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8月，一位著名的學者從美國哈佛大學講學歸來，見到胡適時說美國只知道三個中國人，即蔣介石、宋子文和胡適。胡適笑道：“還有一個，梅蘭芳�！泵诽m芳之所以能成讓美國知道的“還有一個”的中國人，蓋因從這年2初月到6月末他在美國巡回演出，大獲成功，使美國人第一次“見識”了有我國“國劇”之稱的京劇，引起轟動。梅蘭芳的美國之行是中美文化交流史上的重要事件，更是當時中國“萬眾矚目”的大事，不過30年后梅蘭芳本人的回憶錄《舞臺生活四十年》，對這一段“生活”卻絕口不提，而不久前的電影《梅蘭芳》對此也僅一筆代過。

　　梅蘭芳赴美演出，具體事務由他的“智囊”和“戲袋子”齊如山精心打理，可謂功莫大焉。更難得的是，齊氏確是歷史的“有心人”，歸國后寫下《梅蘭芳游美記》，詳細記下了此行的點點滴滴——不僅記下諸如此事如何促成、怎樣籌措演出經(jīng)費、如何尋找美方“經(jīng)紀人”、演出盛況、美國政學各界及從戲劇專家到普通觀眾的反應等“大事”，而且細到中美舞臺對比、所乘舟船所住飯店價格及房間是否有浴室、參觀好萊塢各電影公司名字、甚至出國前為防在外國“出洋相”在西餐館如何練習吃西餐并且連參加“演練”人員的名單都一一“記錄在案”，具有豐富的文化、社會、政治、經(jīng)濟史的史料價值。

　　到美國演京劇，國人當時都認為是匪夷所思之舉，這個動議，最初卻是好幾年前，美國駐華公使芮恩施（Paul Reinsch）向北洋政府時的總統(tǒng)徐世昌提出的。因為他曾看過梅蘭芳的《奔月》，所以在他辭職卸任、徐世昌為他餞行的宴會上說：“若欲中美國民感情益加親善，最好是請梅蘭芳往美國去一次，并且表演他的藝術，讓美國人看看，必得良好的結果。”由于在座者對此皆以玩笑視之，芮恩施進一步強調，這話并非無稽之談，他深信藝術欣賞、理解最少國界和民族障礙，因此用藝術“溝通兩國的友誼，是最容易的”，他還舉例說，以前美國和意大利兩國人民有不十分融洽的地方，后來意大利一位大藝術家到美國演出，“竟博得全美人士的同情，因此兩國國民的感情親善了許多。所以我感覺到以藝術來融會感情是最好的一個方法。何況中美國民的感情本來就好，再用藝術來常常溝通，必更加親善無疑�！� 芮恩施曾是美國威斯康星大學政治學教授，1913年出任美國駐華公使，1919年巴黎和會的決議傳來，他認為列強出賣了中國，尤其是美國總統(tǒng)威爾遜出賣了摯友中國，出離憤怒，幾經(jīng)猶豫，最后還是決定與威爾遜絕交，并宣布辭職。由此可見，他提出梅蘭芳訪美，增進美國社會對中國的了解和友誼，并非偶然。具體在美國聯(lián)絡、極力促成此事的則是后來被“別了”的燕京大學校長、后任美國駐華大使的司徒雷登（Stuart,John Leighton）。顯然，此時他們就知道“軟力量”的巨大作用，而近代以來文化交流幾乎一直是“歐風美雨”向中國的單向度流動，所以他們主動提出讓梅蘭芳赴美演出以增加美國對中國文化、中國人的了解確實難得。這種文化流動的“不平衡”當然不可能因一兩次演出而改變，但作為美國人，他們盡可能增強中國文化對美“輸出”的良苦用心則不可不察。

　　但梅蘭芳劇團是私人劇團，訪美演出完全是民間行為，與美國演藝界聯(lián)系自然頗費周折。從提出此議到最后成行，將近十年之久。

　　首先要解決的是經(jīng)費問題，司徒雷登和辛亥革命功臣、國民黨元老同時又是1927年蔣介石發(fā)動“四一二”事變的李石曾積極活動，發(fā)動為梅捐款，功莫大焉。而美國的邀請單位，幾經(jīng)周折最后由1926成立的“華美協(xié)進社”發(fā)出邀請信；
“華美協(xié)進社”是由胡適、張伯苓、梅貽琦和大名鼎鼎的美國實用主義哲學家杜威（John　Dewey）等幾位中美學者共同發(fā)起的，是一個以促進中美文化交流為主旨的非營利性團體，成立后的首件大事，就是邀請梅蘭芳訪美。對梅的訪美，胡適大力支持，梅蘭芳不僅多次與居住在上海的胡適通信，還幾次專程到上海拜訪，向胡適了解美國的風土人情，觀眾的愛好和欣賞習慣、美國劇院狀況等等，胡適總是給以詳盡的介紹，從整個出訪的演出策略到演出劇目的安排、角色的搭配等，胡適都積極地出主意。胡適后來曾談到:“他(梅蘭芳)每晚很賣氣力的唱兩出戲，招待我們幾個人去聽，給他選戲。那時一連看了好多夜。梅蘭芳卸妝之后，很謙虛，也很可愛�！焙�適還用英文寫了一篇宣傳文章《梅蘭芳和中國戲劇》，被收錄在一位名叫歐內斯特•K•莫的先生編纂的《梅蘭芳太平洋沿岸演出》的英文專集中。在美期間，胡適的老師杜威設盛宴款梅，以杜威在美國學界、文化界的巨大影響，自然有“轟動效應”。所以，梅回國后，再三向胡適表示深深感謝。在美聯(lián)系劇場，良非易事，“梅黨”對劇場提出了非常嚴格的要求：劇場主人“須以極優(yōu)的禮貌對待梅君”、“須給梅君自由演輟權”、劇場的級別要高、劇場不要太大因恐不易滿座、劇場主人對梅的演出不能報完全的商業(yè)態(tài)度。又是司徒雷登在美積極聯(lián)絡，終于找到合適劇場。

　　促成他赴美演出的這些人物，芮恩施、司徒雷登、李石曾、胡適乃至杜威，在幾十年后全都成為“最最反動”的人物；
而“美帝”也成為“最兇惡的敵人”。在新建立的社會結構中，梅蘭芳也必然被組織進來，對政治開始“覺悟”。1955年第9、10兩號合刊的《文藝報》發(fā)表了梅蘭芳批判胡風的文章“偽善的假面具和惡毒的真面目”，文章很短，只是表態(tài)性質，但說明他已不能脫離“政治”。其實，如果他不識時務地提到這些人物，當時也不可能公開發(fā)表。1961年8月8日梅蘭芳逝世，11日的《人民日報》登載了由新華社發(fā)布的“梅蘭芳同志小傳”，只提1949年后的四次出國：1952年到維也納參加世界人民和平大會，1953年赴朝慰問演出，1956年率領中國訪日京劇代表團到日本訪問演出，1957年參加中國勞動人民代表團赴蘇慶祝十月革命四十周年，而對他1949年以前訪日、訪美、訪蘇這三次對他藝術生涯有重要影響的出國演出卻只字未提。另外，幾十年來齊如山對梅可謂恩重如山，但梅后來在《舞臺生活四十年》中卻少有提及，因為齊如山在1948年去臺，在那個特殊的時代，去臺灣即是罪大惡極。

　　又是幾十個春秋過去，這些人與事現(xiàn)在已漸漸“脫敏”而歸于平淡，開始被“去妖魔化”，但電影《梅蘭芳》對此卻仍完全回避。而且，對以齊如山為原型的邱如白，更是無中生有地“添加”了許多負面元素，形象被嚴重歪曲，這可能是為了增強戲劇性，但更可能是因為齊的去臺因此可以大膽歪曲。從這些省略和歪曲，倒可以窺見《梅蘭芳》“生產(chǎn)者”（投資方、制片人、編劇、導演）的心態(tài)與心境，或許情有可原，終究令人遺憾。心態(tài)心境的不同，相同的導演拍相似的題材，水準便完全不同，甚至判若兩人。同是陳凱歌導演，同是“戲子人生”，《梅蘭芳》與《霸王別姬》間的差距簡直不可以道里計，真可惜了藝術才華逸群超眾的陳凱歌，浪費了絕佳題材的“梅蘭芳”，能不令人遺憾深深？此種心態(tài)，當然不能或主要不能歸咎于“生產(chǎn)者”，而在于基本的“生產(chǎn)環(huán)境”。在這種“生產(chǎn)者”不得不謹小慎微、創(chuàng)造力大受限制的“生產(chǎn)環(huán)境”下，文藝還想高度繁榮？還想產(chǎn)生具有世界影響的“軟實力”？我早就說過，對藝術的繁榮而言，寬松的“制度環(huán)境”，遠重于金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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