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光在這里不曾老去，談笑間，仰坐在寬大沙發(fā)里的老人依然書生意氣，揮斥方道，如炬的眼神帶著幾分嚴肅，也篆寫著不滅的人生理想――人權與法治。 　　1990年，被免去校長職務后，江平把分給他的校長住房也退了，那房子也太小，他自己掏錢在北京南四環(huán)買了三套連在一起的公寓。每個房間都有大沙發(fā)和各種家具，擺得滿滿當當，像是江平自己駁雜的經歷：既在大學學過新聞，又轉而投身文工團，還管理過體育；既在英美的教會學校讀過書，又在蘇聯(lián)學過法律；既教過俄語，也教過英語。然而書房和茶室，顯示了他的清修，燈籠、鐵劍、棋盤、藤椅，充滿士大夫氣息。
　　江平只在中國政法大學成立早期當了6年校長，卻在歷屆學生們眼里，依然是“老校長”。中國政法大學1990年那一屆學生舉行畢業(yè)典禮時，已經退位的校長江平沒有被通知出席，學生們看到主席臺上沒有老校長，于是，高喊著江平的名字久久不肯停息。在政法大學40周年慶祝大會上，江平的座位很靠后，主持人宣布參加慶祝會議的名單，念到江平的名字時，臺下響起了雷鳴般的掌聲。
　　他只是位年邁的學者、教授，卻一直被外界尊為“法學界的良心”。從《民法通則》到《行政訴訟法》，再到近年來《物權法》等多部法律的起草與頒行，以及對“新拆遷條例”修改討論的積極介入，江平已然成為了一個符號，他不僅僅屬于政法大學，也不僅僅屬于法學界，許多場合，只要江平到場，眾人都會起立鼓掌。他擁有超出法律之外的影響力。
　　
　　沉浮與枯榮
　　
　　祖籍浙江寧波的江平，1930年出生于遼寧大連，性格激情奔放的他在1948年考入燕京大學新聞系，立志成為一名記者“為民請命”，但時局動蕩，大學第一年他選擇停課參加學生運動，1951年被選派到蘇聯(lián)學習法律，與法律結下不解之緣。
　　1956年，因成績優(yōu)異，26歲的江平獲準提前一年從莫斯科大學回國，任教于北京政法學院(中國政法大學前身)，正趕上反右前的“引蛇出洞”，他因寫了一張關于整風五點建議的大字報，1957年被劃為“右派”，可謂因提前一年畢業(yè)，而“搶來一頂右派帽子”。
　　那段時間是江平的人生低谷，低到不能再低。噩夢接踵而至，結婚一個月的妻子不堪政治壓力與他離婚；1958年，江平下放北京市郊勞動改造，左腳被火車壓斷，從此只能換上假肢行走。28歲，又是右派，又是傷殘，他在病床上考慮問題，“無非是婚姻可能麻煩一點�！敝荒芡�好處看�！皳旎亓艘粭l命。”
　　文革當中，北京政法學院完全解散，江平重組了家庭，夫妻兩地分居，在那個公檢法砸爛、法學教育停滯的歲月，江平在市郊延慶一所中學教書謀生。為節(jié)省交通費，他裝上假肢，騎著自行車，在風雨里騎行160里路，往返于延慶縣城和北京之間。寒夜里，身高體壯的大老爺們一針一針地給孩子織毛衣，為改善兒子伙食，他還收拾費事的豬頭做豬頭肉，苦中作樂。因看不到希望，他把自己省吃儉用從蘇聯(lián)帶回來的幾箱書，當廢紙賣掉了。那天，他寫了一酋五絕：“西天朝圣祖，讀經寒窗苦。誰知歸來后，卷卷皆糞土。”
　　他從那些書中挑了一本《資產階級國家民商法》，悄悄地保存下來。1978年的秋天，江平接到了宣布他“徹底平反”的正式通知。一起交還給他的，還有當年他的批判材料和寫了無數(shù)遍的個人檢討。那段時間，一空閑下來，江平就把這些東西拿出來一言不發(fā)地反復看。經歷了22年荒蕪壓抑的右派生涯，48歲這一年，江平重新回到了講臺。
　　1980年代是江平人生的春天，他回到了北京政法學院的講壇上，率先在國內開設了介紹西方國家民法的兩門課程――羅馬法和西方國家民商法，他借鑒的參考書，就是在文革中留下的那本《資產階級國家民商法》。這兩門課程成為開放后的中國課堂上私權理念最早的啟蒙者和傳播者，人格尊嚴、權利神圣這樣的概念從那個時候開始植入中國法學界。
　　他不僅在大學校園里廣受歡迎，還參與了我國多部法律的制定。1985年作為“民法四杰”之一的江平參與起草了《民法通則》，這被譽為中國版的“人權宣言”，其標志意義超越了法條本身�！睹穹ㄍ▌t》頒布一年后，江平牽頭成立了“行政立法研究組”。1989年頒布實施的《行政訴訟法》被西方認為是中國現(xiàn)代法制的開端，它標志著政府也可以成為被告，“民告官”自此成為流行詞匯。
　　1990年，60歲的江平被免去校長一職，這場意外的變故，被很多人認定是江平一次偉大的擔當。這段往事在學界一直流傳，從那時起，法大人一直稱他是永遠的江校長。解甲歸田的江平在這一年說話不多，他又開始寫詩。
　　他再次被關注，是在2003年修改憲法的討論當中。他在中共中央修憲小組專家座談會的發(fā)言，影響巨大。他說，憲法不應頻繁修改，必須是在政治體制、經濟體制發(fā)生重大變化時方有意義。他不同意修憲過分“神秘”。在之后的孫志剛案件中，他言辭激烈地抨擊了收容遣送制度。在拆遷、征地引發(fā)的社會矛盾中，江平總是立場堅定地站在弱勢一方，不斷炮轟以“公共利益”名義侵占、掠奪私人財產。
　　
　　勇氣只是來自良知
　　
　　三月風：目前您最主要的工作或者任務是什么?
　　江平：2008年年底中過一次風后，讓我覺得還是生命第一。不像以前那么忙了，但也沒閑著，除了帶博士生，依然專注的還是我們國家的法治和人權，像此前李莊的案件，在法學界有很大影響。
　　三月風：您是一個激情奔放的人，這一性格在幼年時期有表現(xiàn)嗎?
　　江平：1946年到1948年的高中對我政治鍛煉很關鍵，我讀的教會學校較民主，思想自由，能看進步書籍和參加學生運動。起初我傾向國民黨，中國成為戰(zhàn)勝國，很是揚眉吐氣，蔣介石到北京去太和殿，我們都去歡迎了；但后來通過看報了解國民黨的腐敗，又耳聞其產黨在解放區(qū)的清廉，我傾向其產黨，也加入民主青年聯(lián)盟。
　　三月風：您原來在燕京大學新聞系就讀，之后卻從事了法學教育，是否有遺憾呢?
　　江平：參加工作后，我是國家組織安排第一批留蘇學習法律的。我當時也有一個很樸素的思想，覺得既然參加工作，就要把自己的一切交給黨。
　　三月風：留蘇期間，赫魯曉夫做的關于斯大林個人迷信的報告，對您影響很大，您有怎樣的思考?
　　江平：很多蘇聯(lián)同學都號啕大哭，我們沒有那樣的切身感受，但對我們也是一個很大的刺激。青年人之前都把斯大林當神一樣對待，現(xiàn)在一下子變成殺人犯的樣子了，心理沖擊非常大。難道斯大林可以把反對派里一半的人都殺掉嗎?一半的人失蹤或者殺掉。這時思想發(fā)生動搖。后來蘇聯(lián)有討論，斯大林的問題不是個人的問題，是制度的問題。這個講話讓我反思。1957年反右，“引蛇出洞”時我也說了這些話，這些也是我成為右派的罪狀之一。當時我還年輕，朦朧地感覺到社會主義制度并不先天就會健康發(fā)展。
　　三月風：您的腿致殘后，最初是怎樣 適應這種變化的?
　　江平：還是比較樂觀，畢競我是腦力勞動者，影響并不太大。1964到1965年“四清”運動時，需要到地里干活。裝了假肢，很難彎腰，更不能蹲，就只能趴在地上鋤草，但當時我更多是把這種挫折當成考驗自己的手段，給自己寫了一個座右銘，“困難只對怯懦者存在”，咬著牙也要完成�，F(xiàn)在適應有50多年了，但一還怕磨破，二怕傷口的神經疼。
　　三月風：在遭受了22年的磨難后，您對自由依然很執(zhí)著，被免除校長職務后為什么你還要一直堅持公共事務的討論?
　　江平：青年時代，我所受到的熏陶就是民主和自由。我常常說，人一生追求什么，最樸素的真理，嘴無非兩個作用：吃飯和說話。你僅讓我吃得很好，不讓我說話，這更可悲了。所謂的勇氣，沒有別的，就是良知。我已經都80歲了，也沒有太大顧慮了，而且現(xiàn)在環(huán)境還允許我可以有不同的觀點。
　　
　　我們缺少民辦慈善的嘗試
　　
　　三月風：您為何選擇民法、私權為自己終身的研究方向?
　　江平：幾千年的封建社會傳統(tǒng)，在中國，私權始終得不到重視和保障。這種情況下，保護私權就特別重要。私權的保護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公權力的限制。中國私權受到其他私權的侵犯，總的來說還是好解決。但私權要是受到公權力侵犯，就復雜了，比如拆遷。公權力強迫下，老百姓怎么來應對公權力的強制。有些只能用自焚等激烈的辦法。從這來說，私權的保障和公權力的限制有非常密切的關系。
　　三月風：您說很多情況下，我們出臺的所謂的法律法規(guī)，是一個利益、矛盾、沖突的折中。國外也是這種情況嘛?
　　江平：任何法律出臺，都有矛盾，問題不到很嚴重的時候，不會立法，而立法了，也不會馬上解決所有的問題。西方國家毒品很嚴重，他們也有反毒品法律，但到現(xiàn)在進展多少也很難說。這是立法中的一個問題，但中國比較突出。
　　手機上流傳一個段子形容我們的法治情況，“嚴格立法、普遍違法，但選擇執(zhí)法�！边`法的人多，執(zhí)法只能挑重點。這是中國特有的情況。過去走私比較普遍，重點打擊只有一時威懾作用。如現(xiàn)在100人犯罪，抓其中10個人，震懾作用很大，但只抓一個，等于鼓勵犯法。實際情況可能更嚴重，1000人中抓一個，或1萬人中抓一個，比如腐敗。剩下的人都僥幸，覺得自己太難被抓住了。
　　三月風：現(xiàn)在國家在提政治體制改革，您對這一問題如何看?
　　江平：真正從重要性上講的政治體制改革，我們目前很難做到，那就只能從最方便、最簡易的入手。比如，行政權力的公開化“三公”，包括我們行政強制措施的透明化。老百姓能知道，真能參與到國家權力運行的進程中去，也很不錯，這是進步。雖然是不重要的一步，但仍屬于政治體制改革的一部分。
　　三月風：您常說，中國的法治建設是進兩步，退一步。您是如何看現(xiàn)階段情況的?
　　江平：之前看報道說，浙江國有資本全面進軍農貿市場，這是一個信號，似乎又恢復到計劃經濟時候的一個做法。司法改革也是，不提司法獨立，只提公正，這是倒退，因為司法公平很多應該是由司法獨立來體現(xiàn)。我們強調穩(wěn)定壓倒一切，但誰來確定這個地方穩(wěn)定還是不穩(wěn)定呢?
　　三月風：您在參加七屆人大期間的立法活動中，也參與了《殘疾人保障法》的討論和審議。保障法通過了，但至今很多殘疾人依然得不到保障，您如何看?
　　江平：關鍵還在于殘疾人自身能力的培養(yǎng)，當然因殘疾不同要區(qū)別而論。盲人本身受到限制，但我是肢殘，跟健全人一樣活動。有些殘疾人能起到比健全人更大的作用，關鍵還要發(fā)揮比其他人更多的勤奮努力，才能成為很強的人。
　　三月風：一些重殘者，幾乎沒有勞動能力，只能終身托養(yǎng)，但日前我們要做到這點很難，這是為何?
　　江平：我們的慈善事業(yè)還很不發(fā)達，官辦的慈善事業(yè)存在問題，衙門氣重，慈善事業(yè)真正搞好，必須搞好民辦慈善事業(yè)。沒有法律支持民辦慈善是一個原因，但關鍵是，一說到民辦慈善，很多人觀念里就覺得民辦的怎么能辦好，是不是借慈善名義，賺錢或虐待殘疾人。這是拿個別的事情來曲解私營企業(yè)的效應。我們最大的問題是目前缺少民辦慈善的實踐經驗。任何事情不可能在剛開始的時候就很健全，美國的慈善事業(yè)也一樣，他們也是在有了幾百年歷史后，做法才逐漸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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