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傳奇 　　饒宗頤，1917年6月生于廣東潮州大富之家，字固庵，號選堂。 　　饒宗頤筆耕70年，著作約70余種，著述3000多萬言，治學之領域，遍及10大門類：敦煌學、甲骨學、考古學、金石學、史學、目錄學、詞學、楚辭學、宗教學及華僑史料等諸多學科。僅其中《20世紀饒宗頤學術文集》即浩浩12卷，洋洋1000多萬字；專著60多種，各種論文400余篇。饒宗頤通曉英語、法語、日語、德語、印度語、伊拉克語6國語言文字，其中古梵文、巴比倫古楔形文字等被形容為異國“天書”，他也精通。
　　
　　
　　余秋雨稱他為“國際矚目的漢學泰斗”、“整個亞洲文化的驕傲”；還斷言：只要香港有饒公，就不能算文化沙漠。 這位饒公，就是著名的國學大師饒宗頤。
　　在香港，饒宗頤是名人，也可算奇人。他博古通今，學貫中西，人稱“業(yè)精六學，才備九能”。然而，誰會相信，這位頂著香港中文大學名譽教授，美國耶魯大學、法國高等研究院、日本京都大學、北京大學等世界著名學府客座教授頭銜的大學問家，竟是從廣東潮州走出來的一名初中生！
　　
　　家學淵源：因緣際會出大師
　　
　　饒宗頤1917年生于廣東潮安縣城，其家族為潮州首富，在當?shù)氐挠绊懥�很大。身為長子的饒宗頤為何沒有按照世俗慣例繼承家業(yè)投身商海，而是走上了漫漫治學路？饒宗頤解釋說，他本來應該經(jīng)商，但他的興趣不在商，而在學問。饒宗頤的父親饒鍔既是商業(yè)巨子，同時也是大學者、南社成員，著有《王右軍年譜》、《〈佛國記〉疏證》、《漢儒學案》等，并且古文、辭賦、駢文都非常好。饒家還有十萬冊藏書聚于嘯天樓，《古今圖書集成》、《四部備要》、《叢書集成》等大型書籍均有收藏。饒宗頤的伯父既是畫家，又是收藏家，收藏的拓本、古錢等數(shù)量達千種。饒宗頤年幼時家境十分優(yōu)越，因此可以憑著自己的興趣遨游書海。他說，現(xiàn)在的大學生，畢業(yè)了都未必有他六七歲時看到的東西多。
　　父親對饒宗頤的影響很大。他舉例說，父親的《王右軍年譜》讓他喜歡上了書法；《〈佛國記〉疏證》播下了與印度的因緣，他后來去印度求學即與此有關。父親從小就訓練饒宗頤寫詩填詞，寫駢文散文。16歲時，饒宗頤頗有陶潛風格的詠優(yōu)曇花詩就引起了轟動。父親對饒宗頤影響最甚者，當數(shù)其編著的《潮州藝文志》。饒宗頤的父親不到50歲就去世了，他編著的《潮州藝文志》尚未完工，饒宗頤以15歲的少小年紀毅然接手，完成了父親的遺愿。后來《嶺南大學學報》特別推出兩期專號發(fā)表《潮州藝文志》，產(chǎn)生了廣泛影響，饒宗頤的學術地位得以確立。
　　從此，廣闊的學術道路在饒宗頤面前打開。中山大學校長鄒魯邀請他到該校廣東通志館擔任纂修《廣東通志?藝文錄》的工作。當年廣東通志館收藏的地方通志在全國排第二位，饒宗頤在那里不僅學到了藝文，也學到了地理。此后一個時期，饒宗頤側(cè)重從地方志入手，開展對地方古地理的研究。
　　由于抗日戰(zhàn)爭爆發(fā)，中山大學于1938年決定搬到云南，邀請饒宗頤去做研究員。這對初中沒有畢業(yè)的饒宗頤來說，很不容易。但是由于汕頭淪陷，阻斷了去云南的路程，饒宗頤只好繞道香港。他從梅縣經(jīng)惠州，徒步走了差不多一個禮拜才到香港。由于得了嚴重的瘧疾，骨瘦如柴，很多親戚朋友勸他留在香港。饒宗頤與香港的因緣由此拉開。從此，饒宗頤以香港為家，游學四海，放眼世界，成為享譽中外的一代國學大師。
　　商務印書館的老板王云五知道饒宗頤到香港后，邀請他幫忙編《中山大辭典》，具體編寫古籍篇名提要。這項工作為饒宗頤打下了扎實的學術功底。王云五還請他編八角號碼，用來查甲骨文、金文。這又給饒宗頤打下了甲骨文、金文的基礎。葉恭綽邀請饒宗頤編《全清詞鈔》，這又加深了他的詞學修養(yǎng)。
　　我們笑言，怎么這么多好事情都被您趕上了？饒宗頤拿出筆，在紙上寫下兩個字：因緣。他說，他今天成為一個學人，這是有因緣的。因緣很重要，就是條件好，應該有的條件都成熟了。有些人大半輩子的經(jīng)歷都花費在創(chuàng)造條件上了，很可惜，很浪費光陰。而他沒有這些曲折，似乎是生下來就機緣已熟，命定要做學問。他說：“很多的因緣圍繞著我，我確實比較幸運，但也說明我有做這些事情的條件，不是任何人都有這個因緣的�！�
　　
　　治學冶藝：文章浩氣起太初
　　
　　饒宗頤說，人家做學問，很多是從點做起，他做學問的方法不同，是從上下左右來找連帶關系。他用豐富的想像力，在別人看著沒關系的地方探究出其中的關系。這或許可以解釋饒宗頤何以能夠在諸多學術領域和藝術領域取得常人難以取得的成就。他對學術研究有著十分廣泛的興趣，這使得各個領域能夠互相聯(lián)系、互相啟發(fā)、相得益彰。
　　
　　饒宗頤認為，他長期生活在香港，是他能夠取得成就的一個天賜良緣。香港是一個國際化的大都市，對外交流十分頻繁，國際漢學界的各種新資料和新觀點都能及時掌握。這使得他可以到各國游學，學術足跡遍及世界，當然眼界大開�！疤斓卮笥^入吾眼，文章浩氣起太初”，學術館內(nèi)掛著的這幅大氣磅礴的對聯(lián)深刻地說明了他開闊的視野和博大的胸襟。
　　饒宗頤先生治學的另一個特點是敢于否定自己，不斷修正、自我改進。這可以用饒宗頤與顧頡剛先生之間的一段故事來做生動的證明。他曾經(jīng)參加顧頡剛主持的禹貢學會，在古史地方面進行了自己的研究，這就引起了顧頡剛的重視。當時顧頡剛請他編《古史辨》第八冊。饒宗頤為此作了很多扎實的準備工作。后來日本入侵，編撰工作耽擱下來，有些材料也在抗戰(zhàn)期間遺失。有趣的是，抗戰(zhàn)勝利以后，饒宗頤的個人史學思想發(fā)生了變化，認為《古史辨》的某些地方比較草率，尤其是辨?zhèn)畏椒ú怀墒�，有些提法不準確，所以《古史辨》第八冊他就沒繼續(xù)編下去。他也因此成了顧先生的“叛徒”。
　　饒宗頤認為，懷疑精神是做學問的基本條件之一，學術上就是要敢于懷疑。季羨林先生在評論饒宗頤時說：他最能發(fā)現(xiàn)問題，最能提出問題。饒宗頤認為這說出了他的心里話。
　　自我否定的另一面就是嚴格要求自己。饒宗頤說，他寫出來的東西不愿意馬上發(fā)表，一般要先壓一壓。他的許多文章是幾年前寫的，有的甚至有十幾年、二十幾年，都不發(fā)表。比如《郭子奇年譜》，寫的時候年方20，可50年以后才拿出來發(fā)表。
　　
　　文藝復興：反求諸己正當時
　　
　　2001年，饒宗頤先生在北京大學題為《新經(jīng)學的提出――預期的文藝復興工作》的演講中，提出了中華民族文藝復興的宏大課題，產(chǎn)生了很大的影響。我們問饒宗頤提出文藝復興的依據(jù)何在？他解釋說：“西方的文藝復興其實是對希臘文化的重新整理，它帶動了整個歐洲的文化。近年來，由于中國出土文獻的極大豐富，21世紀應該是重新整理古籍的時代，因此他充滿信心地預言，21世紀將是我們國家文藝復興的時代�！�
　　如何才能實現(xiàn)文藝復興呢？饒宗頤的設想是重新塑造“新經(jīng)學”。他說，經(jīng)書是我們的文化精華和寶庫，是國民思維模式、知識含蘊的基礎。重新認識經(jīng)書的價值，意義重大。但經(jīng)學的重建，又有許多繁重的工作要做，它不僅局限于文字上的校勘解釋，更重要的是把過去的經(jīng)學材料、經(jīng)書構成的古代著作，重新做一次總的檢討。經(jīng)書的內(nèi)容，不講空頭支票式的人類學，而是實際受用且有長遠意義的人智學。
　　那么，經(jīng)書的重要性在哪里呢？饒宗頤認為，經(jīng)書對推進現(xiàn)代社會的精神文明建設，有非常重大的作用。經(jīng)學的重建，是我們推進精神文明建設的基礎工作之一。《漢書?藝文志》把《樂》列在前面，樂以致和，“致中和，天地位，萬物育”，“和”表現(xiàn)了中華文化的最高理想。在科技領先的時代，更應發(fā)揚光大，以免把人淪為物質(zhì)的俘虜。
　　饒先生把古經(jīng)典舊本子的出現(xiàn)和整理，上升到“弘揚我們的民族精神和先進文化的光輝，培養(yǎng)我們對過去知識的新的理解”的高度來認識。他說，我們對古代文獻不是不給予批判，而是要推陳出新，與現(xiàn)代接軌，把前人保留在歷史記憶中的生命點滴和寶貴經(jīng)歷的膏腴，給以新的詮釋。
　　饒宗頤對這方面的工作顯得十分急迫。他認為，中國已成為世界國家的一個環(huán)節(jié)，在全球性的總的考察下，中國的考古、古文明研究，和世界分不開，如果自己不做，將有別人“越俎代庖”，所以我們不能不奮起直追。當前是科技帶頭的時代，人文科學更要跟上，“人”的學問和“物”的學問同樣重要。我們應該好好認識自己，自大與自貶都不必要。我們的價值判斷應該建立在“自覺”、“自尊”、“自信”的基礎上，以“求是”、“求真”、“求正”為目標，去完成我們的任務。饒宗頤說，從洋務運動以來，國人對自己的傳統(tǒng)文化失去了信心，外來的沖擊使得許多知識分子不惜放棄本位文化，向外追逐馳騖，已經(jīng)動搖了國本�！爸�彼”的工作還沒有做好，“知己”的功夫卻甘自拋擲�，F(xiàn)在，應該是反求諸己、回頭是岸的時候了。
　　（7月4 日《中國藝術報》，作者為該報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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