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歲末，從北京傳來好消息：經(jīng)過幾年的反復(fù)報批，我的一百五十萬字的紀實長篇《“四人幫”興亡》（上、中、下卷）獲得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審讀通過、國家新聞出版總署批準，將在2009年由人民日報出版社修訂出版。
　　《“四人幫”興亡》是我付出精力最多、經(jīng)過二十多個春秋采寫終于完成的長卷。
　　
　　 最初從兩本書中得到啟示
　　
　　我寫“四人幫”，最初是從兩本書中得到啟示的：
　　一是當時陸陸續(xù)續(xù)讀到的巴金的《隨想錄》。巴老對于“文革”的深刻、尖銳的鞭笞，給了我以思想上的震撼。
　　巴金說：“張春橋、姚文元青云直上的道路我看得清清楚楚。路并不曲折，他們也走得很順利，因為他們是踏著奴仆們的身體上去的。我就是奴仆中的一個，我今天還責備自己。我擔心那條青云之路并不曾給堵死，我懷疑會不會再有‘姚文元’出現(xiàn)在我們中間。我們的祖國母親再也經(jīng)不起那樣大的折騰了�！�
　　巴金說出了振聾發(fā)聵的話：“只有牢牢記住‘文化大革命’的人才能制止歷史的重演，阻止‘文化大革命’的再來。”
　　另一本給我以啟示的書是美國威廉?夏伊勒所著的長卷《第三帝國的興亡――納粹德國史》。作者掌握了納粹德國的四百八十五噸檔案，花費五年半時間，寫成一百三十萬字的長篇。
　　在卷首，作者引用了桑塔亞那的一句格言，那含義與巴金不謀而合：
　　“凡是忘掉過去的人注定要重蹈覆轍�！�
　　十年浩劫給中國人民帶來的巨創(chuàng)，絕不亞于當年希特勒納粹給德國人民帶來的痛楚。
　　經(jīng)過二十多個春秋的努力
　　我作為上海作家，也從上海的歷史及其相應(yīng)的文學(xué)作品加以考慮：
　　關(guān)于上海的開埠和“洋人”們進入上海，已經(jīng)有了長篇小說《上海――冒險家的樂園》；
　　關(guān)于20世紀30年代的上海，有柯靈寫的電影《不夜城》；
　　關(guān)于上海解放的，有電影《戰(zhàn)上�！�；
　　關(guān)于20世紀50年代的上海，有周而復(fù)的長篇小說《上海的早晨》。
　　我以為，內(nèi)中有兩個上海的重大歷史題材，尚無相應(yīng)的文學(xué)作品：
　　一是1921年中國共產(chǎn)黨在上海誕生，用毛澤東的話來說，這是“開天辟地”的大事，卻沒有一部相應(yīng)的長篇文學(xué)作品；
　　二是20世紀60年代至1976年10月，“上海幫”（“四人幫”）的出現(xiàn)、發(fā)展以及覆滅，這一重大當代史題材，也沒有相應(yīng)的文學(xué)長篇。
　　我決心填補這兩個空白。
　　關(guān)于中國共產(chǎn)黨在上海的誕生歷程，我寫出了長篇紀實文學(xué)《紅色的起點》。
　　然而，著手寫《“四人幫”興亡》之后，很快就發(fā)覺題材太大，篇幅甚巨，一下子難以下筆。于是，我又改變了寫作計劃，即把這一“母題”分切為四個子題，分為四部長篇，即：《江青傳》、《張春橋傳》、《姚文元傳》、《王洪文傳》。總書名也就相應(yīng)改為《“四人幫”全傳》。
　　1986年10月，為了慶賀粉碎“四人幫”十周年，一家出版社得知我的寫作計劃，要我把已經(jīng)完成的初稿，以《浩劫》為書名，作為“重中之重”，決定以一個月的速度出版（在當時已經(jīng)是很了不起的出版速度）。
　　在書稿付廠排印之后，我忽然接到出版社的電報，要我馬上從上海乘飛機趕去，有要事商議。我匆匆趕去，方知《浩劫》因故停止排印。我拎著一大包手稿，懷著沉重的心情，飛回上海。
　　后來我才知道，有人主張“淡忘‘文革’”，所以對“文革”題材書籍嚴加控制。盡管在當時無法出書，我仍毫不灰心。我以為，這是一部重大題材的書，需要精心創(chuàng)作、精心修改。我花了一年多時間，埋頭于修改、補充。
　　終于，中國的政治氣氛變得寬松。從1988年初起，在半年的時間里，陸續(xù)出版了《“四人幫”全傳》初稿。
　　這四本書初版本的第一次印數(shù)，頗為耐人尋味：
　　《江青傳》，二十萬冊；《張春橋傳》，十五萬冊；《王洪文傳》，十三萬冊；《姚文元傳》，五萬冊。
　　這印數(shù)，其實從某一方面反映了“四人幫”四個人的不同的歷史影響力，也反映了普通百姓對他們不同的“興趣度”。
　　這四本書初版本的出版，引起各方注意。許多報紙加以轉(zhuǎn)載或者發(fā)表報道、評論。
　　我以為初稿還很粗糙，又繼續(xù)進行修改、補充。在1993年，出版了《“四人幫”全傳》修訂本。
　　《“四人幫”全傳》出版之后，成為遭受盜版的重災(zāi)戶。光是我所收集到的《江青傳》盜版本，竟然達八種之多！
　　
　　《“四人幫”全傳》是四本各自獨立而又相互關(guān)聯(lián)的系列書。在寫作《“四人幫”全傳》的時候，感到存在這樣的難題：
　　“四人幫”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就拿批判《海瑞罷官》來說，在《江青傳》中要寫到，在《張春橋傳》、《姚文元傳》中也要寫到。如果都寫，彼此有重復(fù)感。如果只在《江青傳》中寫到，《張春橋傳》、《姚文元傳》中不寫，則又不行，因為批判《海瑞罷官》畢竟是張春橋、姚文元歷史上的重大事件。
　　為了解決這一難題，我在寫作的時候，有一詳略總體考慮：
　　某一事件以某人為主，則在此人傳記中詳寫，而他人傳記中則略寫。仍以批判《海瑞罷官》來說，《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是姚文元寫的，在《姚文元傳》詳寫，而在《江青傳》、《張春橋傳》中略寫。采取這樣詳略有別的方法，大體上解決了王張江姚這四本長篇傳記的互相重復(fù)問題。
　　不過，王張江姚畢竟是一個“幫”，是一個整體。在完成《“四人幫”全傳》之后，我又著手把四本書合并成一本書，把“子題”合并為“母題”，回歸最初的創(chuàng)作設(shè)想，書名改為《“四人幫”興亡》。
　　在《“四人幫”興亡》中，把“四人幫”作為一個“幫”來寫，不僅把“四人幫”的興衰清楚地勾勒出來，而且完全解決了彼此的重復(fù)問題。
　　經(jīng)過前后二十多年的努力，經(jīng)過多次修改和不斷補充，我終于完成了一百五十萬字的長卷《“四人幫”興亡》。
　　
　　從大量檔案中追尋歷史真相
　　
　　在《“四人幫”興亡》出版之際，回顧漫長而又艱難的創(chuàng)作歷程，感慨萬千……
　　歷史的迷霧需要經(jīng)過時間的沉淀，才能漸漸看清。大量地收集各種“文革”資料也需要時間。
　　我希望本書不僅僅是文學(xué)作品，而且具有一定史料價值。正因為這樣，我在寫作中十分尊重史實，以大量掌握第一手資料作為前提。
　　我所需要參考的檔案絕大部分被視為“禁區(qū)”，不可接觸。差不多每去一處查看“文革”檔案，都要花費很多口舌。
　　為此，我向上海作家協(xié)會黨組遞交了創(chuàng)作報告，并報中共上海市委宣傳部，獲得支持，使我得以進入種種“禁區(qū)”。
　　我吃驚地發(fā)現(xiàn)，“文革”檔案處于相當混亂之中。比如，張春橋在安亭事件時給王洪文所簽的“五項條件”手稿，是研究上�！耙辉赂锩�”的重要檔案，竟在一個與此毫不相干的檔案室里收藏著。又如，姚文元之父姚蓬子的檔案，我在上海市公安局檔案室里找不到(在“文化大革命”中已被作為“防擴散”材料燒毀)，卻在上海華東師范大學(xué)的檔案室里被我偶然翻到。因為姚蓬子曾經(jīng)擔任上海師范學(xué)院教師，而上海師范學(xué)院又一度是上海華東師范大學(xué)的一部分。
　　上海第一醫(yī)學(xué)院一個“造反兵團”頭頭的工作筆記本，引起我的注意。因為此人的筆頭甚勤，看見街上貼了什么大字標語，都要記下來；出席“市革委會”會議，誰發(fā)言他都記下來，所以他的十幾本工作筆記本，成了研究上海“文革”可供參考的資料之一。
　　張春橋之妹張佩瑛在1954年所寫的一份自傳，其中有不少內(nèi)容可供寫作《張春橋傳》時作參考。那時，張春橋尚未“青云直上”，內(nèi)容大都真實可靠。
　　在“文革”中，當王洪文青云直上的時候，曾叫人捉刀，寫了一本三四萬字的“大事記”，詳述王洪文造反之初的歷史。這份“大事記”在王洪文被捕后，他的小兄弟曾打算塞進一段鐵管里，兩頭焊死，埋于黃浦江江堤之上。我得知有這么一份重要檔案，追蹤尋找，終于在上海國棉十七廠查到。我家在上海西南角，國棉十七廠在上海東北角，我要斜穿整個上海市區(qū)，換好幾輛公共汽車。往往清早6時離家，8時多才能到達國棉十七廠。在這家工廠的人事科，一邊閱讀，一邊抄錄，花費了幾天時間。這份“大事記”成為我寫作《王洪文傳》很重要的參考材料。盡管這份“大事記”吹噓王洪文的“光榮史”，但所載事件的日期基本準確，而且內(nèi)中提到的事件發(fā)生的地點、人名，都成了我作進一步采訪弄清真相的線索。
　　
　　同樣，我查到姚文元親筆填寫的履歷表，也為我寫《姚文元傳》提供了很多方便。
　　有一回，我在某檔案室查到一箱重要檔案，花了一個星期，天天前去摘抄，雖然抄得非常吃力，但收獲頗大，這使我非常高興。
　　圖書館是我創(chuàng)作的另一“方面軍”。
　　張春橋、姚文元、姚蓬子是作家，我必須查閱他們的全部作品。
　　江青20世紀30年代在上海時，也寫了不少文章，大報、小報關(guān)于她的報道多達二百二十一篇，也必須逐一查閱、復(fù)印。
　　去圖書館查閱“文革”資料，手續(xù)也夠麻煩的。幸虧我已經(jīng)有了與檔案部門打交道的經(jīng)驗，何況圖書館終究是文化部門，比之組織部門更能與我接近，終于逐一打開大門，讓我查閱、復(fù)印。
　　當年的各種“文革”小報、傳單，雖然有的不甚準確，有的甚至摻假，但只要加以鑒別，仍不失為重要參考資料。例如，那各種不同版本的《林彪選集》、《江青文選》、《中央首長講話集》，都有一定參考價值�！拔錆h三司革聯(lián)司令部秘書組編”的《廬山會議文件集》，內(nèi)中收入關(guān)于廬山會議的文件、講話，很有參考價值。那本在“文革”中用紅塑料封皮精裝的《兩報一刊社論選》，是研究“文革”必不可少的參考資料，為我節(jié)省了查閱社論的時間。
　　說來也有趣，當年幾乎能一口背誦的《毛主席語錄?再版前言》，我要用時卻查不到。為什么呢?自從林彪“折戟沉沙”之后，按照當時的規(guī)定，必須從每一本《毛主席語錄》中撕去《再版前言》。我翻了一本又一本“紅寶書”，都不見《再版前言》。幸虧找到一本“漏網(wǎng)的”，上面居然還保存著《再版前言》！
　　當年的《工人造反報》、《井岡山報》、《新北大》、《紅衛(wèi)戰(zhàn)報》、《文藝戰(zhàn)報》等，我都逐一查閱。我偶然發(fā)覺，當年上海的《支部生活》雜志，刊載一系列“文化大革命”期間的中央文件，當即復(fù)印。
　　我得到有關(guān)部門的支持，獲得當年上海向中央專案組有關(guān)江青、張春橋、姚文元的上報資料……
　　后來，我在美國加利福尼亞大學(xué)伯克利分校的中國問題研究所，查閱了《新編紅衛(wèi)兵資料》（《A NEW COLLECTION OF RED GUARD PUBLICATIONS》），共二十大本，內(nèi)中收入中國“文革”中各地紅衛(wèi)兵及其他群眾組織出版的小報（又稱《文革小報》）。有《井岡山》、《農(nóng)奴戟》、《六月天兵》、《北京公社》、《赤衛(wèi)軍》、《民院東方紅》、《長纓》、《長江風云》、《常州工人》、《八八戰(zhàn)報》、《安徽八?二七》，等等。還有香港東方出版社出版的《“文化大革命”博物館》上下卷大畫冊、《中共“文革”運動中的組織與人事問題》，等等。他們也收藏上�！拔母铩笔妨险�理小組編輯的《上�！拔幕�大革命”史話》一至三卷以及北京國防大學(xué)內(nèi)部出版的三大卷《“文化大革命”研究》。
　　我對他們收藏的臺灣《中共研究》雜志社出版的《中共年報》（1968年前稱《匪情年報》）發(fā)生了濃厚的興趣。這套書，一年一厚冊。我多次到那里，逐年細細查閱。雖然是臺灣出版物，帶有明顯的國民黨的政治傾向，但是其中一些文章和資料，還是頗有參考價值。比如，在1969年出版的《中共年報》中，對中共九屆中央政治局委員作了詳細介紹。內(nèi)中關(guān)于江青的介紹，大約有五千字，詳細記述江青的身世、30年代在上海的影劇活動、進入延安的情況、“文革”中的崛起等。內(nèi)中寫及與江青十分熟悉的姚克（電影《清宮秘史》編�。�對江青的評價：“不結(jié)人緣，落落寡言”，“為人器量狹小，心狠手辣；得意時高視闊步，睥睨一切”，“野心甚大，睚眥必報”。年報中關(guān)于張春橋的介紹更為詳盡，長達萬字。文中說：“張春橋和江青、姚文元等都是靠‘文革’起家的，我們可以稱他為‘文革派’�！迸_灣在1969年對于正紅得發(fā)紫的“文革派”人物江青、張春橋、姚文元的評述，是有一定的參考價值的。
　　
　　尋訪歷史的當事人
　　
　　那些“文革”的“死材料”幾十年后以至幾百、幾千年后，后人仍可查到。挖掘“活材料”以至搶救“活材料”，是一項極為重要、刻不容緩的工作�！拔母铩钡脑S多當事人尚在，必須趕緊做好采訪工作。于是我采取了大量查閱“文革”檔案、資料的“死材料”與采訪歷史當事人的“活材料”相結(jié)合的工作方法。
　　同時我以為，進行“文革”史的采訪，既要廣泛訪問在“文革”中蒙冤受屈者，同時也應(yīng)訪問那些“文革大員”。1986年10月9日《社會科學(xué)報》發(fā)表報道《葉永烈談要研究“文革”》一文，我對該報記者說過：“現(xiàn)在，‘文革’剛剛結(jié)束十年，可是‘文革’材料分散各處，很多飽經(jīng)風霜的老同志要請他們留下口碑，那些‘文革’‘風云人物’，也應(yīng)讓他們留下史料，這些都有待人們趕著去做�！�
　　
　　在采訪時，我一般盡量爭取被采訪者的同意，進行錄音，這些錄音磁帶，我作為史料永久保存，并擬在若干年后捐贈給歷史學(xué)家或者我在1986年曾建議成立的“文革”研究所(當時許多報刊刊登了我的關(guān)于成立“文革”研究所的建議)。因為錄音遠比筆記準確、詳細，而且所作速記往往只有我自己看得懂，后人難以看懂。
　　這些年來，我走南闖北，走訪了眾多的“文革”受害者，記下中國歷史上那苦難的一頁。
　　北京大學(xué)原校長兼黨委書記陸平，是“文革”的“重災(zāi)戶”�！拔母铩钡谝慌冢�打的就是他。他很詳細地向我講述了自己在“文革”中的苦難經(jīng)歷。
　　在北京陸定一家中，我與嚴慰冰的胞妹嚴昭多次長談�！皣牢勘�案件”(簡稱“嚴案”)是“文革”大案之一，嚴昭痛訴林彪、葉群對嚴慰冰的令人發(fā)指的殘酷迫害。她還由“文化大革命”回溯到延安時代，談到那時的嚴慰冰與葉群的沖突，談到那時陸定一與嚴慰冰的戀愛、結(jié)婚，談到毛澤東、周恩來、任弼時的戎馬生涯等。
　　賀綠汀是張春橋、姚文元的“死對頭”。在“文革”中，賀綠汀堅強不屈，人稱“硬骨頭”。我多次訪問賀綠汀，請他詳細地敘述他與姚文元關(guān)于德彪西的論戰(zhàn)和他在“文革”中與張、姚的斗爭。
　　東海艦隊司令陶勇之死，是“文革”大案之一。為了探明陶勇之死，我一次次訪問東海艦隊司令部，走訪他的幾位老秘書、他的家屬以及有關(guān)當事人，甚至訪問了當年解剖陶勇尸體的醫(yī)生。
　　秦桂貞是江青20世紀30年代在上海時借住的那家的女傭，深知江青底細，為此，秦桂貞在“文革”中被江青騙往北京，投入秦城監(jiān)獄。尋訪秦桂貞頗費周折，因為她早已退休，很難尋找。經(jīng)過友人幫助，這才在一鮮為人知的地方找到了她。然而，她卻又不愿接受采訪，因為有關(guān)部門已對她作了一些規(guī)定，務(wù)必辦妥必要的手續(xù)，才予接待。于是，我只得再奔走，辦妥手續(xù)，秦桂貞給予了接待。她一打開話匣子，我才發(fā)現(xiàn)，她是一位非常熱忱的老人。雖然文化粗淺，但記憶力甚好，敘事也有條有理。說到江青恩將仇報，她咬牙切齒，潸然淚下。她四小時的談話，為我寫江青提供了翔實而豐富的“活材料”。此后，我們成了很好的朋友。我常去看望她。她甚至帶我到江青當年在上海的住處。直到她離開人世，我還參加了她的追悼會。
　　在最高法庭審訊江青時，與秦桂貞同去北京、出庭作證的是鄭君里夫人黃晨。在20世紀30年代，她叫江青“阿藍”，江青叫她“阿黃”。她倆往往同買一塊料子，同做一色上衣�？墒�，在“文革”中，江青對知情甚深的鄭君里、黃晨進行殘酷迫害。黃晨的回憶，清楚地刻畫出當年江青的形象。我慶幸及時采訪了黃晨。不久之后，她便病逝了。
　　毛澤東的兒媳劉松林、劉少奇夫人王光美、陳云夫人于若木，在“文革”中深受江青迫害。我分別采訪了她們。
　　王觀瀾夫人徐明清，是江青當年在滬時的團支部書記，江青進入延安又是她介紹的，是極為重要的知情人。我在北京對她進行了多次采訪。
　　
　　在北京，我還采訪了原“中央文革”小組副組長劉志堅將軍；江青前夫黃敬(即俞啟威)之胞妹俞瑾；采訪了王稼祥夫人朱仲麗(《江青秘傳》作者，曾經(jīng)為毛澤東、江青看病)；曾經(jīng)為毛澤東侍讀的蘆荻教授，她向我講述了“批《水滸》運動”的來歷……
　　在四川，中共中央辦公廳原副主任、中央警衛(wèi)團團長張耀祠將軍，接受了我的采訪，第一次詳細透露了親手拘捕江青的全過程。
　　在美國，我采訪了紅衛(wèi)兵領(lǐng)袖、當年清華附中學(xué)生駱小海。他是紅衛(wèi)兵的倡議者之一，也是所謂紅衛(wèi)兵“三論”，即《無產(chǎn)階級的革命造反精神萬歲》、《再論無產(chǎn)階級的革命造反精神萬歲》和《三論無產(chǎn)階級的革命造反精神萬歲》的起草者。
　　在上海，《解放日報》原總編王維；《解放日報》原副總編夏其言；《文匯報》原總編陳虞孫；《文匯報》原辦公室主任全一毛；上海出版局原局長、著名雜文作家羅竹鳳；上海圖書館參考書目部原主任葛正慧；中共上海市委教衛(wèi)部原部長常溪萍的夫人陳波浪……他們從不同的角度揭發(fā)了江青、張春橋、姚文元在上海的劣跡。
　　為了弄清姚文元新中國成立前入黨的經(jīng)過，當年他的入黨介紹人、支部書記、支委給我諸多幫助。他們和我一起聚會，共同回憶。這樣相互啟發(fā)，你一言，我一語，使回憶變得更為準確、豐富。
　　老作家樓適夷則向我暢談了他所知道的姚蓬子。他還介紹我去采訪了姚蓬子的胞妹，使我對姚家的身世有了第一手的了解。我前往姚文元的故鄉(xiāng)――浙江諸暨采訪，姚公埠的老鄰居以及諸暨縣檔案館給予熱情接待；關(guān)于姚蓬子在南京獄中的情況，我訪問了當年國民黨中將湯靜逸先生。很可惜的是，我曾向丁玲談了我要寫姚蓬子，當時她太忙，說過些日子約我細談，不料她竟與世長辭……
　　當年在反“右派”時挨過張、姚之棍的老作家施蟄存，熟知張、姚的底細。十八歲的張春橋剛從山東來到上海灘，便在施蟄存手下干活。張春橋不懂裝懂，亂標古書，正是被施蟄存發(fā)覺，停了他的工作。當時的《小晨報》，曾詳細對張春橋的劣行作了報道。施蟄存也與姚蓬子相熟。丁玲第一次結(jié)識姚蓬子，便是在施蟄存的婚禮上……
　　這些年，我奔走于“文革”受害者的家庭，訪問了眾多的“重災(zāi)戶”。他們對“文革”的控訴，激勵著我前進――盡管這是一項工程量大、頭緒繁多的工作，我仍堅持去做。他們賦予我一種歷史的使命感。這樣，我的調(diào)查，我的研究，我的寫作，不再是我個人的事情，而是對歷史負責，對黨和人民負責。我深感遺憾的是，電影《東進序曲》中挺進縱隊政治部主任黃秉光的原型、上海市委前統(tǒng)戰(zhàn)部部長陳同生之死，是上海“文革”大案之一。我曾訪問過陳同生夫人，只粗粗談一下，原擬過些日子再訪，她卻突然病逝，我遲了一步……
　　我還采訪了當年的“文革”大員們：
　　我多次采訪中共中央政治局原常委、“中央文革”小組組長陳伯達，他回憶了《五?一六通知》、《十六條》等“無產(chǎn)階級文化大革命”綱領(lǐng)性文件的起草經(jīng)過，回憶了他奉命前往人民日報社“奪權(quán)”的經(jīng)過，“中央文革”小組的成立經(jīng)過，他與“第一副組長”江青的矛盾，他如何倒向林彪以及在中央九屆二中全會上遭到毛澤東痛斥的經(jīng)過……
　　我多次采訪“中央文革”小組組員王力，他的回憶提供了“文革”初期的重要第一手資料。他還把諸多手稿交給了我。
　　我還多次采訪了“中央文革”小組成員關(guān)鋒和戚本禹。
　　我訪問了當年《紅旗》雜志編輯、“揪軍內(nèi)一小撮”社論的起草者林杰。
　　我實地走訪了江青、張春橋、姚文元、王洪文當年在上海的住處，走訪了江青進入延安時所去的西安七賢莊八路軍辦事處，江青生活或者學(xué)習(xí)過的延安鳳凰山、楊家?guī)X、王家坪、棗園以及中共中央黨校舊址、魯迅藝術(shù)學(xué)院舊址，走訪了北京中南海毛澤東、江青住處。
　　雖然我終于完成了長卷《“四人幫”興亡》，但是，這并不意味著這一寫作已經(jīng)畫上了句號。我仍將繼續(xù)采訪、補充、修改，以求寫出更加豐富、充實的《“四人幫”興亡》。
　�。ū疚臑樽髡咚�著《“四人幫”興亡》一書序言，有刪節(jié)）■
　�。ㄘ熑尉庉�/劉晨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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