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20日是日本新政府“滿月”的日子。一個月來，以“第一位戰(zhàn)后出生首相”為特征組建的安倍政府，其政治屬性始終是人們觀察的對象，所選擇的內政、外交政策更是成為人們關注的焦點。
　　
　　安倍政權的戰(zhàn)略派屬性及其意義
　　
　　安倍政權的建立標志著日本政治生活中的三個轉變：第一是“1955年體制”余波的徹底消亡。盡管1993年自民黨下臺后，以“保革對立”為基本特征的“1955年體制”就已經宣告結束。但是，整個社會政治生活中的結構轉換并不是一朝一夕就可以完成的。在過去的10余年里，舊的保守政治勢力與改革旗號下的新型政治結構的鼓吹者之間的較量一直存在，所以作為“舊體制中生長出來的新型政治代表人物”的小泉才顯得十分另類和怪異。實際上，小泉及其推行的政治路線，都不過是日本通往新世紀大國道路中的過渡，當權力真正轉移到戰(zhàn)后出生的政治家手中，以國家利益作為惟一的政治路線和策略標準的戰(zhàn)略派便取代和改變了原有保守政治。因為，在戰(zhàn)略派政治家看來，要謀利益、謀長遠，而道德并不是一個必須計算在內的考量。于是，也就徹底消除了“1955年體制”的政治余波。
　　第二是權力模式與決策機制重心的轉移。在“1955年體制”下的日本決策過程由官僚主導，作為代議政治結構中樞的各級議會中的議員在很大程度上聽命于高度專業(yè)化的官僚系統(tǒng)，即所謂“政高黨低”。1993年以后的政治改革不斷扭轉著這種局面，朝著“黨高政低”的方向變化。小泉執(zhí)政時期更是努力加強首相權限，力圖形成以首相官邸為中心的放射型權力金字塔。安倍從小泉手中接過政治接力棒后，進一步強化了首相權限，不僅在任命閣僚上貫徹自己的政治意圖，仿效美國成立中央情報局，成立了直接對首相負責的國家安全委員會，還破例設置5名首相輔佐官擔負專門領域的責任，從而徹底告別了“官僚主導政治”，使政治權力核心集中到首相一身。
　　第三是政治意義上的“戰(zhàn)后時代”的結束。早在20世紀80年代中期，中曾根政府就曾推動“戰(zhàn)后政治總決算”，試圖把歷史的一頁盡快翻過去。從那時起，告別戰(zhàn)后一直是歷代首相的政治夢想，但日本卻始終背負著侵略戰(zhàn)爭的沉重包袱。究其原因，日本的右翼和民族保守主義政治家總是想用歪曲歷史的方法去消弭自己不光彩的過去，但歪曲的結果是重新刺激和擊活了歷史，歷史的一頁非但沒有翻過去，反而遺留到今天。安倍上臺后改變了小泉在靖國神社問題上的做法，與中、韓達成某種默契。在2006年10月9日中日聯(lián)合發(fā)表的新聞公報中，中日“雙方同意，繼續(xù)遵守《日中聯(lián)合聲明》、《日中和平友好條約》和《日中聯(lián)合宣言》的各項原則，正視歷史，面向未來，妥善處理影響兩國關系發(fā)展的問題，讓政治和經濟兩個車輪強力運轉，把日中關系推向更高層次。雙方同意，努力構筑基于共同戰(zhàn)略利益的互惠關系，實現(xiàn)日中兩國和平共處、世代友好、互利合作、共同發(fā)展的崇高目標�！憋@示出一直種面向未來的超越姿態(tài)。
　　
　　安倍政府的基本政治經濟政策
　　
　　作為大國道路上的目標，安倍晉三力主修改憲法，支持日本自衛(wèi)隊獲得更大的行動自由。在10月18日舉行的朝野政黨黨首電視辯論上，安倍明確提出自己作為執(zhí)政的自民黨總裁，“要將修改憲法盡早提上政治日程，發(fā)揮出應有的政治領導力量。”并列舉了修改憲法的三點基本理由：“第一，現(xiàn)行憲法產生于美國占領時期，因而在制定過程上存在問題；第二，某些內容已經落后于時代；第三，憲法中關于國家的形態(tài)、政治理想等內容要由國民自己來書寫�！� 為此，不斷強調在學校教育中的愛國主義教育，并加強與在野黨方面的協(xié)調，努力在秋季國會上推動《國民投票法》的審議。
　　明眼人都知道，所謂“日本公民自己書寫國家形態(tài)和政治理想”，實質上仍不外是日本政治家引導下的產物。尤其是對曾經遭受過日本侵略的鄰國而言，警惕日本國家發(fā)展道路上的任何變動，自有其歷史和現(xiàn)實中的原因和理由。所以，安倍要實現(xiàn)所希望的修憲，除了國內支持外，還需要國際社會的諒解;既然安倍在對外戰(zhàn)略上，較之小泉提出了一些更廣闊、用意也更深的目標。當然也就需要在向亞洲鄰國解釋自己的政治藍圖和構想上投以更多心血。
　　在外交事務上，繼續(xù)維持與美國的“全球同盟關系”，其延長線上提升自身軍事力量，主張以美日同盟為主，加強和印度及澳大利亞等“民主國家”的合作。安倍在自己的就職演說中明確表示，“日本要為進一步鞏固日美同盟基礎的日美信賴關系，完善日本首相官邸和美國白宮經常進行溝通的機制”。在安倍看來“俄羅斯也是日本的重要鄰國，日俄關系的發(fā)展將為兩國帶來益處的潛在可能性很大。即便是從這一點出發(fā)，日本也要堅持不懈地努力解決兩國間的領土問題�！� 他還表示，日本將進一步增進與東盟合作，同時，要與澳大利亞、印度等“與日本擁有共同價值觀國家”開展首腦級戰(zhàn)略性對話。安倍在對外政策上強調，日本將繼續(xù)為成為聯(lián)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而努力，并致力于聯(lián)合國的改革。
　　在經濟改革方面，安倍政府贊同和支持小泉的經濟改革方案，將進一步推動市場化改革，減少政府對公共事業(yè)的支出，以技術革新的力量和開放的姿態(tài)為經濟注入新的活力。為此，新政府要在醫(yī)藥和信息技術等各個領域制定和實施到2025年的長期戰(zhàn)略指針。鑒于日本的貧富分化正越來越嚴重，安倍提出了“再挑戰(zhàn)計劃”，試圖為經濟競爭中的弱勢群體提供一個重新發(fā)展的機會。按照安倍本人的表述，日本目前的財政狀況非常嚴峻，加上總人口從去年開始減少，而老年人口不斷增加，因此未來一代的負擔將愈加沉重，他要努力推進歲出與歲入一體化的改革，繼續(xù)維持經濟增長，最大限度地減輕國民負擔，建設精悍的“肌肉型政府”，構筑可持續(xù)的“日本型社會保障制度”。
　　面對橫亙在新政府面前的兩難選擇是既要解決政府巨大財政赤字，又要推進經濟自律性復蘇后的良性發(fā)展，所必須的就是增加稅收。對此，安倍在10月19日召集咨詢機構“政府稅制調查會”，交代各位委員“稅收與國民生活關系密切，請大家認真分析稅制對政府財政、經濟所產生的影響，研討當前應采取的稅制�！� 不過，增加稅收雖然必要，卻是一個打擊政府支持率的“雷區(qū)”，所以連小泉那樣口口聲聲說“改革無禁區(qū)”的首相，也只能把增加稅收的難題留給后任去處理。今天安倍的增稅努力，到底是一種政治姿態(tài)，還是真的要觸動政治難題尚需要觀察。至少在立足未穩(wěn)，又要考慮明年參議院半數(shù)選舉的難題的情況下，還會停留在“稅制討論”的階段。這也體現(xiàn)出安倍政府的政治精明――在經濟難題上既要向公眾做出積極解決問題的姿態(tài)，又要小心回避風險，等待適合的時機來施展政治抱負。
　　
　　適應戰(zhàn)略需要的中日關系調整
　　
　　如何處理與中、韓兩國的外交關系，是人們關注安倍政府走勢的另一個焦點。當前的中日政治關系正處在一個“活血化瘀”的恢復階段。有分析認為，安倍及其追隨者在政治上屬于日本新一代戰(zhàn)略派集團，而在戰(zhàn)略派政治家的眼中，觀念性的問題――無論是意思形態(tài)還是歷史觀念、文化價值，統(tǒng)統(tǒng)不如利益來得重要。正是因為如此，身為日本首相的安倍，為了日本國家利益的最大化，可以在靖國神社問題上忍讓，也可以放低身段，與中、韓等國商討共同研究歷史問題，努力發(fā)揮自己的政治影響力，控制政府閣僚在秋天的祭禮上不去參拜靖國神社，還針對朝鮮核問題的復雜局面，向中國作出“日本一定會堅持‘無核三原則’，請放心�！�
　　在雙方的共同努力下，5年來困擾中日關系的“死結”，仿佛成了“活套”，中日雙方的要人正通過頻繁往來和接觸，積極營造一種較好的政治關系。同時。安倍在改善與中韓關系上的努力也為他自己贏得了較好的政治名聲。統(tǒng)計表明，一個月來安倍政府的支持率已經從組閣時的40-50%，上升到70%以上。國民支持率的上揚還表現(xiàn)在10月里發(fā)動的兩個國會議員空缺補選中，自民黨擊敗了民主黨進攻而雙雙獲勝，這也從日本內政的側面表明了日本新政府今后繼續(xù)維系良好的鄰國關系的必要性。
　　當然，歷史問題并不是中日關系的全部，也不是中日政治關系的全部。兩國之間在領土爭端、領海及經濟水域劃界、各自的安全關切等雙邊問題上，在整個世界戰(zhàn)略格局上的關系，并沒有因靖國神社問題的緩解而發(fā)生本質轉變。但畢竟中國在日本經濟中所占的比重已超過美國，日本經濟本身也已深深地與中國經濟融在了一起。日本希望以經濟的持續(xù)增長帶來稅收的增加，希望能提高消費稅稅率，減輕國家財政負擔�！度毡窘洕�新聞》認為，希望發(fā)展日本經濟的安倍也不得不繼續(xù)考慮日中關系。
　　人們還記得，安倍在首相就職演說中闡述其對外政策時，強調日本迎來了向“主張(自主)外交”的轉變期。他曾說：“中國和韓國是日本的重要鄰國，日本與中韓兩國在以經濟為中心的廣泛領域形成了前所未有的緊密關系。我認為，日本加強與中韓兩國的信賴關系對亞洲地區(qū)及整個國際社會是極為重要的，為了能以面向未來的態(tài)度坦誠進行對話而共同努力是重要的�！奔偃绨脖墩�府能夠認清日本國家根本的長遠利益所在，并繼續(xù)為之努力的話，東北亞大國關系的改善是有著光明前景的。
　　（本文責任編輯：劉萬鎮(zhè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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