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在港報上看到一則反潮流的小新聞，意思大概是：內地大酒店今年起不再銷售明報集團的《亞洲周刊》；但外籍和臺港澳人士仍可訂閱。 　　由于奧運前，外國記者可在華自由采訪，許多人感受到政策只會寬不會緊。不過信息的傳遞是有方向的，信息大概是管進不管出：外國記者來采集作出口用的信息放寬，但輸入信息還是會相對謹慎。
　　 以內地角度看，該刊有的封面是蠻刺激的。不過這是港，臺雜志的慣技，并非該刊所獨有。
　　老實說，要講做新聞，現(xiàn)在的《亞洲周刊》(Yazhou zhoukan，簡稱YZ，這大概是香港當時唯一用漢語拼音作為英文刊名的雜志)才算交得出貨。20年前創(chuàng)刊時，只相當于內地的《參考資料》。
　　我在YZ籌組期間加入工作，正式出版后還做了大約兩年。大概是1989年秋天離開，當時還寫了篇社論。后來有“發(fā)燒友”想辦一種新型的“城市周刊”，有老板推薦我。我于是繼YZ后，又成了《壹周刊》的創(chuàng)刊元老。
　　我在YZ時，該刊是英文雜志《Asiaweek》，(以下簡稱AW)的小弟。AW是當時東亞英文周刊先驅《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遠東經濟評論，簡稱FEER)的對手，影響力雖然不能比，但在東南亞總算站穩(wěn)了陣腳。同期內，中國在經濟上日漸開放，氣氛活躍，渴求信息。AW的新西蘭籍創(chuàng)辦人Michael o’Neill遂加開中文版，希望可以北進。
　　當時香港很多媒體都有這個想法，關鍵是落實。o’Neill是新聞人，不諳中文，又深信AW模式的優(yōu)越性，遂把英文版的做法照搬到中文版。當時的AW全彩印刷，論美觀比得上你現(xiàn)在看的《南風窗》。相比之下，東南亞一些地區(qū)的華文報刊印刷粗糙、新聞管得嚴，華文甚至受到排斥，華人對全彩的時事雜志自然驚為天人。但香港不缺全彩的刊物，AW式的內容不夠賣點。
　　
　　什么是AW式的內容呢?原來，該刊要概括全亞洲的新聞，但人手有限，故主要靠“炒稿”。方法是選輯通訊社的稿件和亞洲各地空運到港的報紙，綜合改寫，自己采訪的內容不到一半。炒稿在香港報界很常見。港報規(guī)模小，有些新聞無法派人到場，就錄寫電臺和電視的報道，當作“本報訊”。最多是見報前致電有關人士，引述一兩句話。
　　 這雖然有違知識產權，但每天發(fā)生的事根本登不完，很多其實只要交代幾句即可。但周刊不同報紙，如果大半內容靠炒稿，就不能說是“新聞”，而只是“摘要”。當然，現(xiàn)在生活緊張，讓你很快地看完一周的大事，那也很重要。但YZ既然名為《亞洲周刊》，不能只報華人的事也得講講中東南亞；而港人當時樓股齊飛，對“落后地區(qū)”不感興趣。
　　令o’Neill深信AW模式優(yōu)越的是，撰述員根據剪報炒出稿件后，要由另一組研究員逐字核對剪報后才能出街，以確保內容準確。但隨便著三種不同的中文報紙就知道，同一件事的報道，不要說立場，即使在細節(jié)上都有出入，影響到讀者對責任誰屬的判斷。若此，撰述員應根據哪份剪報來寫稿?在同類的報道里，研究員又應該根據哪份剪報來核實?只要有報紙登過就深信不疑，那是教條，不是制衡。
　　這個制度更令新聞人淪為word processor(文字處理器)。YZ一周不過50～60頁，選題基本上由老總說了算。編輯部其他的同事只須穩(wěn)守辦公桌，一手報紙，一手稿紙。撰述員負責改寫，我與其它編輯負責改稿。一周五天，連對外的電話都很少打。
　　我改稿很快，大部分時間都在等下班。待遇不錯，但浪費青春。后來請辭，洋老板挽留，特地找我去吃飯。但一個比較明白我又深得老板喜愛的同事對老板說：他名為“助理老總”，但其實只是 a glorified copy-editor(美化了職銜的文稿編輯)：
　　 至于前文所提到的社論，其實并非YZ的社論，而是當時香港民意沸騰，老總不能寫中文，我作為手下第一人，責無旁貸，但按YZ的規(guī)矩不署名。之所以有此規(guī)定，理由是集體創(chuàng)作，非一人之功。但那篇文字除了打字(當時PC還未普及，仍然是手寫稿的時代)和校對，所有的創(chuàng)作我一人包辦。說穿了，不讓作者署名是怕對手來挖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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