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3月5日,中國新文化運動之父蔡元培在香港病逝,享年七十三歲,這是孔子之壽,不僅僅是巧合。他的遺言中有“我們要以道德救國,學術(shù)救國”的話。蔡元培一生清廉,晚景清貧,“蔡先生為公眾服務(wù)數(shù)十年,死后無一間屋,無一寸土,醫(yī)院一千余元,蔡夫人至今尚無法給付,只在那里打算典衣質(zhì)物以處喪事”。
　　蔡元培逝世后,國民黨總裁蔣介石在陪都重慶主持公祭,紅都延安則舉行各界追悼大會。毛澤東特發(fā)唁電:“學界泰斗,人世楷模�！敝芏鱽硭屯炻�(lián):“從排滿到抗日戰(zhàn)爭,先生之志在民族革命;從五四到人權(quán)同盟,先生之行在民主自由�！�
　　教育部在誄詞中有:“當中西文化交接之際,先生應(yīng)運而生,集中西文化于一身;其量足以容之!其德足以化之!其學足以當之!其才足以擇之!嗚呼!此先生所以成一代大師歟?”稱蔡元培是20世紀以來近代中國的新圣人,可謂實至名歸。
　　蔡元培提倡民權(quán)與女權(quán),樹起民主與科學的大旗,開時代之風氣,重視公民道德教育及附帶的世界觀、人生觀、美學教育。無論從哪個角度觀察蔡元培,都可打通歷史與現(xiàn)實的通道。蔡元培嘉惠青島良多,我們不妨觀察他在青島的言行,感受他波瀾壯闊的一生,鉤沉他在青島的點滴時光。他多次到青島度假,掙脫俗務(wù),置身山海之間,在短暫的浮生閑情中,一言一行雖小,但可見其性情和境界。
　　
　　蔡元培的三次轉(zhuǎn)型
　　與《蘇報》案爆發(fā)避走青島
　　
　　蔡元培,字鶴卿,號孑民,1868年1月11日出生于浙江省紹興府山陰縣城筆飛弄。觀察蔡元培的人生道路,會發(fā)現(xiàn)有三次轉(zhuǎn)型,每一次轉(zhuǎn)型都引發(fā)了歷史潮流�？梢赃@么說,蔡元培是清末民初的先知先覺者,時勢使然,造就了他早年的傳奇經(jīng)歷,而他早年的革命經(jīng)歷與青島發(fā)生了聯(lián)系。
　　蔡元培于青少年時代就打下了深厚的國學根基。蔣維喬在《民國教育總長蔡元培》中寫到他靠科舉獲得功名:“為文奇古博雅,聲名藉盛。乙丑舉于鄉(xiāng)。壬辰以翰林院庶吉士,授職編修�！�1894年中日甲午戰(zhàn)爭爆發(fā),蔡元培受民族危機的刺激和變法維新思潮的影響,除讀中國古書之外,廣泛涉獵西學書報,開始由一名封建翰林向新型知識分子轉(zhuǎn)變。1898年戊戌變法失敗,他有感清廷腐敗,毅然棄官回鄉(xiāng),就任紹郡中西學堂總理,走教育救國之路。
　　20世紀初,蔡元培執(zhí)教南洋公學,發(fā)起成立中國教育會,創(chuàng)辦愛國學社和愛國女學。同時,還帶領(lǐng)中國教育會和愛國學社社員借上海張園舉行演說會,發(fā)起拒法、拒俄運動,并為《蘇報》撰寫文章,宣傳愛國、民主思想。中國教育會與愛國學社在一起辦公,這兩者是傳播新學、提倡民權(quán)的大本營,《蘇報》則是宣傳反清革命的輿論陣地。吳江柳亞子、嘉興敖夢姜、廣西馬君武、四川鄒容以及《蘇報》陳夢坡(陳范)等人,與蔡元培一起推動了反清排滿、愛國革命的新潮。章太炎的《駁康有為論革命》、《逐滿歌》激蕩人心,鄒容《革命軍》的出版,有摧枯拉朽的力量,清廷上下一片恐慌。1903年6月29日,蔡元培在《蘇報》案爆發(fā)前得到消息,為避風頭,來到青島,陳夢坡走日本,章太炎被捕,鄒容自首,吳稚暉脫逃。
　　蔡元培為何選擇來青島躲避《蘇報》案風潮?一方面青島時為德國的租借地,比較安全;另一方面,蔡元培來青島學習德語,為留學德國做準備。
　　蔡元培在青島學德語期間,還進行學術(shù)研究,用了不到三個月時間由日文譯出德國哲學家科培爾的《哲學要領(lǐng)》一書,售于商務(wù)印書館出版。這是蔡元培第一次到青島,不到兩個月就返回了上海。
　　《蘇報》案爆發(fā)后的1904年,蔡元培又有了一次轉(zhuǎn)變,從以教育、新聞開啟民智的資產(chǎn)階級新型知識分子,轉(zhuǎn)型為主張暗殺的激進革命家。鑒于孫中山領(lǐng)導的起義一次又一次遭到失敗,他決心改變反清的斗爭手段。1904年春,由他發(fā)起在東京留日學生中成立了秘密暗殺團光復(fù)會,圖謀從暗殺入手,推進反清革命。蔡元培承擔了上海暗殺團的組織接待工作,其他成員從日本陸續(xù)來滬,均由他接待。蔡元培說:“乃集同志六人,學制造炸藥法于某日人,立互相監(jiān)察之例,甚嚴……同志數(shù)人至,投孑民。孑民為賃屋�！�
　　光復(fù)會從事暗殺活動,組織嚴密。同盟會不僅給予人才和器械的支持,對光復(fù)會的暗殺活動也給予指導。據(jù)蔡元培自寫年譜可知,新會員加盟,要寫一紙“黃帝神位”的橫幅,供在上方,殺雞,取其血,滴于酒中,跪而宣誓,并飲雞血酒。另據(jù)俞子夷《回憶蔡元培和草創(chuàng)的光復(fù)會》一文可知,起草的光復(fù)會章程類似間諜傳遞情報的方法:“用氯化鈷液謄在六行二十格的老式文格上。章程在行間,格內(nèi)另有墨筆抄寫一篇古文。氯化鈷寫時帶紅色,烘干即無色,噴水受潮,又現(xiàn)淡紅色�！卑禋⒊蓡T之間通訊多用暗語,成員各有代號。
　　蔡元培認為:暗殺需要自制方便、秘密、快速而且容易偽裝隱蔽的武器,根據(jù)這些想法,他決心自制化學毒藥。要自制化學毒藥就需要有懂化學的人,他馬上將愛國女校的化學教員俞子夷吸收入團。俞子夷說:“我配制氰酸,一試即成�！辈淘�培叫工友弄來一只貓,強令服了幾滴,貓即中毒而死。后來蔡元培又認為液體毒藥使用還不太方便,易被人發(fā)覺,如能改成固體粉末更好,于是急去書店買了一批藥物學、生藥學和法醫(yī)學書籍,親自領(lǐng)導研究。不久,蔡元培覺得還是用炸藥更好一些,隨即轉(zhuǎn)向研究炸藥。為了早日研制出威力大、體積小的炸藥,蔡元培帶領(lǐng)研制小組攻關(guān),終于自制出了一種理想的炸藥。另外,蔡元培認為女子去實行暗殺比男子更隱蔽些,因而他在愛國女校特別注重化學課的講授,以便培養(yǎng)暗殺種子。蔡元培等人還制造炸彈,但跑遍上海的五金店,也沒有找到可以代為制造精良的彈殼者。光復(fù)會的另一位組織者陶成章翻譯催眠術(shù),蔡元培對此非常感興趣,因為“據(jù)說此術(shù)亦可用作暗殺工具”。
　　另據(jù)陳獨秀的回憶,他也參加了上海暗殺團,在上海學習暗殺手段一個多月。這一個多月,陳獨秀幾乎天天與蔡元培在實驗室里學習制造炸藥,兩人常常聚談,相處親密、融洽。陳獨秀在《蔡孑民先生逝世后感言》中回憶說:“我初次和蔡先生共事,是在清朝光緒末年,那時楊篤生、何海樵、章行嚴等,在上海發(fā)起一個學習炸藥以圖暗殺的組織,行嚴寫信招我,我由安徽一到上海便加入了這個組織,住上海月余,天天從楊篤生、鐘憲鬯實驗炸藥。這時孑民先生也常常來實驗室練習、聚談�！�
　　暗殺團成員吳樾,著有《暗殺時代》一文,“該文的威力不亞于另一顆更大的炸彈,它鼓勵革命黨人把暴力直接訴諸專制獨裁者的肉體”,令清廷心驚肉跳。1904年,吳樾兩度謀刺陸軍部尚書鐵良未遂。當時清廷為緩和革命空氣,宣布預(yù)備立憲,1905年9月,派載澤、瑞方、徐世昌等五大臣出洋考察憲政。他們在前門車站登車,吳樾暗藏炸彈尾隨登車,因車身震動,他未及投擲炸彈,就爆炸了,五大臣中只有兩人受輕傷,而吳樾以身殉國。孫中山贊其“浩氣長存”,這位在今天看來無異于“恐怖分子”的暗殺者,時年二十六歲。為吳樾提供炸彈的楊篤生,是蔡元培暗殺團的成員,他痛恨制造炸彈技藝不精,出國留學英倫,研究物理學。他想在武器制造方面有所突破,徹夜補習,腦力不濟,因而患有劇烈的頭痛癥,有心回國殺一二滿人,以求死刑,未果。最終于1911年8月5日蹈海而死。蔡元培稱之為“鞠躬盡瘁,死而后已”。
　　當各地革命情緒高漲之時,蔡元培將光復(fù)會并入同盟會,光復(fù)會在上海的活動停止。自1907年7月起,蔡元培在德國留學四年,努力探究西方文化,從革命家成為中國近現(xiàn)代文化界一位學貫中西、熔冶中外新舊于一爐的大師。民國初肇,蔡元培任教育部部長;1916年12月長北京大學,實施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治校方針,延攬了大批新人,開“學術(shù)”與“自由”之風,使北大氣象一新,成為新文化運動的發(fā)源地。五四時期的民主與科學口號,是在蔡元培的影響下提出來的。北伐成功之后,蔡元培出任國民黨中央研究院院長,在此任期內(nèi),他多次來青島,澤被青島文化、科教良多。
　　
　　蔡元培與“子見南子”案
　　
　　1929年夏天,原在濟南的山東大學因為“五三濟南”慘案停辦后,山東省教育廳開始著手國立山東大學的籌建工作。
　　1929年6月3日,蔡元培偕眷來到青島,住在原私立青島大學女生宿舍樓。他對青島的環(huán)境非常熟悉,力主國立山東大學的校址設(shè)在青島。理由是:國家正值多事之秋,戰(zhàn)爭頻仍,濟南乃四省通衢,兵家必爭;青島地處邊陲,既有舟車之便,又可免戰(zhàn)亂影響;且“青島地勢及氣候,將來必為文化中心點,此大學關(guān)系甚大”�；I備委員會根據(jù)他的建議,報請教育部批準,并由教育部部長蔣夢麟向行政院提出籌辦國立山東大學的議案。
　　1929年6月4日,南京政府行政院第二十六次會議討論籌建國立山東大學的議案。
　　這次會議討論的結(jié)果是“照辦”。青島歷史上第一所國立大學就這樣誕生了。說起來,正是蔡元培、蔣夢麟的提議,山東大學為青島帶來深厚的文化底蘊。
　　6月13日,教育部另行函聘蔡元培、何思源、王近信、趙太侔、彭百川、楊振聲、傅斯年、袁家普等為國立青島大學籌委會委員,并推定何思源為籌委會主任。7月2日,國立青島大學接受私立青島大學校產(chǎn)、校舍工作結(jié)束。
　　經(jīng)蔡元培舉薦,1930年4月26日,南京國民政府國務(wù)會議決議任命楊振聲為青島大學校長,楊6月25日到青島,9月21日宣誓就職,大學同時成立,同日籌委會結(jié)束。學校確定以原德國兵營作為校舍,蔡元培為國立青島大學題寫了校名,制成木牌掛在校門口。后來蔡元培還為青島市立中學題寫了校名。
　　1929年,山東教育界除了籌辦國立青島大學,還發(fā)生一件大事――“子見南子”案,這兩件大事的交集之處集中在蔡元培與何思源這一對北大師生的身上。
　　為了清晰呈現(xiàn)“子見南子”案,我們不妨厘清這樁公案的來龍去脈。
　　《子見南子》一劇,是林語堂依據(jù)《論語》、《史記》記載,于1928年10月創(chuàng)作的“獨幕悲喜劇”。里面的南子,成了一個新時代的新女性,要求個性解放,主張男女同學,而且還為此跟孔子辯論,最后居然用一群美女唱著“鄭衛(wèi)之淫聲”,且歌且舞,將夫子師徒包圍起來,令夫子不得不落荒而逃。此劇本發(fā)表后,經(jīng)過山東省曲阜第二師范學校(簡稱“二師”)公開演出,引起極大的風波,在學術(shù)界、教育界、新聞界以至政界引起一場短兵相接的思想大交鋒。這場風波將何思源推到了風口浪尖。
　　先是曲阜的孔子后裔惱羞成怒。以“孔氏六十戶族人”名義,越級向國民黨南京政府教育部控告曲阜二師校長及學生會“侮辱宗祖孔子”,又通過國民政府工商部部長孔祥熙將控告狀轉(zhuǎn)呈蔣介石,同時向曲阜縣政府指控二師進步學生。
　　 7月中旬,身陷“子見南子”案風波中心的何思源,受到南京國民政府和山東封建勢力的兩面壓迫,有進退維谷之感,他借籌辦青島大學之機,邀請其師蔡元培、教育部部長蔣夢麟及馬寅初到青島,共商應(yīng)付蔣介石之策。蔡、蔣二人路過濟南時,已向何“非正式表示,排演新劇,并無侮辱孔子情事,孔氏族人不應(yīng)小題大做”。至青島后,經(jīng)過商議,蔡元培對何思源正式表態(tài):“反動勢力很難消滅,處處都能遇到,你應(yīng)該下決心抵制,決不讓步�！焙嗡荚吹貌�、蔣二位師長的支持和鼓勵,對“子見南子”案繼續(xù)采取抵制態(tài)度。
　　后來,在蔣介石要求“嚴究”的巨大壓力下,何思源也做出了一定妥協(xié)。8月1日,山東省教育廳突然發(fā)布了一二○四號訓令,將二師校長宋還吾“調(diào)廳另有任用”。9月9日,學生會會長劉位鈞和王宗佩又被開除學籍。轟動一時的“子見南子”案平息下來。
　　“子見南子”案的幾名主要角色,和青島發(fā)生了一些聯(lián)系。1930年春,何思源又任命宋還吾為青島膠濟鐵路中學校長,據(jù)當時在校讀書的歷史學家趙儷生先生回憶,宋還吾帶了很多從北大、北師大畢業(yè)有學識有新思想的教師任教,膠濟鐵路中學新風氣由此而開。主持公演了話劇《子見南子》的進步學生劉子蘅考入國立青島大學補習班。他因?qū)W業(yè)優(yōu)異,見解獨到,深受蔡元培先生的賞識,后致力于經(jīng)學和諸子研究,成為一代國學大師,因生活儉樸,被譽為“布衣大師”。
　　晚年何思源回憶“子見南子”案時說:“這一事件特別復(fù)雜,很難處理。那時蔡元培當國民黨的監(jiān)察院長,我請他到青島商議此事。他同教育部部長蔣夢麟來到青島。蔡先生對我說:‘斗爭一時還完不了�！�蔡先生反對讓孔府勢力過大,就非正式地對孔府進行批評定下調(diào)子,并在上面大力周旋。在他的支持下,這一案件,以‘查無實據(jù)’而了案。”
　　“子見南子”案實質(zhì)是思想文化界的一次交鋒,何思源說:“從一個側(cè)面反映了反動勢力對五四革命精神的反撲�！�20世紀30年代,以蔣介石為首的南京國民政府極力推行以儒教為指導思想和理論基礎(chǔ)的“新生活運動”,由此而掀起了一股尊孔復(fù)古的文化逆流。面對這一思想濁流,五四運動時期的主要文化人物,均對此抵制并批判。1934年9月9日,胡適在《獨立評論》一百一十七號發(fā)表的《寫在孔子誕辰紀念之后》一文中,對南京國民政府的舉措,進行辛辣的批評和諷刺:“最近政府忽然手忙腳亂恢復(fù)了紀念孔子誕辰的典禮,很匆遽地頒布了禮節(jié)的規(guī)定。八月二十七日,全國都奉命舉行了這個孔誕紀念的大典�！焙�適認為,尊孔復(fù)古并不能增強“國民精神上之人格,民族的自信”,強調(diào)說:“這二十年的一點進步不是孔夫子之賜,是大家努力革命的結(jié)果,是大家接受了一個新世界的新文明的結(jié)果。只有向前走是有希望的。開倒車是不會有成功的。”談到近二三十年的領(lǐng)袖人物,他舉出了九人為“新圣賢”,蔡元培就是其中之一。胡適所提倡的仍然是新文化運動的“德先生”和“賽先生”。在倡導民主與法治等現(xiàn)代文明的利器這一方面,蔡元培、胡適與何思源等北大師生,是不謀而合的,這一點,從蔡元培在青島努力營救被捕的學者范文瀾可以看出來。
　　
　　在青島營救范文瀾
　　
　　1934年7月,蔡元培本打算偕家人去廬山牯嶺避暑,在廬山避暑的張元濟代他尋覓房舍,但蔡元培沒有去廬山,因為“小女體弱,不勝旅途勞頓”。在致張元濟的信中,他向張元濟表示感謝,說明情況,并提到“下月或可為青島之游”。
　　是年8月28日,蔡元培和夫人周峻(養(yǎng)浩)偕長女?盎、二子為懷新、三子為英多從上海乘普安輪到青島。次日下午2時,蔡元培一家抵達青島,來輪渡碼頭迎接的有蔡元培的表兄劉梅宅、青島觀象臺臺長蔣丙然(右滄)、來青島避暑的學者趙元任和李濟、山東大學校長趙太侔、俞珊夫婦,還有青島特別市市長沈鴻烈派來的市長代表。蔡元培一家暫時住在觀海一路劉宅。蔡元培在表兄的府上剛安頓下來,青島市市長沈鴻烈以及趙元任、楊步偉夫婦等一一來訪。這天晚上,劉梅宅擺晚宴,為蔡元培一家接風洗塵。
　　這一次,蔡元培在青島居住了兩個多月,至11月10日,返回上海。
　　蔡元培在青島期間,利用他在全國的影響力,全力營救歷史學家范文瀾。范文瀾是蔡元培長北京大學時期的學生,1917年范文瀾北大畢業(yè),任蔡元培私人秘書。1934年,范文瀾任北平女子文理學院院長時,因參加“互濟會”,營救被捕的中共黨員,北平憲兵隊以“共黨嫌疑”將其逮捕,被押往南京警備司令部囚禁,與范文瀾同案被捕的還有臺靜農(nóng)。1934年9月10日,蔡元培接到許壽裳、馬幼漁、沈兼士、鄭奠四人營救范文瀾的公函,立即寫了一封快信給汪精衛(wèi)。
　　據(jù)蔡元培1934年的日記,10月9日他又接到許壽裳、馬幼漁、沈兼士等人從北平發(fā)來的信函,告訴蔡元培國民黨黨部所報告的范文瀾案有不符合事實處。當日,許壽裳還電告蔡元培,請他促使南京方面將范文瀾案交付法院,按照司法程序?qū)徖怼?0月11日,蔡元培致電汪精衛(wèi):
　　南京行政院汪院長鑒:范文瀾案尚可疑,務(wù)請法院辦理。
　　
　　 蔡元培
　　蔡元培發(fā)給汪精衛(wèi)的電文,用便條紙,以毛筆書寫,注明由青島“福山支路十四號蔡公館”發(fā)。這張電文傳達出一個信息,蔡元培客居青島時,不僅在平原路十二號有住所,福山支路,毗鄰宋春舫的褐木廬藏書樓也有一住處。
　　在發(fā)給汪精衛(wèi)電文的同時,蔡元培又寫一封信函給汪精衛(wèi),并附上許壽裳等人的信函。后經(jīng)蔡元培、許壽裳、馬裕藻、沈兼士、鄭奠等知名人士竭力營救,范文瀾于1935年1月獲釋。
　　范文瀾被捕期間,北平大學校長徐誦明向南京國民政府說情,說范文瀾生活儉樸,平時步行到學校上班,并且把薪金一部分捐給學院買書。陳立夫聽后說,這不正好證明范文瀾是共黨分子嗎?不是共產(chǎn)黨,哪有這樣的傻子啊!
　　范文瀾經(jīng)蔡元培等營救出來后,對千家駒說,原來生活儉樸是共產(chǎn)黨的證據(jù),我今后生活也要“腐化腐化”了。“我要做件皮袍子穿穿,也要逛逛中山公園�！鼻Ъ荫x說:“這‘腐化’得太不夠了�！� 范文瀾笑笑說:“別的我不會啊!”
　　
　　北大師生為蔡元培祝壽獻屋
　　
　　1935年8月11日,蔡元培一家到青島避暑,住在福山精舍(福山支路十四號蔡公館)。這一次,蔡元培一家在青島居住不到一個月的時間,9月5日乘車離開青島。
　　從1934年、1935年兩次的青島之行來看,蔡元培受到青島市政府以及社會各界的熱烈歡迎。在青島避暑期間,他多次去中山公園、青島水族館、嶗山、丹山、李村農(nóng)場等青島名勝游覽。蔡元培性格平易近人,不論對公對私,都坦誠相待,在青島交游廣泛。紹興同鄉(xiāng)會、膠濟鐵路管理委員會、山東大學、北大青島校友會等多次宴請蔡元培,宴請的地點多在青島順興樓(魯菜名店,梁實秋寫過該酒樓的特色菜西施舌)、青島咖啡、國際俱樂部(萬國總會)。暑假期間,蔡元培在青島,不僅有山大各位門生、朋友拜訪,也會遇到在青島休假的國內(nèi)著名學者,如馬寅初、葉企孫、楊振聲等。蔡元培酒量頗大,每餐必飲酒少許,在青島的日子,與朋友開懷暢飲,難得浮生片刻閑情,如游覽嶗山北九水,在一片清涼之中,久久不忍離去。
　　這一年,蔡元培年近七十歲,已是人生古稀之年,但一代學術(shù)泰斗,在國內(nèi)仍無固定的居所,沒有一套真正屬于自己的房子。他的書籍分散于北平、南京、上海、杭州各地,無集中儲藏之地。他在上海是租房子住。他的一位學生曾說:一般人言家無積蓄為家徒四壁,但蔡元培先生連“徒四壁”的房子也沒有。鑒于蔡元培為國家、為民族、為革命、為教育、為文化、為學術(shù)辛苦一生,卻沒有屬于自己的房子,1935年9月,主要以北大師生發(fā)起,由蔡元培先生的朋友、學生捐款集資,準備在青島建造一所房屋,作為慶祝蔡元培先生七十壽辰的賀禮。
　　9月7日,蔣夢麟、胡適、王星拱、丁西林、趙畸(趙太侔)、羅家倫共同署名,寫了一封祝壽獻屋函。由胡適執(zhí)筆,用白話文寫就。
　　蔡元培接到這封信函后,心情很復(fù)雜,開始不同意這樣做,堅決表示不愿接受。后鑒于學生及友人們的盛情,卻之不恭,于1936年1月1日表示接受和感謝,寫了《答謝祝壽獻屋函》。其中寫道:
　　接二十四年九月七日惠函。拜讀以后,慚悚得很!諸君子以元培年近七十,還沒有一所可以住家藏書的房屋,特以合力新建的房屋相贈;元培固沒有送窮的能力,但諸君子也不是席豐履厚的一流:伯夷筑室,供陳仲子居住,仲子怎么敢當呢?
　　諸君子的用意,在對于一個終身盡忠于國家和文化而不及其私的公民作一種紀念,抽象的講起來,這種對于公爾忘私的獎勵,在元培也是極端贊成的。但現(xiàn)在竟以這種獎勵加諸元培,在元培能居之不疑么?
　　但使元培以未能自信的緣故,而決然謝絕,使諸君子善善從長的美意無所藉以表見,不但難逃矯情的責備,而且于贊成獎勵之本意,也不免有點沖突。元培現(xiàn)愿為商君時代的徙木者,為燕昭王時代的駿骨,謹拜領(lǐng)諸君子的厚賜。誓以余年,益盡力于對國家對文化的義務(wù),并勉勵子孫,永永銘感,且勉為公爾忘私的人物,以報答諸君子的厚意。謹此申謝。敬祝諸君子健康!
　　二十五年一月一日蔡元培敬復(fù)
　　我們可以在蔡元培的回信中,感受到他的謙謙君子之風,既嚴于律己,又成人之美。獻屋祝壽可謂民國尊師的佳話。但是,凝聚著諸位朋友和弟子美意的房屋,沒有建造起來。1937年抗戰(zhàn)爆發(fā),北平、南京、上海均告淪陷,青島再度淪陷于日軍之爪。師生獻屋之舉,終于因國難當頭而泡了湯。1940年,蔡元培在香港病逝,終其一生,也沒有一所屬于自己的房子。■
　　(責任編輯/陳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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