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的散文是
發(fā)布時間:2017-01-19 來源: 散文精選 點擊： 
王安石的散文是篇一：古代散文研究王安石
王安石散文研究
摘要：王安石為“唐宋八大家”之一, 他的散文，大都是書、表、記、序等體式的論說文，闡述政治見解與主張，為變法革新服務。王安石的一些小品文，膾炙人口。王安石散文具有拗折勁健和直抒胸臆的特點。
關鍵詞：論說文，小品文，拗折勁健，直抒胸臆
王安石（1021－1086），字介甫，晚號半山，小字獾郎，封荊國公，世人又稱王荊公。作為北宋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文學家，無論治政、治學，還是為人，都以儒家的圣人之道作為自己行為的基本準則，他密切結合自己治政的實踐，以自己淵博的學識和富有創(chuàng)見的思想，實現(xiàn)了其政治上的革新與文學創(chuàng)作上的創(chuàng)新。王安石的各體散文都取得了很高的成就，尤以論說、記、墓銘、祭文為突出，充分表現(xiàn)出其拗折剛勁，簡古瘦硬的風格，成為為“唐宋八大家”之一。
一、為政治服務的論說文
為了實現(xiàn)自己的政治理想，王安石把文學創(chuàng)作和政治活動密切地聯(lián)系起來，強調文學的作用首先在于為社會服務。他反對西昆派楊億、劉筠等人空泛的靡弱文風，認為“所謂文者，務為有補于世而已矣。所謂辭者，猶器之有刻鏤繪畫也。誠使巧縣華，不必適用；誠使適用，亦不必巧且華。要之以適用為本，以刻鏤繪畫為之容也�！保ā渡先藭罚┱驗榘彩浴皠諡橛醒a于世”的“適用”觀點視為文學創(chuàng)作的根本，他的作品多揭露時弊、反映社會矛盾具有較濃厚的政治色彩。今存《王臨川集》、《臨川集拾遺》、《臨川先生歌曲》等，近八百篇散文，貫徹了他的文學主張，大都關涉政令教化，言事明理，切于世用。
他的散文，大都是書、表、記、序等體式的論說文，闡述政治見解與主張，為變法革新服務。這些文章針對時政或社會問題，觀點鮮明，分析深刻，長篇則橫鋪而不力單，短篇則紆折而不味薄。他的論說文以結構嚴謹,論辯犀利著稱,而特別注重文章的氣勢和情辭相得,因而又有一定的文學價值。作于嘉祐四年 ( 1059)的《上仁宗皇帝言事書》, 是主張社會變革的一篇代表作，根據(jù)對北宋王朝內外交困形勢的深入分析，提出了完整的變法主張，表現(xiàn)出作者“起民之病，治國之疵”的進步思想。長達萬馀言,被梁啟超稱為秦漢以后第一大文。以往的許多奏書,往往條舉數(shù)事,作平列式的單線論述,如賈誼的《陳政事疏》等,這篇文章卻以人才問題為中心,又廣泛地涉及當時的各類弊政,頭緒紛繁而題旨集中,段段自為一意而又相互勾聯(lián),呈現(xiàn)出網(wǎng)狀結構的形態(tài),它系統(tǒng)地提出了變法的根本要求和具體措施,在奏書中獨創(chuàng)一格。明人茅坤說:“此書幾萬馀言,而其絲牽繩聯(lián),如提百萬之兵,而鉤考部曲,無一不貫”(《宋大家王文公文抄》卷一)。的確說中了這一網(wǎng)狀結構的復雜性和條理性,充分展示出王安石這位杰出的改革家恢宏的氣度和縝密的思考,又如《上時政疏》，以不足七百字的篇幅,以古論今,將王安石對北宋王朝命運的深切憂慮和要求改革的急切心情闡述得尤為醒目,全文議論尖銳,感情激越,結構完整,簡而有法�！侗境倌隉o事札子》，在敘述并闡釋宋初百余年間太平無事的情況與原因的同時，尖銳地提示了當時危機四伏的社會問題，期望神宗在政治上有利建樹，認為“大有為之時，正在今日”。它對第二年開始施行的政，無異吹起了一支前奏曲�！洞鹚抉R諫議書》，以數(shù)百字的篇幅，針對司馬光指責新法為侵官、生事、征利、拒諫四事，嚴加剖駁，短小精悍，言簡意賅，措詞得體，體現(xiàn)了作者剛毅果斷和堅持原則的政治家風度。王安石的政論文，不論長篇還是短制，結構都很謹嚴，主意超卓，說理透徹，語言樸素精練，“只用一二語，便可掃卻他人數(shù)大段”（劉熙載《藝概．文概》），具有較強的概括性與邏輯力量。這對推動變法和鞏固北宋詩文革新運動的成果起了積極的作用。 王安石的記敘體散文大多借題發(fā)意，因事明理。例如《游褒禪山記》，王安石以游記的
形式，寄托人生哲理，通過自己登山探洞的經(jīng)歷，論述了志向、力量、物質條件三者之間的關系，最終得出“非有志者不能至”。另外，由所見殘碑，發(fā)現(xiàn)人們誤讀山名的字音，進而想到由于古書不傳或失真，以訛傳訛的現(xiàn)象十分普遍，倡導學者必須深入思考，慎重擇取才行。王安石這種立志進取的精神，嚴謹治學的態(tài)度，無論是治政，還是治學，都能給人有益的啟示。本文敘事簡明生動，結構簡捷穩(wěn)健。亦記游，亦說理，闡發(fā)治學之道在于不避險遠，二者結合得緊密自然，既使抽象的道理生動、形象，又使具體的記事增加思想深度，顯得布局靈活并又曲折多變。《傷仲永》借
二、別具特色的小品文
王安石的一些小品文，膾炙人口，《鯀說》、《讀孟嘗君傳》、《書刺客傳后》等，評價人物，筆力勁健，文風峭刻，富有感情色彩，給人以顯豁的新鮮覺。如《讀孟嘗君傳》：
世皆稱孟嘗君能得士，士以故歸之，而卒賴其力以脫于虎豹之秦。嗚呼！孟嘗君特雞鳴狗盜之雄耳，豈足以言得士？不然，擅齊之強，得一士焉，宜可以南面而制秦，尚何取雞鳴狗盜徒哉？雞鳴狗盜之徒出其門，此士之所以不至也。
全文共四句九十字，圍繞能否得士展開，旨在擊破孟嘗君能得士的傳統(tǒng)說法，提出作者讀史的新見解，認為士必須具有經(jīng)世濟時的雄才大略，而那些雞鳴狗盜之徒根本不配這個稱號，從側面反映了王安石的氣魄和自負的態(tài)度。立意深刻獨到，析理顯豁中肯，文筆廉悍無枝葉， 簡健峭拔,尺幅中具有萬里波濤之勢。不僅在此篇，而且在《書刺客傳后》、《周公》等其他文章中，他也表達了相同的態(tài)度。那些以身殉主的刺客，王安石雖未全然否定他們的人格，但卻深為他們的無端赴死而抱憾，故而感慨萬千地質詢：彼挾道德以待世者，何如哉卻？這是嘆惜他們的死并沒有體現(xiàn)人格的最高境界。同樣，他對于張儀、蘇秦那類不以道義而靠詭計謀略行事的情況也表現(xiàn)出極度的反感。這些見解常被后人看作王安石好立異說的范例，這里固然不能排斥王安石對歷史具有獨特見解的成份，但從根本上看，還是歸結于他個人固有的思想內核。王安石不斷按照先哲的學說嚴格地審視自我，從傳統(tǒng)典籍中獲取從政行為的依據(jù)，指導他在治政和為文時，都能以清醒的頭腦面對現(xiàn)實，使其在政治領域的思考折射到文學領域中來。作為一種傳統(tǒng)觀念的深厚積淀，王安石自然把儒家的圣人之道作為自己的基本準則。與此同時，他又密切結合自己治政的實踐，不盲從既定的學說，以自己淵博的學識和富有創(chuàng)見的思想，把其他諸類學說融入理解之中，構成了他個人對社會、政治、人生、文學的固定認識。全文不足百字，推倒舊案，駁俗反常，筆勢峭拔，辭氣凌厲，尺幅之中有萬里波濤之勢，反映出王安石政治家的非凡識度和宏大氣魄。
另外，他的碑志和祭文量多質高，歷來為人們所稱道。王安石身歷詭譎險惡的官場風云，目睹了講究權術的仕宦規(guī)則，但他無論是治政還是治學，都始終以傳統(tǒng)的先哲學說為宗，故能保持著功利得失之外的人格精神。因此，他對這類傳記文的寫法、要求和目的，都提出了明確的見解。一要傳善，革除當時除了尊爵盛位者，一般士人沉晦無聞的陋習。這在《王逢原墓志銘》中表現(xiàn)的十分突出。此文是王安石為悼念友人王令而作的一篇墓志銘，大力贊揚了王令過人的才華和節(jié)行，并為他的早逝而感痛惜，王安石給予王令這樣一個布衣終身的青年極高的評價，足見他對世俗的地位、名聲不屑一顧，也可看出他卓然獨立的人格精神。二要傳信，即傳文所敘事跡必須核實可信，這使得他的碑志文具有很高的史料價值。三要傳要，
即選擇要事，突出大節(jié)。他為錢公輔之母寫了《永安縣太君蔣氏墓志銘》，扼要地敘述了蔣氏的道德行義，而對她的家庭情況介紹比較簡略，體現(xiàn)了王安石所撰墓志銘的特點，錢公輔要求補寫，希望能羅列墓主的子孫及其官職，王安石拒絕增改，認為那些炫耀子孫、官職之類的俗套毫無意義。碑志文不能事無巨細，而應選擇事關大節(jié)的典型事例，這也是其碑志文藝術上取得成功的重要因素，表現(xiàn)出其文簡潔而不繁復，重事理而少抒情的創(chuàng)作特點和不畏權威，不流于俗的鮮明的獨創(chuàng)性。他的祭文感情真摯，抒情多隨敘事、議論噴薄而出。如《祭歐陽文忠公文》贊頌歐陽修的文章、學問、 道德，同時抒發(fā)對他的仰慕、懷念之情。感情真摯，文勢豪健。明人茅坤評云：“歐陽公祭文,當以此為第一”(《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九
六)。
三、王安石散文之拗折勁健
王文之“拗”，源于王學之拗，宋人筆記小說一般把王安石形容為“拗相公”的形象，其“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驚世駭俗，令當時儒者目瞪口呆�！端问贰吠醢彩緜饕矘O寫他“拗”的思想與個性：“安石議論高奇，能以辯博濟其說，果于自用，概然有矯世變俗之志�！卑彩貜娾�，遇事無可否，自信所見，執(zhí)意不回。”而當時的“荊公新學”在時人眼中，實是一門“拗學”�！白x其文，則其人可知”，關于王安石性格的記載有很多，如吳闿生說他“傲岸倔強”；茅坤說他“偏拗自用；王文濡說他“其性本愎執(zhí)拗自用”；高步瀛說他“兀傲”。盡管這些評論難免有主觀成分，但有一點是無疑的，那就是王安石的性格比較獨立。性格的獨立從很大一方面來說，也是促成王文拗折勁健德一個原因。
王安石在變法的過程中，受到的阻力是相當大的，個人認為它的斗爭性質不在于忠奸好壞，卻在于和韓琦、富弼、文彥博、歐陽修、司馬光這些品質上光明磊落、正直無私卻又極力反對新法的士人斗爭，即是一種思想、政見上的斗爭。至于司馬光形容他是一個“必欲力戰(zhàn)天下之人，與之一決勝負”的拗者，劉摯則說他把“守道優(yōu)國者謂之流俗”。其實，王安石內心是痛苦委屈而又無奈的，對于這幫守道優(yōu)國的老前輩老上司，他無法說服他們，在政治上又必須戰(zhàn)勝他們，才能完成富國強兵的大業(yè)，所以只得以“流俗之言不足恤”作為旗幟，孤軍作戰(zhàn)，我行我素，當他的學生陸佃說外人說您“拒諫”時，他回答說:“吾豈拒諫者，但邪說營營，顧無足聽!”政治斗爭是殘酷激烈的，為了新法大業(yè)，許多不愿打倒的人也不得不打倒，富弼、曾鞏、司馬光等等都以政敵被清除。在這一點上，王安石是堅毅的，卻又是固執(zhí)的，政治斗爭又讓他具有一定的冷酷性，這是王文拗折風格的內在依據(jù)。正如王安石在《答司馬諫議書》中所言：“人習言茍且昨一日，士大夫多以不恤國事，同俗自媚于眾為善。上乃欲變此，而某不量敵之眾寡，欲出力助上以抗之，則眾何為而不洶洶然？”王安石雖是“拗人”，作的“拗學”，但他始終將真理緊握手中，而不是無理取鬧，故為文雖“拗”卻有理、有據(jù)、有力，如《答曾公立書》、《答司馬諫議書》，可謂拗折剛健�！洞鹪肪钔笍�，把為什么要收二分利講得極為圓徹，令人不得不服�！洞鹚抉R諫議書》則三言兩語，把保守派對變法派的攻擊：侵官、生事、征利、拒諫，駁得體無完膚，且有破有立，令攻擊者啞口住舌，于執(zhí)著中透出幾分倔強、勁健。
王安石是一個特立獨行的政治家、思想家，他喜歡面對現(xiàn)實進行認真的思考，不論是處理政務或是撰寫文章都持這種態(tài)度。我們只要仔細讀一讀他的《答段縫書》就會對他這種思想性格有更為深切的了解�！洞鸲慰p書》提出賢者應該向孔子、孟子學習，獨立自守，“不惑于眾人”。文中說“孔子曰：眾好之，必察焉；眾惡之，必察焉。’孟子曰：‘國人皆曰可殺，未可也；見可殺焉，然后殺之。”，這雖然是孔子、孟子的話，也是王安石不茍同流俗，獨立特行的思想性格的具體體現(xiàn)，表現(xiàn)了他性格中所具有的創(chuàng)新品質---拗折勁健。與此同時，也隱約顯示出他為文的另一特點即直抒胸臆。
四、王安石散文之直抒胸臆
王安石向來愛直抒胸中之臆，他蔑視權威、離經(jīng)叛道、不茍流俗，為那些被誣陷，被不
公正對待的人鳴不平。這一點在他的《讀<江南錄>》中有充分的體現(xiàn)，他通過“國之將亡,必有大惡”、“上諫李氏表”、“諸父中舊多為江南官”、和“佑能切諫，鉉獨無說”四個方面推測二者可能不和，徐鉉遂生妒嫉心。據(jù)此四點，王安石斷定潘佑必死于直諫，并批判徐氏《江南錄》的“厚誣忠臣”。王安石此論雖有的有點欠缺說服力，然從中我們可看出王安石的不平之氣，看出他的愛憎分明和勇于伸張正義，直抒胸中之想法。
在為受屈者正名的同時，他也敢于批駁那些徒有虛名的士人，毫不保留地表達自己對歷史人物的喜好。如在《讀孟嘗君傳》一文旨在擊破“孟嘗君能得士”的傳統(tǒng)說法，指出孟嘗君能養(yǎng)士，實際上只養(yǎng)了一群雞鳴狗盜的烏合之眾，算不上真正能得士。所謂“鑿鑿只是四筆，筆筆如一寸之鐵，不可得而屈也”。文章開頭用“世皆稱”引出“孟嘗君能得士，士以故歸之，而卒賴其力脫于虎豹之秦”的觀點，已含大不以為然之意。第三句從反面論證孟氏沒有得到真正的士，言之有據(jù)，行文有轉，氣勢直逼當前，力透筆尖，體現(xiàn)了王安石跨越古今、高視一時的思想力度。第四句回答了士之所以不至孟嘗君之門的原因，出語峭拔，筆力千鈞，聚而全殲論敵觀點，文章戛然而止，言己盡而意無窮�？偟目磥砦恼伦詈笥萌湓拰ι鲜龇疵嬗^點中的三層意思分別進行了斬釘截鐵的駁斥，逐層轉折，步步緊逼，文筆峭厲，氣勢磅礴，無怪乎清代學者沈德潛譽之曰：“語語轉，筆筆緊，千秋絕調�！�
如果說對人物的見解王安石主觀性顯露無遺，那么對于日常道德概念他亦是如此。王安石在作文立論時，從不墨守前人觀點，拘泥于舊說，而是勤于思考，勇于創(chuàng)新，大膽地提出新的觀點，酣暢地表達自我的見地。這是王安石作文的一貫風格。他每每能從古人古事中，發(fā)奇思，翻新意，提出迥異于前人的看法和思想見解。如《勇惠》一文，起首就對“惠”和“勇”即仁愛和勇敢這兩個道德概念提出與世俗不同的論點：“世之論者曰：‘惠者輕與，勇者輕死，臨財而不警，臨難而不避者，圣人之所取，而君子之行也�！嵩徊蝗弧；菡咧嘏c，勇者重死，臨財而不管，臨難而不避者，圣人之所疾，而小人之行也。”傳統(tǒng)認為仁愛之人慷慨施恩，勇敢之人輕視死亡，但作者卻提出異議，“吾曰不然”，主張完全相異，說仁愛的人不應該隨便施舍恩惠，勇敢的人應該慎重對待死亡。這種標新立異的說法看似不合情理，而王安石在下文中引經(jīng)據(jù)典，指出“惟義之是”(即合乎道義)才是大惠大勇，在更高層次上得出了頗具見地的觀點，顯示了王安石創(chuàng)新思維的求異性，而這一離經(jīng)叛道的異質思想的提出明顯是需要勇氣的，從很大程度上將，王安石的文章在直抒胸臆的同時也在表達一種自己的獨到見地。 從文學角度總觀王安石的作品，無論詩、文、詞都有杰出的成就。北宋中期開展的詩文革新運動，在他手里得到了有力推動，對掃除宋初風靡一時的浮華余風做出了貢獻。但是，王安石的文學主張，卻過于強調“實用”，對藝術形式的作用往往估計不足。他的不少詩文，又常常表現(xiàn)得議論說理成分過重，瘦硬而缺少形象性和韻味。還有一些詩篇，論禪說佛理，晦澀干枯，但也不失大家風范，是我國詩歌史上的一顆明星。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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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張伯行選編.唐宋八大家文鈔.北京：中華書局.2010.
[3]茅坤. 唐宋八大家文鈔.黃山書社：2010.
王安石的散文是篇二：淺談王安石與曾鞏散文的比較
淺談王安石與曾鞏散文的比較
說起唐宋八大家，每一個都是響當當?shù)拿�。橫看成嶺側成峰，在這樣一個群英薈萃的群體中，每個人的成就都不容小覷。自然，王安石與曾鞏也都是值得我們研究的大家。
就其散文來說，同處于宋文穩(wěn)定繁榮的時代，兩人的作品必然有一定的相似之處。由于同受歐陽修散文變革的影響，他們的散文均以議論文居多，在議論中闡明自己的主張，以文學的形式闡述道義。
另一方面，言為心聲，文如其人，雖處在相同的時代背景下，王安石與曾鞏的散文還是存在許多的不同點。
身份的不同導致了兩人創(chuàng)作側重點的不同。在文學觀方面，王安石與曾鞏顯示出了政治家與學術家的差異。王安石作為北宋王朝的改革家，他的散文緊貼社會、政治和人生的實際問題，在很大程度上來說是為他的政治變革服務的。這類文章直接涉及變法，如在《本朝百年無事札子》中，王安石主要闡述了仁宗在位四十一年間政治措施的得失，如“指揮托付，必盡其才；變置施設，必當其務”，“仰畏天，俯畏人，寬仁恭儉，出于自然”等。他對朝政及時弊進行深刻分析，提出明確的變法主張。《答司馬諫議書》中，王安石針對司馬光的抨擊，逐條進行批駁，作出是非分明的果斷答復。又如他的學術論文《周禮儀序》、《詩義序》等，也都是為了配合新法而推行的新學而作。而曾鞏則認為“畜道德而能文章”，他的作品更多地以闡釋生活學習等道理為主，往往因事而發(fā)，借事立論，善于從生活中遇到的現(xiàn)象領悟非一般的境界，生發(fā)出令人深省的議論。如《墨池記》借墨池故跡，指出王羲之書法的達于精妙的境界是“以自立自致”，并非處于“天成”；因而推明學之不可以少，要深造道德，尤其不可廢學。不得不說，文章表現(xiàn)內容的差異同樣與他們的文學主張有著密不可分的關系。王安石的文章直接貫徹了他的“務為有補于世”的文學主張，散文是他宣傳政治改革的一個不可或缺的平臺。而曾鞏有濃厚的儒家思想,主張先道后文，極重視作家的道德修養(yǎng)。他師承司馬遷、韓愈和歐陽修，主張“文以明道”，竭力把歐陽修的“事信、言文”觀點推廣到史傳文學和碑銘文字上。
在文章的風格上，王安石剛健峭拔而曾鞏平正周詳。果于任事，勇于決斷，堅毅倔強的個性不僅造就了王安石改革家政治家的身份，同時也形成了他剛健峭拔的文風。他的散文口吻堅定，語氣斬絕，文勢充沛，明顯帶有傲岸倔強、睥睨凡眾的個性，和其思想修養(yǎng)相應，尤其善于駁論。作風雷厲風行的王安石，行文簡勁無匹，異常峭厲，不用緩筆，更不拖沓。司馬光在責難和回答他的反駁時，洋洋萬言。王安石的回答雖寥寥數(shù)語，但簡而勁。他分析了“天下怨謗”的根本原因是“人習于茍且非一日，士大夫多以不恤國事、同俗自媚于眾為善。上乃欲變化，而某不量敵之眾寡，欲出力助上以抗之，則眾何為而不洶洶然。”可以說獨踹流俗，剛毅果敢，表現(xiàn)出了簡捷悍厲、勁峭雄健的風格。而曾鞏論事之文寫得紆余委備，委婉曲折，與歐陽修近似。他的散文周密婉曲，藏鋒不露，節(jié)奏舒緩，形成古雅平和的風格特點。在《戰(zhàn)國策目錄序》中，曾鞏駁斥了劉向在《戰(zhàn)國策書錄》中所論該書是“戰(zhàn)國之謀士，度時君之所能行，不得不然”一點，進而闡說儒家所尊先王之道的因時適變，無疵無弊，遠勝于游士之說。整篇文章議論委實周詳，文字簡練平正，結構嚴謹而舒緩，溫醇典重，雍容平易，娓娓道來，窮盡事理。
王安石與曾鞏在散文創(chuàng)作上行文簡潔，有相同之處，但他們的具體表現(xiàn)不盡相同。王安石通常直抒己見，不蔓不枝，簡潔峻切，短小精悍，“瘦硬通神”。這一特點最好地體現(xiàn)在《答司馬諫議書》中，面對政敵司馬光長篇大論的指責，王安石僅以380字的短書作出反駁，集中筆力辨明侵官、生事、征利、拒諫、致怨五事，并對士大夫不恤國事、茍且偷安、墨守陳規(guī)的保守思想表示不滿。文章簡明嚴整，語約義豐，針針見血，具有高度的概括性。再如《祭歐陽文忠公文》，王安石以簡練的語言稱頌了歐陽修文章的光輝成就和在政治上所表現(xiàn)的氣
節(jié)與風格，并抒發(fā)了王安石個人的仰慕之情。文章簡潔明了，而氣勢豪健，深得諸文家的贊嘆。曾鞏的創(chuàng)作受歐陽修“簡而有法”理論的指導，典雅潔凈，簡練平正。如《墨池記》巧借王羲之墨池遺跡的傳說來闡明道理，論證勤學對于學問、道德的重要性。文章因事生發(fā)，題小意宏，而開拓深宏，多做詰問唱嘆，寫得委婉自然，從容不迫。由于曾鞏散文正統(tǒng)儒學氣味濃厚，行文雍容平和，而且其開闔、承轉、起伏、回環(huán)都有一定法則，顯得規(guī)矩嚴密，易于效法并適合統(tǒng)治者的要求，故在當代及后世曾文頗受推崇，成為明清古文家、桐城派心追手摹的榜樣。
在另一方面，就其文章的構思立意等方面來看，王安石則顯得更為出眾。他立意超卓，布局謹嚴，思路清晰，總是站在一個旁人難以企及的高度，以深刻的思想高屋建瓴地分析問題，統(tǒng)率材料。同時，他立論精絕，邏輯嚴密，說理透辟，見地深刻，語言富有穿透力，概括性很強。在《答司馬諫議書》中，王安石表現(xiàn)出對當時社會的一種高于眾人的正確見解，更難能可貴的是，雖然處在一個不容易成功的寡不敵眾的境地，他仍義無反顧的堅持著自己。面對司馬光的異議，他揭露出在高端所見識到的社會弊端，并以簡潔有力的語言層層深入，議論說理無懈可擊，令人讀后頓生醍醐灌頂之感。而在《本朝百年無事劄子》一文中，王安石更是見解深刻，從北宋百年政治的得與失兩面出發(fā)，面面俱到地進行分析，滴水不漏。而曾鞏多將著眼點放在日常小事中，從平常顯而易見的事物中發(fā)掘其深層的內涵，雖有一定的道理，但不能與王安石的高度相媲美。
王安石的散文更多地是政治家的散文，他較少注意文章氣氛的醞釀，從感情上打動人，而是多針砭時弊，根據(jù)深刻的分析，提出明確主張。因此，他的散文一般以議論說理見長，具有較強的概括力與邏輯性，語言簡煉、樸素，立意非凡。較曾鞏而言，王安石的有些文章尤其給人以一種形象性、藝術感染力較弱的感覺，但以服人稱勝。作品的內容與社會政治有緊密關系，而且見解精辟，往往能發(fā)人所未發(fā)，顯示了王安石非同尋常的眼光與思想。這些特點突出地表現(xiàn)在他數(shù)量最多的政論性散文中。例如《上仁宗皇帝言事書》、《本朝百年無事札子》、《答司馬諫議書》等。這些散文，或高屋建瓴，鞭辟入里；或綿里藏針，說理充分，都表現(xiàn)了無可辯駁、真理在握的高度自信。而曾鞏則是借圣人之學加強文章底蘊，追求典雅風格，無論敘事、議論、都沖和平淡，布局完整，節(jié)奏舒緩不迫，語言干凈，思致明晰，文章平易理醇，規(guī)矩嚴密。
總的來說，王安石散文簡潔峻切，曾鞏散文平正周詳。王安石對文學的看法，特別強調其實用功能。和其文學主張相符，王安石的散文也以政論性的為多。這些作品，大都針對時弊，根據(jù)深刻的分析，提出明確的主張，語言簡煉明快。筆力雄健，文風峭刻，具有極強的說明力量。曾鞏的文章大多是議論文，他的散文長于說理，他的文章與蘇詢、蘇軾的汪洋態(tài)肆、雄健奔放，王安石的拗折哨刻的文風大異其趣，而與歐陽修的文風相似偏于柔美，其文大致纖徐平和，謐辭典重。
萬紫千紅總是春，正是每個人特殊的風格才構成了斑斕色彩，共同創(chuàng)造出中國古代文學的瑰寶。
王安石的散文是篇三：王安石
王安石（1021---1086）是宋朝著名的文學家和政治家，撫川臨川（今江西撫州）人。他年輕時候，文章寫得十分出色，得到歐陽修的贊賞。王安石二十歲中進士，就做了幾任地方官。他在鄞縣（今浙江鄞縣，鄞音ｙìｎ）當縣官的時候，正逢到那里災情嚴重，百姓生活十分困難。王安石興修水利，改善交通，治理得井井有條。 宋神宗熙寧二年積極推行變法，以舒民困，元豐八年，新法被廢，王安石憂憤成疾，次年病卒。 王安石的一生為實現(xiàn)自己的政治理想而斗爭，把文學創(chuàng)作和政治活動密切地聯(lián)系起來，由于他持有適用的文學創(chuàng)作觀念，他的詩文都具有濃厚的政治色彩，是直接為他的政治斗爭服務的。王安石的散文以政論性的為多。這些作品針對時弊，根據(jù)深刻的分析，提出明確的主張，具有極強的說服力量。如〈答司馬諫議書〉，分析司馬光對新法的指責，言簡意賅，措辭委婉而堅決，表現(xiàn)了他堅持原則的政治態(tài)度。王安石的散文比較重視理論的說服力，較少注意醞釀氣氛，描摹物象，從感情上來打動讀者，因此他的散文一般立意超卓，具有較強的邏輯性和概括力，語言簡練樸素。這也是他文學主張的結果。 王安石的詩和散文一樣，具有充實的政治內容，傾向性十分明顯，表現(xiàn)出對人民的同情，對社會前途的憂郁。以及對傳統(tǒng)思想的反抗，充分抒發(fā)了他遠大的政治抱負和積極的人生態(tài)度。他的不少詠物懷古的詩篇，也大都寄托了他遠大的政治抱負和批判精神。 晚年罷相隱居以后，生活和心情的變化，引起了詩風的變化，創(chuàng)作了教多的描寫湖光山色的小詩，也岡多地注意對詩歌藝術的錘煉。名作很多，如〈船泊瓜州〉京口瓜州一水間，鐘山只隔數(shù)重山。春風又綠江南岸，明月何時照我還。這些小詩，新穎別致，煉字煉句妥貼自然，藝術上確實比早年成熟了，但往年詩中洋溢的那種政治熱情，這時是大大減退了。王安石(1) 王安石（1021—1086年） 字介甫，號半山，撫州臨川（今江西撫州）人，因此也稱王臨川�！安┪膹娪�，為文動筆如飛”，二十二歲中進士。1048年任鄞縣知縣，注意改革吏治，“起堤堰，決陂塘”，注意興修水利，并于青黃不接時“貸谷于民”，減少高利貸對農民的盤剝，又可使官倉的糧食“新陳相易”。不久任舒州通判，曾寫詩抒發(fā)“誅抑兼并”的政治主張：“豐年不飽食，水旱尚有時？”（《感事》）“俗吏不知方，掊克乃為材”（《兼并》），揭露吏治腐敗。1058年為三司度支判官，次年赴京上萬言書，主張變法，以“合于當世之變”。他認為變法的先決條件是選拔人才，因此主張廢除靠文辭取仕的科舉制度，要從“鄉(xiāng)黨”提拔官吏。他還認為國家財政困難，主要不是因為官多俸祿多，而應從增加社會財富入手，以發(fā)展生產作為理財?shù)那疤�。其意見未被仁宗采納。1067年，神宗即位，王安石受到重用，由江寧知府召為翰林學士。他向神宗提出“變風俗，立法度，最方今所急也�！笔艿缴褡诘馁p識。1068年（熙寧元年）宋神宗任用王安石主持變法。1069年設立“制置三司條例司”作為變法的領導機關。變法以理財為中心，目的是實現(xiàn)富國強兵。內容大致為理財、強兵、育才三個方面。理財方面主要有青苗法、農田水利法、免役法、均輸法、市易法、方田均稅法等；強兵方面主要有保甲法、保馬法、將兵法和設置軍器監(jiān)；育才方面編纂頒行《三經(jīng)新義》，作為變法的理論根據(jù)。王安石變法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大官僚、大地主對人民的掠奪，因此遭到他們的反對。王安石曾于1074年和1076年兩次被迫辭去宰相職務。1085年神宗一死，新法全部廢除。第二年，王安石也死去。后來被封為荊國公，也稱荊公。王安石變法雖然不能根本解決當時的社會矛盾，但在一定程度上扭轉了北宋“積貧積弱”的局面，緩和了階級矛盾。國庫收入增加并有積蓄。所以列寧稱他為“中國十一世紀的改革家”。王安石不僅是政治家，也是思想家，他的名言：“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反映了他的樸素唯物主義思想，這是王安石變法的思想基礎。王安石還是一個文學家，其主要著作有《三經(jīng)新義》、《字說》、《臨川集》等。 （選自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編：《中學歷史手冊》，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1986年版。） 王安石(2) 王安石（1021～1086） 北宋大臣。原籍撫州臨川（今江西撫州），生于臨江軍（治今江西清江）。字介甫，號半山。父王益，進士出身，長期在今江西、廣東諸州縣任職，卒于江寧府（治今江蘇南京）通判任上，全家舉遷后久居不去，江寧成為第二故鄉(xiāng)。幼隨其父遍歷各地，見多識廣，深諳民情。慶歷二年(1042)舉進士，出任
濰南東路（治今江蘇揚州）判官。慶歷七年(1047)，調任鄞縣（今浙江寧波東南）知縣，遍訪東西14鄉(xiāng)，部署水利興修，創(chuàng)導貸谷與民（為“青苗法”之發(fā)端），政績有聲，且對理財必須“資之天地”（即靠發(fā)展生產）有獨特的見解�；实v三年(1051)再調任舒州（今安徽懷寧）通判。時在京名人范仲淹、富弼等聞其文辭政事有聲，交表推薦，均以“家貧口眾”不愿就翰林館職，其間僅一年任太常寺群牧判官，堅請離京出任東南地方官吏，“得盡其才”。嘉祐二年(1057)即改任常州知州。次年移任提點江南東路（治饒州，今江西波陽）刑獄，不久入為三司度支判官。向仁宗上《言事書》，力言當從培養(yǎng)、使用人才的各個環(huán)節(jié)著手改革吏治，兼及理財、軍事等各方面的改革，實為后來變法的早期綱領或理論雛形。仁宗贊其文才，拔為知制誥，然對改革不加采納。再上《時政疏》（又名《本朝百年無事札》；一說呈于熙寧元年，神宗時，強烈呼吁及時改革，“有為之日，莫急于今日；過今日臣恐有無所及之憂”。嘉祐八年(1063)仁宗死，不久母喪回江寧守制，離職去。英宗在位四年，居家不出。 治平四年(1067)神宗即位，次年改元熙寧。由江寧知府改任翰林學士，應神宗之召，力主變法。熙寧二年(1069)二月，出任參知政事，入主制置三司條例司，準備變法。呂惠卿亦于同時被任為條例司檢詳文字，成為王安石變法行政副手。是年頒行均輸法、青苗法與農田水利法。次年，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任宰相。神宗罷制置三司條例，權歸中書。頒行保甲法與募役法（先在開封府試行）。此后三年內漸次頒行貢舉法、市易法、保馬法、方田均稅法與置將法；免役法在開封府試行次年即推行至全國。熙寧七年(1074)，因外有文彥博、司馬光，內有三后（仁宗后、英宗后與神宗皇后）激烈反對新法，鄭俠獻《流民圖》危言聳聽，又加新法要員呂惠卿與曾布互爭失和，神宗權罷新法，憤而辭職凡六次，出知江寧府，離相位而去。次年二月，復相，終因與神宗不合，變法進展困難，一年不到，再次辭相，出判江寧府，退居江寧半山園。封爵荊國公。晚年好佛，閑賦以著述《字說》為娛，仍不忘變法。元豐八年(1085)神宗死，次年，哲宗改元“元祐”，太皇太后高氏垂簾聽政，起用司馬光為宰相，先后罷免役、青苗法。是年四月病逝。謚“文”，故史稱“王文公”。有《王文公文集》、《臨川先生文集》及《周官新義》、《詩義鉤沉》輯本等傳世，余佚。 （選自夏東元主編：《中學百科全書·歷史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等1994年版。）著名書畫家劉海粟手書荊公詩王安石（1021-1086）字介甫，號半山，封荊國公，宋撫州臨川人，是北宋一位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文學家。 王安石少懷大志，博學多思，隨父宦游各地，目睹了北宋“民勞財匱”的社會狀況，在哲學，經(jīng)濟，教育倫理等方面，提出了一個完整的新的思想體系－“荊公新學”，旗幟鮮明的標明自己的唯物主義立場，給當時的思想界帶來一絲清新的空氣，對后來中國學術思想產生了較大的影響，也同時為王安石的的政治改革奠定了思想基礎。王安石自２２歲考中進士，踏入仕途，幾近三十年地方官生涯，興修水利，發(fā)展生產，局部地推行了改革弊政的革新措施。1059年寫了著名的《上宗仁皇帝言事書》，提出了全面改革的主張，為后來的熙寧新法構思了一幅初步的藍圖。1069-1076年，王安石兩度為相，在他的荊公新學思想基礎上，大膽的提出了“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振聲發(fā)饋的政治思想。為改變北宋“積貧積若非”的政治局面，王安石不顧守舊勢力的反對和阻撓，發(fā)動和領導了一場以“理財”“整軍”為中心，以“富國強民”為目的，涉及到社會，政治，經(jīng)濟，軍事，文化各方面各個方面的規(guī)模巨大，威武雄壯的社會變革運動。史稱“熙寧新法”。王安石因此被列寧稱贊為“中國十一世紀的改革家”。在文學方面，王安石不僅在理論上獨樹一幟，而且在創(chuàng)作實踐上別具一格。他的詩詞瘦硬雄直，散文說理邏輯嚴密，行文峭菝凌厲，給后人留下1540多首詩歌，800多篇散文的豐富文化遺產。其詩文《泊船瓜洲》中“春風又綠江南岸，明月何時照我還”堪為千古絕唱�！豆鹬ο� 金陵懷古》一詞寫景言志為詩詞名篇。散文《答司馬諫議書》《游褒禪山記》作為范文精選入中學課本。卓絕的文學造詣實為唐宋八大家之中堅，現(xiàn)存著作有《臨川集》，《臨川集拾遺》，《周官新義》，《宋說》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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