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后悔是基于對不利或相對不利行為結果的反事實思維誘發(fā)的一種復雜的負性社會情緒，對我們日常生活的決策和身心健康具有重大的影響。與失望情緒相比，后悔在現(xiàn)象學、產生條件以及評價方式等方面具有明顯的差異。后悔不僅會受到個體的行為方式、人格特征、歸因等因素的影響，而且還會受到結果信息屬性的影響。后悔的預期和體驗涉及的功能性腦區(qū)主要包括：眶額皮層、扣帶前回、海馬、杏仁核。研究后悔的實驗方法和技術手段有待于進一步拓展，后悔的認知機制和神經基礎還有待于進一步探討和完善。
　　關鍵詞：后悔；失望；認知機制；神經基礎；眶額皮層
　　分類號：B842；B845
　　
　　1.關于后悔
　　
　　當人們由于自己的小小疏忽而釀成大錯或決策失誤錯失良機時，往往會捶胸頓足，后悔萬分。后悔是一種基于認知判斷而誘發(fā)的高級社會情緒(徐曉坤，周曉林，2005)，在日常決策推理和社會學習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同時，后悔也是一種常見的情緒體驗。據(jù)心理學家統(tǒng)計，它是人們在日常生活中體驗到的第二種常見情緒(Shimanoff，1984)。長時間沉浸于后悔之中會影響著我們的心情和身心健康，給我們的生活工作學習造成巨大的壓力(卿素蘭，2005)。
　　雖然后悔作為一種普遍的心理現(xiàn)象，但對后悔的真正研究卻源于經濟學領域。在行為經濟學中，經典的后悔理論(regret theory)(Bell，1982；Loom＆Sugden，1982)認為，后悔作為一種特殊的情緒在經濟決策中起著重要的作用，尤其人們?yōu)榱吮M可能避免當前的抉擇可能引起的后悔(后悔預期，regretanticipation)，總是使自己的行為決策趨于保守。經濟學家Bell(1982)和Loomes與Sugden(1982)把后悔定義為人們由于決策后實際獲得的結果(what is)與其他更好的替代結果(what might havebeen)在價值上的差異誘發(fā)的負性情緒反應。這個操作定義在現(xiàn)今行為經濟學和神經經濟學研究中得到廣泛的應用。
　　在心理學界，研究者們也對后悔做了大量的研究，并對它下了各種各樣的定義。在這些眾多定義中，Landman和Zeelenberg的定義最流行。Landman(1993)把后悔定義為是一種對自己或他人的不幸、局限、損失、罪過、不足、犯錯由于遺憾而或多或少令人痛苦的認知和情緒狀態(tài)。這個定義看起來似乎與我們生活體驗頗為吻合，但它包含的方面又似乎太廣，未反映出后悔的真正實質。相對而言，Zeelenberg(1996)的定義比較全面合理，認為當個體認識到或者想象出如果先前采取其他行為，其結果會更好時，后悔情緒就會產生了。在這里他特意強調了后悔產生的兩種不同的情況：一種是個體了解到采取其他行為的結果：而另一種則是個體想象推測出其他行為的結果。
　　盡管對后悔的定義有所不同，但隨著20世紀80年代以來心理學界對反事實思維(Counterfaetualthinking)的研究深入(Kahnoman，1986；Byrne，2002)，人們已經有一個普遍的共識：后悔是一種基于認知的情緒，更確切地說，后悔是基于對不利或相對不利行為結果的反事實思維而引起的一種復雜的負性情緒(Kahneman，1986；Rose，1995；Byrne，2002)。
　　
　　2.后悔的認知機制
　　
　　2.1后悔與失望的差異
　　要想了解后悔的認知機制，在這里很有必要闡述一下后悔和失望的差異，因為失望是一種與后悔非常相似且難以區(qū)分的情緒。例如，面對同樣的差一點就及格的考試成績，有的人會感到后悔，有的人會感到失望，因此許多人常把二者混為一談。實際上，盡管后悔和失望有許多共同之處――都和風險決策的不確定性結果相關，且都源于已獲得結果和預期結果的對比，但是后悔和失望的確是基于不同認知的兩種情緒，搞清二者的差異有助于更好地了解后悔的認知機制。在這里我們從現(xiàn)象學、產生條件以及評價方式等三個角度加以區(qū)分。
　　首先，后悔和失望的差異在于現(xiàn)象學上的不同。體驗它們時會產生不同行為表現(xiàn)和心理表現(xiàn)。在Zeelenberg等人(1998a)的一項實驗中，讓參與者回憶一件非常后悔或失望的事例，同時體驗這一情緒時感覺如何，想法是什么，想做什么，做了什么，想要什么。結果發(fā)現(xiàn)，二者的情緒體驗差異主要表現(xiàn)在五個方面：感受(feelings)，想法(thought)，行為趨向(action tendencies)，行為(actions)和動機目標(motivmional goals)。其中差異最大的成分是行為趨向(體驗情緒時最想做什么)和動機(明確的情緒動機和動機目標)。這些發(fā)現(xiàn)表明后悔與失望的差異表現(xiàn)在：人們在后悔時會感到自己本應更好地了解行為，應充分考慮犯錯誤的可能性，更加懊恨自己(恨不得踢自己一腳)，趕緊糾正自己的錯誤，更想趕緊逆轉當前不利形勢，再得到一次機會；而在失望時會感到無可奈何，什么也做不了，趕緊逃避現(xiàn)實，從當前情形轉移注意力，什么也不想做。
　　其次，后悔和失望的差異在于它們的產生條件不同。盡管它們的產生都是由決策導致的不利結果誘發(fā)的，但是后悔是由實際結果和另一個自己未選的實際存在(或想象存在)的更好結果對比產生的反事實思維引起的，而失望是由于個體決策后的實際結果與預期不符而導致的。后悔強調不同選擇間的比較，而失望強調同一選擇內引起的不同結果的對比。另外，已有大量的研究(Camille，2004；Coricelli，2005)表明，反饋結果的信息不同也會引起不同性質的情感體驗，在當個體僅僅了解自己所選擇的結果而對其他可能的選擇結果一無所知時更多會產生失望的情緒；而當個體不僅了解自己實際選擇的結果而且也知道其他可選擇但沒有選擇的更好結果時更多會產生后悔的情緒。
　　Zeelenberg等人(1998b)也把責任感(responsibility)作為后悔的產生區(qū)別與失望一個條件。他們的研究表明，后悔更和自我原因(self-agency)相關，而失望更和他人或環(huán)境因素(other-agency)相關。當自己認為不利事件由自我原因造成時，往往會感到后悔：當自己認為不利事件是未預料的，由不可控的他人或環(huán)境因素造成時，往往會感到失望。甚至還有研究(Sugden，1985；Connolly.1997)認為責任感是后悔體驗與預期的核心成分，后悔的產生不僅依賴于兩種結果(實際結果與想象推測的結果)的對比，也依賴于自己對行為的責任感。另外，這些研究還強調，后悔的強烈程度也依賴于自己對最初決定的自責程度。Gilovich等人(1994)讓人們回憶他們最后悔的事情，不到5％的后悔事情是由于他們對當時的情勢失控造成的，就是說，大多數(shù)導致后悔的情境是可控的，認為自己對此有責任，而情境不可控時很難產生后悔。 　　最后，后悔和失望不同之處在于評價方式不同。van Dijk等人(1998)在一項實驗中要求被試描述曾經發(fā)生的非常后悔或失望的事件，接著要求他們從8個維度(Roseman，1996)報告對當時形勢的評價，結果表明，其中后悔和失望在5個維度有明顯的差異。失望在出乎意料、動機狀態(tài)、合理性、環(huán)境作用等因素維度的得分較高，而后悔在控制潛在性、自我控制作用等維度得分較高。
　　總之，從以上的行為研究中我們看到，后悔很可能是基于自身行為導致不利結果誘發(fā)的上行反事實思維的產物。后悔產生必備這樣的條件：(1)個體具有反事實思維或假設推理的能力；(2)實際行為結果與實際的或想象推測的另一行為結果相比不好；(3)個體感到應對自身行為的結果負有一定的責任。
　　
　　2.2影響后悔的因素
　　大量的行為研究和生活的事例表明，人們體驗到后悔受諸多因素的影響。它不僅受反饋結果本身信息屬性(重要程度、數(shù)量大小、概率、部分反饋還是完全反饋等)，個體因素(內控一外控人格、成就動機、風險偏好等)，個體對行為結果的歸因(內一外歸因)，而且還受人們行為方式(做一不做，主動一被動)的影響，其中已有大量的研究都集中在決策行為中個體行為方式對后悔強度的影響。
　　最早對影響后悔的因素進行研究是Kahnemsn和Tversky(1982)，他們首先提出這樣的一個問題：對同樣不利的決策結果，人們體驗到的由“做(action)”導致的后悔與由“不做(inaction)”導致的后悔，哪一類后悔程度更強?調查結果顯示前者比后者明顯更強。Kshnetnan和Tversky把這種現(xiàn)象稱之為后悔的“做效應(action effect)”。
　　隨后大量的行為研究(Landman。1987；Zeelenberg，2000；Gilovich，2003；Zhang,2004；Li，2007：張結海，2003，2004)驗證了這一結論，其中，Landman(1987)，Zeelerberg(2000)等人的研究結果進一步表明，這種所謂的“做效應”不僅適應于由決策產生的不利結果產生的負性情感體驗上，而且同樣適應于有利結果產生的正性情感體驗上。Landman和Zeelerberg認為這一現(xiàn)象可能與歸因過程相關，“做(action)”導致的結果更可能更多地歸因于自身的責任(responsibility)，所以引起的情感反應更強。但是也有一些研究(Gilovich，1995；2003)對此持有異議，認為后悔的“做效應”有一個時間模式：短期內由action比inaction引起的后悔程度大，而長期內則恰恰相反。還有，F(xiàn)eldman等人(1999)認為現(xiàn)實生活中的后悔受諸多因素的影響，而在實驗室研究中這些影響因素被消除了，而且現(xiàn)實生活中的“action”和“inaction”產生的結果一般并不會相同，所以實驗室的結論未必適應現(xiàn)實生活中真實決策情景，換句話說，以上的研究的生態(tài)效度不夠強。Zeelenberg等人(2002)也認為以前的研究集中于單一孤立的決策中忽略了情境性對決策后情感體驗的影響。
　　最近，我國心理學者Li等人的研究(2007)發(fā)現(xiàn)，實際結果接近意愿結果的程度(closeness)調節(jié)著后悔的程度，他認為，在以前的有關后悔的“action effect”研究中，在action和inaction兩個維度下實際結果與意愿結果的接近程度相同，實際二者的接近程度(closeness)調節(jié)著后悔體驗的強烈程度。當實際結果越接近一個好的結果但沒有得到時，后悔程度更加強烈：而當實際結果遠離意愿結果時，后悔強度減弱。Rose(1997)認為，接近性實際上指的是個體對已發(fā)生事件的結果與在心理上的理想結果或期待結果之間差距的接近程度。接近性可以指時間(如分別差5分鐘和30分鐘錯過航班)、空間(如士兵在離戰(zhàn)壕1米而不是50米的地方犧牲)和數(shù)字(如作為商店的第999位客人而第1000位客人就能獲得一份獎品)三方面。一般而言，事實與自己所期望得到結果之間越接近，則產生的反事實思維的強度就會越強，所體驗的情緒反應也會更強烈。Myer-Levy和Msheswaran(1992)要求被試閱讀一篇敘述某人因為忘記續(xù)投保險而3天后或6個月后家中發(fā)生火災的材料。結果表明，看到3天后發(fā)生火災的被試更容易產生反事實思維從而更后悔；Medvec等人(1995)發(fā)現(xiàn)在奧運會上獲得銀牌和第4名的人情緒更糟糕。因為他們分別差點就可以獲金牌和銅牌了，離他們想要得到的結果很接近但卻沒有得到，因此情緒體驗會更糟糕。
　　
　　3.后悔的腦神經基礎
　　
　　近年來，隨著神經成像技術的快速發(fā)展，我們開始對后悔產生的腦機制和神經基礎逐漸有所了解。已有研究(Camille，2004；Coricelli，2005，2007)表明后悔情緒的體驗和預期可能與大腦的眶額葉皮層(Orbitofrontal cortex，OFC)、扣帶前回(Anteriorcingulate cortex，ACC)、海馬(Hippocampus)杏仁核(Amygdala)等區(qū)域活動相關。
　　
　　3.1后悔的腦損傷研究
　　對后悔的神經機制的研究起源于Camille等人(2004)的腦損傷研究。他們在實驗中研究了正常人和眶額皮層(OFC)受損的病人的決策和情緒的關系。實驗任務是要求被試在概率(0.2，0.5，0.8)和預期(50，-50，200，-200)都不同的兩個賭注選項中做出選擇。通過是否向被試提供未選項的結果的信息(完全反饋和部分反饋)誘發(fā)其產生不同的情緒體驗(后悔，失望，慶幸，高興)，并讓被試用情感量表評定其情緒狀態(tài)。結果表明，在正常被試組，不僅實際選項的輸贏及其輸贏大小會影響其情緒體驗，且未選項輸贏也會調節(jié)著他們的情緒。例如，當已選項輸錢(-50)而舍棄的未選項贏錢(50或200)時會誘發(fā)出比僅僅只知道已選項輸錢時更加強烈的負性情緒，即使當已選項贏得50元而未選項贏得200元時也會誘發(fā)強烈的負性情緒。與此相反，OFC受損的病人情緒狀態(tài)僅僅被贏輸及其數(shù)量多少所調節(jié)，而不被未選項結果所影響。更確切地說，他們不能體驗到后悔情緒，這表現(xiàn)在他們固執(zhí)地選擇那些由于更可能令人后悔因而正常人會竭力回避的賭注。所以，他們不能像正常人那樣把體驗到的后悔整合到行為決策過程中，而是僅僅基于實際的情景做出判斷決策，贏時高興，輸時難過失望。OFC受損的病人不能像正常人那樣體驗到后悔情緒，這表明他們并不具有能夠感知體驗那些左右決策的高級情緒的能力。值得強調的是，OFC受損病人的情緒反應并不遲鈍，他們的失望情緒水平和正常人一樣，甚至對社會情境中不公平事件的憤怒水平比正常人更高(Koenigs，2007)。這說明后悔 和失望具有不同的神經通路和心理機制。
　　總之，這個研究的一個重要的行為觀測結論是：OFC病人不能體驗到后悔情緒，不能預期到他們的決策可能會產生潛在的情緒反應�？纛~皮層很可能在后悔體驗和預期的過程中扮演著關鍵的角色。同時Camille(2004)和Corieelli等人(2007)認為眶額皮層通過像反事實思維(Counterfactual thinking)這樣的認知機制對情緒體驗進行自上而下(top-down)的調控，整合決策過程中的認知和情緒成分，它的受損導致大腦不能產生像后悔這樣在調節(jié)個體適應社會行為上發(fā)揮著重要的作用的特殊情緒。
　　
　　3.2后悔的腦成像研究
　　隨后，Coricelli等人(2005)采用Camille的實驗范式，利用功能核磁共振成像(fMPI)設備進一步研究了簡單賭博任務引起后悔和失望時的相關腦區(qū)域活動。腦成像結果顯示，后悔情緒的體驗與腹內側眶額皮層(mOFC)、扣帶回皮層前部(ACC)以及海馬前部(AH)增強活動密切相關。同時行為結果表明，被試在重復決策中后悔規(guī)避次數(shù)會隨實驗進程逐漸增加，這一累計效應現(xiàn)象表現(xiàn)在腹內側眶額皮層和杏仁核(Amygdala)的活動加強。另外，在這個實驗情境下，伴隨有后悔體驗的腦區(qū)域活動恰恰在選擇之前也有所表現(xiàn)，這表明決策后的后悔體驗和決策前的后悔預期由同一的神經環(huán)路所調節(jié)。同時這個研究也發(fā)現(xiàn)，失望情緒的增強與顳中回(middle temporal gyrus)，腦干背側(dorsalbrainstem)(包括大腦脈管周圍的灰質)的活動增強有關，需要說明的是腦干背側這一區(qū)域涉及到像疼痛這樣的厭惡信號的加工(Peyron，2000)。后悔和失望的神經解剖回路的分離進一步證實了它們是兩種不同的復雜社會情緒。以下詳述后悔涉及的腦區(qū)及各自在后悔情緒體驗和預期中的作用。
　　
　　3.2.1眶額皮層(OFC)
　　已有研究(Rolls，2000；Berns，2001；Breiter,2001；Gottfried，2003)認為OFC腹側活動反映了獎賞獲得，而OFC背側的活動和轉換學習相關，轉換學習中主體需要改變不利的行為策略(Elliott,2000；Fellows，2003；Homak,2004)。這已經被解釋為OFC腹側可能支撐正性情緒，而OFC背側可能支撐負性情緒。然而，其他的神經成像研究強調了OFC在強化表征中更復雜的作用，這也被腦損傷研究數(shù)據(jù)(Beehara，2000)所證明。類似地，OFC內側損傷并沒有損傷初級獎賞的加工，但是好似影響了相對獎賞的識別，這種相對獎賞識別的產生包括預期評價和反事實評價。另外，Coricelli等人(2005)的研究表明，像反事實思維這樣的認知背景調控著獎賞和懲罰時OFC的活動。這些發(fā)現(xiàn)顯示，OFC在決策中扮演著遠比“OFC的內外側哪一部分主司獎賞哪一部分主司懲罰”更復雜的角色。
　　Bechara等人(2000)認為OFC的功能僅僅局限在決策的預期階段。Bmiter(2001)等人的研究發(fā)現(xiàn)，當主體對決策進行風險預期然后下定決心期間，不同獎賞水平之間的對比衡量增強了OFC的活動。而Coricelli等人(2005)發(fā)現(xiàn)，決策失利后，主體在體驗后悔階段和未來進一步做出決策之前(預期后悔)階段，OFC活動都會明顯加強。這說明OFC在決策的每一階段都起著重要的作用，它可能整合了來自背外側前額葉(dorsolateral prefrontalregions)的認知成分和來自包括杏仁核在內對情緒加工意義重大的邊緣系統(tǒng)(limbie areas)的情緒成分，調節(jié)著決策行為，例如，在反事實思維加工下會產生高級情緒一后悔。OFC通過對決策中起主要決定因素的情感評價進行歸因，從而對獎賞信息進行加工和操縱。通過和其他腦區(qū)域相互作用，比如Amygdala，OFC會利用這些腦區(qū)提供的反饋結果的最新評價表征來調節(jié)自身的行為反應。
　　3.2.2海馬(Hippocampus)和杏仁核(Amygdala)
　　如果說OFC在后悔體驗和預期中發(fā)揮著核心的作用，那么海馬和杏仁核的激活進一步印證了后悔是基于陳述性認知加工的一種情緒(Eiehenbaum，2004)這一觀點。大量的研究已經證實海馬和杏仁核在情緒性記憶的編碼、儲存和提取階段都起著關鍵作用(Dalgleish，2004；Phelps，2004；Shrager，2007；Richardson，2004；Doleos，2004，2005；Anderson，2006；Greenberg，2005)。Coricelli等人(2005，2007)也認為后悔體驗時海馬的活動支持了陳述性記憶對情緒體驗的調控。而后悔預期時杏仁核的活動則是激活了后悔厭惡的情緒性記憶，這些情緒性記憶會調節(jié)著決策行為。譬如，以前的決策證明是不好時，以后應吸取教訓：面對同樣的情境時，情緒性記憶會提醒個體“吃一塹長一智”，會使個體的行為趨向于保守。
　　3.2.3扣帶前回(ACC)
　　關于扣帶前回(ACC)，已有大量的腦成像文獻證明扣帶前回背側(ACC)在反應監(jiān)控、錯誤覺察、認知沖突、工作記憶以及伴隨的情緒喚醒中起著重要作用(Carter,1999；Garavan，2002；Kems，2004；Phan，2003；Botviniek，2004；Critehley,2003，2005：Clark，2004；Davis，2005；Wang，2005)。當個體進行行為決策時，往往要么面對潛在后悔風險最大化預期，要么以降低預期為代價最小化潛在后悔，這樣不可避免地會產生認知沖突。因此，個體在決策期間產生的認知沖突必然會激活ACC。而在后悔體驗期間，ACC的激活很可能是由于實際結果與其他更好的可替代結果沖突引起的。
　　總之，基于以上的研究，OFC可能調節(jié)著認知沖突并緩解伴隨的基本負性情緒(痛苦)，從而引起像反事實思維這樣的高級認知，同時誘發(fā)像后悔這樣特殊情緒。所以，從某種程度上講，后悔也是人們在感到對不利結果負責時緩解失控感增強自信自控時的產物。這樣的負性社會情緒有助于人們在未來的決策中促成特殊的認知控制機制(后悔預期回避)，使人們變得更加理性，從而更好地調節(jié)、增強人們的行為決策和社會適應能力。
　　
　　4.總結與展望
　　
　　后悔作為與人們日常生活朝夕相伴的復雜的社會情緒，了解它有助于我們更好地決策和適應社會，有助于更好地展開博弈理論和人工智能的研究(Cohen，2008；Marchiori，2008)，有助于更好地調節(jié)自身的情緒狀態(tài)保持身心健康。盡管行為經濟學家和心理學家以及認知神經科學家們關于后悔做了大量的研究工作，對它的認知和神經機制也有了一定的了解，但在以下幾個方面的研究還需要未來進一 步完善和發(fā)展。
　　首先，后悔的認知機制還有待于進一步探討。雖然以前的大量行為研究使人們對后悔的認知機制有了一定程度的了解，但這些研究大都局限于決策的范疇之中，而在現(xiàn)實生活中它和社會文化如何相互作用相互影響我們還知之甚少，比如，有的人考了59分為什么后悔，而有的人考取同樣的分數(shù)為什么不后悔?這樣的差異或許與個人所處的社會背景有關。
　　其次，關于影響后悔因素的研究才剛剛開始。盡管對后悔程度的研究二十多年前就已提出，但現(xiàn)有的研究大多都基本集中于它的“action effect”研究，并且大多數(shù)研究的方法都采用虛擬情景故事法，情景回溯法等，這些研究方法的主觀性比較強，生態(tài)效度都不太高，以致于研究的信度和效度大打折扣。因此，很有必要采用新的實驗技術(比如事件相關電位、功能腦成像)給實驗提供一個較客觀的記錄指標，很有必要采用新的實驗范式(比如賭博任務范式)給參與者提供一個較真實的任務環(huán)境。
　　本文還認為影響后悔的因素除了個體的行為方式之外還有以下幾個方面有待探討：(1)個體的人格(內控-外控者)。已有研究一定程度表明人們體驗后悔時通常很少具有失控感，而體驗失望時具有明顯的無奈失控感(Gilovich,1994)。在生活中我們會看到有的人容易后悔，甚至為雞毛蒜皮的事也耿耿于懷，懊悔不已，而有的人對任何做錯的事很少表現(xiàn)出后悔的情緒。這意味著個體的人格很可能影響著后悔的產生和體驗。(2)個體對行為結果的責任感。盡管已有相當研究認為個體的責任感與后悔密切相關，甚至有人認為責任感是后悔產生的核心因素(Sugden，1985；Zeelenberg，1998，2000)，但二者之間究竟有什么關系還存在爭議，有待采用更先進的研究手段加以解決。(3)其他因素。除了反饋結果的方式(部分反饋還完全反饋)之外，結果對個體的重要性，行為可供選項的個數(shù)(唯一的選項還是多個選項)，機會的次數(shù)(一次還是多次)，機會的可逆性等等因素都可能影響著后悔，這些因素也需要系統(tǒng)地研究。
　　最后，盡管已有研究開始運用腦成像(iMRI)這樣先進的技術手段對后悔的腦神經機制進行了初步研究(Codcelli，2005)，也知道了與后悔產生和預期相關的腦區(qū)域(mOFC，ACC，AII)，但這方面的研究才剛剛開始，從現(xiàn)有的文獻數(shù)量(僅有一篇)可以看到。另外，關于后悔情緒的ERP研究還沒有看到，這方面的研究也應該展開。以上所有的問題也是我們今后所研究的方向。
　　致謝：非常感謝兩位匿名審稿專家的富有建設性意見，也感謝袁加錦、何媛媛、梁靜等人對本文提出寶貴的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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