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際政治是指一個國家在一定歷史時期內的一種特殊政治形態(tài)。主要的政治分界不是在同一代人的中間，而是在兩代人中間。同一代人的政治分歧，不過是五十步笑百步，同一代人的政治爭論，不過是茶杯中的波瀾。只有在人事的代際交替時，才會出現具有實質性的政治轉變。盡管每一代新人登上歷史舞臺都會在政治上卷起一陣旋風，但只有在急劇的社會轉型時期，才會出現典型的代際政治。在西方發(fā)達國家，主要的政治陣營諸如左翼與右翼、激進與保守均是跨代的。一九六八年一代的崛起，也不足以打破這種基本的政治均衡格局。不少美國人之所以成為民主黨或共和黨人，是基于家庭原因，尊重和繼承父母乃至祖父母的黨派傾向。美國憲法２００年來保持基本不變，是造成上述現象的制度原因。在本世紀的中國，更多出現的卻是子輩對于父輩的背叛和決裂。五四青年一代對于參加過同盟會的父輩，感情上已經格格不入，無法接受他們抽大煙、娶小老婆、在妓院中策劃革命。而黃埔軍校中的共產黨員和國民黨員，后來雖然在戰(zhàn)場上兵戎相見，對于中國革命的目標模式卻沒有很大的歧見，因此在黨派上變節(jié)就不會帶來心理上不可克服的障礙。四五運動的參與者以“一、首都；
二、天安門；
三、燒、打”的激烈方式，宣告了“紅衛(wèi)兵”與其“紅司令”的決裂，也就是共和國后出生的一代與創(chuàng)建共和國的一代的分道楊鑣。盡管在意氣風發(fā)的八十年代，幾代人曾一度在改革道路上同行，但是在經歷“六四”創(chuàng)傷以后，代際間的共識已經無法達成。轉型時期代際政治的產生有兩個基本的原因：社會急劇動蕩，思想頻繁更新。如果社會持續(xù)朝著一個方向演化，不論是向好的方向還是壞的方向，代際政治均不明顯。從一九一九年到一九四九年，外憂內患不斷惡化，因此在五四一代與一二九一代之間就沒有出現根本性的斷裂。而在一九四九年以后，政治路線左右搖擺，順境與逆境反復交替，社會動蕩正如毛澤東所預言，“七八年來一次”，這恰是孕育代際政治的溫床。華夏秩序被“船堅炮利”打破后，中國不得不在西方強勢的世界體系中重新定位，中國傳統(tǒng)思想早已被邊緣化，新的本土思想源頭尚未涌現，思想上基本處于無國防無抵抗的狀態(tài)。一波接一波的外來思潮，為一代又一代的中國人定下了思想的基調。由于沒有自己的思想根底，中國的政治演化成為世界主流思 想嬗變的多少有些滯后的衍生現象。如果說毛澤東、鄧小平是共和國的第一代（五四運動的一代），胡耀邦、趙紫陽是第二代（一二九運動的一代，政治成熟于三十年代），江澤民、李瑞環(huán)是第三代（建國前后的一代，政治成熟于五十年代），接下來的就是第四代（四五運動 的一代，政治成熟于七十年代）。現在的代際政治主要涉及第三代與第四代人，但是，也不能忽視正在浮出水面的第五代人（后“六四”的一代，政治成熟于九十年代）。

　　在八十年代中期，一些新權威主義者曾經認真思考過代際政治問題。他們的理想方案是鞏固第二代領導人的權威并延長其政治壽命，加速第四代人的接班進程，通過上壓下擠，實現直接對接，在權力政治上封殺第三代領導人的時代。然而，天不遂人愿，第二代與第四代的政治直通車沒有開通，第一代與第三代的隔代交接班卻成為現實。為什么第四代人與第二代人的感情溝通要勝過與他們在血緣上更接近的第三代人呢？第四代人與第二代人在“文革”中經歷了更多的磨難，因而有著更多的思想共鳴。當胡耀邦在干校苦讀，當顧準與李一哲殊途同歸，進行著類似的思想探索時，第三代領導人既不是造反的主體也沒有成為被造反的主要對象，正在以“緊跟”、“照辦”的心態(tài)，小心翼翼地在科長、處長的宦途上攀升。第四代與第二代中精英分子的產生，基本上是靠自己的本事和努力。例如第二代的于光遠在清華大學是高材生，參加一二九運動后組織民先總隊也要靠自己獨立摸索。第四代人上大學讀研究生，憑的是考試分數，重新確立思想導向，靠的是自學與自身社會經驗的積累。而第三代領導人的產生途徑卻大異其趣，從總體上說，他們是歷史上罕見的逆向淘汰的幸存者。經過反復的淘汰，竟然還能夠剩下個把具有某種睿智和膽量的人，朱熔基可以說是當今政壇上的異數。反右運動反掉了知識分子的十分之一，可以說精華已盡�！拔母铩焙筮x拔第三梯隊，明文規(guī)定要從“逍遙派”中找，也就是說，不要任何具有獨立意志與自主思想的人，越是渾渾噩噩越是孺子可教。第三代出國留學更查祖宗三代，選拔第三梯隊基本上也是血統(tǒng)掛帥，不是高干子女就是烈士后代。在八十年代坐直升飛機上來的第三代領導人，并沒有鄧小平“三起三落”的曲折經歷，也沒有“要吃糧，找紫陽，要吃米，找萬里”的驕人業(yè)績，僅靠欽定接班人的地位，是難以服眾的。中國第三代領導人與第二代領導人的區(qū)別，很象蘇聯(lián)勃列日涅夫與赫魯曉夫兩代人之間的區(qū)別。赫魯曉夫、米高揚這一代人是經歷過十月革命和國內戰(zhàn)爭的，他們身上還具有革命家的氣質，有決斷，能擔當，敢于冒風險。勃列日涅夫領導集團的成員則是在內戰(zhàn)結束后接受教育，在大肅反（相當于中國的“文化大革命”）后走上領導崗位。他們大多接受的是工科教育，從工程師轉變?yōu)辄h政干部，按照黨官僚階層的內部機制逐步晉升上來，并沒有鮮明的政治旗幟，也沒有顯赫的政績。作為工程師，他們講求的是操作工藝，擅長的是運行維護；
而政治家所需要的全球眼光、歷史感、創(chuàng)新沖動和意志力，則是他們特別欠缺的。第三代人中尤其缺乏思想家和社會科學家。在第二代人中，八十多歲的于光遠、李銳、胡績偉等人，具革新與發(fā)展馬克思主義的倡導者；
七十多歲的王元化、李慎之等人，更加大膽地揭橥新啟蒙主義和自由主義的旗幟，給中國思想界帶來一股活力。而第三代人中滕文生、桂世鏞、王夢奎、鄭必堅等出人頭地的“筆桿子”，與其說是思想家，不如說是意識形態(tài)官僚，除了為所謂“鄧小平理論”提供官方解釋外，完全看不出他們有什么創(chuàng)新性的思想。

　　在七十年代末，第四代人被稱為“懷疑的一代”、“覺醒的一代”。他們曾經是“祖國的花朵”、“毛主席的紅小兵”，但是“文革”的嚴酷現實使他們的偶像坍塌，烏托邦幻滅，開始“懷疑一切”的艱難跋涉。他們的懷疑從毛主義到列寧主義再到馬克思主義，昔日的神圣教義變成了多元化思想中的普通一元，甚至被當成一種蠱惑宣傳而打入另冊。他們的覺醒意味著一種歷史性的轉折，扭轉了二十世紀以來幾代中國人不斷向左轉，日益激進化的大趨勢。由于四五的一代在思想上經歷了尋尋覓覓、反復求索，因而他們對信念的執(zhí)著并不亞于五四的一代。由于他們在紅衛(wèi)兵運動、上山下鄉(xiāng)、四五運動和八十年代的民間文化結社中有著政治參與和自發(fā)組織的豐富經驗，在對國情人性的了解與政治成熟程度上，絕非基本上屬于“三門干部”的第三代欽定的“接班人”所能比擬。從出科技人才的角度來說第四代人確實是“被耽誤的一代”，許多人三十多歲才上大學、讀研究生，已經錯過了科技研究的黃金時代。但是對于思想家和政治家來說在社會底層的磨煉并不意味著是一種“耽誤”。在重新進入大學的校門后，這一代人既沐浴了八十年代新一輪的歐風西雨，也經歷了高校競選運動的民主實踐，普遍具有一種自由與民主的意識。

　　尤其難能可貴的是，經過疾風驟雨、驚濤駭浪，他們的社會責任感和理想主義并沒有泯滅。這一點，或許是第四代人與第五代人之間的一個重要區(qū)別。

　　許紀霖最近說：“在民間思想界，自由主義到九十年代取得了全面的勝利”。（參見《二十一世紀》一九九八年十二月號）在民間思想界，第四代人已經當之無愧地成為執(zhí)牛耳者，其中佼佼者有：汪丁丁、秦暉、孫立平、楊東平、劉軍寧、王焱、朱學勤、許紀霖、雷頤、徐友漁等思想家型的學術帶頭人。第二代的李慎之、王元化等給予了他們有力的支持。第三代人中的滕文生等，只能在自己把持的官方輿論中自說自話，完全沒有在理論上與之交手過招的能力。

　　第四代人中的政治角色，也開始在言行舉止上標新立異。朱熔基在政府工作報告中強調，“不能把出售作為國有企業(yè)改革的主要形式”，針對的就是在地市級和縣級黨政機關占據要津的第四代政治人物。他們熱衷于國企改制，扶植私營經濟，即使“經濟沙皇”的三令五申也會被當作耳邊風，依然我行我素。一九九七年底，方覺以中青年官員中的民主派發(fā)言人身份，發(fā)表了“啟動民主進程、加大經濟自由、承認多元文化、調整對外政策、修正統(tǒng)一方針”的政治綱領文件。他的文件在擬定過程中征求了多少中青年官員的意見，是否能夠反映習近平等省級官員的主張，現在還是一個疑團。但是，在中青年官員中具有與方覺類似思想者大有人在，這一點是毋庸置疑的。一九九八年底，中共中央發(fā)出《關于在縣級以上黨政領導班子、領導干部中深入開展以“講學習、講政治、講正氣”為主要內容的黨性黨風教育的意見》，指出：“有相當一部分領導干部……對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的理想信念動搖，缺乏政治敏銳性和政治鑒別能力在重大原則問題上分不清是非，甚至跟著錯誤的東西跑�！比绻�任其蔓延下去，“將會毀壞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yè)，造成極其嚴重的后果”。開展所謂“三講”教育，就是要遏制第四代政治人物的“和平演變”趨勢。然而，對于熟諳“文革”歷史的人來說，挪用毛澤東的一套政治伎倆，已經達不到任何欺騙與威懾的效果。

　　對于正在浮出水面的第五代人的思想和政治特征，學者們剛剛開始研究，還很少能夠提供比較有把握的判斷性意見。但是至少可以說，代表第五代人思想風貌的青年學者，更愿意表現自己與第四代人差異性的一面，而不愿反映與之認同或者繼承的一面。否定普世價值、全球文明、標榜愛國主義、民族主義，揭橥后現代主義或者新左派旗幟的學人，似乎多是第五代人。苗凡卒在《天涯》一九九九年第二期發(fā)表他對“新人類”的觀察，他們出生于六十年代以后，成長于七、八十年代，從“新人類”的成長過程來看，環(huán)境和條件與過去很不一樣，社會的價值取向趨于多元，金錢的力量突顯出來，個人的力量日見得渺小，英雄主義走向末路。他們很愿意與眾不同引人注目，卻并不介意一種邊緣狀態(tài)。從宏觀上來說，他們不喜歡憂國憂民，他們成長在一個社會加速發(fā)展的時代，基本上沒有經歷過危機和災難，所以不喜歡把一些局部的毛病理解為全球性問題。他們絕大多數人愿意成為工具型人才，他們愿意在一些十分具體的位子上做一些十分具體的工作，他們喜歡簡單的人際關系。他們會玩愛玩，他們的青春期延長了，總是在學著什么做著什么，但總是缺乏一種堅定的行動意志。第五代人中的官員似不大可能像同代人中的學者那樣輕易地出人頭地。當年，第四代人中的從政者搭上了干部知識化、專業(yè)化的快車，眼下，他們在地市級和司局級崗位上恰值年富力壯，得心應手，豈容一茬新人越級取代。除非第五代人中愛國愛黨的“洋博士”愿意越洋“空降”，為第三代領導人分憂分勞。這似乎又不符合“新人類”的價值取向。

　　第四代人與第三代人之間的政治角逐，將會成為下個世紀初中國政治舞臺上的主要情節(jié)。代際政治的重頭戲，將會在中共十六大以后上演。第四代人中的體制

　　外民主派，已經亮出了政治反對派的旗幟，如果要想了解體制內民主派的潛在動向，與其相信種種小道消息，不如認真閱讀戈爾巴喬夫與葉利欽的回憶錄，尤其是布爾拉茨基與阿爾巴托夫的回憶錄。曾經有人期盼“水落石出”，由喬石取代江澤民，現在也還有人祈望江朱火并，朱熔基成為中國的戈爾巴喬夫，這些都是不著邊際的胡思亂想。要想把握中國未來的政治進程，不能不對社會主義制度下尤其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體制下的代際政治有所了解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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