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補史藝文志是我國古代史志目錄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通過對清代以來出現(xiàn)的補史藝文志著作進行全面梳理研究，分析補史藝文志在目錄分類體系和具體類目設置兩方面的基本情況，說明補史藝文志著作在分類上既吸收了前代已有的分類學成果，同時又根據(jù)不同時代圖書具體情況而有所創(chuàng)新的特點，從而揭示出補史藝文志的文獻學價值和史學價值。
　　[關(guān)鍵詞]補史藝文志分類體系類目設置
　　[分類號]G256.3
　　
　　在二十四史中，撰有藝文志和經(jīng)籍志的正史比較少，只有《漢書》、《隋書》、《舊唐書》、《新唐書》、《宋史》、《明史》六部。因此自清代以后，有關(guān)學者就開始陸續(xù)地為那些沒有藝文志的正史進行補撰，同時也對原有的正史藝文志進行續(xù)補和考證，前后多達數(shù)十種，不僅在古代書目中自成一個系列，而且對后來目錄學和歷史學的發(fā)展產(chǎn)生了深遠影響。
　　分類是撰寫目錄的一個重要方面，對書籍進行合理的分類，可以有效地保存圖書，達到辨章學術(shù)，考鏡源流的目的。鑒于分類的重要性，本文擬從分類體系、類目設置等方面對補史藝文志做一初步探討。
　　
　　1　補史藝文志的分類體系
　　
　　1.1　四部分類法
　　自唐初修《隋書?經(jīng)籍志》確立四部分類法以后，千百年來官簿私錄絕大多數(shù)均沿襲了這一分類方法。尤其自清乾隆時期編修《四庫全書》以來，四部分類法達到其全盛時期，所以史學家們在編修補史藝文志中，大多數(shù)都采用的是四部分類法，如錢大昭的《補續(xù)漢書藝文志》、侯康的《補后漢書藝文志》、《補三國志藝文志》、姚振宗的《三國藝文志》、《隋書經(jīng)籍志考證》、五家《補晉書藝文志》、錢大昕的(《補元史藝文志》，等等。雖然這些補史藝文志是依據(jù)四部來進行分類的，但仔細比較對照，會發(fā)現(xiàn)其中具體的分類也有所不同。
　　有的補志著作是沿襲《隋志》的分類方法，如丁國鈞在其《補晉書藝文志》中說到“《晉書》之成與《隋書》相先后”，因此這部書的具體分類“一準《隋志》。伐柯取則，無事求遠，劉略班志，非所敢知”。采用這種分類法的還有張鵬一編撰的《隋書經(jīng)籍志補》。張鵬一從南北《齊書》、《周書))、“唐志》等著作中搜輯《隋志》所未著錄的文獻資料“得經(jīng)說九十二部，史錄六十部，子類五十五部，專集七十二家，雜文三十家。編目既錄姓名，益彰爰依“隋志》分類補入”。此外姚振宗的《后漢藝文志》“今以《隋志》，附佛經(jīng)、道經(jīng)書于四部之后。同樣他的《隋書經(jīng)籍志考證》也是依據(jù)《隋志》的分類對有關(guān)圖書進行輯補考證。
　　還有的補史藝文志著作則是依據(jù)《四庫全書總目》的分類方法進行編撰的。如秦榮光著錄《補晉書藝文志》“部類先后悉依《四庫全書提要》”，但也略有改變。如經(jīng)部與《四庫全書》相比，沒有設置四書類，而設立了論語類；史部缺紀事本末類；子部缺農(nóng)家類，集部缺詩文評類和詞曲類。這些類目的變化有些是作者根據(jù)兩晉時期現(xiàn)實的圖書情況來設置的，他的這種做法是有一定道理的。如紀事本末體是南宋袁樞在閱讀《資治通鑒》時創(chuàng)立的一種新的史書撰寫體裁，從那以后，紀事本末體的史書開始陸續(xù)出現(xiàn)。因此在兩晉時期還沒有這種體裁的史書，所以作者不設此類。此外，經(jīng)部不設四書類，集部不設詞曲類也是同樣的原因。但有些類目的改變也不夠允當，如子部不設農(nóng)家類，使晉代有關(guān)農(nóng)家的圖書沒有得以記錄保存，不能完整地體現(xiàn)兩晉時期的圖書著錄情況，也對后世了解此類書籍帶來不便。在這部著作中，作者不僅在分類體系上參照了《四庫全書總目》，同時對那些涵蓋廣泛、著述繁多的類目，也都仿照《四庫全書總目》設立子目，從而形成了部、類、子目這樣一個三級的框架系統(tǒng)，使圖書著錄更加清晰。如經(jīng)部的禮類，《四庫全書總目》分為周禮、儀禮、禮記、三禮通義、通禮、雜禮書六小類，而《補晉書藝文志》也把此類分為周官之屬、儀禮之屬、禮記之屬、三禮宗義之屬和雜禮書之屬五個子目。再如乙部的地理類下設宮殿簿、總志、都會郡縣、河渠、邊防、山水、古跡、雜記、游記、外記十個子目。
　　在四部分類體系中，還有在四部之外，著有附錄的情況。如黃任叵在編撰《補遼史藝文志》時發(fā)現(xiàn)“倪氏燦、金氏門詔、厲氏鶚，三家補志并有濫登之失”，針對這種情況，黃任恒在四部分類的基礎上又“取未當者及別書所言遼人著述分為應刪、存疑二類”。此外秦榮光認為“石刻亦藝文之一”，所以他在《補晉書藝文志》的最后附錄石刻一類，著錄晉代有關(guān)石刻的圖書一百余種，使其書目編撰的更為完整。王仁俊在其《西夏藝文志》中附有一類“宋人談西夏書目”，著錄宋人著書四種，在他的《遼史藝文志補證》中又附錄“宋金人談遼事書目”，著錄圖書二十六種，這種著錄方法使這兩部補史著作與以前同類補志相比最為完備，同時也開辟了補史藝文志著錄方式的一種新領(lǐng)域，反映該時代的著述特點。
　　
　　1.2　其他分類法
　　除了四部分類法，有些補史目錄采用了其他的分類法。如姚振宗的《漢書藝文志拾補》和《漢書藝文志條理》，這兩部著作均依照《漢志》分為六藝略、諸子略、詩賦略、兵書略、數(shù)術(shù)略和方技略六略。對其中的小類，《漢書藝文志條理》均未做改變，其中三十八種小類“即劉中壘父子《七略》之舊第也，但姚振宗在《漢書藝文志拾補》中根據(jù)所補圖書的具體情況對一些小類稍作調(diào)整，如在六藝略的最后，附錄了《漢志》中沒有的讖緯類，著錄圖書十一家十一部，除此之外他認為詩賦略中的五小類“其中頗有類乎總集，亦有似乎別集”的情況，因此“今不可依仿，故變例，裁為二目，日‘總集’，日‘別集’。”方技略在《漢志》中下設醫(yī)經(jīng)類、經(jīng)方類、房中類和神仙類四類，但姚振宗在編撰《漢書藝文志拾補》中，鑒于“醫(yī)經(jīng)、房中無所拾補”，故僅列經(jīng)方和神仙二類。他的這種以圖書的現(xiàn)實情況進行分類，而不固守前人分類的做法是十分嚴謹科學的。此外曾樸的《補后漢書藝文志并考》也沒有采用四部分類法，而是“創(chuàng)立部目，斟酌出入，分為七志”，繆荃孫則把《遼藝文志》分為小學類、譯語類、實錄類、起居注類、雜史類、儀注類、地理類、證書類、傳記類、史鈔類、五行類、醫(yī)書類、釋道類、別集類十四類。
　　在補史著作中，也有一些補史藝文志的分類并不完整。如侯康在補史藝文志工作開始之前的計劃是很大的，據(jù)陳澧《傳》中說他“又以隋以前古書多亡，著書者湮沒不彰，補撰后漢、三國、晉、宋、齊、梁、陳、魏、北齊、周十書藝文志而注之�！钡�最終僅成了《補后漢藝文志》和《補三國藝文志》兩部。且這兩部補史著作只著錄到子部小說家，子部中的其他類目如農(nóng)家、歷算、五行、醫(yī)方、雜藝五類有錄而無書，“集部與佛道二錄，則皆未嘗措手焉”。還有章宗源的《隋書經(jīng)籍志考證》，全書按《隋志》史部十三類進行編撰，在類目次序上有所變動。對經(jīng)部、史部和集部均未作著錄。此外，王仁俊著錄的《遼史藝文志補證》，這部書對經(jīng)部和子部的著錄也不是很科學完善的。他把經(jīng)部分為經(jīng)總類、書類、通禮類、小學類、譯語類五類，對經(jīng)部的易類、詩類、樂類、春秋、孝經(jīng)類、論語類都略而不錄。子部只著錄了釋家、道家、 五行家、醫(yī)家、藝術(shù)五類，也是不完整的。
　　此外在補史藝文志中還存在著分類不當?shù)那闆r。如錢大昭的《補續(xù)漢書藝文志》，全書采用了四部分類法，分為四部十六小類。其中史部僅分為國史、典章和刑法三類，子部不分類，集部分兩類。其中史部的國史類中不僅著錄了正史類書籍，還著錄了起居注、章奏、雜傳等類目的書籍。在集部的兩類中，文集類著錄的是個人的文集，別集類則著錄有關(guān)歌賦的圖書，這樣的分類就顯得很草率和雜亂無章。
　　
　　2　補史藝文志的具體類目設置
　　
　　2.1　類目的因襲
　　在具體的類目設置方面，有些類目是我國史志目錄的傳統(tǒng)類目，并被一貫繼承下來。絕大多數(shù)的補史藝文志也沿襲了這些類目。如經(jīng)部的易類、書類、詩類、禮類、春秋類、論語類、孝經(jīng)類、小學類；史部的正史類、編年類、雜史類、起居注類、故事類、職官類、儀注類、刑法類、地理類；子部有儒家類、道家類、法家類、兵家類、農(nóng)家類、雜家類、醫(yī)家類、小說家類、天文類、歷算類、雜藝術(shù)類；集部有別集類和總集類。
　　除了這些傳統(tǒng)的類目，史學家在編撰補史目錄著作中又提出“其門類則以書之有無為斷”的觀點，他們在類目的設置上根據(jù)一個朝代的具體圖書情況吸取了《隋志》四分法以后出現(xiàn)的一些新類目，以反映圖書發(fā)展變化的客觀事實。
　　阮孝緒在《七錄》中創(chuàng)立偽史目，《隋志》改稱霸史類，后來的官私目錄有沿用偽史之稱，如《新唐志》、《崇文總目》、《郡齋讀書志》等；有稱霸史類，包括《舊唐志》、《宋志》、《通志?藝文略》等。也有把二者合并為偽史霸史類的《文獻通考?經(jīng)籍考》，到乾隆時期修撰《四庫全書總目》時，把此類改名為載記類。姚振宗在撰寫《后漢藝文志》時，認為“載記之名蓋始于后漢《東觀記》”，因此他沿用了《四庫全書》的做法“錄《后漢藝文》，以《越絕書》等舊列于偽史霸史者別立為此類”。
　　姚振宗在《后漢藝文志》中還設立史鈔一類，這一類目創(chuàng)始于《宋志》，《宋志》于別史類后設置了史鈔類。但姚振宗認為后漢已有史鈔之類的書，他說：“自后漢以來，學者多鈔撮舊史自為一書，或起自人皇，或斷之近代，亦名其志云，是史鈔之學起于后漢，其書則自《衛(wèi)颯史要》始一。
　　唐代劉知幾的《史通》是一部關(guān)于歷史評論學的著作。但直到宋初，此類著作很少，很難另立為一類，所以《新唐書?藝文志》將其著錄在集部文史類中。宋代以后此類書籍日益增多，已經(jīng)具備獨立立類的條件，因此晁公武自文史類內(nèi)摘出論史者設立史評類，附史部，從而創(chuàng)立了一種新的類目，即史評類。以后的官私簿錄，有的沿襲了這一類目，如《四庫全書總目》、《書目答問》等，有的則更名為史學類，如《遂初堂書目》、《千傾堂書目》等；馬端臨的《文獻通考?經(jīng)籍考》將史評史鈔合為一類，王應麟《玉�！穭t更名為論史類。在補史藝文志中，姚振宗“考后漢人亦有論史事之文，是史論之最古者”，于是他在《后漢藝文志》中設置史評類，記載了《班彪前史得失略論》等四部圖書。此外倪燦、盧文紹的《宋史藝文志補》和《補遼金元藝文志》也沿襲了前人的分類方法，于史部設立了史學類。
　　國史類始創(chuàng)于尤袤的《遂初堂書目》，尤袤十分重視收錄史書，尤其是本朝史書，并在史部中列國史、本朝雜史、本朝故事、本朝雜傳。《遂初堂書目》的國史類則只收錄宋代史書，從而在史部分類中開辟了當代史的先例。明代的《文淵閣書目》沿襲了這種做法，將當代帝王之書及御制詩文集等并為國朝類。在清代補史著作中，倪燦、盧文紹的《補遼金元藝文志》采納了這種分類法，設立國史類以記“朝廷敕編當代史”，收錄實錄、圣訓等朝廷敕修書及《元朝秘史》等當代史之書。這種分類方法也表明了著者對當代史事資料的重視。
　　
　　2.2　類目的減損與合并
　　類目的減損與合并主要體現(xiàn)在子部的類目設置中，因為補史藝文志的著錄對象多為記一代著述，而后世論及諸子之類的書籍甚少，各自立類，過于瑣碎，于是史學家在修撰補史目錄時對這些類目，或予以刪除不錄，或合并為一類。如陰陽家類，僅顧榱三的《補后漢書藝文志》在子部中設置了陰陽雜家類，其余的均沒有著錄。對于后世很少著述的名家、墨家、縱橫家等，姚振宗的《后漢藝文志》、秦榮光的《補晉書藝文志》、黃任恒的《補遼史藝文志》、錢大昕的《補元史藝文志》等就將其一并刪除不錄，而倪燦、盧文紹認為“前代藝文志列名、法諸家，后代沿之，然寥寥無幾，備數(shù)而已”，因而在《宋史藝文志補》和《補遼金元藝文志》中的做法是將這幾類“削之附雜家”。還有些補史目錄將釋家類和道家類省略不錄。如黃逢元的《補晉書藝文志》、聶崇岐《補宋書藝文志》、徐崇的《補南北史藝文志》。
　　除此之外，在經(jīng)部中也出現(xiàn)類目合并的現(xiàn)象。南宋時期的理學大師朱熹將《大學》和《中庸》這兩篇從《禮記》中抽出來，與《論語》、《孟子》合并成為一書，即“四書》。因此《明史?藝文志》便首次在經(jīng)部設立四書類以反映經(jīng)學的發(fā)展情況。清代的《四庫全書總目》也采用了這種分類法。在補史藝文志中，大部分著作并沒有采用這種分類方法，還是將論語、孟子、禮類單獨列類的，但也有例外。如金門詔的《補三史藝文志》在經(jīng)部單立四書類，收錄與《大學》、《中庸》、《論語》、《孟子》有關(guān)的著作，經(jīng)部不再設立《論語》、《孟子》之類，這較之《論語》、《孟子》單獨設類，《大學》《中庸》入禮類，合論四書之圖書入經(jīng)解類的分類方法更能說明宋代以來四書地位的提高和理學獨尊地位的確立，同樣的分類方法還有龔顯曾的《金藝文志補錄》。
　　
　　2.3　類目的遷移
　　有的史學家在撰寫補志著作時，雖然也沿襲了歷來固有的分類類目，但把一些具體的類目從以往的大類中析出移至其他的大類之下，出現(xiàn)了類目遷移的現(xiàn)象。
　　最初的天文歷法，《漢志》歸類于術(shù)數(shù)略，至《隋志》將天文、歷算與五行分開，各自平行列類于子部之下，以后的史志目錄都沿襲了這種分類方法，只有晁公武的《郡齋圖書志》、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和《四庫全書總目》把這兩類合并成為了一類，而尤袤的《遂初堂書目》則把天文、歷議、陰陽、五行、卜筮、形勢這幾類合并為數(shù)學類。雖然如此，但所有的史志目錄都把歷算類分在子部之下。在補史藝文志中，顧禳三的《補后漢書藝文志》和王仁俊的《遼史藝文志補證》都改變了以往史志目錄和其他補志的分類方法，把歷象類劃分到了史部之下，這種做法是不科學的。
　　有關(guān)詔令奏議之書，最初《舊唐書》和《新唐書》并無此一門，僅在史部起居注類下列有詔令小類，著錄了一些關(guān)于詔令奏議之書，成為后世詔令奏議類的萌芽。最初單獨設類的應是尤袤在《遂初堂書目》集部中設立章奏類，后陳振孫的《直齋書錄解題》和馬端臨的《文獻通考?經(jīng)籍考》也沿襲了這一做法。到了黃虞稷撰寫《千頃堂書目》，在別集類后設制誥類和表奏類來著錄此類書籍。而四庫館臣則認為詔令奏議類書應是有關(guān)政事之類的圖書資料，所以把它們從集部中析出，而在史部設立詔令奏議類，這種做法是有道理的。 但一些補史著作仍然效仿黃虞稷的分類方法，把詔令奏議類從史部中遷移出來，在集部中設立制誥類、奏疏類、策論類，包括倪燦的《宋史藝文志補》、《補遼金元藝文志》、錢大昕的《補元史藝文志》和金門詔《補三史藝文志》。
　　
　　2.4　類目的增益
　　雖然補史藝文志的類目大多都沿襲了以往藝文志的一些分類成果，但有些補志目錄在吸收已有分類方法的基礎上，還做了一些創(chuàng)新。
　　隨著元代民族融合的加劇，各少數(shù)民族逐漸接受漢民族的先進文化，走向更高階段的文明。為了體現(xiàn)這一社會發(fā)展的現(xiàn)實，錢大昕在《補元史藝文志》經(jīng)部的最后首列譯語類，用來著錄用少數(shù)民族語言翻譯的漢文圖書以及一些少數(shù)民族語言的普及讀物。此后的一些補史著作也吸收了這種做法，如王仁俊的《遼史藝文志補證》、龔顯增《金藝文志補錄》。
　　丁國鈞在《補晉書藝文志》中設立了存疑、黜偽兩大類，把作者、成書年代有疑問或偽書都歸為此類，這樣比在書名之下單獨注明更加明顯適用。由于晉代距清代甚遠，疑偽書也較多，因此這兩個類目的設立，使該書目錄的義例更加嚴謹。梁啟超在《圖書大辭典簿錄之部》中就評價“此其特創(chuàng)之義例，深可取法”。此外，黃任叵在《補遼史藝文志》的附錄中“取其未當者及別書所言遼人著述”設置了應刪類和存疑類，這與丁國鈞設置的存疑、黜偽二類有異曲同工之效。
　　倪燦、盧文紹的《補遼金元藝文志》在集部設制舉類。盧文紹對這種做法提出了自己的觀點：“自宋熙寧用荊舒之制，以經(jīng)義取士……三百年來，程士之文，與士之自課者，不可勝錄。然而典制所在，未能廢也。緣通考錄擢犀擢象之類，錄程氏之文二三種，以見一代之制。而二三場之著者，亦附見焉�！卞X大昕則在《補元史藝文志》中將其更名為科舉類。隨著科舉考試的不斷發(fā)展，有關(guān)這方面的著述也不斷涌現(xiàn)，將其單獨立目正順應了圖書發(fā)展的客觀現(xiàn)實。
　　以上就是補史藝文志在分類體系和類目設置上的大致情況。補史藝文志在分類上既傳承了以往目錄著作的主流分類方法，即“四分法”，達到辨章學術(shù)，考鏡源流的目的，同時又根據(jù)圖書的具體情況做了一定的突破。在類目設置方面，大多數(shù)補史藝文志是比較科學完整的，所著錄的圖書涉及一個時代社會政治、經(jīng)濟、文化、天文、地理、醫(yī)學、農(nóng)業(yè)、宗教、中外交通等各個方面，使后人可以據(jù)此了解到當時社會發(fā)展狀況和文化的繁盛。因此補史藝文志是我們了解中國古代學術(shù)文化，整理研究古籍的重要參考資料，通過對其整理研究可以保存歷史文化記錄，了解各代歷史時期科學文化的發(fā)展概況和文獻典籍的出版狀況，進而考察學術(shù)思想的淵源與流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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