悠長的歷史進程中,中印兩大文明相互接觸、碰撞,進而吸收、改造,直至融合、同化,演奏出一章又一章壯美的人類文明交響樂。 　　 　　中印兩國立于世界東方,天造地設,互為鄰國,其文化往來源遠流長。但兩國的文化交流到底有多悠久,始自何時,至今沒有定論。從文字記載看,歷2000余年而不衰,成為人類文明交流史上的典范。
　　季羨林先生把中印文化交流史分為七個階段:一、濫觴(漢朝以前),二、活躍(后漢三國),三、鼎盛(兩晉南北朝隋唐),四、衰微(宋元),五、復蘇(明),六、大轉變(明末清初),七、涓涓細流(清代和近現(xiàn)代)。筆者添加一個階段:八、蓬勃發(fā)展(當代)。
　　在這悠長的歷史進程中,中印兩大文明相互接觸、碰撞,進而吸收、改造,直至融合、同化,演奏出一章又一章壯美的人類文明交響樂。這些樂章既有關于物質文化的,也有關于精神文化的,既有關于科學技術的,也有關于文學藝術的……概言之,“上至天文、地理,下至語言和日常生活,中間文學、藝術、哲學、宗教、科學、技術等等,在很多方面,無不打上了交流的烙印。”(季羨林:《中印文化交流史》)
　　現(xiàn)代社會電信發(fā)達,人類通過電話、網(wǎng)絡、衛(wèi)星,隨時可以交流信息,互通有無。古代則大不相同,純物質的道路交通是交流的前提和基礎。中印是鄰居,之間有世界屋脊喜馬拉雅山阻隔,但兩大民族卻克服了千辛萬苦,經(jīng)過長期摸索,硬是用雙腳走出了三條通道。其一,西域道,即人們所說的“絲綢之路”,也是古代中國與印度進行文化交流的主要通道。其二,滇緬道,即從我國四川、云南經(jīng)緬甸達到印度的通道。早在張騫出使西域之前,這條通道即已存在。其三,南海道,根據(jù)《漢書?地理志》的記載,這條通道在西漢時已經(jīng)確立,起點在日南(今越南境內),終點在黃支(今南印度泰米爾納德邦的康契普拉姆)或已程不國(今斯里蘭卡)。
　　
　　一個關于糖的故事
　　
　　嚴格說來,中印兩國文化交流首先始于物質文化交流。西漢張騫出使西域時已發(fā)現(xiàn)四川產(chǎn)的布和竹杖經(jīng)由印度轉銷大夏。據(jù)考證,古代由中國傳入印度的物產(chǎn)主要有絲、瓷器、茶、金屬、植物、手工制品等,由印度傳入中國的主要有琉璃、水晶等。這些物產(chǎn)流傳,大大豐富了中印兩國的物質文明。隨著交往的進一步深入,兩大文明在科學技術方面的交流逐漸展開。
　　中印兩國在天文歷算、化學醫(yī)藥、工農(nóng)業(yè)技術乃至語言學、翻譯學等方面都有很深的交流。天文歷算方面,中國的二十八宿說影響了印度,印度的七曜和九執(zhí)說影響了中國;化學醫(yī)藥方面,印度有醫(yī)僧來華,有醫(yī)書入華,大大豐富了中國醫(yī)術學和醫(yī)藥學,發(fā)展了中國的實踐醫(yī)學。工業(yè)技術方面,中國的燒制玻璃技術可能取自印度,印度的造紙與造紙術、制造火藥術等自然來自中國。農(nóng)副業(yè)技術方面,印度的植茶技術、植桑養(yǎng)蠶技術等都取自中國,中國的植棉技術取自印度。由于佛教東來,中國的語言學和翻譯學等方面受到印度語言文字很大影響,這不僅豐富和發(fā)展了漢語語音學、詞匯學,而且使中國翻譯學前進了一大步,直譯意譯有機結合的科學翻譯方法得到推崇,翻譯水平大大提高。
　　屬于工業(yè)技術方面的制糖術在中印文化交流史上占有特殊地位。簡單地說,古代印度發(fā)明了生產(chǎn)粗糖(紅糖)的技術,而后傳入中國,中國在此基礎上進行改良,發(fā)明了生產(chǎn)精糖(白糖)的技術。該技術之后傳入印度,所以印度語白糖一詞為Cini,意思是“中國的”、“來自中國的”。具體而論,起初,粗糖技術通過佛經(jīng)入東土,但國人不知如何利用;唐代初期,官方出面組織學習古印度的制糖技術,“貞觀二十一年……太宗遣使取熬糖法……”(《新唐書?西域傳》),由此,粗糖技術才為國人真正掌握和使用,也才有了改良及回流印度的佳話。
　　
　　佛教東進
　　
　　在中印2000余年的文化交流中,人文社會科學一直扮演著頭號角色,佛教尤其如此。
　　湯用彤認為,“蓋佛教入華,約在西漢之末,勢力始盛在東晉之初……自陳至隋,我國之佛學,遂大成……”(《隋唐佛教史稿》“緒言”)。這段話有兩層意思,其一,佛教傳入我國的時間,其二,佛教傳入后,不久即由印度佛教蛻變?yōu)橹袊�佛�?成為中國文化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季羨林認為,佛教“幾乎影響了中華文化的各個方面,給它增添了新的活力,促其發(fā)展,助其成長。可以說,不研究佛教對中國文化的影響,就無法寫出真正的中國文化史、中國哲學史或者中國歷史�；蛘哒f,弄不清印度文化、印度佛教,就弄不清我們自己的家底�！�(香港《中國評論》第42期)。可見佛教之于中國的重要性。我們常說,中國文化以儒家文化為主體,以釋道文化為兩翼,即佛(釋)文化已經(jīng)扎根中國,與中國文化血肉相連,不可分割。
　　長期以來,佛教成為中印文化交流的始點和終點,中印求法者和弘法者競相為其背井離鄉(xiāng),甚至客死異地。如印度的攝摩騰、竺法蘭、鳩摩羅什、真諦等,如中國的法顯、玄奘、義凈等,他們?yōu)橹杏∥幕�交流和中印友誼架起了一座不朽的橋梁。不僅如此,佛教還通過中國傳入朝鮮和日本等國,影響了那里的文化。公元13世紀佛教于印度消亡,而在中土長盛不衰,抑或是中印之文化接力做得好,抑或是中國文化之柔韌度高,抑或是印度文化之魅力強,其中耐人探究之處頗多。
　　關于佛教東進之事,有兩則故事可以一書。其一,皇帝諭詔求法:漢明帝夢見身有日光的神人,大臣說這個神人應該是天竺的佛。于是明帝遣使求法,公元69年得中天竺攝摩騰和竺法蘭兩位大師來華弘法布道。其二,老子化胡說:佛教初入東土,許多人不滿,道教更是反對。于是出現(xiàn)了《老子化胡經(jīng)》,言說老子西出函谷關到了印度,而后創(chuàng)立了佛教。
　　隨著佛教的傳入和發(fā)展,中印在文學藝術等方面的交流逐漸展開。佛經(jīng)漢譯帶來了佛教,也帶來了印度文化,由此形成內容龐雜的佛經(jīng)文學文化,對中國文化產(chǎn)生了深遠影響。魯迅在《題記》中寫道,“嘗聞天竺寓言之富,如大林深泉,他國文藝,往往蒙其影響�！敝袊�的唐宋傳奇與志怪文學,乃至元明清時代的小說和寓言,即如民間文學中的龍、《西游記》中的猴等等,都有印度痕跡。中國的正統(tǒng)文學唐詩宋詞等也深受佛教影響,詩人如王維、李白、杜甫、白居易,詞家如歐陽修、蘇軾、李清照、范成大等,其詩其詞不乏契合佛教精神之作品。
　　
　　中印友誼之人物春秋
　　
　　人是文化交流的主體,無數(shù)仁人志士,前仆后繼,為中印友誼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
　　
　　鳩摩羅什――許多重要的佛經(jīng)都出自他手
　　鳩摩羅什(344-413年)可謂印度來華的第一大佛教使者。其父鳩摩羅炎,印度人,移居龜茲國,與龜茲王妹妹耆婆結婚,生子鳩摩羅什。鳩摩羅什7歲時,隨母親一起出家,游歷印度及西域許多國家。他天資聰慧,讀經(jīng)過目不忘,先學小乘,后習大乘,深得佛法妙義。公元401年,赴長安,被待以國師之禮。他在長安廣收門徒,講經(jīng)說法,名聞天下。同時,他籌設譯場,從事譯經(jīng)工作,直至去世。他先后譯經(jīng)三百余卷,成為佛教傳入中國以后第一個重要的佛經(jīng)翻譯家,在中國翻譯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許多重要的佛經(jīng)都出自他手。
　　真諦(499-569年)是鳩摩羅什之后著名的印度來華僧人。他原籍西印度,少時博覽群書,精通佛理,尤善大乘之說。真諦于546年抵達南京,受到朝廷熱情歡迎,梁武帝親加頂禮。他翻譯的佛經(jīng)數(shù)量極大,影響也極大。 　　玄奘――赴印度,求取佛法真相
　　在中國佛教史上,玄奘(600-664年)獨一無二。河南洛陽人,世稱三藏法師。少年出家,遍訪佛教名師,因感各派學說紛歧,難得定論,便決心親赴印度,求取佛法真相。公元627年,開始西行求法。628年,經(jīng)西域道,歷經(jīng)艱險抵達印度。初在那爛陀寺受學。后游學印度各地,并與當?shù)貙W者論辯,名震五印度(古時稱印度,即《大唐西域記》中的東印度、北印度、西印度、南印度和中印度的合稱)。歷經(jīng)17年,負經(jīng)像舍利等數(shù)百件于公元645年回到長安,受到唐太宗歡迎和賞識。由此廣收門徒,組織譯經(jīng)。他一生共譯經(jīng)1335卷,就譯經(jīng)而言,玄奘在中國翻譯史上占有獨特的地位。他創(chuàng)立了直譯和意譯有機結合的翻譯方法,優(yōu)于單純的直譯方法和意譯方法,譯文既忠實于原文,又明曉暢達,為后世譯家所共享。玄奘還給后世留下了一部《大唐西域記》。這不僅是一部向國人介紹印度情況的著作,還是重建印度歷史的重要史料文獻,為印度史學家所高度重視。
　　在玄奘之前和之后,也有中國僧人不畏艱險,赴印度求法,其中以法顯和義凈最為著名。法顯(337-422年),山西臨汾人,在學習佛法過程深感律藏殘缺,決心西行。399年,法顯經(jīng)西域道西進印度,遍游諸國,后南下斯里蘭卡,最后由海路回國。回國以后,法顯在南京譯經(jīng),撰有《佛國記》。法顯游歷印度14年,是第一個到印度去“拿”佛教的人。義凈(635-713年),山東歷城人,671年由海路赴印,歷時24年,仍由海路回國,于695年抵洛陽,受到武則天禮遇。
　　
　　譚云山――倡導成立中印學會
　　在現(xiàn)當代中印文化交流史上,有重要影響的人物很多,比如印度的甘地、泰戈爾和中國的梁啟超、蔡元培等,但建樹大的莫過于譚云山和季羨林。
　　譚云山(1898-1983年),湖南省茶陵縣人。1924年赴南洋留學,輾轉新加坡、馬來西亞。1927年,在新加坡結識詩圣泰戈爾,1928年追隨泰戈爾,成為印度國際大學的中文教員,后任中國學院院長。譚云山是一位杰出的文化使者,他傳播中國文化,并潛心佛學和印度文化的研究。在他的倡導下,中國和印度分別于1933年和1934年成立了中印學會,前者由蔡元培主持,后者由泰戈爾任會長。中印學會的宗旨是“研究中印學術,溝通中印文化……”兩會的成立在當時促進了中印的文化交流,具有積極意義。譚云山數(shù)十年致力于教學和學術研究,是一位名副其實的中印學者,受到中印兩國人民的愛戴:中國總理周恩來稱贊他“為促進中印文化交流所做出的不懈努力”,印度總理英? 甘地夫人說他“為印中兩國文明更好的交流做出了巨大貢獻”。
　　
　　季羨林――純粹的印度學學者
　　季羨林(1911-2009年),山東臨清人,印度學家、佛學家、東方學家。1930年考入清華大學,1935年赴德國留學,主修梵文,1945年回國。1946年受聘北京大學教授,創(chuàng)立東語系,與稍后進入北大的金克木一起開始了我國現(xiàn)代意義上的印度學教學與研究工作。
　　季羨林光環(huán)頗多,但他根本上是一個印度學學者,24卷本的《季羨林文集》一多半是有關印度的著述和譯著。他研究印度佛教,研究印度文學,也研究印度文化。七卷本《羅摩衍那》以及《五卷書》、《沙恭達羅》等譯著集中體現(xiàn)了他的古印度語言功底,兩卷本《蔗糖史》、《印度歷史與文化》、《中印文化關系》等專著體現(xiàn)了他的印度學成就,黃寶生、蔣忠心、王邦維、辛島靜治等學者則體現(xiàn)了他的教學成果。長期以來,中國的印度學研究是一種潛流,不為學術界所重視。季羨林不信邪,他孜孜以求,三尺講臺,筆耕不綴,譜寫了一曲優(yōu)美動人的中印文化交流之歌,給后人留下了極為寶貴的財富。
　　在中國的印度學研究領域,季羨林三個字其實是一個集體的名稱,其中包括金克木、徐梵澄、黃新川、劉安武、林承杰、耿引曾等老一輩學者,也包括黃寶生、薛克翹、葛維鈞、王邦維等中間學者,還包括更年輕一些的學者。譯著《摩訶婆羅多》、《五十奧義書》、《泰戈爾全集》等,專著《印度古代文學史》、《印度哲學史》、《印度史》、《中國與南亞文化交流志》等,校注《大唐西域記》、《南海寄歸內法傳》等都體現(xiàn)了這一集體的印度學研究能量,是今天中印文化交流的中國軍團。
　　
　　交往新貌:不只是電影和瑜加
　　
　　新中國成立及印度獨立以來,中印文化交流進入了蓬勃發(fā)展的新時期。在過去的60年里,中印文化交流跌宕起伏,有高潮,也有低谷,但始終沒有中斷過。
　　印度是音樂歌舞之鄉(xiāng),也是電影國度,中國心向往之。一曲“阿巴拉古”(“拉茲之歌”)唱遍了大江南北,一支拍球舞(印度舞蹈)跳遍了長城內外。近幾年來,《阿育王》、《寶萊塢生死戀》等印度影片以及印度諸派舞蹈經(jīng)常出入中國的影院劇場,受到中國觀眾的熱烈歡迎。
　　瑜伽是印度的又一個魅力點。這一發(fā)端于自我修行以求得解脫的宗教實踐方式逐漸成為風靡中國的健身運動,為各個年齡群體所接受。
　　中印學術團體的文化交流歷來頻繁。21世紀頭十年,在中印兩國政府的支持下,北京大學于2003年成立印度研究中心,尼赫魯大學于2007年成立孔子學院,前者由時任印度總理瓦杰帕伊揭幕,后者由北京大學協(xié)辦。孔子學院定期獲得中國政府資助,印度研究中心也獲得過印度政府捐贈。在這兩個機構的努力下,印度的漢語教學發(fā)展迅猛,中國的印地語教學也生機勃勃;同時,兩國學界的研究興趣和熱情與日俱增。如此,中印文化交流將更上一層樓。也只有這樣,中印才能相互理解,才能實現(xiàn)互利共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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