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3年9月至1967年2月,我在外交部教育司翻譯處外交工作｡對我們國家來說,這是一個不同尋常的歷史時期｡那時,我國外交的戰(zhàn)略性調整正在醞釀著､嘗試著｡退休后,我常�；貞浧鹪诜�譯處的那段經歷,仿佛又回到了整個外交部那些激情燃燒的歲月｡
　　
　　譯員一邊翻譯,
　　周總理一邊掐著手指數(shù)著
　　
　　聽老同志講,周總理特別重視翻譯的準確性,他說嚴復講的“信”､“達”､“雅”,頭一條就是“信”｡總理說,翻譯外交文件,給領導同志當翻譯,有一是一,有二是二,不能加也不能減,不要隨意發(fā)揮,也不能妄加解釋｡但總理同時要求譯員發(fā)揮主動性､創(chuàng)造性,對領導同志所說的明顯不當之處,翻譯時要加以變通甚至糾正,“幫著把把關”｡
　　一年盛夏的中午,來訪的緬甸首腦奈溫將軍在緬駐華使館的草坪上舉行答謝招待會｡總理致答辭時,翻譯處五大語種的譯員們輪流翻譯｡每位譯員在翻譯時,總理總是掐著手指頭在數(shù)｡一開始我還真有點納悶｡后來,當俄語譯員譯完一段話之后,總理用右手食指點著左手還在掐著的幾個指頭,問道:“我剛才講的……那層意思你給翻過去了沒有?”譯員“噢”了一聲,趕忙把總理所點出的那層意思給補譯上了｡
　　招待會進行的時候,空中烏云密布,時不時地飄著絲絲細雨,經過多日悶熱之后,令人感到特別之爽｡總理在講話之初就高興地說,今天的天氣“蠻好”的｡俄語譯員把“蠻好的”照原話直譯了出來,總理聽后略帶笑容地對她搖了搖頭｡譯員立即改譯為今天的天氣“蠻舒服的”,總理聽后高興地點了點頭｡
　　聽有的老同志說,總理見外賓之前,有時把譯員特地單獨請去,介紹中央的考慮,講政策､對策,并征求譯員對一些問題的看法和意見｡總理還要求,外交部領導研究重大涉外問題時亦應這樣做｡
　　
　　連蘇聯(lián)使館的代辦,
　　總理也能直呼其名
　　
　　周總理經常參加外國駐華使館舉行的招待會,與各國使節(jié)進行廣泛接觸｡當總理與使節(jié)們交談時,翻譯處五大語種的譯員們都跟在總理的后面,當他需要時(總理懂英語､法語､俄語),就上前翻譯｡我曾有幸多次參加這項工作｡
　　有一次,總理見到蘇聯(lián)駐華使館的一名臨時代辦,邊握手邊對他說:“拉茲杜霍夫同志,你的夫人好像不太像俄羅斯人｡”原來這位代辦夫人那天把頭發(fā)吹得老高,當時在蘇聯(lián)上層婦女中,這類發(fā)型也是相當超前的｡代辦似乎感到總理的話有點諷刺意味,臉刷地漲得通紅,結結巴巴地解釋:“總理,她是俄羅斯人,是的｡不過,她來自俄羅斯東部｡”還有一次,總理與另一名蘇聯(lián)代辦邊握手邊說:“莫初黎同志,拉賓同志(蘇駐華大使)回去有兩個星期了吧?他現(xiàn)在好嗎?準備什么時候回來?”
　　
　　蘇聯(lián)使館的代辦算不上什么人物,頂多是個公使銜參贊,而且這個“代辦”還是“臨時”的,又經常換人,但總理碰見時一眼就能認出,還能叫出他們的名字｡連人家大使因事暫時離開使館回國的時間,總理都記得一清二楚｡
　　我正式給周總理當翻譯只有一次｡那是1964年秋天,蘇聯(lián)作曲家圖里科夫來訪｡那時,中蘇間的人員往來已經瀕于中斷,這是60年代來訪的最后一位蘇聯(lián)客人｡此后,在長達20年的時間里,再也沒有蘇聯(lián)人來我國訪問過｡總理對這位蘇聯(lián)音樂家講了許多友好的話,強調:中蘇兩黨､兩國關系目前雖然遇到了一些困難,但兩國人民總會世世代代地友好下去的｡事隔20年之后,有一次,我在莫斯科柴可夫斯基音樂學院聽完音樂會準備離場時,忽然聽見有人大聲喊我的名字｡原來,是這位蘇聯(lián)朋友從老遠的地方認出了我｡在簡短的交談中,他深情地回憶起20年前周總理的親切接見,說那是他一生“莫大的光榮”｡
　　
　　陳毅元帥:等美帝打進來,
　　我的頭發(fā)都等白了!
　　
　　1965年,美國在越南的侵略戰(zhàn)爭不斷升級,有人還叫囂要把戰(zhàn)火燒到中國｡當時,在一些雙邊關系中和某些地區(qū)出現(xiàn)了一些新的問題｡為此,陳毅副總理兼外長于9月29日舉行了一次大型的中外記者招待會｡翻譯處各語種都派出了超一流的高翻進行同聲傳譯,領導讓我也到“前方”體驗和學習｡
　　那一天,偌大的一個會場被三四百人擠得水泄不通｡答問時,陳老總講到了十五六個雙邊關系問題和國際問題,他幾乎都是即興講｡這次記者招待會持續(xù)了將近兩個半小時｡面對美國人的戰(zhàn)爭叫囂,老元帥橫眉怒目,發(fā)出了陣陣吼聲:
　　“我們等候美帝國主義打進來,已經等了16年!我的頭發(fā)都等白了!或許我沒有這種‘幸運’能看到美帝國主義打進中國,但我兒子會看到｡他們會堅決打下去的!
　　“請記者不要以為我陳某人是個好戰(zhàn)分子,是美帝國主義窮兇極惡,欺人太甚!
　　“我們中國有一句老話,叫做:善有善報,惡有惡報;不是不報,時候未到｡時候一到,一切都報銷!”
　　陳老總的話音一落,在場的所有中國人立即報以雷鳴般的掌聲,經久不息｡人們盡情地表達著自己的激動和振奮之情｡大家都認為,陳老總在“一切都報”這句老話后面加了一個“銷”字,非常妙｡
　　記得陳老總在多個不同場合與外國記者談到過原子彈問題｡他既講到原子彈沒有什么了不起,亞非拉的反帝反殖斗爭才是最好的原子彈;也曾斬釘截鐵地說過,我們中國人沒有褲子穿也要制造幾顆原子彈;還說,搞原子彈是為了消滅原子彈｡
　　我在現(xiàn)場聽俄語高翻們的同聲傳譯,感到陳老總的骨氣､陳式語言的虎氣全都譯出來了｡但是偶爾,同聲傳譯也會出點小問題,甚至還“卡”過“殼”｡有一回,陳老總談到日本北方四島時,把擇捉､國后､色丹､齒舞的名稱一一列了出來,五大語種的高翻們頓時全都蒙了,弄不清這幾個島的外語究竟該怎么說,又不好根據(jù)漢語的發(fā)音瞎說一通｡翻譯處領導對這次“事故”很重視,讓各語種把四個島的中外文名稱對照表打印出來,人手一份,并要求大家隨身帶上,得便時就拿出來看看､背背｡我還把一張“四島圖”粗線條地畫了下來,并附上四島的地理概況和歷史沿革,時不時地翻出來看看｡40年過去了,北方四島的俄文名稱及其概況,我一直都記得｡
　　
　　十萬火急翻譯“李宗仁聲明”
　　
　　1965年7月20日上午10時過后,辦公廳讓我們翻譯處五大語種各派兩人去緊急執(zhí)行一次特殊任務｡原來,李宗仁先生正乘坐專機從廣州飛往北京,兩個多小時后就要在首都機場降落,回到闊別16年的祖國首都北京,實現(xiàn)他“樹高千丈,落葉歸根”的夙愿｡周總理屆時將率領黨､政､軍､群一大批領導人前往迎接｡我們在集合后還得知,李宗仁先生將在機場宣讀一項聲明｡有關同志宣布了兩條:一､各語種要盡快把譯文拿出來,立即送文印處復印供散發(fā)用;二､自此刻起至下午解密止,任何人都不得離開所在的房間｡
　　“李宗仁聲明”篇幅不長,只有兩頁多,但寫得相當精彩,內容廣,含意深,情真意切,極具感染力｡“聲明”以白話文為主,夾雜著不少文言文,讀起來頗感獨特,也給翻譯增加了難度｡李宗仁先生的話主要是說給蔣氏父子聽的,他“寄語留臺的國民黨同志”:美國“狼子野心,路人皆知”;“必欲據(jù)臺灣為己有,陰謀詭計,無所不用其極”;“何忍引寇自重,為敵張目,甘為民族罪人,國家蟊賊”!
　　在“聲明”中,李宗仁先生還坦言,他在自己的政治生涯中曾“一誤再誤”,“宗仁老矣,對個人政治出處無所縈懷,今后惟愿盡人民一分子的責任,對祖國革命建設事業(yè)有所貢獻”｡
　　翻譯“聲明”時間緊､任務重,而且我們當時又處于“被隔離”狀態(tài),連查工具書幾乎都不可能｡正在我們犯難的時候,主管同志“雪中送炭”,向我們扼要介紹了李宗仁先生此次回歸的來龍去脈,講了中央對原國民黨頭面人物回歸的政策,還對一些不易懂的詞語進行了釋義,幫助翻譯們得以在兩個多小時內完成了任務｡
　　多年后我才知道,李宗仁先生回歸的旅途真是荊棘叢生,僅籌劃工作就用了足足十年的時間｡早在1955年,周恩來總理利用李宗仁先生就臺灣問題發(fā)表正面談話這一契機,運籌帷幄,爭取讓旅居美國的李宗仁先生盡早回國｡十年來,為實現(xiàn)這一目標,在北京､香港和蘇黎世等地,通過李宗仁先生的原政治秘書程思遠先生､李宗仁先生的夫人郭德潔女士､民革中央主席李濟深先生以及我統(tǒng)戰(zhàn)部門負責人羅青長同志等人,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周總理還多次約程思遠先生秘密到京進行具體謀劃｡李宗仁先生這次是從美國經瑞士回國的,他的回歸之旅險象環(huán)生｡在周總理的親自關懷和指揮下,在我駐外人員的巧妙安排下,李宗仁先生得以躲過蔣特策劃的一個個暗殺計劃,于7月18日平安地飛回了廣州｡從瑞士到中國的途中,他飛飛停停,差不多用了一周的時間｡
　　
　　在中南海學習現(xiàn)場
　　翻譯俄語電影
　　
　　“文革”之前,在中南海經常為中央領導同志放映一些俄語“內部參考片”,有《雁南飛》､《第四十一個》､《一個人的遭遇》等｡小平同志､彭真同志､陳老總等常往觀看｡片子由“中辦”的俄語組､我們翻譯處俄文組以及其他一些單位的幾位高翻現(xiàn)場同聲傳譯｡領導曾多次讓我去“實地”學習｡
　　記得有位高翻翻得特棒,每句對白都不落下,而且翻得繪聲繪色｡有一次,畫面上出現(xiàn)一對青年男女坐在公園的椅子上相偎耳語,他當場竟然也“整”出好幾句“對白”來,逗得“中辦”楊尚昆主任捧腹大笑,他打趣地說:“好嘛!你這位高翻的本事好大喲!連人家小青年搞對象說的悄悄話你都能聽得出來,而且還聽得那么真!要得!”
　　現(xiàn)場翻譯電影特別難,影片中對白的速度往往很快,翻譯有時一下子反應不過來,而且有些對白還聽不清､聽不懂｡有一次,我向這位高翻討教如何提高俄語的聽力,他倒是沒有介紹什么經驗,只是不好意思地說,他當年學俄語有個挺“賴”的辦法｡那還是在上世紀的40年代,在哈爾濱的公園里,每當夜幕降臨,當時只有十幾歲的他,常常躲在椅子后面,“偷聽”“白俄”老頭､老太太嘮嗑｡
　　20多年后,這位前輩到蘇聯(lián)訪問,使館領導讓我陪他｡有一次,我回憶起當年在中南海學習翻譯俄語電影的情景,很感謝他對我這個“后學”的鼓勵和指點｡他說,給領導同志翻譯俄語電影,在我國已經有好幾十年的歷史了｡早在延安時期,師哲同志就給毛主席翻過《列寧在十月》等片子｡1949年底至1950年初,毛主席第一次訪問蘇聯(lián)時,因為逗留的時間較長,長達兩三個月,空閑時他在莫斯科近郊的巴拉維哈國賓別墅調看了蘇聯(lián)電影資料庫里幾乎全部傳記片,寫彼得大帝的,寫拿破侖的,寫庫圖佐夫的……主席看得津津有味,常與隨行人員談論影片中的情節(jié),有時還開開玩笑｡有一次,在賓館用餐時,主席吃著吃著,突然用手指著坐在斜對面的我方一名警衛(wèi)說:“我看,他有點像拿破侖!”當時,影片由師哲同志翻譯,正在莫斯科學習戲劇的孫維世同志也常常去幫忙｡
　　這位前輩還講了給蘇聯(lián)領導人翻譯中國電影的一段趣聞｡1954年日內瓦會議期間,周總理兼外長曾為各國代表團舉行了一次電影招待會,放映大型彩色舞臺片《梁山伯與祝英臺》｡當時,蘇聯(lián)代表團團長､外長莫洛托夫因有事沒看成｡總理決定為他放個專場,還特地交待,梁山伯與祝英臺的唱詞､對白要安排一男一女同聲對譯｡那天,莫洛托夫外長興致頗高,一到總理的住處就高聲大喊:“周恩來同志,我現(xiàn)在‘討債’來啦!”電影放映時,由方祖安同志與歐陽菲女士為梁祝的唱詞､對白用俄語配音,效果很好｡莫洛托夫看后高興地對周總理說,從前只知道你們中國人談情說愛的方式與我們歐洲人不同,今天看了這部片子才知道,男女主人公談得是如此神秘,結果又是那樣神奇(指梁祝最后“化蝶”)｡
　　
　　平淡一生中的“戰(zhàn)斗”歲月
　　
　　那些年,我們翻譯處的任務很重,一支一百人左右的大隊伍,工作起來仍會感到人手短缺｡1965年,美軍對越南狂轟濫炸,炮火逼近我國邊境,翻譯處的任務就更重了｡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里,處里“正常”的上班時間分為三大段:上午､下午和晚上,晚十點之后人們才離開辦公室｡
　　在我們翻譯處,加班加點是家常便飯｡大家經常通宵達旦地干,有時還連軸轉地工作好幾天｡有一次,為了譯好我國政府闡明中印邊界沖突真相的大量文件,我與處里許多同志一道,一連兩三個月夜以繼日地工作,很少出過外交部的大門｡深夜里加班有空時,同志們便以桌椅當“床”,和衣躺下休息｡當時有一種“怪”現(xiàn)象,誰要是被領導安排加班少了,誰就會感到受“委屈”,甚至“不滿”｡人人都是“搶”著干的｡
　　那時,翻譯處的急件真不少,有的文件急得實在令人難以置信｡比如,有的外國使節(jié)應約來到外交部之后,我方準備遞交的文件的外文正本還打印不出來,只好請外國人先等著｡
　　就這樣,處領導､組領導､定稿的､譯初稿的､打字的……大家全都“滾”在一起,就像一家人,工作雖然緊張,但上上下下,其樂融融,心情舒暢,很少有磕磕碰碰,更沒有勾心斗角｡
　　在這里,我還要特別提一下翻譯處嚴格的工作制度｡通常的譯(稿)､定(稿)､核(稿)三大筆譯工作流程在我們翻譯處被細化為七大道工序,處里制定并切實執(zhí)行錯情登記､通報､檢查制度｡錯情不論大小,也不管是誰出的,都由專人及時在專冊上逐一如實登記｡小錯在各語種內一周一通報,大錯則在全翻譯處范圍內通報不過夜｡這些工作制度猶如戰(zhàn)爭年代鐵的紀律,為各語種嚴格地把好了一道道關｡
　　我在外交部多個崗位上工作了將近四十年,十分慶幸能在翻譯處開了個好頭,邁出了人生比較堅實的第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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