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聽說深圳新任市長要取消“農民工”的叫法，想起舊文一篇，拿出來，以示聲援�！�

　　在現代漢語中，“農民”是一個含義非常豐富的詞語。它既指長期從事農業(yè)生產勞動的個人和群體，也指一種屬于社會設置的身份類別，有時還被活用，當作形容詞，如“你這個人怎么這么農民”，大概是說那個人素質低下、目光短淺、保守落后等等。更多情形下，“農民”作為一種限定詞而被使用，也就是說，“農民”往往與其他的詞語組合構成一個偏正詞組，起修飾、限定的作用，類似于英語當中的前綴。比如，我們常�？梢栽诟鞣N媒體上看到或聽到這樣一些說法：“農民企業(yè)家孫大午走上北大講壇” 、“全國首個農民縣長不做花瓶副縣長”、“農民畫家畫出非凡人生”、“農民歌手接受專業(yè)培訓” 、“農民藝術家告倒國家郵政局”、“白領的尷尬身份：農民計算機工程師”，等等。在這里，無論是企業(yè)家、縣長、畫家，還是歌手、工程師，都由“農民”一詞在前面限定著、修飾著。這常常給人一種很不愉快的閱讀感受，似乎在告訴我們：瞧，盡管他們的職業(yè)是企業(yè)家、縣長、畫家、工程師，但是在出身上依舊還是地位低下、土里土氣的“農民”，所以他們并非正而八經的企業(yè)家、縣長、畫家、歌手和工程師，而打了很大的折扣。

　　我們知道，語言是一種社會現象，所謂的語言社會學就是把語言當作一種社會事實進行分析、研究，從而解釋社會的某些特征和本質。從歷時性的角度看，語言的演化意味著社會的變遷，比如現在幾乎沒人使用“倒爺”這個詞，說明我們社會的物質生產和流通體制發(fā)生了巨大的變化，沒有“倒”的空間了。從共時性的角度看，語言社會學就是要研究一定社會變遷過程中語言自身呈現的靜態(tài)結構，然后去理解和把握一定的社會事實。簡言之，語言的靜態(tài)結構反映出社會結構的典型模式，如“農民”被當作一種限定詞而使用的現象就是一種共時性的言語行為，它隱藏著我們當代社會的一些結構性特征。

　　如前所言，從職業(yè)上來看，這些企業(yè)家、縣長、畫家、工程師、歌手、藝術家都不再是臉朝黃土背朝天的種地人了，他們或者是商人，象孫大午是大午集團公司的董事長，“農民縣長” 宋世敏實際上是江蘇省贛榆縣榆城集團的掌門人，或者就是精神產品的生產者，既不從事農業(yè)生產勞動，也不再為農業(yè)戶口而發(fā)愁。實際上，他們已經跳離農門，通過自身的努力實現了向上的社會流動，獲得了較高的社會－經濟地位。我們知道，在現代社會，社會成員的身份應該以自致地位為重，然而，我們發(fā)現這些農村里的精英人物還是脫離不了“農民”的干系。

　　值得注意的是，那些報道為什么不說“企業(yè)家孫大午走上北大講壇”，卻非得要說成“農民企業(yè)家孫大午走上北大講壇”呢？其背后到底隱含了怎樣的社會文化心理呢？如果是為了搞噱頭、吸引眼球，干脆說成“農民孫大午走上北大講壇”，效果豈不是更好嗎？

　　顯然，在“農民ⅩⅩⅩ”這樣偏正結構的詞語中， “農民”是作為身份的先賦地位，而“ⅩⅩⅩ”則是作為職業(yè)的自致地位，于是，我們看到了身份與職業(yè)、先賦地位與自致地位發(fā)生了意味深長的纏繞---用身份來限定職業(yè)，用先賦來限定自致，導致了后者價值的下降�；蛟S，人們在使用“農民”作為限定詞時是出于一種無意識，但這更加說明了對“農民”的某種社會文化心理，如歧視，是根深蒂固的，并成了一種刻板的語言經驗和語法規(guī)范，進而形成一種文化的習性。當代文化研究學者波茲曼教授從麥克盧漢的“媒介即信息”中獲得啟迪，發(fā)展了“媒介即隱喻”的論題，試圖揭示媒體具有一種隱蔽的、卻強有力的暗示來定義現實世界，偏好某種特殊的內容，最終主導社會文化的特征。確實，一旦出身農門的人實現了向較高社會階層的流動，比如成為工人、企業(yè)家、政府官員、畫家、工程師等，社會上就會有一種力量想方設法要把他們給區(qū)隔開來，要給他們“戴帽子”，便于進行身份的識別，以免與那些正宗的工人、企業(yè)家、政府官員、畫家、工程師混淆而降低他們的身份。這是一種我們熟視無睹的“文化不寬容”。

　　但是，有意思的是，一旦當農民群體在階層和職業(yè)上發(fā)生了向下的社會流動，就不會有人用“農民”來限定和修飾他們，比如，在賣淫、乞討、黑社會這樣的社會亞群體中，好象從來沒有聽說過有人被叫做“農民賣淫女”、“農民乞丐”、“農民罪犯”。顯然，這些詞組的偏、正兩部分在社會地位、聲望上非常接近，也就沒有必要去限定和修飾，說到底，因為這些底層社會群體和職業(yè)并不會構成對某些社會階層的地位威脅。

　　因此，在某些人看來，農民不應該發(fā)生向上的社會流動，否則會加劇對某些社會稀缺資源、特別是在社會地位和聲望上的爭奪，所以要用“農民”來限定他們獲得的不錯的職業(yè)和社會地位，使這些職業(yè)聲望打折扣。用美國社會學家帕金的話來說，這是一種“社會屏蔽” （Social Closure）：一些社會集團通過某種程序把獲得某種資源和社會可能性限定在具備某種資格的群體內部，為此就會選定某種社會的或自然的屬性作為排斥他人的正當理由，比如說，身份。所謂“農民”身份，就是在社會聲望方面可以有效地得到否定的一類人，特別表現在權利的不平等和地位低下。

　　作為參照，“工人”是在社會聲望上可以得到效肯定的一類人，所以，“工人”這個詞并沒有象“農民”一樣作為限定詞被廣泛使用，即使下崗工人辦了企業(yè)，或轉行干了別的，也不會被叫做“工人企業(yè)家”、“工人歌手”等諸如此類的雅號。從歷史的角度看，在計劃經濟時代，工人便擁有比農民高得多的經濟收入、社會地位和福利待遇，是“工人老大哥”，是社會最重要的階層，而“工人”一詞也是作為被限定詞而出現，如石油工人、鋼鐵工人、紡織工人等；
即使在市場經濟的大潮中遭遇了挫折與困頓，但是作為政治穩(wěn)定的結構性因素和城市里的“市民”，工人還是得到了較好的照顧，如低保、醫(yī)保、就業(yè)保護等。從某種意義上說，工人群體的向上流動似乎是理所當然的，所以在語言結構上沒有體現出歧視來，然而農民的向上流動、特別是在社會的自由空間里所實現的，卻被認為出乎意料的、缺乏合法性，所以非加上一個“農民”來做標簽不可。一句話，偏正的語言結構意味著偏正的社會階層結構：一種較大的社會不平等。

　　如果有興趣在互聯網上用 google搜索一下，就會發(fā)現“農民”作為限定詞存在著限定對象的數量差異，即：“農民工”出現的頻率最高，“農民企業(yè)家”也不低，“農民藝術家”較少，而“農民縣長”只有一例，這個數據的得出雖不是很科學，但至少也帶給我們一些信息，那就是從工人到商人到藝術家再到官員，農民的向上流動機會和渠道逐漸減少；
從經濟資本到文化資本再到政治資本，農民的擁有量也呈現急速下降趨勢。換言之，改革開放使部分農民在經濟地位上得到了改善---他們都能進城去當工人了（雖然是最苦最累的活），能按月領工資了（雖說許多人的錢常常被拖欠），有些農村里的能人還興辦了鄉(xiāng)鎮(zhèn)企業(yè)，但是在文化資本和政治資本上減少了，表現為文化能力和政治能力非常弱，導致農民階層逐漸被疏離和邊緣化�？傊�，作為限定詞的“農民”意味著社會流動的被限制。

　　著名的社會學家埃利亞斯在研究胡格諾教徒被逐出法國的這段歷史時，發(fā)現了一個值得關注的社會現象，就是“污名化”（stigmatization）：一個群體將不好的名聲加在另一個群體之上并加以維持的過程。在中國，將流動的農民叫做“盲流”就是一個非常明顯的例子，而將“農民”作為一個限定詞則是一個非常隱蔽的“污名化”行動。這體現出了社會群體間特定的權力關系和文化特征。換句話說，它實質上就是一種社會權力的文化（語言）邏輯。如果我們不自覺地認同了這套邏輯，我們就被納入到社會區(qū)隔的再生產過程中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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