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現(xiàn)在進入一個新時期，人們不再滿足于政府說“相信我們，這是為你們好”，而是希望參與決策的過程。離開的政治老人，把未知前路的權與責，交到年青一代的領導者和國民手中。
　　
　　2011年5月8日凌晨，后港體育場。反對黨工人黨的上萬支持者們，已經等了5個小時，等待選舉結果揭曉。
　　為期10天的大選，屈指可數(shù)的類似夜晚，平時表現(xiàn)為理性和政治冷感的新加坡人，突然變得熱烈甚至瘋狂。眼下這開票之夜，除了守候在旁的警察，沒有任何人引領現(xiàn)場秩序。人們此起彼伏地搞些小把戲相互娛樂，一位大叔穿著蘇格蘭式軍樂隊服裝，吹上一曲小號；或是一群辣妹突然興起，喊著工人黨和偶像的名字，揮上一陣黨旗國旗。每當大屏幕上電視臺實況轉播后港體育場，人們就竭盡全力地對著攝像機，或者圍著出鏡記者手舞足蹈，“工人黨”口號響徹云霄。
　　大屏幕上，選舉官楊雅鎂如同機器人一般，不茍言笑地宣讀選票數(shù)據(jù)和結果。從數(shù)字來看，執(zhí)政黨人民行動黨仍然壓倒性獲得了87席國會議席中的81席，6個投入競選的反對黨中，唯有工人黨獲得6個席位，其他可謂全軍覆沒。這是反對黨首次攻克集選區(qū)，也意味著奪得了5個國會席位。然而，每當其他反對黨的敗選記錄出現(xiàn)在屏幕上，工人黨支持者們都會為他們鼓掌，“Well Done”之聲不絕：這一次，大多數(shù)反對黨得票率提高；相應的，人民行動黨獲得了新加坡建國后的最低得票率。
　　記者離開新加坡，是在選后三天。道別時，所有新加坡朋友紛紛打聽我對大選的看法，如同孩童意猶未盡地舔著快吃完的棒棒糖。一位年過不惑的媒體朋友看著我，一字一句地說：“我第一次感覺到，我生活在一個民主國家�！�
　　有規(guī)矩，無懸念
　　“說起新加坡的一黨執(zhí)政，中國人可能比較容易理解為跟中國一樣，”《聯(lián)合早報》評論員葉鵬飛對記者說，“但是，新加坡每五年必須經過一次一人一票的選舉，這是執(zhí)政黨獲得人民政治委托的唯一方式。如果沒有選舉，執(zhí)政黨可能會腐敗，執(zhí)政能力降低�！�
　　相比臺灣要鬧上半年的選舉，新加坡選舉頗有節(jié)制的美德。宣布選舉日期一周之后便是提名日，接下來有9天可以掛廣告、搞群眾大會；9天之后，還有一天冷靜日，然后才是投票日。規(guī)格、程序、地點，都有一整套法律法規(guī)；此外，花在每個選民身上的競選經費不得超過3.5元新幣（約17元人民幣）。
　　人們集結的唯一地點是群眾大會，這些集會場地由警方對外公布，每晚只開放7點到10點，由各個政黨排隊申請。發(fā)言人名單必須事先呈交警方，沒有在警方的事先記錄里，不可以當眾講話�！凹幢阗Y政也不可以講話，我們行動黨必須遵守法律。”人民行動黨前國會議員?士生說。這個緊湊的群眾大會，沒有音樂和表演，沒有旗海飄揚，多半只有簡單的舞臺，連總理李顯龍也承認兒子會去反對黨的會場看熱鬧。
　　從第一晚群眾大會開始，網(wǎng)上就不斷有同一場地不同政黨集會的全景對比照片，執(zhí)政黨的集會如一泓清泉，反對黨的則如汪洋大海。但是這樣的人氣能化作選票和席位嗎？反對黨從來都是這樣的高人氣，但議席卻從未超過4%，盡管他們的得票率在25%到39%之間浮動。
　　因此，1988年開始實施的集選區(qū)制度，一直被反對黨詬病。新加坡超過80%的選民被劃在15個集選區(qū)，每個集選區(qū)每一政黨必須派出四人以上的團隊競選，票數(shù)最高的團隊集體進入國會。由于反對黨通常湊不齊一支夠分量的集選區(qū)團隊，所以大部分都是由執(zhí)政黨直接當選。每次選舉都重劃集選區(qū)，但過程并不透明，因此反對黨每次都質疑執(zhí)政黨把上次反對黨贏得多的地方劃到其他選區(qū)去。
　　不管指責是否合理，新加坡大選沒有懸念眾所周知。不過，這一次很特別：反對黨聯(lián)手挑戰(zhàn)所有選區(qū)，即便李光耀的選區(qū)也只是因為對手團隊在登記日晚提交表格35秒而無人挑戰(zhàn)。這造就了一大群的“首投族”――他們早已成年，可以投票，卻因為執(zhí)政黨屢屢自動當選而沒有投票機會。
　　
　　“喝茶”選能
　　大選前后，手袋品牌“Kate Spade”在新加坡的網(wǎng)上搜索率居然高居第一，這恐怕是時尚第一次與新加坡政治扯上關系。
　　人民行動黨向來以善于更新自己著稱，每次大選都要更新約1/4的候選人。這次推出的24位新候選人，平均年齡40歲，不過其中最年輕的一位、以基層經驗為主打的27歲候選人陳佩玲，卻成為網(wǎng)民們的眼中釘，因為她是李顯龍首席私人秘書的妻子。一段陳佩玲撒嬌跺腳的視頻被網(wǎng)民瘋傳，而陳舉著名牌包Kate Spade（約三四千元人民幣）禮盒，比著“卡哇伊”手勢的照片也到處流傳。網(wǎng)民譏笑陳愛物質，養(yǎng)尊處優(yōu)，不知民生疾苦。
　　實行議會共和制的新加坡，對于注定要執(zhí)政的黨，國會大選不僅是選代議士，還要選總理與部長。因此，人民行動黨嫁接東方傳統(tǒng)和西方制度，實行新加坡特色的“選賢與能”。這是為了規(guī)避民主選舉制度出現(xiàn)那種善于包裝和討好民意而獲得選民支持，而做實事、德才兼?zhèn)涞馁t才反而不獲青睞的情況，這套精英主義的政治領袖選拔機制俗稱“喝茶”。過去5年，人民行動黨已經為兩三百人舉行過“茶會”，這些人都是早年政府獎學金得主和各界精英，從五六輪茶會中過關斬將，還要接受長達八小時的心理測試，才被安排與總理作最后一次面試。這些候選人從政經驗都很淺，但只要被執(zhí)政黨高層認定是“賢能”，就直接吸收入黨。這個選秀的過程有些神秘，但卻是人民行動黨以往拔擢優(yōu)才，保持政府高素質、高效率的不二法門。在現(xiàn)在的社會觀感中，“茶會”卻有些小圈子。除了陳佩玲之外，另外四位新候選人都曾是總理李顯龍或資政李光耀的首席私人秘書。
　　兩年前，新加坡主流報紙《海峽時報》刊登了一篇游記，環(huán)境與水源部常任秘書Tan Yong Soon寫下他帶著妻兒前往法國巴黎頂尖烹飪學校學習5周烹飪的經歷。這個頂級烹飪之旅，總共花費約新幣5萬元。于是，這成為網(wǎng)上熱門議題，燃燒至本次大選。
　　新加坡總理與部長薪金為世界最高，是其他發(fā)達國家元首和政府首腦的數(shù)倍，但這是透明的，也是合法的。只是，這幾年年景不好，即便已經從亞洲金融風暴恢復，新加坡工薪族的收入增長也趕不上物價。新加坡政府在過去幾年采取寬松的移民政策，大量引進外來勞工和專業(yè)人士，這造成本地薪水下降、公共交通擁擠等現(xiàn)象，引起中老年和低收入階層的不滿。在這種情況下，那位到法國旅行的常任秘書被認為不懂民生疾苦。事實上，一些人對執(zhí)政黨的精英都是這個印象。
　　5月1日左右，有200多萬新加坡成年人收到政府的支票，到銀行兌現(xiàn)“增長與分享預算案”。定期與國民分享財政盈余是新加坡政府的慣例，一般家庭在這次預算案中能獲得3000新元，相當于全年收入的5％，以這筆錢彌補生活費用上漲的部分綽綽有余。但以大選結果來看，這個“紅包”并未起到固票效果。工人黨秘書長劉程強的比方代表了一部分人的心聲：“行動黨給你一只雞腿，會要回一只雞！”
　　反對黨與年輕人
　　在新加坡，反對黨除了幾個頭面人物，很難吸納高素質人才。然而，這次選舉，反對黨卻突然改頭換面。
　　社會形象最好的工人黨，來了一個“王牌候選人”陳碩茂。陳是臺灣移民后代，擁有從本科到博士依次是哈佛大學、牛津大學和斯坦福大學的傲人學歷。他常駐北京為跨國律師行工作，輿論普遍認為他是此次競選素質最高的候選人。這一次，工人黨將做了20年議員的秘書長劉程強、黨主席林瑞蓮與陳碩茂放到一個籃子里，甚至將劉程強的老根據(jù)地――后港單選區(qū)交棒給年輕人，強攻集選區(qū)阿裕尼。而行動黨的阿裕尼團隊也是“超級A隊”，內閣三核心之一、外交部長楊榮文領隊，團隊里有新加坡第一位女部長陳惠華，還有全國職工總會助理秘書長王乙康。阿裕尼被王乙康形容為工人黨企圖攻克的“井岡山”，也成為大選最令人矚目的橋頭堡。
　　此外，許多原本屬于人民行動黨陣營的人才也投奔反對黨。民主黨網(wǎng)羅了國務資政吳作棟的前首席私人秘書陳如斯，和他一起組隊的還有著名精神科醫(yī)生、退休上校軍醫(yī)洪永元以及兩位社會政策博士。一向走街頭政治路線、鼓吹新加坡人聽不懂的自由民主的民主黨，推出了產業(yè)改造和影子醫(yī)療保障計劃，并請醫(yī)學專家站臺說明，還推出吉祥物“丹尼民主熊”，減少戾氣，扮理性、專業(yè)和可愛。他們在中央商務區(qū)的午餐演講會水泄不通，中產聽眾落落大方地買黨報、在襯衫上貼上抗稅貼紙，為他們喝彩。
　　國民團結黨還有一位意料之外的超級吸票機――24歲的廣告公司職員佘雪玲。佘的團隊正好與陳佩玲團隊對陣，于是兩個年輕女候選人搶去領隊國務資政吳作棟的風采，集選區(qū)馬林百列之戰(zhàn)被媒體演繹為“雙玲之戰(zhàn)”。佘思維敏捷，言辭爽快，對民生議題真情投入，讓她成為Facebook粉絲最多的新加坡政治人物。
　　大選期間，網(wǎng)絡上高頻率傳遞的多是有利于反對黨的信息。譬如，一支閃回各個反對黨參選人照片的廣告，號召人們“投下決定新加坡未來的一票！”惡搞人民行動黨的Facebook賬號、YouTube視頻層出不窮，而反對黨領袖們則被修改為電影海報中的超人、武林高手。當?shù)匾粋�很有人氣的播客“Mr Brown”，則用MV、自編歌曲和“草泥馬”式的諧音，來調侃集選區(qū)制度和執(zhí)政黨人的言論。
　　雖然網(wǎng)絡明顯不利于執(zhí)政黨，但新加坡的網(wǎng)絡管制并不包括政治，批評執(zhí)政黨的網(wǎng)絡信息暢行無阻。毫無疑問，這些新媒體的操控者主要是年輕網(wǎng)民。這次大選，21歲到44歲選民占將近一半。調查表明，2/3的年輕選民希望國會里有至少20%的反對黨議席。對于這些年輕人，人民行動黨歷次選戰(zhàn)都要強調的組屋翻新、社區(qū)改善議題，難以成為傳媒焦點。而工人黨的競選口號“邁向第一世界國會”，則成為中心議題。
　　對這一趨勢，新加坡內閣資政李光耀忍不住發(fā)言了。這位新加坡老家長不會舍得對這個國家的走向放任自流，他曾經宣稱：“就算你們要把我放到墳墓里去了，如果我覺得什么事情不對勁，也會坐起來。”他對年輕人“輕率”的想法不能茍同：“這是無拘無束的一代，以為新加坡已是一架安全運行、進入自動導航的飛機，國家由誰接管都沒有問題。但我不相信這樣的看法，我們需要有能力的人來掌舵。”
　　在李光耀眼里，反對黨遠未成氣候。于是他也順理成章地說了那句話：“你應該預料到行動黨會優(yōu)先照顧行動黨選區(qū)。如果阿裕尼的選民決定往那個方向走（投工人黨），那他們將有5年時間來度過和懺悔。”這句話在網(wǎng)絡世界的發(fā)酵，幾乎提前奠定了人民行動黨在阿裕尼的敗局。
　　對于李光耀的一系列言論，著名博客“王先生如是說”直接叫板：“哦，得了吧，李光耀，下一回你要嚇唬人，可不可以把你的恐嚇弄得合理一點？”
　　投票前5天，38歲的“首投族”準媽媽Stephanie Chok的網(wǎng)文《投票和我孩子的未來》引起許多人的共鳴，這篇文章反映了一代人對自己成長環(huán)境的反思：“我希望我的兒子由有膽識的領導人帶領，他們不是訴之于恐懼與貪婪來獲得安全的選票，而是鼓勵他作出自己的選擇――可能暫時有些不便，但會導致更加人性的替代方案，而不是現(xiàn)在這個‘要么跟上要么去死’的發(fā)展模式�！�
　　“我希望我的孩子如果對現(xiàn)狀不滿，能無所畏懼地說出他的所思所想……我希望他在一個這樣的國家長大：好日子不純然由GDP增長來定義，更取決于公民守望相助的程度，尤其是對弱者的保護……我希望他能在這樣的教育體系中長大：鼓勵創(chuàng)造、自發(fā)和小淘氣，不要扼殺對那些‘無利可圖’科目的熱情……我希望我的孩子在長大的過程中，能比我對民主有著更加健康的理解和體驗�！�
　　
　　優(yōu)雅地離開
　　執(zhí)政黨贏得了選舉，而工人黨贏得了“井岡山”。新加坡政治版圖已然改變。在這場選戰(zhàn)中，反對黨監(jiān)督制衡的理念被社會接受，而在民生議題的辯論過程中，執(zhí)政黨也承諾推出新的組屋購買政策，照顧弱勢和“夾心層”。
　　楊榮文，在新加坡的部長中是最有人氣的一位，竟然成為這次“分水嶺大選”的“犧牲品”。不過，他本人并不喜歡“犧牲品”這個詞。在選后第三天的記者會上，他用一種超然而“歷史”的態(tài)度解釋自己的失敗，“選民對工人黨在國會里發(fā)出強大聲音的渴望，是涌進阿裕尼的一股政治浪潮，盡管我們盡了最大的努力仍無法抵擋……每件事情都事出有因，每個人都是生命中更大洪流的一部分�！�
　　雖然是出身行伍的工程師背景，但楊榮文總是像一位哲人。在23年的部長生涯中，他歷任5個部門。當?shù)貙W者形容他既有“智商”、“情商”，又有“文化商數(shù)”。2007年記者曾采訪他，沒想到他請私人秘書要去照片和稿子，貼在他的博客上。楊榮文是新加坡部長中第一個寫博客的人，喜歡事無巨細地向網(wǎng)友報告自己的行程。由于經常出訪國外，他無法完成作為國會議員每周一晚接待民眾的 “作業(yè)”，于是試著用社交網(wǎng)絡來做這個工作。
　　選舉后期，他敏感地感受到網(wǎng)絡上的民意走向，并向李顯龍?zhí)岢觯�必須回應民間的聲音。第二天，李顯龍在午間集會上向選民道歉，并在次日開始平生第一次與網(wǎng)民聊天。楊榮文也在大選舉前夜提出執(zhí)政黨改革的議題，不過為時已晚。但楊隨時保持著他的外交家風度，即便知道敗選的那一刻，他也非常得體地向反對黨致意。
　　坊間仍然有各種聲音，要他選總統(tǒng)、選聯(lián)合國秘書長，而他斷然宣布將退出政壇。但與此同時，他再次強調自己會致力于人民行動黨不可回避的改革。他在記者會上分析了網(wǎng)絡科技如何改變社會：“在這之前，我們都在等級制度里運作，現(xiàn)在等級制度正在瓦解�？梢赃m應新思潮的政黨，比那些困在20世紀的政黨更有優(yōu)勢。”
　　在楊榮文宣布退出政壇4天后，李光耀和吳作棟聯(lián)合聲明退出內閣。李光耀時代奠定了這個國家的基礎，新加坡奇跡般地迅速崛起；吳作棟時代，經濟持續(xù)發(fā)展，政治更加有協(xié)商性，但政府也堅決地實施那些長遠對國家有好處、而短期民眾有異議的政策。新加坡現(xiàn)在進入一個新時期，人們不再滿足于政府說“相信我們，這是為你們好”，而是希望參與決策的過程。離開的政治老人，把未知前路的權與責，交到年青一代的領導者和國民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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