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尋訪中體驗二戰(zhàn) 　　 　　宋念申 　　優(yōu)秀的演奏者，即使在作曲家死去很多年后，依然能夠悉心考察樂譜手稿的細節(jié)，真實地傳達作曲家的情感；同時，由于音樂里融入了演奏者的思考，作品自身的魅力也會在今天更加彰顯。歷史也有相類似的一面，它原本就不僅僅是由當事人紀錄和講述的，后來者審視、回憶這段歷史的方式，也構成歷史自身的一個部分。雖然歷史事件的發(fā)生不可能復制，但一次精心探尋歷史的過程，仍可以讓我們感受到另一些人在另一個時空的心靈震顫。
　　今年，全世界都在紀念二戰(zhàn)結束６０周年。歐洲的紀念活動持續(xù)了將近一年，其場面之盛，規(guī)格之高，媒體報道之豐富，為歷次紀念活動中所罕見。即使遠在中國，我們也能感受到那段歲月凝聚了歐洲人太多的感情和思索。
　　對普通的中國人而言，６０多年前發(fā)生在歐亞大陸另一端的戰(zhàn)爭，與今天的我們有著什么樣的聯(lián)系，它為什么如此重要，以及我們該怎樣理解那段歷史的意義……這些問題并不是自明的。相對于抗日戰(zhàn)爭，它離我們太遠。即便我們可以認知，也缺少感同身受的體驗。
　　因此，當讀到丁剛先生《二戰(zhàn)，在尋訪中》一書，我立刻認識到，它與一般記寫歷史的書籍不同，它力求把時空的距離拉近，像一個優(yōu)秀的演奏家探究原始手稿一樣，讓我們這些似乎與那場戰(zhàn)爭無關的人，也能身臨其境地體驗歷史中的細節(jié)，并思索這一細節(jié)在我們這個時代中的意義。比如，我們可以閱讀《安妮日記》的中譯本，知道有一個猶太小女孩，為躲避納粹而蝸居閣樓，記錄下她的所思所想；但我們難以擁有這種細微的感受：“每當我隨著人流，穿過那個曾被書架遮掩住的墻洞，踩著吱吱作響的木梯，攀上被安妮稱作‘密室’的小樓時，心中就會浮現(xiàn)出一種奇怪的感覺：仿佛那場奪去了千萬人生命的戰(zhàn)爭才剛剛結束，６００萬猶太人慘遭屠殺的事情就發(fā)生在昨天�！�
　　作為人民日報先后駐瑞典、比利時和美國的記者，丁剛有著連續(xù)十多年的國外生活經(jīng)歷，他比一般人有著更多深入理解歐美社會的機會。在歐美的生活和工作，常常令他“有一種奇怪的幻覺，好像二戰(zhàn)的硝煙才剛剛散去……歐洲人、美國人始終就沒有走出那場大戰(zhàn)的影子，他們?nèi)匀辉跒椋叮澳昵鞍l(fā)生的一些事情爭辯著、思考著”。正是這種感覺，驅(qū)使著他深入探究歷史細節(jié)的來龍去脈。作者是帶著今天的問題，去思考過去的。昨天不是靜止的，它其實已經(jīng)左右了今天的走向。
　　沿著這種思考上溯到問題的源頭，才真正看得清，二戰(zhàn)對于歐美人而言，決不是孤立在時間之河中的事件，它已經(jīng)流入現(xiàn)代人的意識之中，使他們在思考時，不由自主地帶上這段歷史的痕跡。我們可以輕易找到種種例證：他們努力防止納粹的復活、警惕排外的民族情緒、致力于建設新的國家共同體，以及對戰(zhàn)爭的負面價值判斷、對猶太民族的負疚感……等等。甚至，一些歐美人對于新崛起國家的無端恐慌和不信任，都可以從他們對二戰(zhàn)的理解中找到某種根源。
　　記者首先是一個人道主義者。丁剛記述二戰(zhàn)歷史的另一個特點，是關注小人物們在戰(zhàn)爭中的命運。他不但花了大量篇幅寫到了安妮、錢秀玲、抵抗運動老戰(zhàn)士等有典型意義的人物，而且即使在寫到諸如“Ｄ日”等恢弘時刻時，也關注著普通人物（比如大兵、護士）在其中的遭遇�！捌鋵�，一場大的戰(zhàn)爭并不完全是國家與國家之間的爭奪，它也是個人的戰(zhàn)爭。個體的弱小恰恰能夠折射出現(xiàn)代戰(zhàn)爭的強大與恐怖”。這句話不但揭示出戰(zhàn)后歐美反思思潮的一個源頭，而且也揭示出中國人在思考二戰(zhàn)時往往容易忽視的一點：戰(zhàn)爭之所以殘酷，不是說它把一個國家或民族卷入浩劫，而是說這場浩劫是由千萬個個體命運所組成的。當我們從細處審視，對這種殘酷才會感同身受。
　　當思考凝聚到個人命運、人性的層面，我們方能理解，為什么歐洲對二戰(zhàn)的紀念是超越國家的，也必須超越國家。可以說，這樣的關注點雖然顯得“小”，但是后面的關注方法，卻涉及一個大的問題：我們?yōu)槭裁匆�反思二�?zhàn)，不但因為今天的人們沿著那個年代走來，更因為我們每一個個人，實際就生活在歷史留給我們的選擇題中。這些困擾過過去那個年代人們的問題：感情與理智、民族與國家、戰(zhàn)爭與和平……依然會在今天以及將來，困擾著人們――不論他們是歐洲人，還是亞洲人。作者就這樣把過去之“因”和今天之“果”一同奉獻了出來，這使得他筆下的歷史，有了一種超越時空的關聯(lián)。
　　
　　走出晚清：從自衛(wèi)到自覺
　　
　　張世婷
　　晚清是中國歷史上最具悲劇性的一個時代。發(fā)生在這個時代的中國對外關系是在兩個背景中展開：一方面，１９世紀中期，中國外部世界的發(fā)展已經(jīng)營造了一個完全不同于東亞傳統(tǒng)國際關系的政治文化，中外所處時代和地域的差異、列強的侵略政策，使沖突成為中外關系的基本特征；另一方面，在中外關系發(fā)生劇烈沖突的同時，中國人看待外部世界和反觀自身傳統(tǒng)的基本格調(diào)也在發(fā)生劇烈的嬗變，中國自此卷入了一場迄今仍在進行的大變局中。
　　要把握這個時期的外交，不僅要理清中外交涉典型事件的來龍去脈，而且要嘗試對歷史進行反思。這一段中外關系史，不僅在中國的歷史發(fā)展上具有重要意義，而且在世界文明發(fā)展史上，由于具有如此深厚而久遠文化傳統(tǒng)的中國能在短短一個多世紀里基本實現(xiàn)了和世界異質(zhì)文明的接軌，因而其意義也是富于啟發(fā)性的。在這場驚人的巨變中，我們看到了中國人頑強的調(diào)適能力，看到了中國文化內(nèi)在的巨大潛力。晚清外交留下了多少屈辱的歷史，又留下了多少可歌可泣的英雄故事，而穿著儒袍的中國第一代外交家們所開展的弱國外交，可謂跌宕多劫，而其詳情則鮮為人知。
　　晚清是中國歷史上中外沖突最激烈的一個時期。晚清對外關系是整個傳統(tǒng)的中國文明在全球化時代進行頑強抗爭的最尖銳體現(xiàn)。因此，晚清成為國人的一種割舍不掉的情結，這種情結使我們在當代的國際關系中尤其重視民族的尊嚴，對于國際關系的平等問題尤其敏感。這種情結也使我們善于從道義的高度定位我們的主張，因而更樂于通過培養(yǎng)國家間的親疏關系闡述我們對敵友關系的見解。這種情結還使我們處于一種幾乎難以解脫的困境中：一方面，從沒有民族國家意識到被敲打出民族國家意識的歷史使我們對主權問題的認識非常剛性，另一方面，全球化的性質(zhì)又逼迫我們不得不接受國家主權正在被科技發(fā)展和跨國界交流等等侵蝕的事實。而我們可能還沒有做好足夠的準備。在新的一輪外在沖擊到來的時候，如何從晚清的對外交往中吸取教訓和經(jīng)驗？如果簡單地把晚清對外交往的歷史定義為屈辱的被侵略的歷史，是不能回答這個問題的。我們必須從具體的、細微的、人物的歷史中挖掘出主動性和理性。這些東西的價值遠遠大于高調(diào)的咒罵、宣揚和仇恨。
　　晚清的對外關系是一種古老文明適應能力的體現(xiàn)，也是一種士大夫自衛(wèi)的反應過程。我們必須認識到并且承認這樣一個事實：晚清時期中國社會和國家從總體上而言一直處于一種危機狀態(tài)，并且在很多時候處于一種戰(zhàn)爭狀態(tài)。由于中國傳統(tǒng)社會的鄉(xiāng)村意識――一種建立在自給自足的經(jīng)濟基礎上的狹隘的自我保護意識，使得中國在晚清時期直到很晚才產(chǎn)生全民族的憂患意識和抗爭意識。全民族的生存意識逐漸覺醒是隨著危機的繼續(xù)而發(fā)出的，它直接導致清王朝的崩潰和新的政治權力的產(chǎn)生。新的制度為整個社會確立了一個普遍接受的目標體系，并且建立了確保實現(xiàn)這個目標體系的壓倒一切的政治權力。
　　晚清的對外交往是在全球化的大歷史背景中發(fā)生的。晚清以來，國人感覺最深的不是“中外一家”的幻象，而是身份認同的危機。因為我們從來認為天下一家，所以“他們”到來的時候，國人逐漸感知到“我們”的存在。這是晚清帶給我們最大的困惑。盡管中外的戰(zhàn)爭已經(jīng)結束，但是晚清歷史帶來的全民族的焦慮感還遠沒有解除。
　　《走出晚清：涉外人物及中國的世界觀念之研究》就是涉足了這樣一個龐大的歷史命題，即中國如何能在全球化的過程中找回失落的自信、找到理性的道路。本書呼吁人們把對歷史觀察時的屈辱情緒轉(zhuǎn)變?yōu)槔硇缘娜�球眼光，從“沖擊―反應”的被動狀態(tài)走向自覺的理性意識。作者指出，走出晚清是走向全球化的思想基礎，也是一種對時代變遷作出的理性回應和必然選擇。走不出晚清，永遠都不能實現(xiàn)現(xiàn)代化。
　　
　　一個中國中學生的美國經(jīng)歷
　　
　　丁超好像與一般中國在外留學生條條相反：中國在外留學生大都不關心當?shù)氐娜宋纳鐣�基礎和歷史背景，中國在外留學生一般都是理工科，中國在外留學生一般都對當?shù)卣�治毫無興趣，中國在外留學生一般都是“一心只讀圣賢書，兩耳不聞窗外事”。他只有１７歲，是來自北京的一名中學生，在美國讀高中。參加“青年美國”社團活動期間，他曾經(jīng)與美國政府官員、議員、五角大樓的將軍談論一些很有深度的話題，不僅讓老師同學們敬佩，也讓跟他對話的美國政府官員們吃驚。他有很強的溝通能力。他的目的是了解他們、認識他們，向他們學習。
　　“海不辭細流故能成其大，山不辭土石方能就其高”，我們以“兼容并蓄”的精神看待世界、融入世界，吸收和借鑒世界各民族文明成就，取長補短，才能創(chuàng)造出更加燦爛的文明，自立于世界強國之林。《１７歲，我在美國當“政客”》，寫出了新時期中國青年開闊的眼界和吸取他人之長的博大的胸襟。該書記錄下丁超在美國留學期間的經(jīng)歷的同時，更表達了丁超胸懷祖國、放眼世界的抱負和理想。在注意吸取其他國家和民族的長處方面，丁超的主觀意識是明確的。只有放眼世界，洞察環(huán)繞我國的復雜險峻的國際氛圍，才能強烈意識到自己民族的安危興衰大局，增強憂患意識，增強作為中華民族一員的責任感和使命感。他年歲雖小，但他的努力方向是可取的。
　　本書內(nèi)容涉及美國的選舉制度、議會制度、司法制度、外交政策、國際關系，可以看出年齡不過１７歲的作者廣博的文學、政治、歷史、地理知識，以及獨立思考、分析認識國際問題的能力。
　　 “青年美國”高中社團里聚集了一群對政治和社會問題很感興趣的美國青年。這群美國學生給丁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作者結交了許多有志向的同學。在作者筆下，這些美國青年栩栩如生、躍然紙上。
　　丁超是個勤奮刻苦、一絲不茍的好學生。他隨時隨地不忘記學習。有一次在喬治城大學的圖書館查資料，《日內(nèi)瓦公約》是很枯燥的，并且只是課余閱讀材料之一，丁超抱起來看個沒完。
　　本書不僅讀來有趣，更有實用參考價值。
　　青年人看問題是最敏感的，思維最活躍。丁超小的時候去過歐洲，也到過美國許多地方，眼界十分開闊。他酷愛讀書，知識面廣，使本書的內(nèi)容變得豐富和有深度。本書不僅思想性強，文字也寫得很風趣。
　　“閑情非吾志，甘心赴國行”。丁超在暑期活動中經(jīng)歷了許多難以忘懷的瞬間，使他越來越覺得自己“明白了作為一個中國公民身上的責任”，他深深地期望著自己祖國的未來。

相關熱詞搜索：尋訪 體驗 在尋訪中體驗二戰(zhàn)等 尋訪二戰(zhàn)德國兵 二戰(zhàn)指揮官體驗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