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年10月，我應(yīng)臺灣《聯(lián)合報》副刊主編、著名詩人痖弦先生之請，赴臺出席“林語堂誕辰一百周年學術(shù)研討會”。這是我首次參加臺灣文學界的學術(shù)活動，所見所聞無不感到新鮮，而更使我高興的是，結(jié)識了早已心儀、私淑已久的喬志高先生。他本名高克毅，喬志高是他的英文名George Kao的中譯，也是他的筆名。
　　高先生是和他夫人梅卿一起來參加林語堂研討會的。四五十年代高先生夫婦在紐約與林語堂夫婦交往頗多，高先生此次專程自美到臺赴會，是表示對亦師亦友的林語堂的深切懷念，他自己當時也已83歲高齡了。但會上人多，我們未能深談。會后臺灣“海基會”李慶華先生專門設(shè)宴款待林語堂女兒林太乙和她丈夫黎明，喬志高夫婦和來自大陸的施建偉教授(大陸首部《林語堂傳》作者)和我。當時正值第一次著名的“汪辜會談”之后，兩岸學術(shù)文化交流開始頻繁。李慶華宴請的6位中，高、林兩對夫婦在臺灣文化界早已大名鼎鼎，而宴請施和我，明顯是對大陸學人高規(guī)格的禮遇。不料，施教授因先已有約，不克分身，只能由我一人代表了。
　　高先生溫文儒雅，對后輩沒有一點架子，說話又是一口不緊不慢的滬語，使我倍感親切。席間的話題當然是圍繞林語堂而展開，記得高先生說了不少林語堂在紐約的軼事，引得林太乙莞爾，說沒想到您老與我爸爸那么熟悉。我后來才知道高先生走上文學和新聞寫作之路，與兩位現(xiàn)代著名作家有很大關(guān)系。一是梁實秋，梁實秋1927年夏秋之交在上海主編《時事新報?青光》，當時還是中學生的高先生就向《青光》投稿，“師法秋郎(梁實秋)風格，行文尚稱‘幽默’(雖然那時離林語堂發(fā)明此語還有好幾年)，不多幾天居然見報!”到了30年代中期，高先生已負笈美國密蘇里大學新聞學院，又開始為林語堂主編的《宇宙風》撰寫“紐約客談”專欄，與許多文壇前輩一起成為《宇宙風》的經(jīng)常撰稿人。
　　高先生的經(jīng)歷是獨特的。他出身在美國，父親是庚款留美的官費生，在高先生3歲牙牙學語時把他帶回中國。因此，他受的是中國西化家庭的傳統(tǒng)教育，先隨塾師攻讀四書五經(jīng)，在教會名校燕京大學畢業(yè)后，再返回美國深造。雙重的文化熏陶，造就了中英文雙語作家的喬志高，優(yōu)游于中美文化之間的喬志高和研究美語(美國式英語)“生態(tài)”權(quán)威的喬志高。高先生的專業(yè)是新聞學和國際關(guān)系學，但他興趣廣泛，對翻譯和翻譯學有更高的造詣。他30年代曾任上�！洞箨憟蟆�、《中國評論周報》等英文報刊的美國特約通訊40年代在紐約主編《戰(zhàn)時中國》(China at War)；50至60年代在華盛頓擔任“美國之音”編輯；70年代在香港中文大學創(chuàng)編英文《譯叢》(Renditions)雜志，直至1983年榮休，專事中英文著述。高先生篳路藍縷，創(chuàng)編《譯叢》是值得大書特書的。《譯叢》繼承了30年代上海英文月刊《天下》的傳統(tǒng)，以向英語世界讀者介紹中國歷代優(yōu)秀文學藝術(shù)為己任，英譯作品包括從唐詩宋詞到元明戲曲，從《西游記》到《紅樓夢》，還有張愛玲翻譯的《海上花列傳》、錢鐘書的《圍城》和白先勇的“臺北人”特輯等等。來自世界各地的譯者都是一流的高手，譯文都反復(fù)推敲，力求精當，從而使《譯叢》以其純正的文學趣味和嚴謹?shù)膶W術(shù)性在海外學界有口皆碑�！蹲g叢》至今仍在出版，高先生的開創(chuàng)之功實不可沒。
　　當然，對中國讀者而言，高先生的“美語錄”系列(第一輯“言猶在耳”、第二輯“聽其言也”、第三輯“總而言之”)和《最新通俗美語詞典》(與高克永合編)，可能更具影響力。這兩部大書凝聚了高先生半個多世紀潛心“聽”“說”美語的經(jīng)驗，確實是他對中國人英語教學和研究的杰出貢獻。“美語錄”系列已有大陸簡體字本。
　　記得2001年初，我受上海“季風工作室”之托，與高先生聯(lián)系“美語錄”版權(quán)時，他老人家爽快地一口答應(yīng)，還特地寫了《寄大陸讀者》一文作為代序，以賀知章“少小離家老大回”說起，為自己耄耋之年“美語錄”系列能在臺灣、香港和大陸“同步出版”而深感欣慰。在“美語錄”中，高先生以幽默俏皮、亦莊亦諧的筆調(diào)，深入淺出地詮釋美式英語，從總統(tǒng)辭令到汽車文化到流行歌詞到俗語俚語，從美國人習用的新舊詞語的解說擴展到對美國社會人生的認知，像《海外噴飯錄》、《美國人怎樣談情說愛》、《美國人自說白話》等篇都是令人忍俊不禁的雋永之作。高先生討論美語采用的是中國人的視角，中同式的觀點和中國化的智慧，他不僅提醒我們學習英語(準確說是美語)其實是輕松有趣的，十分好玩的，而且從語言的層面對美國文化的剖析也可謂入木三分，以致《英漢大詞典》主編陸谷孫先生認為“作為一名異族，他可能比美國人更能感知美國社會”。
　　《最新通俗美語詞典》初版于1994年，一經(jīng)問世就好評如潮，不脛而走。這是高先生為中國人學習英美語言文化而編注的一種別出心裁、獨創(chuàng)一格的工具書�！笆潜玖ψ�，集大成之作，開卷有益之作”(莊信正語)。此書雖名“詞典”，卻是高先生用他擅長的隨筆體裁寫成。且舉書中對“沒有白吃的午餐”(There’s no such thing as afree lunch)的譯文為例：
　　你遠道來訪，朋友邀約去本地的扶輪社午餐會，還有名人演講，到時，主人請你也講幾句話，你連忙推辭，說毫無準備。朋友笑道：“天下哪有白吃的午餐?你一定得講。”這句時常聽到的調(diào)侃語，背后的哲理就是：天下沒有任人討便宜的事；每樣便宜事都有它的代價。一般認為是經(jīng)濟學家佛利曼最先說的，因為他在一九七五年出過一本書，以此為名。佛氏自己不承認，也不清楚原句從何而來。
　　有考據(jù)癖的都想追蹤此語的出典，以下幾種皆系揣測之言：一九六六年一部科幻小說以此為題材；一九五九年一本討論投資的書有此警句；一八八二年《芝加哥時報》記英國文人王爾德訪美，從東到西，“一路吃白食”(following a free-lunchroute)；一八五四年舊金山一份刊物大談當?shù)亍俺园资场钡牧晳T。其實十九世紀，紐約、紐奧連、舊金山等地的酒館(當年叫saloon)，白天招徠客人飲酒，在柜臺上常備有“免費小吃”(fleelunch)，如煮雞蛋、炸脆條餅(pretzel)、花生米、辣白菜。有些德國館子的相當豐富，還供應(yīng)香腸、酸豬腳等，買一杯威士忌可以乘機飽餐一頓；當然，不喝酒而吃白食的，恕不招待。往后，一來經(jīng)濟情形轉(zhuǎn)變，二來去新式酒吧(cocktail bar)飲飯前酒漸成高級女士的習慣，fleelunch的風尚也逐漸消失�？墒怯脕碜霰扔鳎�被保守派經(jīng)濟學家，如一九七六年諾貝爾經(jīng)濟學獎得主佛利曼教授等人，借以表示自由市場運作的優(yōu)點，反對以政府開支干預(yù)和控制國家的經(jīng)濟。
　　高先生旁征博引，對這句流傳甚廣的名言的解釋真是恰到好處。2004年《最新通俗美語詞典》增訂版問世，高先生在“增訂版前言”中強調(diào)《詞典》初版10年之后增訂重版，“目的不僅在為中文讀者出一本有用的參考書，同時希望作成一種交流中西文化的有趣的讀物。因此可以說這是一本字典，也不止于一本字典”。誠哉斯言。當我收到高先生饋贈的這部沉甸甸的增訂版時，不能不感受到它的學術(shù)文化價值更是沉甸甸的。它是我所見到的最生動活潑、啟人心智的英文詞典，一直是我的良師益友。
　　作為翻譯家，高先生的成就同樣令人矚目。他翻譯的《大亨小傳》(大陸譯作《了不起的蓋茨比》，F(xiàn).S.菲茨杰拉爾德著)、《長夜漫漫路迢迢》(尤金?奧尼爾著)和《天使，望故鄉(xiāng)》(T.伍爾夫著)，都是美國文學名著，而他的翻譯也都是公認的名譯。在高先生看來，“翻譯在本質(zhì)上是一件second best(不得已而求其次)的事，自然不免有這樣或那樣的缺陷”，所以他主張“翻譯文學不是‘對不對’的問題。而是‘不好、好、更好’的問題，而且即使一般‘好的’翻譯也必有見仁見智，各各不同的地方”。高先生謙稱自己“只是個莫‘名’其‘巧’的翻譯者”，但他對翻譯的見解卻是那么深刻而獨到。高先生的翻譯實踐也明白無誤地顯示，譯者如果中文不好，他的翻譯一定不會好。只有像高先生這樣中英文俱佳，他的翻譯才有可能臻于完美。
　　我第二次也是最后一次見到高先生是在2000年初冬香港中文大學首屆“新紀元全球華文青年文學獎”大賽頒獎典禮上，他老人家是“文學翻譯組”評委。在“文學翻譯與創(chuàng)作專題講座”上，高先生娓娓而談，風趣地闡述翻譯是一種“妥協(xié)”，并以克林頓在美國總統(tǒng)競選中的連珠妙語為例說明翻譯如何傳神達意。頒獎典禮隆重的晚宴其實也是為了慶賀高先生90大壽。我記起高先生在張愛玲逝世之后寫了《張愛玲的廣播劇》一文，回憶他與張愛玲在華盛頓的一段短暫的交往，并提供了張愛玲的佚作《伊凡生命中的一天》(根據(jù)索爾仁尼琴成名作改編的廣播劇)，本想就此事向他進一步請教，因時間匆促而作罷，原以為以后還有機會，不想成了永久的遺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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