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至(1905～1993),原名馮承植,河北涿縣人。1921年考入北京大學預科,對詩歌發(fā)生興趣,開始新詩創(chuàng)作。后參加和發(fā)起組織淺草社和沉鐘社。馮至在20世紀20年代以創(chuàng)作抒情詩著稱,被魯迅稱為“中國最為杰出的抒情詩人”。
　　新中國成立后,馮至致力于翻譯、教學和外國文學的研究工作,曾任北京大學西語系主任、中國社會科學院外國文學研究所所長、中國作家協(xié)會副主席、中國外國文學學會會長等職。
　　
　　“大躍進”時期編寫的教材成了
　　他永遠的遺憾
　　
　　1957年反右的時候,我在蘇聯(lián),并不知道國內的情況。有北大的人到蘇聯(lián)去,看到我,說起父親,說:“馮先生開始有些不理解,后來思想逐步提高了�！敝钡饺ツ�,我聽到父親過去的一個學生說起當時的情況,說父親對于當時的那種斗爭不能適應,對于他那些親密的朋友和學生被打成右派并因此妻離子散的情況十分不理解。但是他還是覺得是自己的思想有問題,還是要學著“斗爭”。到了后來,他也寫了一些批判別人的文章,比方說批判艾青。在當時那種情況下,人們不得不寫那些批判文章。但是在父親的內心里,是非常矛盾的。
　　后來到了“大躍進”,他們的任務是要在很短的時間里編出一本德國文學簡史。父親和田德望先生帶著一些青年教師一起編。在那種條件下,父親只能把他多年教德國文學的講稿作為基礎編成了那本書的前半部分。這本書,成了他一生中的三大憾事之一。他覺得,這本書雖然是在他多年研究成果的基礎上寫成的,但是也不得不接受當時的一些觀點,包括當時蘇聯(lián)和東德對于一些作家的評價,而他自己對于那些觀點是不認同的。同時他也覺得這本書太粗糙,因為只用了幾個月的時間。他寫東西,都是改來改去,最后改得他的原稿面目全非,才謄寫得清清楚楚拿出來給人看。這個習慣一直保持到他的老年。在他的晚年,有時候在他寫東西的時候我故意跑過去逗他,要看看他在寫什么,他總像一個小學生一樣把他正在寫的東西遮擋起來:“不成不成,我還沒有寫好呢!”這樣一個人,幾個月之內讓他完成一本教材,是趕鴨子上架,對于他個人來說,則是制造了遺憾。父親快去世的時候,外文所打算編一本集子為他祝壽,里面收集一些父親的同事和學生的研究成果。書快編成的時候,外文所的人要拍一些父親的書影放到集子里,父親特意地叮囑我:“不準拿那本書�！备赣H覺得,馮至弄出那樣的一個東西出來,是一種恥辱。后來給他編全集的時候,為了保持歷史的原貌,編委會決定把這本書以及父親在反右、“文革”時期寫的批判文章都收進去,我覺得,我不能給父親加以粉飾。為此,我還專門請示了季羨林伯伯,季伯伯也主張應該這樣,他說:“這樣子可以讓人們看出,在那個年代像馮先生這樣正派老實的人都要被扭曲地寫這樣的東西,也可以讓后世引以為戒�！�
　　
　　“文革”之前編寫文科
　　教材讓父親感到歡欣
　　
　　后來到了三年困難時期,上面說是三年自然災害,要大家都要克服。對于父親這些高級知識分子,還有一些補助。給父親補助的那些肉啊、蛋啊,他都拿去給了那些身體不好的或者生孩子的年輕教師,從來沒有怨言。他的學生下鄉(xiāng)到延慶,他也跟著一起去,吃榆樹葉。
　　
　　到了20世紀60年代初,形勢一度有所好轉,對于“反右傾”進行了甄別。當時中宣部和教育部組織要編全國的文科教材,因為有感于過去扭曲的太多,所以這次編教材強調的是科學性和穩(wěn)定性。這個工作是周揚領導的,組織了一大批老教授和青年教師主持這項工作。由于父親對中國文學也有一定的了解,他撰寫的《杜甫傳》受到了各界好評和專家的肯定,而且毛主席也很喜歡。父親的《杜甫傳》是在《新觀察》上發(fā)表的,據(jù)說當時《新觀察》的編輯林元問毛澤東:“最近《新觀察》有什么意見?”毛澤東說:“自從《杜甫傳》登完了之后,我也就不怎么看了�！绷衷�就把這些話告訴了父親。后來胡喬木也對父親說起過毛主席喜歡《杜甫傳》,這些話父親只告訴了母親,但是他心里還是高興的,畢竟得到了別人的肯定。就這樣,編中文教材的任務就落在了父親身上。另外他也參與了一些外文教材的討論。這件事可是對了父親的心思,對于他來說,這是一件他想干的事情。當時他們住在華北飯店(現(xiàn)在的金臺飯店),搞了大概有兩三年。除了學校里面一些必要的會他不得不參加以外,他全身心地投入這項工作之中。雖然他是學校的系主任,但是他不擅長行政工作,也不喜歡。那些事情,自有他的助手在幫他料理。他之所以對這項工作這么熱心,一來是這件事符合他的心愿,另外我覺得,這也是對他在“大躍進”時期編寫那本教材的一種彌補。
　　
　　紅衛(wèi)兵對他說:“你等著,我們明天揍你來!”
　　
　　1964年,社科院成立外國文學研究所,父親被任命為所長。這之后,父親先是被派到安徽“四清”了一年�；貋碇�后他積極地開展工作,父親的意愿,就是沿著老一代文藝家們從新文化運動所走過的道路走下去。父親有個好處,就是他無論到哪里,都能和同事們相處得非常融洽。父親聯(lián)合外文所的老教授們和年輕人,老老少少,一心想把工作干起來。1966年6月,“文革”就要開始的時候,亞非作家緊急會議在京西賓館召開,父親被派去參加。會上陳毅(當時是副總理和外交部長)對大家說:“你們安心開會,放心,你們都沒有問題。”
　　沒想到,父親回到外文所,針對他的大字報鋪天蓋地而來。當時給父親戴的“帽子”有三個:一個是反動學術權威;一個是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因為他是所長;另外他還是“黑線人物”,他有兩條黑線,一條是中宣部周揚的黑線,這是文藝方面的,另一條是北大陸平的黑線,這是教育方面的。當時的學部,弄得兇極了。對于那些不明真相而給他貼大字報的群眾,父親也還能理解,讓他不能理解的是個別對他很恭敬的助手和學生,也出來反戈一擊,然而,他也只是沉默著,自己在心里忍著。那時候他上班就住在辦公室里,周末才回北大去,然而北大也不平靜,北大對他的大字報也是鋪天蓋地。我們在北大的家,也被紅衛(wèi)兵沖進去破四舊。老舍先生親自為父親向齊白石求的畫,被紅衛(wèi)兵扯爛了;他從德國帶回來的塞納河畔的無名少女的面膜,多年來父親都帶在身邊,被紅衛(wèi)兵砸了。對于這些,他當然感到不理解,但是,他都疼在心里。有一次,我們在家里接到電話,在電話那頭,一個惡狠狠的聲音傳過來:“馮至,你等著,我們明天揍你來!”那個周末,我們一家人戰(zhàn)戰(zhàn)兢兢地在家里等著,我聽到父親和母親在里面的屋子里面說:“唉,如果這樣搞真能讓紅旗不倒,中國不變修,咱們就是粉身碎骨也甘心�！边@話我現(xiàn)在想起來,有兩層含義,一個是如果那么搞是正確的,他們寧愿犧牲自己,另一方面也說明他們對于當時的搞法產生了懷疑。不過謝天謝地,紅衛(wèi)兵并沒有真來,我們只是虛驚一場。
　　
　　
　　詩人的內傷
　　
　　接下來就是連篇累牘的檢討,把自己的過去全盤否定。后來就是到干校去,那是在1970年,父親已經七十五歲了。他一開始是在河南信陽干校,母親則是在另一個地方。他是什么也不會弄的,好在在那種環(huán)境中大家還能相互照顧。每次他洗了床單、被罩,晾在外面,就有女同志喊:“這是誰的地圖掛出來了?”然后就拿走幫他洗了。有一次他自己坐在門口縫衣服,周圍圍著一幫老鄉(xiāng)的小孩,最后,一個小女孩勇敢地走了過去,伸出食指,說:“爺爺,我怎么看到我媽的頂針放在這個手指上啊?”原來,他把頂針放錯了手指。后來干校搬到了明港,住在軍營里面,條件好了一些,任務是抓“五一六”分子。父親被派到那里去看管所謂的“五一六”分子。別人后來打趣地說:“這看‘五一六’的和‘五一六’一老一小的,到了下雨天,‘五一六’分子攙著看守‘五一六’的�！逼鋵嵞贻p的也不年輕了。那個時候,“四人幫”說是有一撥“五一六”分子要反黨反社會主義,把他們說得無惡不作,然后大家就都批判“五一六”,抓“五一六”,大搞“逼供信”,很多人受不了就承認了。有的地方還死了人,如果將來有人要根據(jù)這些事情寫個“文化大革命”演義的話,那要比哪個演義都震撼人心。這些事情現(xiàn)在想起來不可思議,可是我們都是這樣過來的。
　　1972年,父親作為老弱病殘,提前從干校回到了北京。從干校回來之后,父親的健康受到了很大的損害,眼睛得了白內障,走路腿也抬不起來了。那時候,他每天上午都到所里去一下。對于他來說,這十年是非常痛苦的,一方面是精神上和肉體上的折磨,更重要的是無所事事,這種無所作為的十年在他的生命中是從來沒有的。
　　父親的一生,除了早年因為和幾個志趣相投的朋友一起發(fā)起沉鐘社,從來不參與什么派別,在現(xiàn)實中是這樣,在藝術上也是這樣,他只是寫自己的文章,發(fā)表自己的觀點。雖然在剛解放的時候,他是比較受重視的,表面上也是很愉快的,但是在他的內心深處并不是就很愿意放棄自己獨立的思考。但是他的個性是喜歡把事情悶在自己的心里,一個人默默承受。在過去的那些歲月里,他傷害過別人,但是那種傷害,同時也給他帶來了傷害,而且,我覺得,這種傷害比他對別人的傷害還要深,這是一個詩人的內傷。 ■
　　(責任編輯/陳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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