末》1997年1月24日。

　　　　[15]三位學者的文章分別是：鄭也夫：《學者與電視》；
包亞明：《警惕傳媒》；
徐友漁：《學者羅素》。

　　　　[16][22][法]皮埃爾。布爾迪厄：《關于電視》，許鈞譯，遼寧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29頁，68頁，29頁。

　　　　[17]筆者讀到的這方面較重要的文章有：何東：《電視“知識分子”》，《天涯》1997年第5期；
周安華：《論中國“電視知識分子”》，《文藝爭鳴》1998年第2期；
時統(tǒng)宇：《試論“電視知識分子”》，《現(xiàn)代傳播》2003年第2期；
劉艷臣：《中國電視知識分子狀況淺析》，《齊齊哈爾師范高等�？茖W校學報》2005年第1期；
李興亮：《知識分子與電視的關系新論》，《河北大學學報》2005年第1期；
黃順銘：《“教授走進直播間”與“布爾迪厄式批判”》，《當代傳播》2005年第3期；
黃寧：《電視知識分子的傳播邏輯》，《聲屏世界》2006年第10期；
胡畔：《解析電視知識分子現(xiàn)象》，《傳媒觀察》2007年第11期。

　　　　[18]比如，有人在引用了布爾迪厄關于“電視知識分子”的相關論述后馬上指出：“我們所說的媒體知識分子與此無異，主要就是指借助媒體的平臺，同時也接受媒體市場公開運作的規(guī)訓，傳播、推廣自己的知識和名望的那一類知識分子�！保◤埥ㄓ�、林鐵：《媒體知識分子與經(jīng)典的危機》，《文藝評論》2008年第1期）也有人指出：“‘電視知識分子’就是媒介知識分子；
或者準確地說，‘電視知識分子’是媒介知識分子的一部分�！保ㄚw建國：《“公共知識分子”與媒介知識分子》，《新聞界》2007年第1期）

　　　　[19][44]何東：《電視“知識分子”》，《天涯》1997年第5期。

　　　　[20]周安華：《論中國“電視知識分子”》，《文藝爭鳴》1998年第2期。

　　　　[21]張國功：《混個臉熟的“電視知識分子”》，《中華工商時報》2000年12月7日。亦見《雜文選刊》2001年第2期。

　　　　[23]王朔、老霞：《美人贈我蒙汗藥》，長江文藝出版社2000年版，第20頁，21頁。

　　　　[24][43]鄭也夫：《學者與電視》，《南方周末》1997年1月24日。

　　　　[25]參見拙文《學者上電視以〈百家講壇〉為例》，《文藝爭鳴》2008年第1期。

　　　　[26]王朔：《知道分子》，見《王朔文集。隨筆集》，云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18-119頁。

　　　　[27]王朔：《王朔自白》，《文藝爭鳴》1993年第1期。

　　　　[28]參見趙海萍：《從“知識分子”到“知道分子”》，《咬文嚼字》2006年第6期。

　　　　[29]《“知道分子”大逼供》，《新周刊》2002年第5期。

　　　　[30][法]皮埃爾。布爾迪厄、[美]漢斯。哈克：《自由交流》，桂裕芳譯，三聯(lián)書店1996年版，第51頁。

　　　　[31]王德仁：《我們?yōu)楹我�推“知道分子”訪〈新周刊〉編務總監(jiān)周可》，《錢江晚報》2003年12月12日。

　　　　[32]《向“知道分子”致敬》，《青年探索》2004年第2期。

　　　　[33]贗居：《一個知道分子鮮為人知的日常生活》，《新周刊》2002年第5期。

　　　　[34]《沈昌文：我是“知道分子”》，http://media.people.com.cn/GB/40701/3334771.htm.l

　　　　[35]朱玲：《王立群不愿被稱“學術超男”自稱電視知識分子》，《北京青年報》2007年5月8日。

　　　　[36]李勇：《知道分子的五張面孔》，《新周刊》2002年第5期。

　　　　[37]參見[美]邁克爾。伯恩斯：《法國與德雷福斯事件》，鄭約宜譯，江蘇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88頁，104-106頁。

　　　　[38]周海波、楊慶東：《傳媒與現(xiàn)代文學之間》，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4年版，第165頁。

　　　　[39]馬國川：《〈讀書〉干了兩件事：解凍和啟蒙》，《中國青年報》2007年7月8日。

　　　　[40]許紀霖：《啟蒙的命運二十年來的中國思想界》，http://www.chinese-thought.org/yjy/02_xjl/002510.htm.

　　　　[41][美]馬克。波斯特：《信息方式后結構主義與社會語境》，范靜嘩譯，商務印書館2000年版，第115頁。

　　　　[42]中國人民大學新聞與社會發(fā)展研究中心研究員陳力丹先生指出：“平面化，是電視信息的基本特征。觀眾們把請進電視的教授們視為一種無所不知的權威，人們期望沒有什么知識復雜到無法解釋給普通人聽。這樣，權威們只有當他顯示出擁有‘普通’知識時，才能得到完全的尊重�！崩蠲鱾ァ㈥惲Φぃ骸督淌谧哌M電視直播間的學理追問》，《當代傳播》2004年第2期。

　　　　[45]許紀霖：《中國知識分子十論》，復旦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第54頁。

　　　　[46]參見[法]皮埃爾。布爾迪厄：《關于電視》，許鈞譯，遼寧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11頁。

　　　　[47]單正平：《編輯的權力文化生產(chǎn)中媒介的主導作用》，見孫紹先主編：《文學藝術與媒介關系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6年版，第43頁。

　　　　[48][英]弗蘭克。富里迪：《知識分子都到哪里去了》，戴從容譯，江蘇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37-38頁。

　　　　[49]參見[法]利奧塔：《知識分子的墳墓》，見《后現(xiàn)代與公正游戲利奧塔訪談、書信錄》，談瀛洲譯，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16-122頁。亦參見陸杰榮：《后現(xiàn)代。知識分子。當代使命論利奧塔的“知識分子之死”的理論實質》，《哲學動態(tài)》2003年第6期。

　　　　[50]參見許紀霖：《知識分子是否已經(jīng)死亡？》，見陶東風主編：《知識分子與社會轉型》，河南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第28-49頁。

　　來源：《當代文壇》2009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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