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侖與“萬通六君子”的成長史可說是中國十幾年來民營企業(yè)與企業(yè)家的典型之一 　　 　　在位于萬通集團的辦公室兼書房里，馮侖輕描淡寫地談著當年的傳奇經(jīng)歷，沒有太多的遮遮掩掩。
　　當然，在交談的過程中，你也會偶爾感覺他性格中的復雜：溫厚中夾雜了尖刻，睿智中透露出誠實，風趣中略帶著狡猾，成熟里顯現(xiàn)了天真……在時代與歲月的激蕩與沖刺中，每個人都是矛盾與復雜的。馮侖身上凸顯著他那個時代創(chuàng)業(yè)者們的特點與共性。
　　他曾經(jīng)是一位在國家機關搞研究，寫文章的“體制文人”，而后成為下海商人，經(jīng)歷了饑餓、流浪、折騰、成功……他所創(chuàng)辦的萬通集團走到今天已經(jīng)16年，馮侖把自己16年的創(chuàng)業(yè)史，寫成了一本名叫《野蠻生長》的書。他說：“這是一本反映中國民營企業(yè)家的心靈史的作品�！�
　　馮侖下海的16年，也正是中國企業(yè)家群體迅速更替與分化的年代。十多年間，群雄并起，聚散離合。王石，牛根生，黃宏生，李東生，顧雛軍等人分別代表了那一代企業(yè)家不同的臉譜與命運。
　　馮侖、王功權、潘石屹、易小迪、王啟富和劉軍，這幾位號稱“萬通六君子”的人生際遇與命運，也在這十幾年間發(fā)生著巨大的變化，他們從貧窮到富有、從呼嘯聚義，到各為諸侯，最終都成為了商業(yè)江湖中的風云人物。
　　個人命運，不過是大時代的微小縮影。
　　
　　歷史沒有真相
　　
　　馮大哥、京城大俠、地產(chǎn)大亨、梟雄、小諸葛、地產(chǎn)理論家、學者、博士……疊加在馮侖身上的這些雅號讓人有些眼花繚亂。
　　曾經(jīng)有人問馮侖：“如果你要是寫作自己的回憶錄，你第一句話會怎么說？”
　　“這個人不是一個人，也不是一個神。 他是一個哺乳類動物，是個被人攪亂成似是而非的哺乳類動物�！边@是他的回答。
　　馮侖說在很多寫他的文章中，沒有一個像他的，但是他也寫不出自己。所謂人在江湖，真的假的有時也難以辨別。
　　他屬于五十年代人，父親是一個企業(yè)工會的領導，從小教會了他寫文章和畫畫。上初中的時候，馮侖就開始看《大邏輯》、《小邏輯》之類的書，家庭背景又讓他在文革期間，能憑一紙介紹信在資料館翻閱了大量“供批判用”的禁書，諸如《尼赫魯傳》、《基辛格傳》、《光榮與夢想》……
　　然后，真正影響到馮侖人生的，卻是他在中央黨校讀研究生時的導師――馬鴻模，這也是一個具有傳奇色彩的人物。他大家出身，性格強悍，鬧過學運，組織過武工隊，出生入死，最終官拜解放軍正師職，分配到中央黨校。馮侖當時是中央黨校最年輕的學員，他們第一次見面就是在黨校。當時馬鴻模留著光頭，身著黑衣，抽著根很粗的雪茄。后來馮侖拜馬鴻模為干爹。
　　干爹成了馮侖的精神教父，在他的身上，很多地方都折射出馬老爺子的影子――一種既有知識分子的邏輯與理性，又混雜著土匪氣質(zhì)的復雜人格。 “我老了會很像他（干爹），我根本不會退休，就是要折騰�！� 馮侖說。在他的錢夾里，放著兩個故去男人的照片。一個是阿拉法特，另一個是他的干爹。
　　在中央黨校，馮侖讀了很多書，比如馬列原著，不僅讀德文版，也讀英文版，不同的版本對照著讀，連標點和注釋都互相比對。
　　“我們以前受了很多正統(tǒng)教育，實際上是一種比較封閉的教育方式。在毛主席去世的時候，我看到很多人哭得很厲害，傷心欲絕；后來我到中央黨校的港臺閱覽室看到了一本畫冊，有一張蔣介石死時的圖片，上面臺灣民眾也哭得很厲害。蔣介石不是被咱們宣傳成壞人嗎，壞人怎么可能有那么多人哭呢。于是，我便發(fā)覺所謂的是非并不是我們想象中的是非�！�
　　他說自己的閱讀習慣，是不單方面地相信一種資料來源，在讀歷史書的時候，他也經(jīng)常同時拿幾個版本來讀。相比那些所謂“正史”，他更傾向于讀“野史”。他甚至認為：“歷史永遠沒有真相。”
　　事實上，不僅大歷史如此，個人歷史也不例外�！爱敃r我們?nèi)f通公司創(chuàng)業(yè)的六個人，雖然共同經(jīng)歷了十五年，但對細節(jié)的回憶，大家又都不太一樣。我今天講的故事，只是為了給今天的人看。所有的歷史都是‘當代史’，寫來都是給當代人看的�！�
　　
　　江湖規(guī)則
　　
　　1991年6月，王功權與馮侖、劉軍等人在海南成立了海南農(nóng)業(yè)高科技投資公司（萬通前身）。成立之初，王功權是法人代表、總經(jīng)理，馮侖和劉軍是副董事長，王啟富是辦公室主任，易小迪則是總經(jīng)理助理，后來的潘石屹主管財務中心。
　　
　　這六個人中，馮侖與王功權的經(jīng)歷相似，都在體制里呆過。馮為人謙和，以兄長待人，而且他腦子活絡，有政治眼光；王功權曾任吉林省委機關的一名宣傳干部，性格有些反叛，善于危機處理；潘石屹年輕一些，在個人的興趣和愛好上，較為海派，做事目的明確，咄咄逼人；易小迪具有出世的智慧，不愛爭搶，舉重若輕，扮演著任勞任怨的實干家的角色；王啟富則愛憎分明，講義氣，真性情；劉軍性格直率，在萬通分家之際，他是惟一敢坐在桌子上，指著馮侖鼻子對他咆哮的人。
　　就是這六個性格鮮明，各有所長的男人，共聚一堂，呼嘯聚義，在海南開始了披荊斬棘的江湖征戰(zhàn)。
　　從1988年海南建省起，中央給予了海南這個特區(qū)超乎想象的優(yōu)惠政策，這給海南帶去了機遇和瘋狂，大量資金涌進這里，甚至出現(xiàn)了“十萬大軍下海南”的盛況。
　　但當時那是一個沒有現(xiàn)代商業(yè)規(guī)則的地方。馮侖他們?nèi)ジ�人談生意、談合作，很多時候生意都是在夜總會里談成的。他們還經(jīng)歷過在夜總會里被人用槍指著腦袋，逼迫撕毀合同的事。萬通公司就是在這樣一種環(huán)境中成長起來的。那個時候中國的民營企業(yè)遵循的是一種江湖規(guī)則。
　　“每一個創(chuàng)業(yè)者都積累了很多解決復雜問題的經(jīng)驗，但中國變化太快，很多經(jīng)驗不具有普遍性。但是偶爾有這么一兩條原則可能還有用，比如說按商業(yè)規(guī)則而不是按照江湖規(guī)則來游戲。以前，我看到在海南有很多朋友之間是砍砍殺殺的，這是江湖規(guī)則，這都是要過去的�！�
　　馮侖把他們“萬通六君子”的結合統(tǒng)稱“梁山模式”。多年之后他看了不少研究水滸、太平天國以及民國土匪的書，某種程度上，也是和他親歷的江湖故事有關。
　　
　　君子分家
　　
　　在“萬通六君子”還沒出現(xiàn)分歧的時候，兄弟幾個曾去拜訪萬科老總王石，王石觀點明確地認為：“馮侖幾個雖然是熱血青年，但是今后面臨到利益沖突，一定會出問題�！毙值芰�人沒把王石的提醒放在心上，甚至還很惱火，認為這低估了他們兄弟之間的情義。
　　可沒想到王石的預言成為了現(xiàn)實，“萬通六君子”最終還是因為理念等方面的不同出現(xiàn)分歧，最終分崩離析，各立門戶。潘石屹帶著他的“SOHO”系列成了地產(chǎn)新貴，王功權轉行創(chuàng)辦“鼎暉創(chuàng)投”，易小迪也搞起了陽光100集團，王啟富成為了“海帝地板”的總裁，劉軍重歸農(nóng)業(yè)高科技投資，在四川從事農(nóng)業(yè)項目，做著果蔬保鮮、儲藏加工和營銷的買賣。只有馮侖一直留在萬通集團。
　　今天看來，六人的分歧代表著不同的價值面向，或者說背后還有決定這種價值選擇的性格差異。
　　好在“萬通六君子”分開后，雖然大多數(shù)仍還留在房地產(chǎn)業(yè)，但彼此之間并沒有成為市場上絕對的敵人。潘石屹的SOHO中國、易小迪的陽光100都曾是萬通的“敵人”，可多年過去，他們都和平共處，甚至在行業(yè)發(fā)展的關鍵時刻共進退。
　　談到在處理痛苦的人際關系時，馮侖又拿出了他在中國傳統(tǒng)哲學中的那一套：“在我很困難的時候，我讀得最多的是《道德經(jīng)》�！兜赖陆�(jīng)》對我的世界觀有很大的改變。比如說我覺得自己是萬通的董事長，把它背在身上，我就讓自己變小了。如果我沒有什么角色，就擁有自由，就會變得強大。這便是老莊的‘虛無’……”
　　也許，正因為從傳統(tǒng)中吸納的知識，可以讓一個外表斯文、內(nèi)心柔弱的讀書人，變得豁達、堅硬。而他在體制內(nèi)工作所積累的政治和社會資源，更成為他的企業(yè)長期發(fā)展的養(yǎng)分。而這些，其實也都是轉型期民營企業(yè)家必不可少的力量。
　　
　　文化印記
　　
　　回首往事，馮侖感慨：歷史就是要委屈一些人，它讓你死，你就死了，這就是歷史的代價。
　　馮侖與“六君子”的成長史可說是中國十幾年來民營企業(yè)與企業(yè)家的典型之一，他們體會了中國商業(yè)秩序逐漸生長的過程。他們沒有“死”。
　　馮侖在自己寫的那本《野蠻生長》中，只提到兩個中國企業(yè)家代表，一位是失敗者牟其中，另一位則是成功者王石――這兩個人都在馮侖的創(chuàng)業(yè)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牟其中是他在萬通公司之前的老板，馮侖曾是牟其中第一幕僚；王石則兼是馮侖的老師與好友。
　　馮侖這樣評價自己的前老板牟其中，“他的商業(yè)邏輯是對的，但他的社會邏輯卻是錯的，但任何一個優(yōu)秀的企業(yè)家都必須注意這兩者的配合�！�
　　馮侖和王石有著不同的個性和人格，但又彼此欣賞。一方面，王石可以說是馮侖在生意場上的學習榜樣，凡是公司有什么事情不清楚，馮侖就打發(fā)下面的人看看萬科怎么解決的，馮侖為此還曾寫了篇名叫《學習萬科好榜樣》的文章。 但另一方面，他們的性格又的確太不相同，馮侖說：“我不登頂，能不登頂就不登頂，他（王石）是以登頂為目的，我以不登頂為取舍。”
　　在寫完《野蠻生長》這本書后，馮侖想寫《歷史現(xiàn)場讀大歷史》,“走遵義、走延安、走廬山、重讀中共黨史，研究微觀的細節(jié)，尋找現(xiàn)場親歷的感覺。”或者，他想以此洗掉身上的江湖習氣和草莽精神，回歸到文人本分。
　　“除了商人，我最想當?shù)氖侵�名文化人。當文人有三種選擇，一種叫反對文人，他們最終可能成為正義的象征與真理的守護者，但這種人容易掉腦袋；第二種叫走狗文人，他們的任務是拍馬屁，這種文人生活得可能不錯，但內(nèi)心苦惱；第三種叫流氓文人，寫點鴛鴦蝴蝶，文人騷客的東西�！�
　　“我分析了一下自己：最早從國家文職人員開始，到后來的下崗、流浪、打工，到自己辦公司，走進江湖，開始一種狂放不羈的表達，這個過程正好是從走狗文人開始，沒留神成為反對文人，最后成為流氓文人。”而文人情結，其實是那一代企業(yè)家身上共同的印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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