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在短暫的解凍氣氛中,我還是想為雜文解凍盡一點綿薄之力。我想找些上海雜文界的頭面人物,借助于《解放日報》的《朝花》版面,重振上海雜文。但是,做這項工作談何容易!我既無資歷,也無背景,不過文界一小卒耳。但我是初生牛犢,有一種不知天高地厚、不怕老虎的勇氣。我把我的想法給報社文藝部領導黎家健和分管文藝的副總編徐惟誠(后來任《北京日報》總編輯、中宣部副部長)等人匯報了,領導鼓勵我說不妨試試。
　　我的組稿名單上第一名是趙超構。趙超構,筆名林放,是中國現(xiàn)代報業(yè)的一位老前輩。他1910年出生于溫州府瑞安縣,是趙匡胤第四十一代孫。早年就讀于溫州藝文中學、甌海公學和省立十中,都因參加愛國運動被迫退學。無奈之下,他于1929年去日本留學。1934年他從上海中國公學大學部政經系畢業(yè)后,任南京《朝報》編輯。1938年他去了重慶,任重慶《新民報》主筆,撰寫《今日論語》。1944年趙超構隨中外記者團到延安采訪,毛澤東會見了他們。回來后趙超構發(fā)表了系列通訊《延安一月》,向大后方人民介紹延安的真實情況。1946年他參與籌建《新民報》上海版晚刊,任總主筆,并為《人世間》雜志撰寫專欄雜文,篇幅短小,但筆酣墨飽。遠至世界各地政壇風波,戰(zhàn)場烽煙,近在街頭巷尾社會見聞、市井瑣事,無不聚其筆端。常從群眾輿論中擷取材料,發(fā)為評論,切中時弊。發(fā)生在境內的“臧大咬子血案”、公祭被國民黨特務殺害的李公樸聞一多大會、攤販事件、勸工大樓血案等重大社會政治事件,皆被他著文發(fā)表于《今日論語》,揭露國民黨的倒行逆施,表達了人民群眾的憤怒呼喊。
　　新中國成立后,趙超構參與辦《新民晚報》,毛澤東曾在上海、杭州幾次召見過他。1956年12月19日他在《解放日報》剛創(chuàng)刊不久的《朝花》副刊上發(fā)表過一篇雜文,題目叫《“片面”無憂論》,文中說,雜文篇幅短,難免片面。毛澤東在1957年3月12日的《在中國共產黨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中,駁了趙超構這一觀點,但未點趙超構或林放的名。毛澤東說,雜文雖然篇幅短,但也并不是不能避免片面。如魯迅的雜文很短,但并不片面。當時正是反右前夕,民主黨派和無黨派人士正在《光明日報》、《文匯報》、《新民晚報》等大報上,響應上面的號召“鳴放”,鳴出了一些上面不愿聽的話。毛澤東一批評,《新民晚報》轉向比較快,做了自我批評,再加上憑趙超構與毛澤東的老交情,《新民晚報》與趙超構都幸免于難。毛澤東在給《人民日報》寫的社論《文匯報的資產階級方向應當批判》中說:“新民晚報不同,它做了許多比較認真的自我批評。新民晚報犯的錯誤比較小,它一發(fā)現(xiàn)自己犯了錯誤,就認真更正,表示了這張報紙的負責人和記者們對于人民事業(yè)的責任心,這張報紙在讀者面前就開始有了主動�！�
　　我和趙超老(新聞界對他的尊稱)在電話上約好拜訪他的具體時間后,在腦海里又重溫了1957年那驚險的一幕。那時的情景,連我這個后生小子都感到驚心。未知當時趙老心境如何?
　　新民晚報社位于上海市圓明園路上,距文匯報社約一百米。我從解放日報社走過去只有一刻鐘路程。那是夾在別的樓宇之間的一座并不起眼的五六層小樓。
　　進入趙超老的社長辦公室,看到室內并不算寬敞,也不豪華,但整潔、樸素,有一股清雅的書卷氣。趙超老熱情招呼我坐在他對面的沙發(fā)上后,就沉默了。秘書送上茶后,掩門而出。剩下我們一老一少。我是有備而來的,自然還是由我打破沉默。
　　我說:“經過整風、反右以后,思想界、文化界,包括新聞界一直比較沉悶�，F(xiàn)在毛澤東同志在總結‘三面紅旗’、‘三年自然災害’正反兩面經驗的基礎上,提倡發(fā)揚魏征、海瑞精神,向各級領導‘進諫’、建言。北京新聞界、文化界、思想界的老前輩紛紛在中央和首都報刊上發(fā)表文章,特別是雜文,如‘長短錄’、‘燕山夜話’、‘三家村札記’等。《解放日報》作為華東局和上海市委的機關報,也想在版面上活躍一下氣氛,想請您帶頭在《朝花》上撰寫一些系列雜文,辟個‘林放專欄’也可以,您看如何?”
　　趙超老沉思片刻,像從心底深處艱難而又帶著苦澀地說了一句話:“黨報雜文不好寫!”
　　我說:“您不是經常在貴報一版‘未晚譚’里發(fā)表言論嗎?”
　　趙超老說:“《新民晚報》是市民報,我提‘飛入尋常百姓家’,這種同市民日常生活有關的具體事的言論好寫。黨報言論則不同了,要站得高,看得遠,題材選擇要求嚴,立論、邏輯都要縝密,而不能片面。要寫得好,很難�！�
　　我說:“久經滄海難為水,您老的話是有道理、可以理解的。但話又說回來,‘吃一塹,長一智’,您老經歷了舊三民主義、新三民主義、社會主義幾種不同的社會制度,閱歷豐富,辦報經驗豐富,又同高層人物接觸廣泛,雜文又一直寫得受廣大讀者好評,《朝花》雜文雖難一些,但對您老來說是可以舉重若輕的�！�
　　趙超老苦笑著說:“社會和時代發(fā)展迅速,我們年紀大的人,思想已不能及時跟上社會和時代的發(fā)展。而雜文的時代性很強,這就是我們老作者的兩難之處。”
　　我說:“有人說,有些雜文作者的作品多是批評老百姓的愚昧和落后,而您老的雜文則有許多是批評上面的官僚主義、教條主義、宗派主義和主觀主義作風的,故更受老百姓的歡迎。”
　　趙超老沉思了片刻說:“有一定道理,但也不盡然。魯迅對國民性的愚昧、落后不是也很重視嗎?像他筆下的阿Q、華老栓等形象�！�
　　我說:“有人說魯迅雜文是文學性雜文,您老的雜文是新聞性雜文,或者說是新聞性時評。這種說法確切否?”
　　趙超老微笑說:“瞿秋白說魯迅雜文是文藝性政論,是一種新的界說,是確切的。魯迅雜文確實既具有政論特點,又具有文藝性特點,是力與美的結合。一般報紙上的新聞時評是不可望其項背的。但好的新聞時評也應帶有文藝性,嬉笑怒罵皆成時評也。我在‘未晚譚’里發(fā)表的短評,介乎雜文和時評之間�；�本上是新聞時評,篇幅太短,只有幾百字,一般一事一議,不能展開,不便旁征博引。但我也盡可能學習魯迅文學性雜文筆法。魯迅有些幾百字的雜文、隨感錄同樣寫得妙趣橫生。我的文字不能同魯迅先生相提并論,滴水與大海之別也,我的是速朽文字�！�
　　我笑著說:“您老過謙了�！�
　　趙超老嚴肅地說:“雜文,不要光找老作者寫,老作者本來就不多,而且還不斷老死,會更少的。應該培養(yǎng)一批青年雜文作者。雖然寫好雜文要求作者擁有廣博的知識、很高的綜合素質,但是青年作者沒有包袱,對新事物接受快,只要不斷努力,是會寫出好雜文來的�！鳖D了一下,趙超老問我:“‘元三’是你的筆名嗎?我在《朝花》、《筆會》、《大地》、《東風》等副刊上看到一些署名‘元三’的雜文和散文,文筆是清新的,論證是嚴密的�！�
　　我急忙說:“‘元三’是我的名字,我本名趙元三。在雜文領域,我還是一個學徒。啟蒙于山東師范大學田仲濟教授的魯迅雜文研究。前段時間我買了《魯迅全集》以及秋白、茅盾的雜文著作在研讀。一邊編輯雜文稿件,一邊學習雜文寫作藝術。我特別想向您這一代錚錚鐵骨的老報人學習。望您老今后不吝賜教�！冻�花》除雜文欄目外,還有個‘車間隨筆’欄目,計劃培養(yǎng)一些工人雜文作者�！�
　　趙超老笑著點頭說:“很好,很好�！�
　　臨別時,我再三請求趙超老為《朝花》寫雜文。他說考慮一下。但我始終沒有收到他的雜文文稿。我曾幾次打電話催他,他還是那句話:“黨報雜文不好寫。”
　　直到“文革”過后,我在一次會議上碰到趙超老,他精神矍鑠,仍然健朗。他對我說,很抱歉,當時真的是不敢給你們黨報寫雜文了。我真佩服他的政治敏感性――他當時就已預感到氣候還會變化、變得更壞,所以他一直沒有給我寫那招惹禍端的雜文,這才避免了幾年后“文革”中廖沫沙式的被批斗,避免了像鄧拓那樣因《燕山夜話》被逼自殺的厄運。趙超老沒有二次“上鉤”,也沒有二次“出洞”。益見作為老雜文家的趙超老思慮之深也。他是政治家辦報、寫雜文,不像我輩書呆子,書生辦報、寫雜文,以致后來“運交華蓋”�！�
　　(責任編輯/呂 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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