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溫于去年離世的意大利導(dǎo)演安東尼奧尼為我們留下的1972年的中國影像，以及當(dāng)年的相關(guān)批判文字，別有一番滋味。 　　 　　1973年1月，長達(dá)3個半小時的紀(jì)錄片《中國》在意大利首都羅馬首映，反響甚大，與此同時，安東尼奧尼“破壞與我方的協(xié)議”，以25萬美元的高價將該片在美國的公映權(quán)售與美國廣播公司�！霸诓坏靡训那闆r下”，安東尼奧尼才于同年9月交于我方電影拷貝。該片在西方世界大紅大紫之時，我們卻別有一番滋味在心頭。
　　“凡是錯誤的思想，凡是毒草，凡是牛鬼蛇神，都應(yīng)該進(jìn)行批判，決不能讓它們自由泛濫�！�1974年1月30日，《人民日報》發(fā)表評論員文章《惡毒的用心，卑劣的手法――批判安東尼奧尼拍攝的題為的反華影片》，拉開了批判安東尼奧尼的帷幕。雖然安東尼奧尼的反華影片“無損于我國的一根毫毛”，最終是“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但我們還是要對他打上“一記響亮的耳光”的。以此為開端，幾乎安東尼奧尼影片中涉及的每一處地方都有“代表”出來著文批判，這些批判文章最終結(jié)集為《中國人民不可侮》，由人民文學(xué)出版社1974年出版，總字?jǐn)?shù)達(dá)12萬字。
　　
　　不拍或少拍我們要他拍的
　　
　　究竟《中國》怎樣激起我們的義憤呢?重翻批判文章，可略知一二。在首篇發(fā)難文章《惡毒的用心，卑劣的手法》中這樣說道：
　　“他的中國之行，不是為了增進(jìn)對中國的了解，更不是為了增進(jìn)中意兩國人民的友誼，而是懷著對中國人民的敵意，采取別有用心的、十分卑劣的手法，利用這次訪問的機會，專門搜羅可以用來污蔑攻擊中國的材料，以達(dá)到不可告人之目的。在他拍攝的長達(dá)3個半小時的影片中，根本沒有反映我們偉大祖國的新事物、新氣象、新面貌，而是把大量經(jīng)過惡意歪曲的場面和鏡頭集中起來，攻擊我國領(lǐng)導(dǎo)人，丑化社會主義新中國，誹謗我國無產(chǎn)階級文化大革命，侮辱我國人民。任何稍有民族自尊的中國人，看了這部影片，都不能不感到極大憤慨。(《惡毒的用心，卑劣的手法――批判安東尼奧尼拍攝的題為的反華影片》，《中國人民不可侮》，北京：人民文學(xué)出版社1974年版，第1～2頁以下材料出于此書只標(biāo)明篇名與頁碼)
　　
　　憤慨之由呢?據(jù)說是在他的影片里，“凡是好的、新的、進(jìn)步的場面，他一律不拍或少拍，或者當(dāng)時做做樣子拍了一些，最后又把它剪掉；而差的、舊的、落后的場面，他就抓住不放，大拍特拍。在整個影片中，看不到一部新車床，一臺拖拉機，一所像樣的學(xué)校，一處熱氣騰騰的建設(shè)工地，一個農(nóng)業(yè)豐收的場景……”(同上，第7～8頁)“整個影片，沒有一個好鏡頭，沒有一張笑臉，看不見戰(zhàn)斗在三大革命運動第一線的工農(nóng)兵的颯爽英姿，看不見生龍活虎般的青年人朝氣蓬勃的面貌，看不見新中國少年兒童天天向上、活潑可愛的臉龐，簡直把中國人民丑化得不成樣子�！�(景平：《反華小丑的卑劣表演》，第32頁)
　　本意是想請你導(dǎo)演安東尼奧尼拍中國欣欣向榮，一派生氣的面貌和成就，但全然不是。且看控訴和指責(zé)。
　　天安門前警衛(wèi)連全體指戰(zhàn)員在批判文章中說：“在安東尼奧尼的影片中，卻根本看不到廣場的全貌，也沒有天安門的雄姿。明明是陽光燦爛的5月的一天，而影片中廣場的畫面，卻被拍得暗淡無光；明明是莊嚴(yán)的廣場，在影片中卻被描畫得雜亂無章，簡直成了一個亂哄哄的集市。”(天安門前警衛(wèi)連全體指戰(zhàn)員：《不許污辱天安門》，第64頁)
　　建筑工人張百發(fā)在《首都建設(shè)的偉大成就不容抹煞》中說：“在他所拍攝的這部反華影片中，幾乎看不到一幢高大的新建筑，沒有一所新建的學(xué)校，新建的醫(yī)院，新建的體育場，新建的職工宿舍。偶然出現(xiàn)一幢像樣的樓房，也被拍得模模糊糊，一掠而過。他專門去拍攝北京的一些小胡同和所謂‘沒有窗戶’，‘屋頂在圍墻的后面’的四合院，而別有用心地說什么‘北京依然是個古老的城市，由矮房、小胡同和一個套一個的網(wǎng)合院組成’。”(張百發(fā)：《首都建設(shè)的偉大成就不容抹煞》，第45頁)
　　蘇州市城市建設(shè)局顧小狗說：“明明睜眼就可以看到寬闊的馬路，林蔭的大街，他不拍，偏要亂竄亂闖去拍攝小街小巷；明明多次看到好多處新建的大橋，他不拍，卻偏要去拍那舊社會遺留下來的河邊小屋；明明看到運河里穿梭航行的客輪和船隊，他不拍，卻偏要偷拍裝運肥料的幾條小船�！�(顧小狗：《兩個時代兩重天》，第152頁)
　　中共河南省林縣委員會第一書記楊貴說：“規(guī)模宏大的紅旗渠，他無心參觀，很少拍照；林縣河山重新安排后的興旺景象他不拍，卻專門拍那些枯河亂石；公路上汽車川流不息他不拍，卻專門去拍牛車、獨輪車；田野里奔馳的大小拖拉機他不拉，卻專門去拍毛驢拉石磙；熱火朝天的集體勞動場面他不拍，卻專門去拍老人和病婦�！�(楊貴：《只有社會主義能夠救中國》，第164頁)
　　幾乎影片涉及的每一處所寫的批判文章，都是同樣的句式：“×××他不拍，卻偏要去拍×××�！�
　　原來如此。
　　人家請安東尼奧尼拍中山陵，他不肯下車，說：“這是人人都知道的，我不拍!”(聞廣輝：《揭穿反華小丑的無恥捏造》，第146頁)當(dāng)他拍南長江大橋，他要汽艇向長江下游開，“對于這種別有用心的企圖，我們當(dāng)即嚴(yán)正地加以拒絕，指出，‘開這么遠(yuǎn)還拍什么大橋?’這個帝國主義反華分子的陰謀被我們揭穿后，竟惱羞成怒，惡狠狠地叫嚷：‘不拍了，大橋是大家知道的，我不拍了!’”(喬功：《雄偉壯麗的南京長江大橋不容丑化》，第144頁)包括天安門，他沒有去拍雄偉壯觀的天安門，卻“不懷好意地專門拍攝人們的衣著、動作和表情：一會兒是被風(fēng)吹亂了的頭發(fā)，一會兒是迎著太陽咪起的眼睛，一會兒是衣袖，一會兒是褲腿……”
　　這很大程度上正是安東尼奧尼不愿拍“人人都知道的”東西所致。所以，他說，“憑良心，我沒有做過這樣的事，我不承認(rèn)污蔑中國和歪曲中國現(xiàn)實的指責(zé)。”
　　安東尼奧尼后來不無得意地說，“‘為了不引人注目，我們掩蓋了我們的攝影機。’禁止拍攝的地方，就‘假裝停拍’，暗中繼續(xù)拍攝；而雙方商定拍攝的、他們又不感興趣的地方，‘就用未裝膠片的攝影機空拍’�！�
　　中國人民生氣的原因正是在于他不聽話，不拍或少拍我們要他拍的，而大拍而特拍了我們不想讓他拍的。于是，他就是反華，反黨，反革命，反社會主義。
　　
　　木偶戲、布娃娃、球網(wǎng)、佛像、黑貓
　　
　　有什么樣的“惡毒用心”，就有什么樣的“卑劣手法”，安東尼奧尼不光在內(nèi)容上不走社會主義“康莊大道”，而且在表現(xiàn)形式上，也玩弄一些“新現(xiàn)實主義”“雕蟲小技”。
　　比如，“影片在拍攝南京長江大橋時，故意從一些很壞的角度把這座雄偉的現(xiàn)代化橋梁拍得歪歪斜斜，搖搖晃晃，還插入一個在橋下晾褲子的鏡頭加以丑化。”
　　再看一個被指責(zé)的“卑劣的電影手法”。 　　“黨的一大會址門口，門前空無一人；鏡頭從會址門外的街上，搖至?xí)�址邊門的胡同，門無人自開，給人以恐怖的感覺；鏡頭再搖搖晃晃地推至陰暗的天井和走廊，里面的門又無人自開，出現(xiàn)一個陰森、暗黑色的樓梯；鏡頭從黑漆漆的門縫里推進(jìn)門去，只能看見會議桌和桌上的茶杯茶壺，室內(nèi)十分冷清。這一組鏡頭，光線暗淡，色調(diào)灰冷，氣氛陰森，節(jié)奏緩慢，給人一種陰沉、恐怖、凄涼的感覺�！�(劉香芝：《卑鄙的手法，無恥的謊言》，第105～106頁)
　　閱讀這本批判集，過度詮釋在30年前的大批判中運用的已然非常純熟，其原因正在于我們在一直高度警惕著安東尼奧尼的鏡頭、解說詞，看他是否有攻擊，是否有影射，是否有隱喻。
　　比如，木偶的出現(xiàn)成為中國孩子和中國人的象征。在安氏的影片中，“幼兒園孩子們的生活場面，接上木偶泥娃娃的特寫鏡頭”，北京海淀區(qū)中關(guān)村第一小學(xué)學(xué)生“紅小兵”黃帥、馮培在代表中國少年兒童寫的批判文章中說：“他在影片中拍照南京幼兒園的時候，用布娃娃來諷刺我們的兒童任人擺布；拍照學(xué)生體育鍛煉的時候，用球網(wǎng)來影射我們的少年沒有自由。真是壞透了”(黃帥，馮培：《我們紅小兵的憤怒》，第89頁)
　　是年12月12日，《北京日報》刊登了12歲的黃帥批判“師道尊嚴(yán)”的“來信和日記摘抄”，12月28日，姚文元指示《人民日報》頭版頭條全文轉(zhuǎn)載，并在編者按里稱黃帥是“敢于反潮流的革命小闖將”。從此黃帥便“飛黃騰達(dá)”了，四處報告，參加國宴，好不風(fēng)光，此系后話。
　　有洪毅達(dá)者則說：“攝制者給影片安排了一個木偶戲演出的結(jié)尾，用來作全片“點題”的一筆，以此影射所謂‘影片主角’的‘中國人’是被人牽線而動的木偶�！�(洪毅達(dá)：《反動的政治，墮落的藝術(shù)》，第111頁)
　　在安氏影片中，類似的“影射”還有：“當(dāng)影片響起《智取威虎山》中楊子榮打入威虎廳的音樂時，鏡頭畫面出現(xiàn)的竟然是古廟里丑怪的佛像，還配上了‘咚咚咚’的佛鼓聲響；同時解說詞別有用心地說這是‘代表幻想和象征的化身’。這種手法分明是影射我們的英雄人物不過是偶像，革命樣板戲像念經(jīng)�！�(新文：《不許誣蔑革命樣板戲》，第74頁)
　　“在上海城隍廟茶樓的場景中，無端地插入了被歐洲人視為不祥之物的黑貓的鏡頭�！�(洪毅達(dá)：《反動的政治，墮落的藝術(shù)》，第113頁)
　　剛過世不久的作家浩然在觀后感中這樣說：“我一邊看著安東尼奧尼的題為《中同》的影片，一邊驚疑：這是我們偉大的社會主義中國嗎?這是我們英雄的中國人民嗎?然而，影片攝制者正在那兒明明白白地喊叫：‘我們帶著攝影機，開始了在今日中國的短暫之行’，‘正是他們這些中國人，是這部影片的主角。’隨著那些離奇古怪的畫面的晃動，我的心胸燃燒起無法抑制的怒火。這是一部徹頭徹尾的反華影片，是對我們中國人民英雄形象最卑鄙的污蔑和歪曲”(浩然：《蚊蠅翅膀遮不住燦爛的陽光》，第69頁)
　　浩然的怒火其實并不在于安東尼奧尼所拍是否真實，他不否認(rèn)安氏所拍是真實的，而是因為安氏所拍的不是浩然所認(rèn)為的真實，是浩然所不想看到的東西，這就如照鏡子，你不能因為照出來的模樣丑陋，就怨恨鏡子，就不承認(rèn)那是你自己的照相。
　　浩然進(jìn)而說，“一樣的現(xiàn)實生活，會得出兩種根本不同的看法，這并不奇怪。戴著黑色眼鏡看天空，會將充滿陽光的大地看成黃昏，這也是常識。安東尼奧尼就是戴著一副帝國主義貴族老爺?shù)哪�色眼鏡來中國的�！�(浩然：《蚊蠅翅膀遮不住燦爛的陽光》，第72頁)
　　譬如，在安氏眼里，林縣是破敗不堪，死氣沉沉的，而在林縣任村大隊黨支部書記張立方等人的眼里，林縣卻是別有一番詩情畫意，“我們林縣任村公社任村大隊，位于太行山下，紅旗渠畔，心而群山環(huán)抱，村中幢幢新房，一色青瓦白墻。田野鐵牛隆隆，村里馬達(dá)轟鳴，街中汽車往來不斷，是個欣欣向榮的社會主義新山村�！�(張立方等：《一切反華陰謀定要失敗》，第173頁)
　　在工農(nóng)兵照相館、新大北照相館天安門照相組的眼里，天安門的形象和氣氛也不同于安氏電影里的天安門廣場，“我們照相組的同志幾乎天天為這些工農(nóng)兵群眾拍照，每年至少要拍200多萬人次，我們在天安門廣場所看到的情景，完全不是安東尼奧尼的反華影片所拍的樣子�！�(《我國各族人民無比熱愛天安門》，第66頁)
　　
　　我是反映真實的……
　　
　　批判文章并不是不講真實，因為“真實”永遠(yuǎn)只是唯一，真實是辯駁的利器，我們要占領(lǐng)這真實的“山頭”，以此來取得批駁安氏的勝利，再看看人民所揭發(fā)的安氏在拍電影時的“造假”底細(xì)。
　　安東尼奧尼在上海煉油廠曾“做賊心虛”地說，“我們是反映真實的……”好，安東尼奧尼到底是不是反映了真實呢?“工人評論組”這樣揭露道，“他還要工人脫下新的黃色手套，換上破的舊的手套操作，否則就是不真實的�！笨梢�，“他拍‘真實’是假，編造謊言是真�！�(上海煉油廠工人評論組：《謊言掩蓋不了鐵的事實》，第132頁)
　　類似的例子還有。在南京五老村拍攝的先一天，安東尼奧尼“裝著很高興的樣子”先行“偵察”一番，“然而第二天，他卻采取突然襲擊的卑鄙手段，徑直闖進(jìn)衛(wèi)生站，妄想獵取他所用的鏡頭。當(dāng)安東尼奧尼在那里呆了三個多小時，沒能撈到他所需要的鏡頭時，他那帝國主義分子的丑惡嘴臉立即暴露出來，惡狠狠地說：‘你們是假的，事先準(zhǔn)備好的，難道你們只有兩個病人嗎?’”(衛(wèi)民：《可恥的反華行徑》，第149～150頁)
　　從“突然襲擊”這一“卑鄙手段”可以看出安氏時刻都在警惕我們的造假和“事先準(zhǔn)備”，雖然不能判斷我們是否真的造了假。
　　還有事例，在中阿友好人民公社中學(xué)里，安氏硬要跳舞的女同學(xué)把裙子換成褲子，并說：“你們中國人是不穿裙子的，我們意大利人才穿裙子，拍電影，就得換褲子”�！爱�(dāng)天，安東尼奧尼還到南皋生產(chǎn)隊拍攝社員的家庭，他一到那里，就故意污蔑說：‘你們作了準(zhǔn)備，墻壁是新刷的，標(biāo)語(指‘農(nóng)業(yè)學(xué)大寨’的標(biāo)語)也是原來沒有的，昨天來這里不是這樣�！�陪同的公社負(fù)責(zé)人揭露他：‘你有什么根據(jù)?弄虛作假是資產(chǎn)階級的事。你昨天來就預(yù)拍了這里的鏡頭，可以拿出來對照嘛!’這個反華分子無話以劃，只好忿忿地夾著他的攝像機溜走了�！�(馮德等：《反映新中國是假，惡意歪曲是真》，第52頁)
　　安東尼奧尼還多次“無恥地要求”我們造一個打架的場面給他拍攝，在中阿友好人民公社時，他“竟要我們制造社員打架的場面給他拍攝”。(第52頁)在林縣城關(guān)公社大菜園大隊要“做一個打架的場面”，甚至誘說，“先攝一個打架的場面，然后再拍學(xué)習(xí)毛主席著作的鏡頭，意思是用毛澤東思想解決思想問題�！�(第178頁，第164頁)在蘇州，他“甚至要別人制造調(diào)解糾紛的場面，供他拍攝�！�(第155頁)
　　這里同樣要多打個問號，我們會不會因為要拍電影而讓要跳舞的女學(xué)生把褲子換成了裙子?我們是否新刷了墻壁，新刷了標(biāo)語?為什么安東尼奧尼非要打架鏡頭，而且不忌諱是擺拍?
　　從安東尼奧尼的“卑鄙手段”來看，他所追求的正是他所認(rèn)為并力圖捕捉的“真實”。有一例可為證，他拍北京的王府井大街時，特地跑到一家銀行儲蓄所二樓的辦公室，撕破窗簾藏起攝影機，偷拍行人瞬息表情。我們不解地問，“這是什么‘真實’?”(祝誠：《安東尼奧尼的“新現(xiàn)實主義”是什么貨色》，第190頁)
　　答案正如桑塔格所說的，“在中國，一個影像只要對看它的人民有益就是真實的�！�
　　難怪自稱是“新現(xiàn)實主義”的安東尼奧尼在離開中國之前說，“意大利反映現(xiàn)實的方式與中國不同，如果按著中同方式反映現(xiàn)實，我拍的電影就成了中國的宣傳品了�！�(祝誠：《安東尼奧尼的“新現(xiàn)實主義”是什么貨色》，第192頁)
　　
　　浩然的怒火其實并不在于安東尼奧尼所拍是否真實，他不否認(rèn)安氏所拍是真實的，而是因為安氏所拍的不是浩然所認(rèn)為的真實，是浩然所不想看到的東西，這就如照鏡子，你不能因為照出來的模樣丑陋，就怨恨鏡子，就不承認(rèn)那是你自己的照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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