匈牙利《地平線》雜志2006年“匈牙利事件”五十周年之際對匈牙利前總統(tǒng)阿帕德.崗茨的采訪：

　　阿帕德.崗茨從1990年到2000年任匈牙利共和國總統(tǒng)。這位84歲的前總統(tǒng)年輕時主修法律，卻從未當過律師。他積極參加了1956年的革命，次年入獄，并在獄中學會了英語。在過去15年中崗茨一直是最受愛戴的匈牙利政治家，很多人至今仍親昵地稱他為“阿皮大叔”。

　　問：總統(tǒng)先生，那些不熟悉匈牙利現代歷史的人可能很難理解為什么一次失敗的革命對許多人來說卻如此重要，您說過1956年在您的生命中比過去15年還要重要，雖然過去15年中您成就了一個政治家能夠成就的一切。

　　答：這很難說清楚。過去八十多年中我經歷了很多。我看到了戰(zhàn)爭，坐過牢。我當過工人和農藝師，后來成了一個知名的文學翻譯家，甚至是作家。后來，眾所周知，我又成了1989年后的第一任民選的匈牙利總統(tǒng)。正因為我經歷了這么多，我才有足夠的時間去體會哪些情感，情緒和作為對我而言是最重要的。在所有這一切當中，迄今為止我的感受最深刻和豐富的就是1956年的革命。我只要一閉上眼睛，就能看到當年的情景，這些情景永遠不會被磨滅。革命的氛圍是獨一無二的。你可以稱之為浪漫的，混亂的或者是狂熱的，但是都無法準確地表達。對于沒有親身經歷的人們而言，不管怎樣努力的解釋，那次革命也僅僅是一段歷史。

　　問：即使是照片經過了半個世紀也會模糊不清。穿過歷史的迷霧，有哪些場景如今在你的腦海中依然清晰和強烈？

　　答：10月23日，一個朋友上氣不接下氣的沖進我家：“革命……！革命了！”我當時心不在焉地問“誰的革命？”回想起來，當時很多人根本不了解在這所城市里發(fā)生了什么。我腦子里第一個強烈的畫面就是我們站在國會大廈前面的人海中聽總理伊梅爾.納吉講演，當時我的女兒Kinga騎在我的肩膀上。（Kinga現任匈牙利外交部長）。我看到人們的臉上流露出一種陌生的、久違的喜悅。這么多人出于自愿聚集在一起，這樣的事情本身就已多年未見。而這些臉孔又在納吉出于習慣而稱呼他們“同志們”的時候突然變得憤怒起來。第二個場景是：我和我的妻子Zsuzsa站在窗口看著Philisaba裝甲師的坦克隆隆駛過。第一輛坦克上有一個小個子的指揮官，向路邊的人們揮舞著拳頭。而正是這個奉命進城挽救共產政權的小個子后來卻轉而支持革命者，而命運又安排他在我隔壁的牢房中被關押多年。

　　問：這些旁觀者是如何成為了革命的參加者？或像他們后來在起訴書中所稱，成為了“陰謀”的參與者呢？

　　答：我可以再向你講述兩個場景：第一個發(fā)生在1956年10月25日，地點在國會前的廣場上。那天我去農業(yè)部辦事。我當時在農村工作，所以需要時常去農業(yè)部匯報工作，而農業(yè)部位于同一個廣場的邊上。當我離開農業(yè)部大樓時，看到地上躺著一些尸體，有男人也有女人。而有數百人正驚慌地逃離廣場，涌向附近的街道。機關槍正在從一棟樓房的屋頂上和廣場附近其他一些地方向人們射擊。在農業(yè)部門口等候我的司機躺在車輪旁，滿臉是血，已經死了。這就是著名的國會大廈槍擊事件。直到今天，人們仍然不清楚當時是誰和為什么突然開槍，但最有可能的兇手是蘇聯士兵，是他們得到命令用機關槍屠殺和平的示威者。當時我站在那里，眼前的景象使我無法移動半步。我對自己前一天提出的問題有了確定無疑的答案。我知道了這是誰的革命。第二個場景對我而言意義更為特殊，因為有兩個在當時并不重要的小人物多年后卻扮演了重要的角色。革命期間我開始為籌建小農聯盟工作，所以經常出入位于Semmelweise大街的小業(yè)主黨總部。那棟房子由一隊國民衛(wèi)隊員守護，而我經常和一位名叫約瑟夫.Antall的隊長聊上幾句。1990年，正是這名衛(wèi)隊隊長成了匈牙利共和國的總理，而我成了共和國的總統(tǒng)。

　　問：在革命被鎮(zhèn)壓后的1957年，你和很多人一道被投入監(jiān)獄。對你的指控是陰謀背叛國家。你被關押的真正原因是什么？

　　答：當我明白了“這是誰的革命”，我和朋友們一起投入到行動中。我們組織抵抗，傳播消息并開展各種辯論。當俄國軍隊在11月4日再次入侵匈牙利以后，我參與了由一群知識分子起草的，旨在對匈牙利日趨惡化的形勢尋求國際解決方案的備忘錄的組織工作。是我將這份備忘錄遞交給了印度駐匈牙利的大使館。

　　問：為什么選擇印度？

　　答：因為在理論上印度是政治上的中立國家。而且尼赫魯本人也享有巨大的聲譽。我們當時幻想如果得到他們的支持事情也許會有好轉。今天看來，當時的作法從一開始就注定是失敗的，但我們當時卻充滿了希望。當時我見的最多的是一位在印度使館工作的有趣而隨和的年輕外交官，他名叫拉赫曼，而我們后來成了朋友。我聽說當我被判處死刑后，正是他說服他的上司找到蘇聯人為我說情。我當了總統(tǒng)以后有一次在德里又與他重逢。他告訴我當時他做了能做的一切，但一直不知道他所做的對于挽救我的生命到底起到了多少作用。

　　問：1956年有很多匈牙利人逃亡到國外。你明知自己有危險，為什么選擇留在國內？

　　答：1956年的新年前夜我和朋友們在一起喝酒，我的妻子Zsuzsa突然淚流滿面。她說：“我預感到這是我們最后一次聚會�！彼�是對的。不久之后我就被逮捕了。我們的一位朋友說當時他已為我們逃離這個國家安排好了一切，但我們還是決定留下來。接下來的歲月對我的妻子來說非常艱難，孩子們也不得不在沒有父親的情況下生活和長大。我不知道自己的決定是否正確，但即使是今天，我也不認為自己會做出其他選擇。如果人們明白我所說的，那次革命是我一生中最重要的歷程，也許就會明白為什么我當時不能也不愿意逃離這個國家。每個民族都有生死攸關的時刻，而我們的革命正是一次這樣的時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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