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戰(zhàn)爭時期的延安，有“四大文化怪人”，他們不是一般的“怪”，而是相當?shù)摹肮帧薄?　　第一怪是要求吃雞的冼星海。冼星海是個留法回來的洋學生，剛到延安時，非常討厭吃小米。后來有人要他為《黃河大合唱》譜曲，他便提出：“必須每天給我吃一只雞，要不然一行也寫不出來�！碑敃r的延安，到哪兒去買雞？沒辦法，只得給他買了兩斤白糖。他盤腿在炕上，抽一口煙，吃一口糖。只用了6天時間，就創(chuàng)作出這部史上最為激越的民族樂章。
　　第二怪是長發(fā)披肩的詩人、話劇家塞克。他身材高大，一副名士風度，不但留著一頭連在延安革命女性那里都看不到的長發(fā)，而且性格倔強孤僻，常有怪誕之語。他經(jīng)常叼個大煙斗，一個人在山里溜達，不是挖石頭磨硯臺，就是刨樹根子雕刻煙斗和手杖。有一次，毛澤東派人請塞克去自己的窯洞聊天，塞克卻當場拒絕，理由是“進不得衙門，受不了在哨兵眼皮下走動”。毛澤東又派人去請，并答應撤掉所有哨兵，塞克這才赴約。
　　第三怪是狂放不羈的蕭軍。蕭軍頭戴狗皮帽，肩背褡褳，拄著木棍，于1938年3月孤身一人到達延安。他是想到五臺山去打游擊，此行只是路過。毛澤東很想見見這位聞名遐邇的魯迅弟子，特派辦公廳的一位秘書前去邀請見面。哪想蕭軍一點不領(lǐng)情：“不見了，他挺忙的，我也只住上一兩個星期就走。”毛澤東毫不見怪，反倒親自到招待所上門拜訪。
　　第四怪是沉默寡言的馬達。所有在延安的人，都知道馬達是個木刻家。當別人紛紛要求到前方打仗的時候，馬達卻一門心思改善自己的生活環(huán)境。比如，他用鑊頭在窯洞門前挖了個很深的圓坑，然后移來一株兩米多高的洋槐。接著，又把門口兩側(cè)的黃土坡，削成方方整整的臺階形。再鋪上光板羊皮大衣，就成了舒適的土沙發(fā)。當洋槐花開的時候，他就坐在樹下彈琴。這個地方，也被人們稱為“馬達公園”。
　　這些“怪人”雖然很怪，但他們在延安，沒有人對他們不尊重，更沒有人把他們的種種“怪象”當做問題。相反，無論領(lǐng)導還是同志，都以“怪”為樂，以“怪”為趣，覺得正因為有了他們的“怪”，才顯示出延安“用人之長，容人之怪”的胸懷和魅力。
　　當時的延安，條件非常艱苦，八路軍師級以上干部，包括毛澤東在內(nèi)，每個月只有5元的的津貼。但對于來到延安的作家和藝術(shù)家們，卻給予了特殊的照顧。比如冼星海、蕭軍等人的津貼，都是每月15元。徐懋庸在抗大當教員，每月津貼10元，另在魯藝兼課，還有5元補助。而那時兩角錢可以買一斤豬肉，一角錢可以買十個雞蛋。所以徐懋庸說：“當時我很富，生活過得很舒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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