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的星巴克咖啡店,潘忠禮博士打開筆記本,和遠在大洋彼岸的妻子張瑞紅取得了視頻連線,兩人一起,與記者聊起了人才這個話題。 　　潘忠禮是第一個獲得“美國農業(yè)部青年科學家獎”的華裔科學家,他是生物與農業(yè)工程學專家、在食品安全領域的技術研發(fā)引人注目。2008年,他又獲得了“美國青年科學家總統(tǒng)獎”,這是美國政府為青年科學家設的最高獎。2009年3月,在“影響世界華人大獎”的領獎臺上,一同獲獎的文學泰斗查良鏞(金庸)和諾貝爾化學獎獲得者錢永健都對他說:“謝謝,你讓我們吃得更放心了!”
　　潘博士的妻子張瑞紅教授是美國農業(yè)生物工程學會青年學者獎的第一位女性獲得者,他們兩人先后擔任華人農業(yè)、生物與食品工程師協會主席。
　　在對話的過程中,兩位科學家不斷提到“興趣”是一個人成為人才的必要條件。通過視頻,記者正好能看到他們的小女兒,拿著畫板躲在媽媽身后,悄悄地畫著什么。沒有人打擾她的自娛自樂,也許,這種對孩子的尊重和“縱容”,正是對她成才最大的幫助。
　　
　　“人盡其才就是人才”
　　
　　記者:人們常說,二十一世紀最缺的就是人才。那么,你認為什么樣的人才能被稱為人才?中美兩國的人才觀有什么不同?
　　潘忠禮:不同時代、不同社會對人才的確有不同的理解。中國很多人認為大學畢業(yè)、特別是知名大學畢業(yè)就是人才。但在美國,人們普遍認為只要你適合做某一方面的工作,那你就是這方面的人才。在美國,人才的標準并不看重學歷背景,也不在于知名與否,關鍵是看能否為社會做出貢獻。就我自己的理解,只要一個人能夠人盡其才,就是人才,盡管不一定是精英人才。
　　記者:現在很多大學生甚至是研究生連工作都找不到,更不要說人盡其才了。在你看來,為什么會這樣?
　　潘忠禮:首先,從學生的角度考慮,大學生應該努力符合社會的需要。學生找工作的時候,無論是企業(yè)、事業(yè)還是政府部門,他應該能夠告訴這個部門我能給你做出什么貢獻,而不僅僅是展示從哪個大學畢業(yè)。其次,從用人單位的角度看,企業(yè)不應該為節(jié)省開銷而在雇傭人才上省錢,企業(yè)應該更好地看到知識的價值而不僅僅是勞動的價值,更好地認識并發(fā)揮大學生的作用。
　　有一個企業(yè)老總曾很自豪地跟我講:我招來大學生,首先就要他們到車間里掃地去。這就是浪費。一個企業(yè)既然招了人,就應該人盡其才,應該用他的知識創(chuàng)造更高的財富。原來我們認為只要吃苦耐勞,就能為企業(yè)創(chuàng)造價值,但是現在,是靠知識技術來為社會創(chuàng)造價值,只有知識才能使企業(yè)在競爭中具有優(yōu)勢。
　　
　　“興趣決定了一個人的快樂和對事業(yè)的付出程度”
　　
　　記者:大學是精英人才培養(yǎng)的一個重要環(huán)節(jié)。但其實人才的培養(yǎng)并不只是從大學開始。美國之所以出了許多精英人才,是跟整個教育體系分不開的。你認為美國教育體系有哪些過人之處呢?
　　潘忠禮:你說得很對。人才的培養(yǎng)總是可以追溯到中小學甚至幼兒園的教育。總體來說,美國的教育更鼓勵學生的創(chuàng)新參與和領導能力的培養(yǎng),而不僅僅是為了應付考試。舉個例子,比如學習世界史,美國的中小學老師會讓孩子們去選一個比較感興趣的歷史人物,進行角色扮演,比如我兒子當年就扮演秦始皇,還借了服裝來穿。扮成不同歷史人物的孩子相互用歷史知識進行交流,這樣一是親切,二是容易記得住。
　　張瑞紅:中國的傳統(tǒng)教育是一種服從式教育,老師讓做什么就做什么,比如說小學里老師喜歡讓孩子們把手背到后面去,這樣造成的結果是學生越來越不敢講話,總是怕說不對,這樣就很難有創(chuàng)造性思考,導致很多學生到美國留學之后,一直去猜測迎合導師的想法,而不是去向導師提出問題。在美國,教師說話比較直接,他認為不對的會跟你講,你有不同的意見他也會跟你去討論。這樣不但解決了心中的疑問,而且還培養(yǎng)了交流能力�，F在的很多工作不是一個人能做的,需要一個團隊溝通合作。美國教育把這一點放在了靠前的位置,這很重要。
　　記者:但是很多人認為美國的中小學教育要比中國的差。你怎么看待這個問題呢?
　　潘忠禮:通常人們會發(fā)現美國的中小學基礎教育同中國相比會差一些。但總體上,美國學生的動手能力和解決問題的能力更強。尤其是讀研究生的學生,整體素質比較高。更重要的是,美國的學校很看重對學生興趣的發(fā)現、培養(yǎng)和保護。大多數學生是因為對科學研究具有濃厚的興趣而上學或者深造,而不是只是為了將來找一個好工作而上研究生。濃厚的科學研究興趣,加上良好的教育和科研環(huán)境,是美國科學技術創(chuàng)新和造就精英人才的基本條件。
　　記者:也就是說,興趣和熱愛是年輕人最好的老師?
　　潘忠禮:是這樣的。不管是學習還是工作,沒有興趣就去做,就會有一定的盲目性。在美國,不光是大學生,還有許多中學生,都會到大學的研究室和研究生一起工作,或者到公司里去實習。這樣,在沒有擇業(yè)之前,他們就會對這些學科和工作有一些了解。舉個例子,我所住的區(qū)域有一個高中,老師讓學生花6個小時,去找任何領域的工作人員,跟著他工作,不需要做什么,只需要記錄工作過程就可以了。找到我的這個學生對工程一點也不了解,他對藝術比較感興趣。但他跟了我6個小時后,說潘博士,我覺得你的工作給我們的生活帶來了很多好處啊,他就開始對工程感興趣了。
　　再比如,中國的大學現在本科階段有一百多個專業(yè),學生上大學之前很難清楚將來學的到底是什么。在美國也有這個問題,但他們的大學每年都有一個對社會的開放日,告訴公眾他們都在做哪些科學研究,為什么要做這個科學研究,這個科學研究對社會有什么影響,家長和孩子也可以和教授有深入的交流。這樣就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學生選擇專業(yè)的盲目性。另外,大學對學生的興趣是非常尊重的。學生學了一兩年后覺得對其他的方面更感興趣,可以比較容易地轉專業(yè)或者學校,學習能力比較強或者有興趣的可以提前畢業(yè),有一些學習比較慢的也可以推遲畢業(yè)。興趣決定了一個人的快樂和對事業(yè)的付出程度。
　　記者:過去的幾年里,我們看到許多校園暴力和學生跳樓等事件的報道,這是否跟缺乏快樂教育有關呢?
　　潘忠禮:談到這里,我想說的是,除了興趣和快樂,自信心的培養(yǎng)也很重要。學生更多的是需要鼓勵。美國學生自信心很強,有自信才有更好的想法。在美國,學生們做同一件事,做得好的受表揚,做得不好的,老師也會說挺好的,但是努力一下,能夠做得更好。在美國班里沒有班長和課代表,大家愿意參與的話,就組織一個俱樂部,學生們都可以去競選。不是我看著你行,才去培養(yǎng)你。
　　美國學校倡導的座右銘基本上都是讓人去尊重別人,這樣社會上才能形成一個相互尊重的氛圍,大家都比較有自信,跳樓的可能就相對少了。如果社會使一個人沒有希望沒有位置,那他跳樓的概率就更大。在美國,有一些家庭比較困難的學生,不得不去上一些州立大學或者二三流學校。但他在這個學校上了兩年,如果成績優(yōu)秀,也可以轉校到好的名牌大學,像奧巴馬就是這樣。美國的教育制度允許不同層次的學生都有機會進入高層次。在某一階段你沒有顯現出你的能力,在另一階段仍然給你機會,這樣公平的機制也是使大家心態(tài)比較平和的原因。
　　還有一個需要考慮的是社會責任感問題。亞裔的學生,學習壓力比較大,對導師不滿意的時候,采用的手段比較容易極端,不習慣反省自己,而是認為別人做錯了。這是一種缺乏社會責任感的表現。美國的家庭從小就注重培養(yǎng)孩子對社會的責任感。我兒子十歲的時候,每天放學之后都要去送報紙,周末的時候天不亮就要起來。美國大學在招生的時候也會看你有沒有社會責任感,比如在上小學中學的時候有沒有去為老人服務,通過這些可以反映出這個學生關不關注社會,還是只關注學習。
　　
　　“先要把人做好,知道自己想干什么”
　　
　　記者:現在一方面有許多中國學生到海外留學,另一方面一些“海龜”在國內又很難找到工作,你覺得這是不是說不是每個人都適合留學?或者說一些人的留學是一種“過度教育”?
　　張瑞紅:我認為每個人有機會的話,都應該出來走一走。不管以什么方式出來,不管以什么目的出來,他或她所接觸的思維和文化都不一樣,在這種接觸過程中他們會更好地看到和發(fā)展自己的興趣。我覺得我會鼓勵國內的學生走出來,不管是什么目的,不管是否留下來,留學的經歷對年輕人都是有利的。
　　記者:就你個人的經歷來看,你有什么經驗可以告訴那些即將出國留學的年輕人?
　　張瑞紅:我覺得每一步路都有每一步的機會,對于那些準備出國的人來說,最重要的一是要踏踏實實學習好做人,二是要時刻了解自己的興趣在哪里。出國留學不是非要追求什么利益不可,也不見得光是聰明就夠了。先要把人做好,知道自己想干什么,這樣成功的機會才會更大。
　　記者:現在許多在美國成才的學生不愿意回國來工作,有人認為這是不愛國的表現。你如何看待這個問題?
　　潘忠禮:我個人認為中國學生留在國外還是回國工作,這和愛不愛國沒有必然的聯系。實際上,中國留學生在國外學習和接受教育,通常所在國也并不會認為他們培養(yǎng)了你,你就應該留下來�，F在中國也接受很多國家的留學生,這種國際間的交流將會越來越多,中國也從來沒有要求這些其他國家的留學生學成后留在中國。我想最重要的不是在哪里工作,而是怎樣才能使一個人充分發(fā)揮其聰明才智,為社會做出最大的貢獻。畢業(yè)后回到國內工作固然可以為中國的發(fā)展直接做出貢獻,但留在國外工作的許多人也可以起到在中國工作所起不到的作用。他們對促進科學技術和文化的交流,也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就我們個人來講,我們現在在國內的一些單位都有兼職,我們的實驗室里也有來自中國的學生和學者,大家一起為推動中國在國際上的科學技術、教育和商業(yè)上的合作都在發(fā)揮積極的作用。我可以肯定地講,如果我們當時畢業(yè)后馬上回中國工作,我們現在所發(fā)揮的作用可能是無法實現的。
　　(摘自《環(huán)球》雜志2010年第11期,作者為該刊記者和實習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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