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十年前，魯迅在回憶“五四”退潮后的心境時說：“后來《新青年》的團體散掉了，有的高升，有的退隱，有的前進，我又經驗了一回同一戰(zhàn)線中的伙伴還是這么變化……”（《<自選集>自序》）這句話常被引用，史家且坐實了誰高升誰退隱誰前進。平心而論，以繼續(xù)堅持思想啟蒙和文化批判的魯迅道路來否定前二者，實在不算是公允。如把這三條路抽離特殊語境，還原為普泛化的概念：從政、述學、文化批判（或者政治家、學者、輿論家），我以為魯迅體驗到的統(tǒng)一戰(zhàn)陣中伙伴的變化，正是大的政治變動或文化轉型必然出現(xiàn)的知識分子的大分化——如今亦然。

　　魯迅作以上表述時一腔悲憤，學者們更引申發(fā)揮，抨擊“高升”者的墮落與“退隱”者的倒退。表面上這是以是否有利于革命運動為評價標準，其實質則是堅持知識分子對社會的批判功能。有趣的是，將這段話普泛化后，可以清楚地看出現(xiàn)代中國人的潛在思路：知識分子階層特殊的社會責任感。我對此既受鼓舞有感不安。在我看來，這三條路都能走，很難區(qū)分正負高低，只不過各人性格、才情、機遇不同，選擇的路向不一樣而已。但至今仍有好些堅持“前進”的朋友，似乎對“高升”者和“退隱”者評價過苛。

　　中國傳統(tǒng)士大夫追求內圣外王，做官是正途。只有做官，治國平天下的理想才可能實現(xiàn)，故讀書人很少滿足于單純的“清議”。民國以來，一方面是仕途不大順利（科舉制度已被廢除），一方面是西方政治思想的輸入，不少讀書人不再以做官為唯一出路，而是發(fā)展其文化批判性格（近乎“清議”）。當官的固然看不起知識分子，知識分子也看不起當官的，起碼表面上形成了兩種讀書人間的對峙。清流們將政治視為骯臟的勾當，將學者文人的從政稱為“墮落”，其結果只能人為地擴大政治權威與知識集團的距離。像聞一多《死水》所吟詠的，“這里斷不是美的所在，不如讓給丑惡去開墾”，畢竟不是好辦法。我主張有能力有興趣的讀書人不妨從政，只是不該頂著“管理教授”或“管理研究員”的頭銜，那顯得對“政治”缺乏誠意和自信。游戲不同，規(guī)則當然也不同，清流可以監(jiān)督、批判“混跡政壇”的“前學者”。所謂“一入宦途便無足觀”，就像過去的“一為文人便無足觀”一樣，是一種情緒化的謾罵。我相信政治運作很不簡單（起碼比我的文學研究復雜多了），值得全身心投入。讀書人從政，切忌“猶抱琵琶半遮面”，那樣必然一事無成。

　　相對來說，知識者比較容易認同或欣賞學者（述學）和輿論家（文化批判）的角色。但這兩者也自有其困境。本世紀初到抗戰(zhàn)以前，好多知識分子自辦報刊書局，形成了一種制約政府影響決策的輿論力量。從事這一活動的知識者，主要起文化批判和思想啟蒙的作用，如梁啟超、章太炎、陳獨秀、胡適、魯迅等；
還有辦《京報》的邵飄萍、辦商務印書館的張元濟、力主教育救國的陶行知等，也屬這一行列。這些“輿論家”（借用胡適的概念），可能并非專門學者，也不從事直接的政治運作，而是以民間的文化人身份對社會發(fā)言，形成一種獨立的力量。十年改革，文化學術界的生機，與一批并非專門學者的文化人的努力大有關系。不過，由于客觀條件的限制，這批輿論家兼學術活動家先天不足后天失調。但我相信，隨著中國社會逐漸正常運轉，扮演這一角色（其職業(yè)可能是教授、作家、記者、編輯，也可能是公務員甚至政府官員）的知識者將發(fā)揮越來越大的作用。二三十年代有一批熱心議政的知識者（如胡適為代表的英美留學生），被左翼人士譏為“小罵大幫忙”——其實這正是獨立的輿論界的基本特征，改良政治與穩(wěn)定社會的雙重目標使其無法極“左”或極“右”。遺憾的是，國共兩黨水火不相容的政治、軍事斗爭，使得輿論界的獨立性大大降低。

　　其實，從政或議政的知識者的命運，并非我關注的重心；
我常想的是，選擇“述學”的知識者，如何既保持其人間情懷，又發(fā)揮其專業(yè)特長。我的想法說來很簡單，首先是為學術而學術，其次是保持人間情懷——前者是學者風范，后者是學人（從事學術研究的公民）本色。兩者并行不悖，又不能互相混淆。這里有幾個假設：一、在實際生活中，有可能做到學術歸學術，政治歸政治；
二、作為學者，可以關心也可以不關心政治；
三、學者之關心政治，主要體現(xiàn)一種人間情懷而不是社會責任。相對來說，自然科學家和意識形態(tài)色彩不太明顯的學科的專家，比較容易做到這一點，比如物理學家愛因斯坦和語言學家喬姆斯基都是既述學又議政，兩者各自獨立互不相擾�？扇宋膶W者和社會科學家就比較難以做到這一點。不過，述學和議政，二者在價值取向和思維方式上有很大區(qū)別，這點還是分辨得清的。即如20年代初，魯迅在寫作《熱風》、《吶喊》的同時，撰寫《中國小說史略》。前兩者主要表現(xiàn)作者的政治傾向和人間情懷（當然還有藝術感覺），后者則力圖保持學術研究的冷靜客觀。從《小說史大略》到《中國小說史略》，一個突出的變化就是刪去其中情緒化的表述，如批判清代的諷刺小說“嬉皮笑罵之情多，而共同懺悔之心少，文意不真摯，感人之力亦遂微矣”。熟悉那一階段魯迅的思想和創(chuàng)作的讀者，都明白“共同懺悔”是那時魯迅小說、雜文的一個關注點；
可引入小說史著作則顯得不大妥當。因中國歷來缺少“懺悔錄”，那么怎么能苛求清代諷刺小說，再說諷刺小說作為一種小說類型，本就很難表現(xiàn)“懺悔”。魯迅將初稿中此類貼近現(xiàn)實思考的議論刪去，表明他尊重“述學”與“議政”的區(qū)別。

　　原定二十年不談政治的胡適，1928年辦《新月》，1932年辦《獨立評論》，直接議政。先是人權問題，接著是民權作用，后來又有對日外交方針、信心與反省、民主與獨裁等一系列論爭，當年聲勢很大，直接影響當局的政治決策。與此同時，胡適又寫作了大批沒有明顯政治色彩的學術著作，如《荷澤大師神會傳》、《淮南王書》、《醒世姻緣考》、《說儒》等。十年間，胡適始終堅持兩個方向同時活動：議政的文章越作越“熱”，而述學的著作越寫越“冷”。

　　徐復觀也是個長期既寫論著又撰寫雜文的學者，余英時說“很少人能夠像徐先生一樣深入到政治與學術之中”（《血淚凝成真精神》）。徐氏的《雜文自序》說自己每周五天每對古人，兩天面對當代。這話當然不能完全當真，不過她的《中國思想史論集》、《兩漢思想史》、《中國藝術精神》等著作，與其雜文很有區(qū)別，這點大概不會有什么爭議。雜文主要是針砭時弊并表達政見，而“學術行為，是專以求真為職志的”（《擴大求真的精神吧》）。徐氏的這一思路，與魯迅、胡適相當接近，盡管這三人的政治理想大相徑庭。

　　這里有幾點容易引起誤解，需要略加分辨。

　　人文學科無時無刻不受社會人生的刺激與誘惑，學者的社會經驗、人生閱歷乃至政治傾向，都直接影響其研究的方向與策略。如魯迅撰小說史而不做駢文史，胡適研究禪宗只談史實不論教義，都有其思想史背景，但從學術思路說不清。不過，由人生體驗而來的理解與感悟，對于學者來說很可寶貴，但不能代替嚴謹?shù)膶W術思考。我強調的是對學術傳統(tǒng)的尊重（可以反叛）、對學術規(guī)則的理解（可以超越），以及具體研究中操作的合理化。也就是說，學者選擇學科選擇課題時不可能不受現(xiàn)實人生的制約，可一旦進入具體研究，從搜集資料、設計理論框架到撰寫論文，都要依循理性和科學的原則，盡量避免因為政治見解或現(xiàn)實需要而曲學阿世。完全純凈或徹底獨立的“學術”并不存在，學術難保不因“自動掛鉤”而為權勢所用；
也就是章太炎所說的，“學術雖美，不能無為佞臣資”（《王文成公全書題辭》）。搞人文科學的，如履薄冰，陷阱太多了，即使成熟的研究者，也難保不立論偏頗或操作失誤；
但這與借學術發(fā)牢騷或曲學阿世，明顯不是一回事。

　　像康有為那樣“借經術以文飾其政論”，在政治史上有其意義，但學術史上則只能算是“歧途”。有人想用心學術之邪正來區(qū)分兩類借學術談政治的學者，我不大同意。就一時一地而言，此類背后有“影事”的文章可能反應甚好，讓同一陣營的讀者感覺“出氣”；
可從長遠看，對學術發(fā)展弊多利少。政治局面不會因你在論文中安插幾處借古諷今的“文眼”而略為改觀，而你這幾句苦心經營插科打諢的“妙語”，反而會損害論著的嚴肅性。在我看來，在研究過程中，政與學，合則兩傷，分則兩利。談學術時正經談學術，這樣有理路可依循，有標準可評判，爭論時也容易找到共同語言。弄成雜文漫畫式的學術論著，你不知道他的游戲規(guī)則屬于哪一類，無法對話。有政見或牢騷，可以寫雜文或政論，為了“出一口氣”而犧牲學術，實在不值得。上兩代學者中不少人為了服從政治權威而放棄學術的尊嚴，難道我們這代人愿意為了反叛政治權威而犧牲學術的獨立？若如是，殊途同歸。之所以苦苦維護學術的獨立與尊嚴，不外認為它比政治更永久，代表人類對于真理的永恒不懈的追求。

　　還必須談談中國學者自身的非學術傾向。政治家要求學術為政治服務，這可以理解；
有趣的是，中國學者也對“脫離政治”的學術不大熱心，即便從事也都頗有負罪感。梁啟超在《清代學術概論》中提倡“為學術而學術”的“學者的人格”，可任公先生首先自己就做不到這一點。在政治與學術之間徘徊，并非只是受制于啟蒙與救亡的沖突，更深深根植于中國學術傳統(tǒng)。除事功的“出世與入世”，道德的“器識與文章”，還有著述的“經世致用與雕蟲小技”。作為學者，其著述倘若無關世用，連自己都于心不安。東林黨人的“國事家事天下事事事關心”，是傳統(tǒng)士大夫的精神寫照，難怪其對無關興亡的純粹知識普遍不感興趣。進入20世紀，“士”這一角色明顯分化，出現(xiàn)許多專家型的讀書人，可專業(yè)化思想仍未深入人心，連專家本人也對自己無益于人生（實際上是無益于政治生活）表示慚愧。夏衍的《法西斯細菌》、老舍的《四世同堂》、曹禺的《明朗的天》等，都讓知識分子現(xiàn)身說法，批判專業(yè)思想。丁文江30年代的名言：“治世之能臣，亂世之飯桶”——挺沉痛的懺悔與感嘆，只是思維方式一如傳統(tǒng)文人，以能否經國來判斷學術之有用無用。我們已經習慣于批評學者脫離實際閉門讀書，可我還是認定這一百年中國學術發(fā)展的最大障礙是沒有人愿意并且能夠“脫離實際”、“閉門讀書”。這一點中外學者的命運不大一樣。在已經充分專業(yè)化的西方社會，知識分子追求學術的文化批判功能；
而在中國，肯定專業(yè)化趨勢，嚴格區(qū)分政治與學術，才有可能擺脫“借學術談政治”的困境。

　　我也承認，在20世紀中國，談論“為學術而學術”近乎奢侈�？伞半y得”并非不可能不可取。我贊成有一批學者“不問政治”，埋頭從事自己感興趣的專業(yè)研究，其學術成果才可能支撐起整個相對貧弱的思想文化界。學者以治學為第一天職，可以介入、也可以不介入現(xiàn)實政治論爭。應該提倡這么一種觀念：允許并尊重那些鉆進象牙塔的純粹書生的選擇。

　　 當然，我個人更傾向于在從事學術研究的同時，保持一種人間情懷。我不談學者的“社會責任”或“政治意識”，而是“人間情懷”，基于如下考慮：首先，作為專門學者，對現(xiàn)實政治斗爭采取關注而非直接介入的態(tài)度。并非過分愛惜自己的羽毛，而是承認政治運作的復雜性。說白了，不是去當“國師”，不是“不出如蒼生何”，不是因為真有治國方略才議政；
而只是“有情”、“不忍”，基于道德良心不能不開口。這點跟傳統(tǒng)士大夫不一樣，在社會政治生活中，并不自居“中心位置”，不像《孟子》中公孫衍、張儀那樣，“一怒而諸侯懼，安居而天下息”。讀書人倘若過高估計自己在政治生活中的位置，除非不問政，否則開口即露導師心態(tài)。那很容易流于為抗議而抗議，或者語不驚人死不休。其次，萬一我議政，那也只不過是保持古代讀書人以天下為己任的精神，是道德自我完善的需要，而不是社會交給的“責任”。也許我沒有獨立的見解，為了這“責任”我得編出一套自己也不大相信的政治綱領；
也許我不想介入某一政治活動，為了這“責任”我不能坐視不管……如此冠冕堂皇的“社會責任”，實在誤人誤己。那種以“社會的良心”、“大眾的代言人”自居的讀書人，我以為近乎自作多情。帶著這種信念談政治，老期待著登高一呼應者景從的社會效果，最終只能被群眾情緒所裹挾。再次，“明星學者”的專業(yè)特長在政治活動中往往毫無用處——這是兩種不同的游戲，沒必要硬給自己戴高帽。因此，讀書人應學會在社會生活中作為普通人憑良知和道德“表態(tài)”，而不過分追求“發(fā)言”的姿態(tài)和效果。若如是，則幸甚。

　　 1991年4月中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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